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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国际金融新体制过程中，鉴于国际金融秩序发展历史，中国在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的同时，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新体制的建设，这样才能保证中国今后的持续发展。
2008年7月19日，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站在全球和战略高度，提出以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目标，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等四大建议，向世界明确表达了中国将积极参与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姿态。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特别是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今天，构建怎样的国际金融新体制深为各国所普遍关注。中国应当积极成为“新规则”制定的参与者，这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铸币税之争：英国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金融秩序是以英国霸权下的金本位制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特征的。当时，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着国内外的黄金流动，伦敦占据着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国际上对英镑与其他货币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充满信心，这些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了《考登－雪佛来协定》，这不仅互降了两国间的关税，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签订关税协定，使国际贸易体制进入相对稳定时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大英帝国的国际霸主地位遭到挑战，金本位制也随之崩溃。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了世界货币会议，提出实施金汇兑本位制度，此后，英国、法国、美国等相继恢复金本位制。
1929年—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促使凯恩斯主义兴起，并迅速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1931年，英国宣布退出金本位制之后，其他发达国家也相继追随。各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甚至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国际化特征的金融秩序不复存在。面对金本位制之后无序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界掀起的却是一波又一波的“以邻为壑”的货币战，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各国也试图努力扭转这种形势(如1933年和1936年签订的货币协定)，但终因各自无法调和的利益取向而失败。
很显然，金本位制对于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主要表现有如下特征：金币的自由铸造、自由兑换与自由输出人保证了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各国货币的汇率由含金量所决定，国际金本位制是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对于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起到重要作用。
采纳金本位制与否是各国的利益之争，其中最直观的利益即所谓铸币税之争。铸币税亦称“货币税”，是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在发行货币并吸纳等值黄金等财富后，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的经济现象。铸币税之争直接反映了各国实力的角逐。一战后，国际社会试图恢复金本位制，但由于英国金融霸主地位的不复存在，而美国此时还没有做好接替英国，行使调节国际货币职责的准备，使得这一努力未能成功，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是在某种程度上勉为其难地维持着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与金币本位制不可同日而语。
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主导
1944年7月，以美国为首的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由此构成的国际金融体制即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该体系是参与国利益博弈与相互竞争、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反映了欧洲工业国家的某些诉求，更体现出美国主导全球的利益欲求。当时多数欧洲国家既对汇率调整的作用表示怀疑，又不愿回到传统金本位制下的钉住汇率，希望汇率调整能够与维持内部平衡的政策相兼容。而美国当时拥有充足的外部头寸希望利用钉住汇率来促进国际贸易复苏。同时，作为世界主要贷款人，美国也不愿满足欧洲不受限制的国际收支融资需求，于是提出了所谓“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度。鉴于20世纪30年代国内货币秩序的混乱，美国强调货币稳定优先措施，抛出每35美元兑1盎司黄金，其他国家货币钉住美元政策。基于该协议而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提供国际货币事务磋商机制，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融资支持，并对国际货币调整进行监管。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为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双挂钩原则(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进行了广泛的国际货币合作。这对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协调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及促进世界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因此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但如果美国运用美元贬值宋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其他国家也可利用本国货币贬值的手法来抵消汇率上的劣势。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制中存在内在矛盾，即所谓的特里芬悖论：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而其盟国则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借助于其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其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日元间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也随之诞生。
金融自由化：中国参与
1985年9月，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等五国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目的在于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即著名的“广场协议”。
该协议使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在1985年后的10年间，其汇率从250: 1一路上涨到80:1，从而导致了日本经济过热。日本央行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升值并平抑物价，但此举却引起了更严重后果：侵蚀性的利率下降，接着是股市、地产和投资等领域泡沫的泛起。1989年，政府上调利率以应付之前出现的一系列危机。但短期利率的倍增，进一步把日本推进了经济持续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旋涡中。
表面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解决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所拥有的庞大数量美元资产来看，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美国断然采取了美元贬值政策，它造成了原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崩溃，导致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扩张。
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而是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这也被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斯特林芝称为“赌场资本主义”时代。在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流动制造牟利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而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而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如1979至1980年拉丁美洲、1995年墨西哥、1997—1998年的东南亚、1998年的俄罗斯、1999年的巴西以及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甚至成为美元储备的第一大国，人民币已经在亚洲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伴随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币国际地位必将进一步上升，也最终将成为世界上主要货币之一。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恰逢世界金融自由化蓬勃发展，这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以各种形式流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享受这种流动所带来机遇的同时，中国等国家也面临着巨大风险。因此，在构建国际金融新体制过程中，鉴于国际金融秩序发展历史，如英国主导的金本位体制和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在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的同时，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新体制的建设，这样才能保证中国今后的持续发展。
