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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是学外语的，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总离不了用外语写一些东西，所以深知用外语写作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对学母语的人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连小孩子都能运用自如的东西，而对外语学习者可能就是怪隆的东西，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翻阅很多资料才能勉强查到，而印象往往还是模棱两可，而不可能像母语学习者那样运用的那么自如、贴切、自然。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那句老掉牙的打招呼的方式：“你吃过了吗?”我们中国人人人会用，用得恰到好处，而外国人学这句话恐怕不知要跟着汉语老师重复多少遍，才能学会。这就是外语之难。
学说外语不容易，用外语写作更不容易。这个想法是最近阅读马悦然教授的新作《另一种乡愁》时产生的。马教授是瑞典驰名世界的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惟一一位，瞳中文的评委。1965年以来，他把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他的母语——瑞典文。他的译作包括《诗经》、《楚辞》，大量的汉代诗歌，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等文坛巨擘的作品，还翻译过朦胧诗人北岛等人的诗歌。此外他还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和沈从文、李锐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教授对中国文学熟悉的程度，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甚至完全使我们对我们自己祖国文化的无知备感汗颜。有一件事足以说明问题：五四运动初期是小诗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像冰心、俞平伯、朱自清、何植三、郭绍虞和宗白华等小诗大师。这些名字我们都耳熟能详。但若提到四川籍的诗人杨吉甫，恐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了。马悦然教授不但熟悉这位诗人并且把他的部分短诗译成了瑞典文和英文。他在书中写道：“1981年我把杨吉甫的一部分短诗译成英文寄给香港大学所出的《译丛》。半年没有收到回信之后，我又写一封信问《译丛》到底要不要发我的译稿?《译丛》编辑部回信说他们原来简直不知道杨吉甫是何许人，他们认为诗是我自己写的，我在跟他们开玩笑！我所译的杨吉甫的小诗发表在《译丛》1981年的16期。”(《一位被遗忘的诗人》)
《另一种乡愁》文笔朴实无华，简洁流畅，但感情真挚，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那深深的热爱，对他的第二个祖国那浓浓的“乡愁”。
马教授虽然是汉学大师，但他毕竟是把汉语作为外语进行学习的；他虽然常年浸润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典籍之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造诣颇深，但他毕竟基本是在缺乏自然的汉语语言环境的情况下研修汉语的。换言之，他是把汉语言文化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而不是当成日常生活的交际工具使用的。因此他的文章行文之中不可避免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语言“硬伤”。在这里笔者不揣冒昧略举数例，仅仅想借此说明用外语写作之不易，但愿这篇小文不至于影响马教授的文名。
一是个别地方冷不丁会冒出一些四川方言，令我们这些没有到过四川的“外省人”莫明所以。比如说：《我们上峨眉山去吧！》一文中刚刚还在吟诵“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诗意正浓之时，突然来了一句“莫来头”，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是这篇文章，讲万年寺内的铜像之高，来了句“太大很了！”《一个真奇妙的事》里描写五十年代的深圳罗湖是“那时的罗湖跟今天的罗湖完全不同；边境的板桥这边有一所驻扎一小队英国兵的木头平房子，在板桥那边有一所同样的驻扎一小队中国兵的木头平房子。”然后就是一句“那地方啥子都莫得！只有空肚子等待！”谈到吃，他说“真的，只要是有辣椒，啥子东西都好吃！”这大概和他早年在四川搞方言研究时，曾和峨眉山的高僧学的汉语，娶的又是四川籍夫人有关系。
