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红或许不会问，迟到的正义算不算正义？
　　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
　　等了20年后，劳荣枝的案子终于开庭。在合肥案中，劳荣枝的同谋法子英，只是为了恐吓被绑架者，在街上随意找了个木工回家，把他杀了给被绑架者看。
　　这个木匠，就是朱大红的丈夫，陆中铭。
　　那个时候，陆中铭才刚结束“农忙”，到省城打工只有两天。朱大红在家里，和她的三个孩子一起，等着丈夫寄回家用。
　　十几天后，她接到通知，叫她去合肥辨别尸体。上一次见面的丈夫，这一次的身份是“无名木匠”。
　　痛哭一场，回到家中，朱大红躺了一个多月。最后，她为了孩子们起身。孩子太小，一个3岁，一个4岁，一个7岁，围在她身边。
　　她这一生，只进过两次庭审。20年前的那次，她在现场留下一张悲愤的脸。
　　朱大红说，那时她想看看法子英，但看不见。1999年12月，对法子英的审判，是最实在的公开审判。群众一拥而入，在被告席的身后挤成一团，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朱大红的身高，够不过去。
　　但她又说，看不见也好。她是想看，但不敢看。
　　审判之前，朱大红去过看守所，看到了法子英。隔着障碍，她的头不敢抬起来，只是依稀记得，“好怕人，脸是青的，双手撑在椅子上—被铐着。他一只脚翘在桌子上，腿都烂了，蛆在上面爬”。
　　因为被捕时反抗，一只腿被枪击的法子英，在朱大红记忆里没有半点虚弱。相反，她感到对方气场强大。
　　“杀人犯嘛，你想”，20年后，朱大红回忆这一幕，双手还在不停地摩挲。
　　第二次进庭审，是为了看看劳荣枝。开庭前，朱大红面对媒体镜头，居然可以说说笑笑，悲伤似乎不存在了。她只会说那一两句：“劳荣枝他们，害得我家好苦，法律一定要严惩她！”
　　到了法庭，劳荣枝进门，走向被告席时，朱大红的头又低下了。
　　她回到酒店，仍然是憨态地笑着，说：“杀人犯嘛，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在她的世界里，杀人犯是另一个物种，像怪兽般可怕。她解释说，能下手杀人的人，心要多硬，手要多狠。杀过人后，那种恐惧压着他们，于是，他们就越变越坏。
　　至少在法庭上，劳荣枝看上去不吓人。对自己的行为，她口口声声对不起。对受害的家属，她一句一个抱歉。
　　而且，整个过程中，她哭了至少4次，尤其是最终陈词时，劳荣枝发言说，她的20年不见天日，躲躲藏藏，而她是多么渴望正常的生活。
　　可是，正常的生活，朱大红也不曾拥有。
　　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孩子，种地、务工，让孩子们上大学。20年前，法庭上那张悲愤的脸，多少看得见青春。但现在的她，腰身粗壮，手指粗糙，满脸纹路。
　　劳荣枝辩解时，说那时的她21岁，是人生最好的年纪，她不想投入监狱。
　　但那也是朱大红的青春年纪。
　　朱大红的发言机会不多。劳荣枝与法子英，涉及旧案累案，光刑事部分就长篇累牍，争论不完。第二天庭审下午，终于轮到了民事部分。
　　好像往事又回来了，悲伤袭上心头，朱大红痛哭着向劳荣枝质问：“你的心是肉长的吗？”她一连问了四五次。
　　休庭后，回到酒店，朱大紅恢复了憨态笑容。她说：“我敢看杀人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