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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曾经为他带来无比荣耀的诗文、学术世界，找到让灵魂休憩的场所
田园早已无法归去，纷乱的世事又必须去应付。如履薄冰的郭沫若，一转身，在那曾经为他带来无比荣耀的诗文、学术世界，仿佛再一次感受到，这里似乎是唯一可以让灵魂休憩的场所。诚可记者，非《英诗译稿》、《李白与杜甫》莫属。或许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发现，这个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文化名人，内心深处有着怎样的渴望，这个第一文人脆弱的灵魂深处，怎样埋藏着无法泯灭的文人气息。 《英诗译稿》大约作于1969年的春天。郭沫若所依据的原本，是日本友人山宫允编选并加日文译注的《英诗详译》。该书是英日对照诗集，共选录英美诗人的短诗约60首。1956年该书出版后，山宫允曾赠送郭沫若一册。十多年以来，郭沫若闲暇时，或许常常抚读吟咏，却很少向人提及，更没有流霹出翻译之意。
或许现实世界的风刀霜剑屡屡相逼，或许无法抗拒的苦痛难以释怀，终于在爱子郭世英死去之后的第一个春天，垂垂老矣的郭沫若，颤抖着握笔之手，在无人知晓的另一个世界，开始了寻找心灵抚慰的历程。《英诗译稿》既不是为了出版，也不是为了示人，而是真正发自郭沫若内心深处的独语，是文人高官郭沫若心灵的另一个侧面。郭沫若的译作，直接写在山宫允《英诗详译》一书的空白处，约有五十首，而且还有不少的批注。译作既未誊抄，也未整理，他死去之后，家人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他的女儿郭平英、郭庶英，曾经录出《春之女神着素装》等十首，在1980年发表。1981年，由郭沫若的后人整理后，全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定名为《英诗译稿》。
细细观察，郭沫若的译诗和批注，仿佛应对着他本身的双重睦格。其批注，多为居高临下、随意挥洒的率性点评；其译作，更像一个浸润其中的沉迷歌者在吟哦。或许正是在随意点评、任性褒贬之中，或许正是在两种语言进行置换的创造中，郭沫若的心灵获得了的共鸣，痛苦，得到了的缓释。
毫无疑问，曾经感叹自己“恐怕再也写不好诗了”的郭沫若，在经历了狂风巨浪的冲刷，在垂垂老矣的暮年，在大洋彼岸异国诗人的诗作中，终于又感到了诗神的召唤，终于又找到了那放逐已久的湮灭的自我，终于在有限的空间获得了无限的遐想与寄托。
外交部用上了郭沫若的学术成果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皇皇巨著丛中，一部别有异样、别赋心声的作品。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于1971年10月。其写作时间还没有定论，一说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正式写成，一说《英诗译稿》完成后，就开始写作，到1970年初夏完成。对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版间世情况，知情者寥寥。该书既无前言，也无后记，故其写作动机、写作过程之类情况，人们自然无从得知，猜测亦颇多。
据《郭沫若学术论辩》一书说，这部著作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当时苏联为侵华罪行辩解，诡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域，在18世纪40年代就臣服于沙皇。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副部长余湛，就此历史争议问题，奉命走访郭沫若，郭沫若告知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的证据和相关材料。外交部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中，就用上了郭沫若的学术成果：“八世纪，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河上的碎叶。”以铁的史实，驳斥了苏联人的叫器。由此，人们也知道郭沫若写了一部《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杜甫》的出版，颇令时人侧目。但在文禁森严的时代，鲜有公开评价者。“文革”结束之后，论者骤增，，但多为批评之声，盖源于该书对“诗圣”杜甫的贬低，以及对该书写作动机的猜测。时至今日，对《李白与杜甫》辩驳和评论，仍屡见不鲜。统观之，多数论者着眼之处，是该书鲜明的“扬李抑杜”旨向。有人说，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郭沫若“扬李抑杜”，是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投上之所好。有人反驳说，郭沫若本身就一贯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早就反感“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学术局面，故而大做翻案文章，与毛泽东关系不大。还有人说，郭沫若对杜甫也有过公允的评价，但因反对把杜甫当作“圣人”、“图腾”，故有矫枉过正之举。
可以说在此问题上，论者纷纭、莫衷一是。粗略来看，人们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同情的态度追源溯流，为郭沫若的“扬李抑杜”辩解；一派因《李白与杜甫》的“抑杜”和“悦上”倾向，痛加驳斥。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围绕着对“李、杜”孰优孰劣的评价，来切入这部著作的。或者说，大多数人是从学术的视野，以专业的眼光来考量《李白与杜甫》。因为在人们眼中，《李白与杜甫》首先是一部学术著作。这当然没有什么错。看看该书对李白出生地、家世的考证，对李白家室的索引，对李白政治活动的梳理，对李杜思想和信仰的考释，甚至对李杜疾病和死因的研究，等等，无——不是学术问题。
可是，细细品读《李白与杜甫》，似乎总让人感到，它和正宗的学术研究，总有些南辕北辙。要知道，李杜之所以为后世敬仰，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光焰万丈长”。但是，该书并没有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比较两人诗作孰优孰劣，并以此来证明“扬李抑杜”的正确性。这<以乎有失学术常理。尽管书中有对不同学术观点的驳议，但往往是信笔所至，缺乏在学术上继往开来的意图。简单来说，《李白与杜甫》有些不按学术常规出牌。按正统的学术常理来看，《李白与杜甫》颇有野狐禅的味道。
是否能让我们换一种眼光呢?
