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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为“两者兼顾”，不能为效率而改革，也不能简单为公平而改革，要在两者之中找到平衡点，而这个“点”恰恰是改革的难点。
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30多年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30多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开始，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动作，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和“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新一轮改革，都可以看出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成效或成败，直接关系到整体经济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命运。
在改革进入深水期后，未来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哪里？难点又在哪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后，未来还有多少“题”需要破解？为此，本刊特邀四位业界专家，为当前国企改革把脉。
新一轮改革究竟改什么
《支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历多轮国企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提国企改革，这一轮改革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丁力： 国企改革不能简单追求效率。中国的国企改革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要把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公平统一起来。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为“两者兼顾”，不能为效率而改革，也不能简单为公平而改革，不能以效率换公平或以公平换效率，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让两者能良性互动发展，而这个“点”恰恰是改革的难点。
徐利龙：国企改革已进行了好几轮，原来一些存量国企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主要是改革难度更大的国企，要么是大型垄断企业，要么是地方融资平台，都是“难啃的骨头”。
在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前，要有一个“回头看”的过程，总结前几轮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为什么有的企业改制很成功，而有的企业却没有成功？从以往经验看，规则制定至关重要，规则一定要有可预见性，不能今年改了明年就有可能会出问题。比如以往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一开始评估土地资源时认为是“死资源”，但后来随着环境变化，土地不断升值，甚至有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所以，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在做顶层设计时，一定要注意规则的可预见性，即要做好“规则文明”。
张承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法人体系的问题。以前的国有企业，不是独立法人，也不是独立资产，这不是个好现象。构建丰富的、多层次的法人体系，应是国企改革的基础。当前，中国的国企改革主要还是倾向于公司法人，似乎这样就完事了。但这样过于简单，应有不同层次的法人体系，建立多层次的、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混合所有制是不是良方
《支点》：如此看来，“法人治理结构”是新一轮国企改革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张晖明：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背后，其实是产业民主主义的问题。为什么民企不愿参与国企改革，因为他们所占股份处于劣势，在企业经营中没有发言权，参与不了企业经营战略。
长期以来，国企被人诟病的主要问题是政企不分、资（资本）人（管理者）不分的现象，国企领导的个人学识、情感判断等都会影响企业经营管理。当前强调混合所有制，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的一种形式，在所有制结构中，既有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也有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还包括拥有国有和集体成分的合资、合作经济，是不同所有制经济按照一定原则实行联合生产或经营的经济行为。
《支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倡的，那么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解决国企长期以来效率低下的一剂良方吗？
张承耀：事实上，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什么新名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国企往这个方向上改革是对的，但要注意究竟该怎样“混合”，比如中央和地方怎么混合、国资和民资怎么混合、公法人企业和私法人企业怎么混合等，都要分清楚。更关键的是，提出概念很容易，重要的是推进和实施。我认为无论哪一种混合形式，其核心是必须利益共享，否则很难起到应有的效果。
丁力：目前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有经济混合非公经济，另一种是非公经济混合公有经济。不过，倘若这两种形式仍未有清晰的产权界定，此轮国企改革是“换汤不换药”。
当前改革或许可以尝试一种混合所有制的极端模式，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经营私有化。政府没有必要“大包大揽”，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进入企业，向企业收取租金，企业的经营完全由企业自己定。这可以使国有企业“变”为普通企业，经营效率可以大幅提升。
张晖明：混合所有制在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其他方面出现了新的问题，例如存在“为混而混”的现象。既然要进行新一轮国企改革，就不应急于马上“混”，而是首先要制定一套规范的、公平的、公开的竞价体系。我认为，当前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所以有些混乱，根源就在于竞价体系没有厘清。
“租金制”能厘清关系吗
《支点》：竞价体系混乱的背后，实际上也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混乱。换句话说，对国企而言，应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管理之间的关系？
丁力：如我刚才所言，租金是企业的生产成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企业从此脱钩，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市场管理之间的关系得到厘清。无论企业经营效益如何，租金都要定期上交，这保证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同时，在确保生产资料所有者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同样可实现生产效率的最佳化。我在东莞做过调研，当地农民以土地及厂房租赁给企业就是佐证，只要企业正常运转，农民通过租金获得收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也得以理顺。
