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评书《杨家将》中，有一个“吏部天官”寇准，他足智多谋、风趣幽默，经常搞得皇帝、王爷、大臣们哭笑不得，却又离不开这个“老西儿”（旧时北京民间对山西人的戏称）。1997年，葛优在古装轻喜剧《寇老西儿》里面成功地塑造了聪明正直、不畏权贵的峡谷县令寇准，于是寇准作为正面喜剧角色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然而，当我们回归正史，会发现作为历史人物的寇准与艺术形象“寇老西儿”有着很大差距。历史上的寇准不像评书、电视剧里那样风趣，也不是“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拷过地瓜”的断案高手，他是北宋初期的著名宰相，在宋太宗、宋真宗时期有很大的影响。
　　一、《宋史》中的寇准
　　据《宋史·寇准传》的记载，寇准十九岁就高中进士，这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的事情。当时宋太宗喜欢“面试”新进士，看到年轻的考生，往往将其黜落。寇准年未弱冠，大有被黜落的风险。有人劝他虚报年龄，寇准回答：“我正处于进取之时，怎么能欺骗皇上呢？”当然，寇准并未因此失去进入仕途的机会，他中进士后，先后做过两任知县、一任通判，官声甚佳，故被调入朝廷，在主管财政的三司工作。宋太宗下诏求直言，寇准应诏上书，说了很多关系朝廷利害的话，太宗对他很赞赏，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并让他管理部分官员的选授事务。不久又晋升他为枢密副使，跻身执政之列。这时的寇准年方而立，却已出任朝廷要职，堪称政坛上的一颗
　　新星。
　　宋太宗去世后，其子真宗继位。真宗早就有意重用寇准，但寇准性情刚正，真宗担心他和同僚相处不来，一直拖到景德元年（1004），才下诏拜寇准为相。这一年，辽国多次派遣小股骑兵滋扰宋朝国境，但又不与宋军正面交战。消息传到朝廷，寇准说：“这是辽国派来麻痹我们的，请把精兵强将派到要地镇守，以防入侵。”当年冬天，辽军果然大举攻宋。
　　面对辽军入侵，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以避之，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入蜀。真宗就此询问寇准的意见，寇准回答道：“这是谁给您出的主意？应该将其处死！如果御驾亲征，辽军自会遁去；纵使不亲征，我军长期坚守，使其师老无功，仍然能够取胜，为何要远去楚、蜀之地？一旦人心摇动，敌人乘虚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真宗听了寇准的意见，决定“御驾亲征”，前往
　　澶州。
　　到了澶州以后，宋真宗又犯了犹豫不决的毛病。当时澶州有南北二城，中隔黄河，真宗驻扎在南城，不敢北渡，寇准与大将高琼一起，极力劝说真宗渡河。真宗被二人打动，率领亲军卫士登上北城的城楼。当他的仪仗出现在城上时，宋军士气大振，“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城下辽军则相顾失色。此后，真宗命寇准在城上主持军事，寇准号令严明、军法整肃，获得了将士们的信服。宋军坚守十几天后，辽国大将萧挞览中弩阵亡，辽军士气日渐低落，终于写密信来求和。此时真宗已经厌战，希望尽快结束战事，便派近臣曹利用到辽军议和，并吩咐道：“只要我方支付的银、绢合计在一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寇准则对曹利用说：“虽然已有旨意，但你答应辽国的数额不得超过三十万，过了这个数字，回来我就将你斩首。”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的条件定约而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局势从宋朝要仓皇迁都到能够逼迫辽国议和，寇准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真宗的宠臣王钦若却是寇准的政敌，他在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在澶州之战中，寇准是以真宗为“孤注”，只不过侥幸没有赌输而已。真宗本来就对澶州之役心有余悸，于是便日渐疏远寇准。景德三年（1006），寇准被罢相，出知陕州，王钦若则升为同知枢密院事，晋身执政之列。此后，寇准虽然又有两次重新入相的经历，但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却不复从前了。