仔细琢磨，《李白与杜甫》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学术套路切入历史人物，而是选择了一些自己“有话要说”的问题，走进李杜的世界。并且，郭沫若以自己的兴趣点为转移，边议边叙，边叙边议，洋洋洒洒，任意发挥，看起来像是借串联起来的学术资料，进行一种独特的创作。从这个角度说，该书更像是一部片断式的李杜传记。当然，这也不是一吝嗵常意义上的李杜传记，而是一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隐喻之作。
其实，已经有识者对此做出了判断，这些判断，或许才真正逼近了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真实意图。或许，在学术上的承前启后，根本就没有成为郭沫若的主要动机，学术追求和学术真理也没有成为《李白与杜甫》的圭臬。以古况今、借古言志，向来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传统，浸润其中如郭沫若者，屡遭变故如郭沫若者，大概不会仅仅止步于学术的趣味。或许，在世人推崇备至的李杜身上，郭沫若看到了与己相似的人生脉络。或许，在这两个名垂青史的文学人物身上，郭洙若看到了自己心灵和精神追求的痕迹。他要借这两个历史人物，来述 说、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
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他写《蔡文姬》时的呼喊：“蔡文姬就是我!”如果说，历史剧《蔡文姬》是郭沫若自证身世、寻求角色认同的象征性作品；那么，《李白与杜甫》一书，则是郭沫若以学术为依托，对自我进行剖析、对灵魂进行审视的寄寓之作。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曾经这样解释李杜诗作中颠倒事实的现象：“把历史事实前后错综，这是诗人的常用手法(写诗不是在写史)，不足为异。”又对李白的诗言志情形，作这样的理解：“李白在游幽州的当时非常伤心，伤心他自己知而不能言、言而无人听。……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在现实的描绘上，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如果我们也从这样的视角审视《李白与杜甫》，会看到什么呢?
