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录》

　　[日] 内山完造 著
　　刘柠 译
　　九州出版社
　　2021年1月

　　大多数人知道内山完造，是因为他是鲁迅先生的密友。他所经营的内山书店在1917-1945年间，从最初只经营《圣经》和圣经研究杂志的一爿夫妻店，发展成了上海最大的人文书店，并兼营出版，为战时的中日文化交流架起了难能可贵的桥梁。
　　《花甲录》是内山完造于1950年完成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结合19世纪末至中日战争结束期间的历史背景，这本书可视为一名日本反战派基督徒对日本现代史、中日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的回望。对于想要了解中日关系的读者来说，此书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满载史料的参考性著作。
　　内山于明治中期出生在一处偏远的山村，自认有着调皮捣蛋喜欢恶作剧的不良品性。因不满家中唯家父一人独食白米饭，而听说去大阪奉公每日三餐皆食白米饭，于是毅然决然于十二岁离开家乡，自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浪人生涯。一直到二十八岁，对于出身底层且无学历的内山来说，中国成为一个谋求生计的现实选项。他抱着中国相对于“五寸”的日本来说是“四寸人的社会”偏见自苏州河上岸，自此其中国观在亲历和观察中不断得到修正和重构。
　　在作为内山书店的老板活跃于中日文化界之前，内山作为一名卖眼药的游商，足迹遍及中国华东、华中、华南的大部分地区，他被中国商人、普通店员、纤夫、苦力和乞丐身上的勤勉、守信、隐忍和淡定自若的品性打动，而日本人的歇斯底里、躁动不安、无礼和霸道则让他惭愧于“无知的傲慢”，相较之下，内山在感佩中看出了“民族的轻率与持重”，这也部分解释了他为什么在日后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派知识分子。
　　以内山书店的开设为界，他的人生角色从游商开始向书店经营者转型。自此，内山依托书店，通过主办文艺漫谈会、开办日语学会、成立上海童话协会、举办木刻画展等方式积极参与到文化生活中，和鲁迅、陈望道、郭沫若等人的结识也是在这一阶段。借助内山的回忆，我们得以从个体的视角再次审视殖民时代里战争的荒诞和军国主义的欺世盗名，也从他带着温度的真诚文字中感佩一对反战基督徒夫妇在生活中对信仰的践行。
　　这本书相较于专门的史学类著作，因其笔触的平易近人而更具可读性，内容上以他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穿插了作者对中日两国政治局势和文化交流的观察评论，同时记载了大量对中日两国风土人情的观察。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因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突然间被遣散归国，当时写就的日记札记全部丧失，因此在文献和细节上无处参考，如此全凭回忆式的写作恰应了茨威格对“个体保存下来的回忆是为他人保存的记忆”，因此最终需由读者们去选择判断这样一部个人史的价值。

《活着：安第斯山上的幸存者》

　　[英]皮尔斯·保罗·里德 著
　　胡萌琦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3月
　　1972年10月13日，一架载有45人的客机从乌拉圭飞往智利，但因为遇上风暴坠毁在3900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脉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幸存者该如何求生？这是一个记叙了奇迹的生存故事：21人当场丧生后，其余24名幸存者艰难求生，不幸8人又在逃生中被雪崩夺去生命，最终有16人于同年12月22日之前陆续走出雪域而生还，被世人称之为“安第斯奇迹”。
　　飞机坠毁后，每个人身上都有或轻或重的伤，更加迫切的是物资短缺。前期每天一块巧克力、一瓶盖葡萄酒和一小勺果酱的定量供应，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拮据但尚平静的日子最终还是流逝而尽。人们不得不面对食物耗尽的残酷现实：在寸草不生的雪地里，唯一的食物只剩下尸体。
　　面对这道选择题，有人犹豫不决，有人无比厌恶。幸存者泽尔必诺的一番话减轻了顾虑：“如果我的尸体能够帮助你们活下去，那么我肯定希望你们好好利用它。”朋友的舍命是一份残酷的生存礼物，他们由此订下了一个“恐怖协议”—“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也正是靠着遇难者的人肉果腹，幸存者才活了下来。
　　这个举动也在他们回归文明社会后引发轩然大波，舆论为这种惊世骇俗之举而震惊。遇难者父母作出了理解：“如果不做出勇敢的决定，没有人能够在那种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
　　在与死神艰苦卓绝的抗争中，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求生或是向死。幸存者们的确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在向生的过程中，他们并未丧失人性沦为野人，始终遵循着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没有抛弃伤员，形成了互助平衡的小型自救组织。即使存在着矛盾与摩擦，但他们分工协作，始终坚持着。终于两位先行的幸存者成功将全部人的呼救传达给世人。即便在绝境之中，人类永不放弃的精神依然闪着动人的光。

《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郑永年 著
　　东方出版社
　　2021年4月
　　进入炙热夏季的印度以日均确诊35万确诊病例令世人心痛，在全球化的当下，面对疫情的卫生健康危机，各国的准备远远不够。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研究这场全人类危机时，提出“有限全球化”的概念。他的依据是：疫情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波及，促使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更想收回自身的“经济主权”。这样的一致行动会让全球化方向发生变化—过去的“超级全球化”变为“有限的全球化”。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化恰恰成为西方政府抗疫失败的一大因素。美國欧洲虽然具有最发达的公共卫生系统，但新冠疫情的国内境遇依然糟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使得口罩、呼吸机等基础物资产业链大量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大幅降低。
　　不过他也认为，面对有限全球化无需过于悲观。一是因为有限全球化不等于“去中国化”，而是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迁至越南、印度等地，以此降低成本。二是从长期来看，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西方企业撤离后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可以迅速占领。书中对中国经济未来乐观的预期明显。郑永年的预想是，“有限的全球化”下，尽管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陆续会将部分企业迁回本国，但这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完成，这些国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链迁回。
　　这本书视角宏观，提供了一种中国面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应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