　　天禧四年（1020）初，宋真宗突发中风，皇后刘氏逐渐参与到政事中来。寇准此时恰任宰相，向真宗单独奏事，请求以皇太子（后来的宋仁宗）总知军国事，不料事情泄露，寇准遂被罢相，改官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内侍周怀政图谋拥立太子即位，以寇准为相，剥夺刘后执政的权力。事发后，周怀政被处死，寇准也被连累，先是被贬为道州司马，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不久即卒于贬所。寇准去世之后归葬洛阳，灵柩到公安县时，当地许多百姓折下竹枝插在路边，挂上纸钱焚烧，以寄托哀思。据说，这些本该枯槁的竹枝竟然活了下来，长成一片竹林，当地人称为“竹林寇公祠”。寇准生前得人心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应当如何评价寇准
　　早在寇准生前，时人对他就有很高的评价。与他同登相位的毕士安曾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杨亿作寇准拜相诏书，说他：“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毕士安、杨亿固然都与寇准友善，但他们对寇准的称赞并没有过度的揄扬。景德元年的澶州之役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澶州之役前，宋朝对辽国将要入侵已有察觉，前述寇准的先见即为一例，并且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部署防御、制订方案等。然而在战争初期，宋朝委派在河北边境的统帅举措失当，导致辽军长驱直入，连续越过镇州、大名等重镇，直逼黄河北岸，宋朝陡然落入下风。如果不是寇准力挽狂澜，逼迫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宋朝的未来犹未可知。对于寇准在这一役中起到的作用，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有很高的评价。宋真宗就认为寇准有“社稷功”，王钦若虽然攻击寇准“孤注一掷”，导致他罢相，但寇准依然为世人所敬重。寇准去世后，范仲淹说：“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时代稍晚的王安石也在一首题为《澶州》的古风中评价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可以说，澶州之役奠定了人们对寇准的评价。
　　此外，刚强正直、光明磊落也是寇准为人所尊重的品格。宋太宗很欣赏寇准的才华，对他连续提拔，但寇准并不因此而讨好皇帝。在出任枢密院直学士后，寇准奏事时曾惹得太宗愤而起身，要回内宫，寇准不但没有表现出惶恐之状，反而上前拉住太宗的衣服让他坐下，坚持把话说完。事后，太宗称赞寇准道：“我有寇准这样的大臣，就像唐太宗李世民有魏徵一样啊。”又有一次，春耕时节遭遇重大旱情，太宗下诏询问政治得失，群臣多以“天数”对答，只有寇准答道：“天下大旱，是量刑失当的表现。”这使得太宗很不高兴。后来太宗平息了怒气，召寇准询问，寇准请求太宗并召两府大臣（宋朝称中书省为东府，枢密院为西府，也将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等两府长官合称为两府）。两府到齐后，寇准当面指责道：“祖吉、王淮都因贪污受贿获罪，祖吉的情节较轻，尚且被处死；王淮贪污钱财在一千万以上，因为是朝廷重臣王沔的弟弟，只被杖责，最近又恢复了他的官职。这难道不是量刑失当吗？”宋太宗因此痛责王沔，吓得王沔顿首谢罪。寇准当时只是枢密院直学士，虽然在朝中的地位已经不低，但与参知政事这样贵为副相的重臣还是没法相比的。寇准敢于直指刑罚有失当之处，更不惜当面得罪重臣，这种既刚正且磊落的作风，确实是旁人难以企及的。 　　更难得的是，寇准终生未曾改变这种作风。天禧三年（1018）六月，寇准再次入相，丁谓同时入为参知政事。两人一起吃饭时，有羹汤溅到寇准的胡须上，丁谓起身为寇准擦拭，寇准看不惯丁谓柔佞的作风，笑道：“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丁谓“甚愧之”。次年真宗生病后，寇准又向真宗说：“太子年幼，应该选取方正大臣辅佐，丁谓、钱惟演都是佞人，不能辅佐少主。”丁谓由此更加怀恨在心，故协同刘后等人将寇准连续贬谪，先是出知相州，很快又徙知安州，再贬为道州司马。真宗去世后不久，寇准又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实际等于流放到当时视为烟瘴之地的雷州半岛。从三登宰辅之位的元老陡然变成被流放的罪臣，寇准的境遇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从未因此表示过后悔。