至于《仁者乐山——一个奇特而真实的故事》中“覃老先生的父亲覃钟岳原籍河南省的衡山”一句，若不是犯了地理知识的常识性错误，那就是作者的笔误了。因为衡山不在河南省，而是在湖南省，河南省的五岳之一是少林寺所在地——嵩山。
另一个是他的汉语不少地方明显有受西方语言影响的痕迹，显得不够纯正、地道，读起来磕磕绊绊的。比如：“瑞典的牧师和他夫人当天安排一个宴会。”其实这里的“他”字不写上下文关系也非常明确，一个“宴会”，汉语里似乎不这么讲。而有的句子就像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了。比如：
那时的社会不安定，土匪多，所以陈家认为三米多高的带玻璃刺的墙不够安全，还养了两条狗。其中一条叫“拖泥”(Tony)。它是一条瞎了眼睛，可是鼻引艮灵的、会咬人但不会叫的白色的猎狗。另一个不叫“带水”，而叫“棒客”(土匪)。他是一条非常温柔的、又不会咬人、又不会叫，只会摆尾巴的棕色的猎狗。我也养一条叫“月色芬”(Josephine)的，只会叫、不会咬人的小狗，天天跟着它的狗叔叔们跑。(《另一种道德》)
这本是一段非常生动逼真、幽默俏皮的描写。尤其是狗的名字真是中西合璧，令人叫绝，比之简单的音译(不妨译成“托尼”和“约瑟芬”，看看效果如何?)不知要强上多少倍!我想，能给爱犬取这么“有文化”的名字恐怕非马悦然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家莫属。问题是这几句描述狗的修饰语太长了，颇有些像英语里的定语从句，不符合汉语里只要短定语的习惯。定语多了，“的”字就不会少，给人的感觉是叠床架屋、啰里啰嗦。用余光中先生的话说叫“的的不休”。余先生讲这话本来是批评翻译的弊病的，但是这种“翻译病”已经影响到一些作家的写作，其结果是破坏了汉语语言的纯洁性，值得注意。
因此，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与权威相对的词汇如“个人主义”在中国大陆有强烈的贬意。(《论翻译工作》)
这句话是很典型的英文式结构，汉语大概应该这样表达：“与权威相对的词汇如‘个人主义’在中国大陆有强烈的贬意，就毫不奇怪了。”省略了“为什么”三个字，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会受到影响。
在《西北行——一位仁慈的独裁者》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这两个人(指克拉克和Dordje——笔者注)对我的影响很深，可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这句话使我想起英文里的“But that is another story．”马教授这样表达给我的感觉是“很英文”。他似乎只是把这句话按字面“翻译”(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写作”，而不是在“翻译”)成了汉语，而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却是“可是那是另一回事了。”还是在这篇文章里：“他(指时任青海省主席的马步芳——笔者注)省内建立小学和中学之外，还设立成人教育单位，让没有上过学校的人起码认识1000个字。”这里的“上过学校”恐怕应为“上过学”或“读过书”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在台湾的国语里，“没有”这个词最近几十年产生了一种新的，我自己听不惯的用法：“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有。/“你有没有吃过担担面?没有。”(《从“他”字谈起》)
看到这两个例子，笔者不禁哑然失笑。这种用法何止只在台湾通行?在笔者所生活的广东不也是大行其道吗?2000年笔者刚来深圳不久，就发现很多广东人都喜欢这么一问一答。他们觉得再自然不过，我却和马教授一样“听不惯”，觉得很别扭。的确，马教授所引用的两个例子在普通话里，尤其是北方人当中是不这么讲的，他们大概是这么说的：“你读过这本书没有?读过。”或者“你读过这本书了吗?读过。”第二个例子大概应该是“你吃没吃过担担面?没吃过。”当然可能还有别的表达方式，但对这种以“有”字作助动词还另有一个实意动词(如“读”、“吃”)的句子，北方人是基本不用“有”和“没有”回答的。顺便指出马教授的一点“语病”。他这句话若让我来说，可能是：“在台湾的国语里，‘没有’这个词最近几十年产生了一种新用法，我自己很听不惯……。”把“我自己听不惯”放在“用法”前作定语，很像英文的定语从句。