还是先让我们到《李白与杜甫》的世界，去寻找郭沫若灵魂深处留下的蛛丝马迹。或许，让郭沫若大发感慨的，首先应该是李杜的共性和同样的不得志：
生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时代，他们两人也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的庸人气味。
从忠君思想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时，李白和杜甫的态度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们始终眷念着朝廷；不同，是李白对于朝廷的失政还敢于批评，有时流于怨悱；杜甫则对于朝廷的失政讳莫如’深，顶多出以讽喻。
他们的功名心都很强，都想得到比较高的地位，以施展经纶，但都没有可能如意。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或许郭沫若发现了自我世界的不同侧面，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在两人身上有了不同映射。“扬李”，是否是因为作者在李白身上看到了自己颇为珍视的那个自我形象?或者，作者进一步联想到了作为文人的自我?还是让我们沿着《李白与杜甫》的叙事线索，对作者的分析、判断、引申和发挥，进行细细的回味。在涉及李白的家事、家庭、和亲人的关系时，郭沫若是这样认识和引申的：
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这一意识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
李白对于他的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认真。
李白尽管南北漫游，登山临水，求仙访道，饮酒赋诗，仿佛忘记了身外的一切，然而他对于自己的幼儿幼女是非常关心的。
……他认为宗氏能和前妻的子女和睦相处。
对于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对于李白在实际政治中的真实位置，对李白的政治心理，郭沫若作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其实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
和他视被征召为十分光荣一样，他也视被谗逐为十分遗憾。
唐玄宗眼里的李白，实际上和音乐师李龟年、歌舞团的梨园子弟，是同等材料。两千多年前汉代的司马迁曾经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的帮闲献技而已。
李白的性格是相当矛盾的，他有时表现得很清高，仿佛颇有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气概，但他对于都门生活乃至宫廷的生活却又十分留恋。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眷念着朝廷。
李白是被夹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他对于李 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
李白豪放，写了不少忧馋畏讥、愤世嫉俗之作，有时非常沉痛，非常激烈。这其实就是打中蜂窠的弹子了。
对李白的惺惺相惜，并没有妨碍作者对李白作出清醒而真实的判断。所以，郭沫若以伤感的笔触，述说着李白的悲惨结局，似乎也预言着自己的恐惧：“要之，永王的迅速败亡，是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又一次大失败，而且失败得更惨，更加突如其来。他虽然没有被杀，但浔阳的监狱在等待着他，夜郎的流窜在等待着他，迅速的衰老和难治的疾病在等待着他，李白所表演的悲剧逐步地快要接近尾声了。”
也许基于对李白命运的清醒判断，使郭沫若对于李白的迷信和觉醒，才有了更深的感悟：
他虽然怀抱着“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教条；“兼善”的希望，他没有达到；“独善”的实际，却害了他的一身。他在“独善”方面，是深深陷没在道教的泥沼里，直至他的暮年。
读李白的诗使人感觉着：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醉的时候，是他最糊涂的时候。
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当然，也是他有了觉醒，才能体会到农民生活的真谛。
“云游雨散从此辞”，最后告别了，这不仅是对于吴筠的诀别，而且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想到李白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与世长辞了，更可以说是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李白真像是“了然识所在了”。
然而，李白在一千多年前的当代，要说已经觉悟得那么彻底，也是不可能的。他还有不少的牵挂，而且也无心去斩断那些牵挂。“向暮春风杨柳丝”，就是那些千丝万缕的牵挂的“丝”了。
这首诗，我认为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这里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语。人是清醒的，诗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吴筠诀别；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尘世诀别。
然而，李白觉醒了，生命却已是尽头。作者清醒了，生命还有几年可以“向暮春风杨柳丝”?
如果说郭沫若是怀着深深的同情走入李白，那么对世人景仰的“诗圣”杜甫，作者似乎就有些嫉恶如仇、鄙薄不已。或许，作者在杜甫身上，看到了那个热衷于仕途而不能自拔的政客郭沫若的影子；或许，借贬抑杜甫，文人郭沫若对政客郭沫若，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还是让我们细细品味郭沫若是如何的批判杜甫：
旧时代的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来，的确是很少见的。但是，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却是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十艮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的劝解和安慰。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
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的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手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
杜甫是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总想一呜惊人，一举而鹏程九万里。但这种希望，他一辈子也没有达到。很强的功名心不能落实，结果可以化为很强的虚荣 心。杜甫也就为这种毛病所侵犯，他的虚荣心也十分惊人。
他不愿意做小官，但实际上他也缺：少办事务的才干。
大诗人不耐烦做刀笔小吏的神态，写的活现。天气满热，饭都吃不下；晚上既多蝎子，秋后反而又多苍蝇；真是叫人发狂大叫了。公文堆满案头，不断地来麻烦我。朝南望，华山上的青松横躺在狭窄的山谷上，多么自在呵!我恨不得打着赤脚去踏上深厚的坚冰呵!可以看出诗人是多么不耐烦!