混合所有制的“租金制”有两个好处。首先，它划清了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此时国有企业转身变为使用国有资产的一般企业；其次，倘若企业嫌租金过高，政府可通过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来决定租赁价格，非公经济也可以来租赁使用。此时，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真正平等，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国资委的全新职责是，培育国有资产交易市场，同时发布国有资产租赁价格。 徐利龙：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还是要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去落实，但不要发生理解偏差。很多时候一提到改革，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这个说法没有错，但要注意，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不仅提到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其后面还有一句话“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是说在改制过程中应尊重市场规律，而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应该干预。
在这个过程中，以往是政府干预得过多，实施的是“正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即哪些事可以做，现在应该为改革制定“负面清单”，只规定哪些是不能做的，其他的都应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如何让分类监管落实到位
《支点》：正如国企要分清机关干部和市场人才的配置问题一样，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后，很多专家提出国企将进入到分类监管的新时期。问题是，如何能让分类监管落实到位？
张晖明：分类监管是当前国资改革一大亮点，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市场。换句话说，分类监管的思路是对的，但并未表明找到了国有资产的科学评价标准，最终还是要由市场评价来定。真正评价国资效率的客观条件是市场的充分竞争和充分发育，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市场的边际。所以，分类监管在现阶段深化国有资本改革中是值得肯定的，但还要继续探索。
在发达国家，很多国有企业都上市了。这些公司全部接受市场考验，实现国资真正的保值增值。只有全社会的市场发育走向成熟，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定价体系，国资改革才能达到一个自然均衡的状态。
《支点》：这是否意味着国资部门的管理职能要发生变化？
徐利龙：新一轮改革对国资及国企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要想取得成功，主管部门应该做到去“三化”。一是去“行政化”，即不能再把国企当成政府部门；二是去“控股化”，即不要强调国资非要达到多少比例的控股，非要控股民营资本；三是去“官员化”，在混合所有制企业里，不应再强调官员级别大小，而应建立现代职业经理人队伍。
在去“行政化”、“官员化”之后，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不管具体事也不管具体人的情况下，剩下的主要精力就是管资本。“事”和“人”应交给市场来管理，即做什么项目、谁去做项目由市场说了算。而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就要由政府来管，也就是说国资部门要管规则，通过制定规则让资本达到利润最大化。（支点杂志2014年5月刊）
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30多年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30多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开始，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动作，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和“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新一轮改革，都可以看出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成效或成败，直接关系到整体经济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命运。
在改革进入深水期后，未来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哪里？难点又在哪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后，未来还有多少“题”需要破解？为此，本刊特邀四位业界专家，为当前国企改革把脉。
新一轮改革究竟改什么
《支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历多轮国企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提国企改革，这一轮改革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丁力： 国企改革不能简单追求效率。中国的国企改革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要把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公平统一起来。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为“两者兼顾”，不能为效率而改革，也不能简单为公平而改革，不能以效率换公平或以公平换效率，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让两者能良性互动发展，而这个“点”恰恰是改革的难点。
徐利龙：国企改革已进行了好几轮，原来一些存量国企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主要是改革难度更大的国企，要么是大型垄断企业，要么是地方融资平台，都是“难啃的骨头”。
在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前，要有一个“回头看”的过程，总结前几轮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为什么有的企业改制很成功，而有的企业却没有成功？从以往经验看，规则制定至关重要，规则一定要有可预见性，不能今年改了明年就有可能会出问题。比如以往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一开始评估土地资源时认为是“死资源”，但后来随着环境变化，土地不断升值，甚至有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所以，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在做顶层设计时，一定要注意规则的可预见性，即要做好“规则文明”。
张承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法人体系的问题。以前的国有企业，不是独立法人，也不是独立资产，这不是个好现象。构建丰富的、多层次的法人体系，应是国企改革的基础。当前，中国的国企改革主要还是倾向于公司法人，似乎这样就完事了。但这样过于简单，应有不同层次的法人体系，建立多层次的、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混合所有制是不是良方