2008年7月19日，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站在全球和战略高度，提出以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目标，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等四大建议，向世界明确表达了中国将积极参与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姿态。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特别是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今天，构建怎样的国际金融新体制深为各国所普遍关注。中国应当积极成为“新规则”制定的参与者，这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铸币税之争：英国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金融秩序是以英国霸权下的金本位制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特征的。当时，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着国内外的黄金流动，伦敦占据着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国际上对英镑与其他货币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充满信心，这些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了《考登－雪佛来协定》，这不仅互降了两国间的关税，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签订关税协定，使国际贸易体制进入相对稳定时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大英帝国的国际霸主地位遭到挑战，金本位制也随之崩溃。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了世界货币会议，提出实施金汇兑本位制度，此后，英国、法国、美国等相继恢复金本位制。
1929年—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促使凯恩斯主义兴起，并迅速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1931年，英国宣布退出金本位制之后，其他发达国家也相继追随。各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甚至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国际化特征的金融秩序不复存在。面对金本位制之后无序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界掀起的却是一波又一波的“以邻为壑”的货币战，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各国也试图努力扭转这种形势(如1933年和1936年签订的货币协定)，但终因各自无法调和的利益取向而失败。
很显然，金本位制对于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主要表现有如下特征：金币的自由铸造、自由兑换与自由输出人保证了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各国货币的汇率由含金量所决定，国际金本位制是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对于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起到重要作用。
采纳金本位制与否是各国的利益之争，其中最直观的利益即所谓铸币税之争。铸币税亦称“货币税”，是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在发行货币并吸纳等值黄金等财富后，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的经济现象。铸币税之争直接反映了各国实力的角逐。一战后，国际社会试图恢复金本位制，但由于英国金融霸主地位的不复存在，而美国此时还没有做好接替英国，行使调节国际货币职责的准备，使得这一努力未能成功，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是在某种程度上勉为其难地维持着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与金币本位制不可同日而语。
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主导
1944年7月，以美国为首的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由此构成的国际金融体制即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该体系是参与国利益博弈与相互竞争、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反映了欧洲工业国家的某些诉求，更体现出美国主导全球的利益欲求。当时多数欧洲国家既对汇率调整的作用表示怀疑，又不愿回到传统金本位制下的钉住汇率，希望汇率调整能够与维持内部平衡的政策相兼容。而美国当时拥有充足的外部头寸希望利用钉住汇率来促进国际贸易复苏。同时，作为世界主要贷款人，美国也不愿满足欧洲不受限制的国际收支融资需求，于是提出了所谓“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度。鉴于20世纪30年代国内货币秩序的混乱，美国强调货币稳定优先措施，抛出每35美元兑1盎司黄金，其他国家货币钉住美元政策。基于该协议而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提供国际货币事务磋商机制，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融资支持，并对国际货币调整进行监管。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为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双挂钩原则(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进行了广泛的国际货币合作。这对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协调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及促进世界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因此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但如果美国运用美元贬值宋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其他国家也可利用本国货币贬值的手法来抵消汇率上的劣势。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制中存在内在矛盾，即所谓的特里芬悖论：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而其盟国则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借助于其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其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日元间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也随之诞生。
金融自由化：中国参与
1985年9月，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等五国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目的在于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即著名的“广场协议”。
该协议使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在1985年后的10年间，其汇率从250: 1一路上涨到80:1，从而导致了日本经济过热。日本央行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升值并平抑物价，但此举却引起了更严重后果：侵蚀性的利率下降，接着是股市、地产和投资等领域泡沫的泛起。1989年，政府上调利率以应付之前出现的一系列危机。但短期利率的倍增，进一步把日本推进了经济持续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旋涡中。
表面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解决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所拥有的庞大数量美元资产来看，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美国断然采取了美元贬值政策，它造成了原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崩溃，导致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扩张。
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而是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这也被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斯特林芝称为“赌场资本主义”时代。在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流动制造牟利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而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而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如1979至1980年拉丁美洲、1995年墨西哥、1997—1998年的东南亚、1998年的俄罗斯、1999年的巴西以及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甚至成为美元储备的第一大国，人民币已经在亚洲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伴随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币国际地位必将进一步上升，也最终将成为世界上主要货币之一。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恰逢世界金融自由化蓬勃发展，这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以各种形式流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享受这种流动所带来机遇的同时，中国等国家也面临着巨大风险。因此，在构建国际金融新体制过程中，鉴于国际金融秩序发展历史，如英国主导的金本位体制和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在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的同时，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新体制的建设，这样才能保证中国今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