杜甫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作为政治家虽然没有成功，但作为诗人他自己是感到满足的。
李白在去世前从迷信中觉醒了，而杜甫则一直没有觉醒，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杜甫是淑世心切的人，以契稷自比，想拯救天下苍生，但朝廷既重视道教，即使不是出于信仰的虔诚，你也非歌颂道教不可。
杜甫和这样的人相周旋，而且倚为东道主，因而有时也昧着良心大加吹捧。
把一位飞扬跋扈、在国难期间穷欢极乐的地方军阀，竞公然毫无保留地歌颂起来。
岑参只是在美化朝廷，杜甫则美化了自己，又美化了朝廷。朝廷有了杜甫那样好的谏官，正足证明朝廷有知人之明和用贤之美。这样的朝廷还不休明吗?但实际是怎样呢? 不必要再长篇引述了。不要说比附，也不要说影射，更无需说对号入座，只要想一下古诗“山色有无间”蕴含的意味和境界就可以了。对郭沫若自身来说，或许“扬李抑杜”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两个历史人物身上，既发现了同一个“自我”，又看到了两个不同“自我”的精神影像。同—个“自我”，正如论者所说：李杜都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都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怨恨和待价而沽的清高；李杜都是忠君主义者，都是神佛崇拜者。”或者说，在汲汲于功名利禄的李白、杜甫身上，郭沫若看到了同样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自我——文人从政的郭沫若。两个不同“自我”的精神影像，可以说，是文人郭沫若和政客郭沫若——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灵仅湎的真实写照。李白，更多地寄托着文人郭沫若的所思所想；杜甫，更多地负载着政客郭沫若的所欲所求。或许可以简单的说：“扬李”，是为热衷于政治的文人郭沫若，进行自我辩解，在顾影自怜中进行自我安慰；“抑杜”，是对热衷于政治的文人郭沫若，进行自我否定，在贬损非议中进行自我解剖。郭沫若内在精神世界的矛盾，士与仕双重身份的心灵纠葛，都在二千多年前的古人身上，获得了强烈的共鸣。
《李白与杜甫》之所以没有前言后记，作者也没有多余的解释辩驳，是否是作者欲借历史人物的命运多舛、历史人物的抑郁不得志，来抒发自己沉痛的隐曲之声?是否是像武则天的无字碑那样，功过是非任凭世人解说?或许，当年指示科学院影印《李白与杜甫》的陈伯达，在详读了郭沫若的大作后，终于品出了其中的真味，最终不敢上呈毛泽东、周恩来。
或许，我们真的应该说，《李白与杜甫》是生命渐逝的郭沫若，回首自己的人生历程，在一个无法打开心扉的时代，在一个文网星罗棋布的时代，为自己、也为后世留下的一部隐秘的心灵自叙传。
田园早已无法归去，纷乱的世事又必须去应付。如履薄冰的郭沫若，一转身，在那曾经为他带来无比荣耀的诗文、学术世界，仿佛再一次感受到，这里似乎是唯一可以让灵魂休憩的场所。诚可记者，非《英诗译稿》、《李白与杜甫》莫属。或许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发现，这个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文化名人，内心深处有着怎样的渴望，这个第一文人脆弱的灵魂深处，怎样埋藏着无法泯灭的文人气息。 《英诗译稿》大约作于1969年的春天。郭沫若所依据的原本，是日本友人山宫允编选并加日文译注的《英诗详译》。该书是英日对照诗集，共选录英美诗人的短诗约60首。1956年该书出版后，山宫允曾赠送郭沫若一册。十多年以来，郭沫若闲暇时，或许常常抚读吟咏，却很少向人提及，更没有流霹出翻译之意。
或许现实世界的风刀霜剑屡屡相逼，或许无法抗拒的苦痛难以释怀，终于在爱子郭世英死去之后的第一个春天，垂垂老矣的郭沫若，颤抖着握笔之手，在无人知晓的另一个世界，开始了寻找心灵抚慰的历程。《英诗译稿》既不是为了出版，也不是为了示人，而是真正发自郭沫若内心深处的独语，是文人高官郭沫若心灵的另一个侧面。郭沫若的译作，直接写在山宫允《英诗详译》一书的空白处，约有五十首，而且还有不少的批注。译作既未誊抄，也未整理，他死去之后，家人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他的女儿郭平英、郭庶英，曾经录出《春之女神着素装》等十首，在1980年发表。1981年，由郭沫若的后人整理后，全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定名为《英诗译稿》。
细细观察，郭沫若的译诗和批注，仿佛应对着他本身的双重睦格。其批注，多为居高临下、随意挥洒的率性点评；其译作，更像一个浸润其中的沉迷歌者在吟哦。或许正是在随意点评、任性褒贬之中，或许正是在两种语言进行置换的创造中，郭沫若的心灵获得了的共鸣，痛苦，得到了的缓释。
毫无疑问，曾经感叹自己“恐怕再也写不好诗了”的郭沫若，在经历了狂风巨浪的冲刷，在垂垂老矣的暮年，在大洋彼岸异国诗人的诗作中，终于又感到了诗神的召唤，终于又找到了那放逐已久的湮灭的自我，终于在有限的空间获得了无限的遐想与寄托。
外交部用上了郭沫若的学术成果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皇皇巨著丛中，一部别有异样、别赋心声的作品。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于1971年10月。其写作时间还没有定论，一说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正式写成，一说《英诗译稿》完成后，就开始写作，到1970年初夏完成。对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版间世情况，知情者寥寥。该书既无前言，也无后记，故其写作动机、写作过程之类情况，人们自然无从得知，猜测亦颇多。