《支点》：如此看来，“法人治理结构”是新一轮国企改革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张晖明：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背后，其实是产业民主主义的问题。为什么民企不愿参与国企改革，因为他们所占股份处于劣势，在企业经营中没有发言权，参与不了企业经营战略。
长期以来，国企被人诟病的主要问题是政企不分、资（资本）人（管理者）不分的现象，国企领导的个人学识、情感判断等都会影响企业经营管理。当前强调混合所有制，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的一种形式，在所有制结构中，既有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也有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还包括拥有国有和集体成分的合资、合作经济，是不同所有制经济按照一定原则实行联合生产或经营的经济行为。
《支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倡的，那么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解决国企长期以来效率低下的一剂良方吗？
张承耀：事实上，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什么新名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国企往这个方向上改革是对的，但要注意究竟该怎样“混合”，比如中央和地方怎么混合、国资和民资怎么混合、公法人企业和私法人企业怎么混合等，都要分清楚。更关键的是，提出概念很容易，重要的是推进和实施。我认为无论哪一种混合形式，其核心是必须利益共享，否则很难起到应有的效果。
丁力：目前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有经济混合非公经济，另一种是非公经济混合公有经济。不过，倘若这两种形式仍未有清晰的产权界定，此轮国企改革是“换汤不换药”。
当前改革或许可以尝试一种混合所有制的极端模式，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经营私有化。政府没有必要“大包大揽”，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进入企业，向企业收取租金，企业的经营完全由企业自己定。这可以使国有企业“变”为普通企业，经营效率可以大幅提升。
张晖明：混合所有制在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其他方面出现了新的问题，例如存在“为混而混”的现象。既然要进行新一轮国企改革，就不应急于马上“混”，而是首先要制定一套规范的、公平的、公开的竞价体系。我认为，当前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所以有些混乱，根源就在于竞价体系没有厘清。
“租金制”能厘清关系吗
《支点》：竞价体系混乱的背后，实际上也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混乱。换句话说，对国企而言，应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管理之间的关系？
丁力：如我刚才所言，租金是企业的生产成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企业从此脱钩，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市场管理之间的关系得到厘清。无论企业经营效益如何，租金都要定期上交，这保证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同时，在确保生产资料所有者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同样可实现生产效率的最佳化。我在东莞做过调研，当地农民以土地及厂房租赁给企业就是佐证，只要企业正常运转，农民通过租金获得收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也得以理顺。
混合所有制的“租金制”有两个好处。首先，它划清了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此时国有企业转身变为使用国有资产的一般企业；其次，倘若企业嫌租金过高，政府可通过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来决定租赁价格，非公经济也可以来租赁使用。此时，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真正平等，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国资委的全新职责是，培育国有资产交易市场，同时发布国有资产租赁价格。 徐利龙：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还是要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去落实，但不要发生理解偏差。很多时候一提到改革，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这个说法没有错，但要注意，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不仅提到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其后面还有一句话“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是说在改制过程中应尊重市场规律，而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应该干预。
在这个过程中，以往是政府干预得过多，实施的是“正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即哪些事可以做，现在应该为改革制定“负面清单”，只规定哪些是不能做的，其他的都应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如何让分类监管落实到位
《支点》：正如国企要分清机关干部和市场人才的配置问题一样，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后，很多专家提出国企将进入到分类监管的新时期。问题是，如何能让分类监管落实到位？
张晖明：分类监管是当前国资改革一大亮点，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市场。换句话说，分类监管的思路是对的，但并未表明找到了国有资产的科学评价标准，最终还是要由市场评价来定。真正评价国资效率的客观条件是市场的充分竞争和充分发育，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市场的边际。所以，分类监管在现阶段深化国有资本改革中是值得肯定的，但还要继续探索。
在发达国家，很多国有企业都上市了。这些公司全部接受市场考验，实现国资真正的保值增值。只有全社会的市场发育走向成熟，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定价体系，国资改革才能达到一个自然均衡的状态。
《支点》：这是否意味着国资部门的管理职能要发生变化？
徐利龙：新一轮改革对国资及国企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要想取得成功，主管部门应该做到去“三化”。一是去“行政化”，即不能再把国企当成政府部门；二是去“控股化”，即不要强调国资非要达到多少比例的控股，非要控股民营资本；三是去“官员化”，在混合所有制企业里，不应再强调官员级别大小，而应建立现代职业经理人队伍。
在去“行政化”、“官员化”之后，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不管具体事也不管具体人的情况下，剩下的主要精力就是管资本。“事”和“人”应交给市场来管理，即做什么项目、谁去做项目由市场说了算。而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就要由政府来管，也就是说国资部门要管规则，通过制定规则让资本达到利润最大化。（支点杂志2014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