用外语写作，贵在“入乡随俗”，用地道纯正的外语进行写作，那外语地道得以至于不像是一个老外写的，倒像是一个文字水平极高的本族语的人写的，那才不会被人称作“老外”，但那谈何容易啊!连马悦然教授这样的汉学大师都做不到，更何况我等凡俗之辈?曾看过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创作的《京华烟云》(Momentin Peking)和《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等著作，凭我肚子里的那一点点“洋墨水”，只有佩服的份，只有老老实实学习和顶礼膜拜的份，哪里挑得出什么毛病来?据说他的书在英美国家也很受欢迎，人们惊叹于林先生那“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敬佩又深感惭愧”的精纯娴熟的英语。大师已去，像他那样把英文运用得比本族语的人还好的人恐怕再难找到了……
学说外语不容易，用外语写作更不容易。这个想法是最近阅读马悦然教授的新作《另一种乡愁》时产生的。马教授是瑞典驰名世界的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惟一一位，瞳中文的评委。1965年以来，他把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他的母语——瑞典文。他的译作包括《诗经》、《楚辞》，大量的汉代诗歌，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等文坛巨擘的作品，还翻译过朦胧诗人北岛等人的诗歌。此外他还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和沈从文、李锐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教授对中国文学熟悉的程度，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甚至完全使我们对我们自己祖国文化的无知备感汗颜。有一件事足以说明问题：五四运动初期是小诗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像冰心、俞平伯、朱自清、何植三、郭绍虞和宗白华等小诗大师。这些名字我们都耳熟能详。但若提到四川籍的诗人杨吉甫，恐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了。马悦然教授不但熟悉这位诗人并且把他的部分短诗译成了瑞典文和英文。他在书中写道：“1981年我把杨吉甫的一部分短诗译成英文寄给香港大学所出的《译丛》。半年没有收到回信之后，我又写一封信问《译丛》到底要不要发我的译稿?《译丛》编辑部回信说他们原来简直不知道杨吉甫是何许人，他们认为诗是我自己写的，我在跟他们开玩笑！我所译的杨吉甫的小诗发表在《译丛》1981年的16期。”(《一位被遗忘的诗人》)
《另一种乡愁》文笔朴实无华，简洁流畅，但感情真挚，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那深深的热爱，对他的第二个祖国那浓浓的“乡愁”。
马教授虽然是汉学大师，但他毕竟是把汉语作为外语进行学习的；他虽然常年浸润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典籍之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造诣颇深，但他毕竟基本是在缺乏自然的汉语语言环境的情况下研修汉语的。换言之，他是把汉语言文化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而不是当成日常生活的交际工具使用的。因此他的文章行文之中不可避免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语言“硬伤”。在这里笔者不揣冒昧略举数例，仅仅想借此说明用外语写作之不易，但愿这篇小文不至于影响马教授的文名。
一是个别地方冷不丁会冒出一些四川方言，令我们这些没有到过四川的“外省人”莫明所以。比如说：《我们上峨眉山去吧！》一文中刚刚还在吟诵“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诗意正浓之时，突然来了一句“莫来头”，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是这篇文章，讲万年寺内的铜像之高，来了句“太大很了！”《一个真奇妙的事》里描写五十年代的深圳罗湖是“那时的罗湖跟今天的罗湖完全不同；边境的板桥这边有一所驻扎一小队英国兵的木头平房子，在板桥那边有一所同样的驻扎一小队中国兵的木头平房子。”然后就是一句“那地方啥子都莫得！只有空肚子等待！”谈到吃，他说“真的，只要是有辣椒，啥子东西都好吃！”这大概和他早年在四川搞方言研究时，曾和峨眉山的高僧学的汉语，娶的又是四川籍夫人有关系。
至于《仁者乐山——一个奇特而真实的故事》中“覃老先生的父亲覃钟岳原籍河南省的衡山”一句，若不是犯了地理知识的常识性错误，那就是作者的笔误了。因为衡山不在河南省，而是在湖南省，河南省的五岳之一是少林寺所在地——嵩山。
另一个是他的汉语不少地方明显有受西方语言影响的痕迹，显得不够纯正、地道，读起来磕磕绊绊的。比如：“瑞典的牧师和他夫人当天安排一个宴会。”其实这里的“他”字不写上下文关系也非常明确，一个“宴会”，汉语里似乎不这么讲。而有的句子就像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了。比如：