　　寇准被贬到雷州后不久，朝廷的政局又发生了变化。以宰相身份成了“顾命大臣”的丁谓既专权又贪贿，民间怨声载道，京师有民歌唱道：“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很快，丁谓就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当丁谓路过雷州时，寇准派人到州境迎候，并送去一只蒸羊作为礼物。此时，寇准家的仆人听说丁谓到了附近，纷纷想要去报复他，寇准得知后，就把仆人关在家里，直到丁谓离开雷州才放出来。时人因此称赞寇准宽宏大量。
　　照一般人看起来，寇准在丁谓被贬时的表现，未免过于“以德报怨”，而之前两次直斥丁谓，似乎又显得太过刻薄。实际从寇准的角度看，之前他批评丁谓是为国家前途而直言不讳，并不是因为私人矛盾而攻击同僚；此时丁谓远贬海南，已经是穷途之客，但靠痛打“落水狗”来出气，在寇准看来却是“小人”的行为。从这件事上，我们大概也能看出寇准性格中光明磊落的特点。
　　总的来说，寇准是一位“能断大事”的杰出政治家，他刚直、坚毅、光明磊落，又有应变之才。尤其是在澶州之役这样的紧要关头，他能坚持己见、力挽狂澜，堪称北宋初期的一位出群之才。宋真宗临死时曾对人说：“可以托付后事的，只有寇准、李迪。”然而寇准卒于雷州，终究未能再入中枢，不可不说是遗憾了。
　　三、我们可以从寇准身上学到什么
　　《尚书》中有《酒诰》一篇，传说是周公对弟弟康叔的训诫，其中有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意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而要把人当作镜子。这与唐太宗所言的“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其实是一个意思。像寇准这样的著名政治家，正是我们“知兴替”“明得失”的一面镜子。
　　寇准值得我们借鉴的，首先是他能谋善断的卓越才智。澶州之役初期，辽军越过宋朝重兵把守的定州，直插河北东部的深州、祁州，取东道南下，寇准顺应局势修改了战前的预案，命定州驻军分兵一部北上骚扰辽国的后路，主力部队南下集结于河北中部，与来自京师的部队夹击辽军。由于定州驻军迟缓不进，辽军继续南下，寇准又按照实际情况修改计划，决定在更靠南的大名乃至澶州集结军队抵抗，并说服宋真宗“亲征”。在澶州抵御辽军期间，寇准一方面整肃军令，使宋军的战斗力得以有效发挥；另一方面表现得镇定自若、举重若轻，成功稳定了军心。在开局严重不利的前提下，宋朝仍能在澶州之役中取得相当的成果，这是寇准谋略的显著体现。
　　其次是寇准“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寇准拜相后，常要主持官员的晋升工作，当时的常例是按照年资提拔，寇准则经常不按“既定次序”，唯才是举，这让同僚冯拯等人很有意见。后来又遇到官员选拔工作，有人示意中书省吏向寇准呈递“例簿”，即记载官员晋升惯例的册子，寇准对此不屑一顾，说：“宰相的职责是选用贤才、罢退不肖。如果按照例簿用人，一个小吏都能做得到，还要宰相做什么？”当时一班循资而进的平庸官僚攻击寇准“好人怀惠，欲人畏威”，但寇准所任用和看重的往往是有能力、敢作为的人才，这是不可否认的。宋代从真宗、仁宗时代开始，用人特重资格，后来遂积弊丛生，至王安石拜相，才力图矫正，提拔了很多相对年轻的才智之士。从这一点说，寇准的人才选拔政策可视为王安石的先声。纵观历代的铨选制度，循资用人是一种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方式，但却容易使人丧失进取心，不能因才施用。而寇准唯才、唯实的用人风格，则值得今人
　　借鉴。
　　第三，寇准有光风霁月的胸怀，值得我们景仰。虽然同时代的人经常说寇准“刚褊”“刚忿”，但纵观寇准一生，实不曾压制、打击过什么人，反而总是被别人排挤（他做执政也好，做宰相也罢，长则一年多，短则几个月，必被罢职，转而出任地方官。与寇准先后为相的王旦、向敏中、冯拯等人都能长期任职，而寇准有如此功业，反而不得久居朝中，若说无人排挤他，实在是不可信的）。这样一个屡遭排挤、最终远贬以殁的人，却没有流露过对谁的怨恨。即使是陷害他最起劲的丁谓，在被贬海南、路过雷州时，寇准还是送去了一只蒸羊，以表故人之情。这样广阔的胸怀，确实是人所罕有的。
　　当然，寇准身上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如喜好享受等，这又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古语说：人无完人，我们不妨将寇准当作一面镜子，对照检查自己。他的长处，我们具备的，可以继续发扬；缺乏的，我们应当努力汲取。他的缺点，我们已有的，必须急速改掉；没有的，也要避免染上，这才是我们“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