据《郭沫若学术论辩》一书说，这部著作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当时苏联为侵华罪行辩解，诡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域，在18世纪40年代就臣服于沙皇。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副部长余湛，就此历史争议问题，奉命走访郭沫若，郭沫若告知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的证据和相关材料。外交部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中，就用上了郭沫若的学术成果：“八世纪，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河上的碎叶。”以铁的史实，驳斥了苏联人的叫器。由此，人们也知道郭沫若写了一部《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杜甫》的出版，颇令时人侧目。但在文禁森严的时代，鲜有公开评价者。“文革”结束之后，论者骤增，，但多为批评之声，盖源于该书对“诗圣”杜甫的贬低，以及对该书写作动机的猜测。时至今日，对《李白与杜甫》辩驳和评论，仍屡见不鲜。统观之，多数论者着眼之处，是该书鲜明的“扬李抑杜”旨向。有人说，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郭沫若“扬李抑杜”，是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投上之所好。有人反驳说，郭沫若本身就一贯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早就反感“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学术局面，故而大做翻案文章，与毛泽东关系不大。还有人说，郭沫若对杜甫也有过公允的评价，但因反对把杜甫当作“圣人”、“图腾”，故有矫枉过正之举。
可以说在此问题上，论者纷纭、莫衷一是。粗略来看，人们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同情的态度追源溯流，为郭沫若的“扬李抑杜”辩解；一派因《李白与杜甫》的“抑杜”和“悦上”倾向，痛加驳斥。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围绕着对“李、杜”孰优孰劣的评价，来切入这部著作的。或者说，大多数人是从学术的视野，以专业的眼光来考量《李白与杜甫》。因为在人们眼中，《李白与杜甫》首先是一部学术著作。这当然没有什么错。看看该书对李白出生地、家世的考证，对李白家室的索引，对李白政治活动的梳理，对李杜思想和信仰的考释，甚至对李杜疾病和死因的研究，等等，无——不是学术问题。
可是，细细品读《李白与杜甫》，似乎总让人感到，它和正宗的学术研究，总有些南辕北辙。要知道，李杜之所以为后世敬仰，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光焰万丈长”。但是，该书并没有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比较两人诗作孰优孰劣，并以此来证明“扬李抑杜”的正确性。这<以乎有失学术常理。尽管书中有对不同学术观点的驳议，但往往是信笔所至，缺乏在学术上继往开来的意图。简单来说，《李白与杜甫》有些不按学术常规出牌。按正统的学术常理来看，《李白与杜甫》颇有野狐禅的味道。
是否能让我们换一种眼光呢?
仔细琢磨，《李白与杜甫》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学术套路切入历史人物，而是选择了一些自己“有话要说”的问题，走进李杜的世界。并且，郭沫若以自己的兴趣点为转移，边议边叙，边叙边议，洋洋洒洒，任意发挥，看起来像是借串联起来的学术资料，进行一种独特的创作。从这个角度说，该书更像是一部片断式的李杜传记。当然，这也不是一吝嗵常意义上的李杜传记，而是一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隐喻之作。
其实，已经有识者对此做出了判断，这些判断，或许才真正逼近了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真实意图。或许，在学术上的承前启后，根本就没有成为郭沫若的主要动机，学术追求和学术真理也没有成为《李白与杜甫》的圭臬。以古况今、借古言志，向来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传统，浸润其中如郭沫若者，屡遭变故如郭沫若者，大概不会仅仅止步于学术的趣味。或许，在世人推崇备至的李杜身上，郭沫若看到了与己相似的人生脉络。或许，在这两个名垂青史的文学人物身上，郭洙若看到了自己心灵和精神追求的痕迹。他要借这两个历史人物，来述 说、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
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他写《蔡文姬》时的呼喊：“蔡文姬就是我!”如果说，历史剧《蔡文姬》是郭沫若自证身世、寻求角色认同的象征性作品；那么，《李白与杜甫》一书，则是郭沫若以学术为依托，对自我进行剖析、对灵魂进行审视的寄寓之作。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曾经这样解释李杜诗作中颠倒事实的现象：“把历史事实前后错综，这是诗人的常用手法(写诗不是在写史)，不足为异。”又对李白的诗言志情形，作这样的理解：“李白在游幽州的当时非常伤心，伤心他自己知而不能言、言而无人听。……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在现实的描绘上，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如果我们也从这样的视角审视《李白与杜甫》，会看到什么呢?