那时的社会不安定，土匪多，所以陈家认为三米多高的带玻璃刺的墙不够安全，还养了两条狗。其中一条叫“拖泥”(Tony)。它是一条瞎了眼睛，可是鼻引艮灵的、会咬人但不会叫的白色的猎狗。另一个不叫“带水”，而叫“棒客”(土匪)。他是一条非常温柔的、又不会咬人、又不会叫，只会摆尾巴的棕色的猎狗。我也养一条叫“月色芬”(Josephine)的，只会叫、不会咬人的小狗，天天跟着它的狗叔叔们跑。(《另一种道德》)
这本是一段非常生动逼真、幽默俏皮的描写。尤其是狗的名字真是中西合璧，令人叫绝，比之简单的音译(不妨译成“托尼”和“约瑟芬”，看看效果如何?)不知要强上多少倍!我想，能给爱犬取这么“有文化”的名字恐怕非马悦然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家莫属。问题是这几句描述狗的修饰语太长了，颇有些像英语里的定语从句，不符合汉语里只要短定语的习惯。定语多了，“的”字就不会少，给人的感觉是叠床架屋、啰里啰嗦。用余光中先生的话说叫“的的不休”。余先生讲这话本来是批评翻译的弊病的，但是这种“翻译病”已经影响到一些作家的写作，其结果是破坏了汉语语言的纯洁性，值得注意。
因此，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与权威相对的词汇如“个人主义”在中国大陆有强烈的贬意。(《论翻译工作》)
这句话是很典型的英文式结构，汉语大概应该这样表达：“与权威相对的词汇如‘个人主义’在中国大陆有强烈的贬意，就毫不奇怪了。”省略了“为什么”三个字，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会受到影响。
在《西北行——一位仁慈的独裁者》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这两个人(指克拉克和Dordje——笔者注)对我的影响很深，可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这句话使我想起英文里的“But that is another story．”马教授这样表达给我的感觉是“很英文”。他似乎只是把这句话按字面“翻译”(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写作”，而不是在“翻译”)成了汉语，而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却是“可是那是另一回事了。”还是在这篇文章里：“他(指时任青海省主席的马步芳——笔者注)省内建立小学和中学之外，还设立成人教育单位，让没有上过学校的人起码认识1000个字。”这里的“上过学校”恐怕应为“上过学”或“读过书”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在台湾的国语里，“没有”这个词最近几十年产生了一种新的，我自己听不惯的用法：“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有。/“你有没有吃过担担面?没有。”(《从“他”字谈起》)
看到这两个例子，笔者不禁哑然失笑。这种用法何止只在台湾通行?在笔者所生活的广东不也是大行其道吗?2000年笔者刚来深圳不久，就发现很多广东人都喜欢这么一问一答。他们觉得再自然不过，我却和马教授一样“听不惯”，觉得很别扭。的确，马教授所引用的两个例子在普通话里，尤其是北方人当中是不这么讲的，他们大概是这么说的：“你读过这本书没有?读过。”或者“你读过这本书了吗?读过。”第二个例子大概应该是“你吃没吃过担担面?没吃过。”当然可能还有别的表达方式，但对这种以“有”字作助动词还另有一个实意动词(如“读”、“吃”)的句子，北方人是基本不用“有”和“没有”回答的。顺便指出马教授的一点“语病”。他这句话若让我来说，可能是：“在台湾的国语里，‘没有’这个词最近几十年产生了一种新用法，我自己很听不惯……。”把“我自己听不惯”放在“用法”前作定语，很像英文的定语从句。
用外语写作，贵在“入乡随俗”，用地道纯正的外语进行写作，那外语地道得以至于不像是一个老外写的，倒像是一个文字水平极高的本族语的人写的，那才不会被人称作“老外”，但那谈何容易啊!连马悦然教授这样的汉学大师都做不到，更何况我等凡俗之辈?曾看过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创作的《京华烟云》(Momentin Peking)和《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等著作，凭我肚子里的那一点点“洋墨水”，只有佩服的份，只有老老实实学习和顶礼膜拜的份，哪里挑得出什么毛病来?据说他的书在英美国家也很受欢迎，人们惊叹于林先生那“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敬佩又深感惭愧”的精纯娴熟的英语。大师已去，像他那样把英文运用得比本族语的人还好的人恐怕再难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