还是先让我们到《李白与杜甫》的世界，去寻找郭沫若灵魂深处留下的蛛丝马迹。或许，让郭沫若大发感慨的，首先应该是李杜的共性和同样的不得志：
生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时代，他们两人也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的庸人气味。
从忠君思想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时，李白和杜甫的态度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们始终眷念着朝廷；不同，是李白对于朝廷的失政还敢于批评，有时流于怨悱；杜甫则对于朝廷的失政讳莫如’深，顶多出以讽喻。
他们的功名心都很强，都想得到比较高的地位，以施展经纶，但都没有可能如意。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或许郭沫若发现了自我世界的不同侧面，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在两人身上有了不同映射。“扬李”，是否是因为作者在李白身上看到了自己颇为珍视的那个自我形象?或者，作者进一步联想到了作为文人的自我?还是让我们沿着《李白与杜甫》的叙事线索，对作者的分析、判断、引申和发挥，进行细细的回味。在涉及李白的家事、家庭、和亲人的关系时，郭沫若是这样认识和引申的：
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这一意识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
李白对于他的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认真。
李白尽管南北漫游，登山临水，求仙访道，饮酒赋诗，仿佛忘记了身外的一切，然而他对于自己的幼儿幼女是非常关心的。
……他认为宗氏能和前妻的子女和睦相处。
对于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对于李白在实际政治中的真实位置，对李白的政治心理，郭沫若作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其实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
和他视被征召为十分光荣一样，他也视被谗逐为十分遗憾。
唐玄宗眼里的李白，实际上和音乐师李龟年、歌舞团的梨园子弟，是同等材料。两千多年前汉代的司马迁曾经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的帮闲献技而已。
李白的性格是相当矛盾的，他有时表现得很清高，仿佛颇有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气概，但他对于都门生活乃至宫廷的生活却又十分留恋。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眷念着朝廷。
李白是被夹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他对于李 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
李白豪放，写了不少忧馋畏讥、愤世嫉俗之作，有时非常沉痛，非常激烈。这其实就是打中蜂窠的弹子了。
对李白的惺惺相惜，并没有妨碍作者对李白作出清醒而真实的判断。所以，郭沫若以伤感的笔触，述说着李白的悲惨结局，似乎也预言着自己的恐惧：“要之，永王的迅速败亡，是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又一次大失败，而且失败得更惨，更加突如其来。他虽然没有被杀，但浔阳的监狱在等待着他，夜郎的流窜在等待着他，迅速的衰老和难治的疾病在等待着他，李白所表演的悲剧逐步地快要接近尾声了。”
也许基于对李白命运的清醒判断，使郭沫若对于李白的迷信和觉醒，才有了更深的感悟：
他虽然怀抱着“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教条；“兼善”的希望，他没有达到；“独善”的实际，却害了他的一身。他在“独善”方面，是深深陷没在道教的泥沼里，直至他的暮年。
读李白的诗使人感觉着：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醉的时候，是他最糊涂的时候。
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当然，也是他有了觉醒，才能体会到农民生活的真谛。
“云游雨散从此辞”，最后告别了，这不仅是对于吴筠的诀别，而且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想到李白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与世长辞了，更可以说是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李白真像是“了然识所在了”。
然而，李白在一千多年前的当代，要说已经觉悟得那么彻底，也是不可能的。他还有不少的牵挂，而且也无心去斩断那些牵挂。“向暮春风杨柳丝”，就是那些千丝万缕的牵挂的“丝”了。
这首诗，我认为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这里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语。人是清醒的，诗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吴筠诀别；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尘世诀别。
然而，李白觉醒了，生命却已是尽头。作者清醒了，生命还有几年可以“向暮春风杨柳丝”?
如果说郭沫若是怀着深深的同情走入李白，那么对世人景仰的“诗圣”杜甫，作者似乎就有些嫉恶如仇、鄙薄不已。或许，作者在杜甫身上，看到了那个热衷于仕途而不能自拔的政客郭沫若的影子；或许，借贬抑杜甫，文人郭沫若对政客郭沫若，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还是让我们细细品味郭沫若是如何的批判杜甫：
旧时代的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来，的确是很少见的。但是，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却是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十艮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的劝解和安慰。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
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的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手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
杜甫是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总想一呜惊人，一举而鹏程九万里。但这种希望，他一辈子也没有达到。很强的功名心不能落实，结果可以化为很强的虚荣 心。杜甫也就为这种毛病所侵犯，他的虚荣心也十分惊人。
他不愿意做小官，但实际上他也缺：少办事务的才干。
大诗人不耐烦做刀笔小吏的神态，写的活现。天气满热，饭都吃不下；晚上既多蝎子，秋后反而又多苍蝇；真是叫人发狂大叫了。公文堆满案头，不断地来麻烦我。朝南望，华山上的青松横躺在狭窄的山谷上，多么自在呵!我恨不得打着赤脚去踏上深厚的坚冰呵!可以看出诗人是多么不耐烦!
杜甫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作为政治家虽然没有成功，但作为诗人他自己是感到满足的。
李白在去世前从迷信中觉醒了，而杜甫则一直没有觉醒，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杜甫是淑世心切的人，以契稷自比，想拯救天下苍生，但朝廷既重视道教，即使不是出于信仰的虔诚，你也非歌颂道教不可。
杜甫和这样的人相周旋，而且倚为东道主，因而有时也昧着良心大加吹捧。
把一位飞扬跋扈、在国难期间穷欢极乐的地方军阀，竞公然毫无保留地歌颂起来。
岑参只是在美化朝廷，杜甫则美化了自己，又美化了朝廷。朝廷有了杜甫那样好的谏官，正足证明朝廷有知人之明和用贤之美。这样的朝廷还不休明吗?但实际是怎样呢? 不必要再长篇引述了。不要说比附，也不要说影射，更无需说对号入座，只要想一下古诗“山色有无间”蕴含的意味和境界就可以了。对郭沫若自身来说，或许“扬李抑杜”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两个历史人物身上，既发现了同一个“自我”，又看到了两个不同“自我”的精神影像。同—个“自我”，正如论者所说：李杜都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都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怨恨和待价而沽的清高；李杜都是忠君主义者，都是神佛崇拜者。”或者说，在汲汲于功名利禄的李白、杜甫身上，郭沫若看到了同样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自我——文人从政的郭沫若。两个不同“自我”的精神影像，可以说，是文人郭沫若和政客郭沫若——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灵仅湎的真实写照。李白，更多地寄托着文人郭沫若的所思所想；杜甫，更多地负载着政客郭沫若的所欲所求。或许可以简单的说：“扬李”，是为热衷于政治的文人郭沫若，进行自我辩解，在顾影自怜中进行自我安慰；“抑杜”，是对热衷于政治的文人郭沫若，进行自我否定，在贬损非议中进行自我解剖。郭沫若内在精神世界的矛盾，士与仕双重身份的心灵纠葛，都在二千多年前的古人身上，获得了强烈的共鸣。
《李白与杜甫》之所以没有前言后记，作者也没有多余的解释辩驳，是否是作者欲借历史人物的命运多舛、历史人物的抑郁不得志，来抒发自己沉痛的隐曲之声?是否是像武则天的无字碑那样，功过是非任凭世人解说?或许，当年指示科学院影印《李白与杜甫》的陈伯达，在详读了郭沫若的大作后，终于品出了其中的真味，最终不敢上呈毛泽东、周恩来。
或许，我们真的应该说，《李白与杜甫》是生命渐逝的郭沫若，回首自己的人生历程，在一个无法打开心扉的时代，在一个文网星罗棋布的时代，为自己、也为后世留下的一部隐秘的心灵自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