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生樊迟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道：“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回答说：“知人。”a这里的“知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善于识别人物”的意思。“仁者爱人，智者知人”，是孔子的名言。“善于识别人物”当然不是智慧的全部，但孔子抓住了关键。一个领导者如果不善识人，贤愚不分，善恶不辨，那肯定做不成大事，甚至会坏了大事。所以在识人用人上的糊涂，是领导者最大的糊涂。
　　我们常说“知人善任”，只有先“知人”，然后才谈得上“善任”。作为有用人权的领导者，能不能识才，结果是迥然不同的。
　　据《史记·范睢列传》，范睢原是魏国人，在魏国的中大夫须贾手下做事。有一次他跟着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看出范睢是个人才，派人赐给他十斤黄金，还有牛肉和酒，范睢不敢收。须贾知道此事后大怒，因为在他看来，范睢并不是什么人才，齐襄王之所以赐给他厚礼，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范睢向齐国出卖了情报。回国后，须贾即按照自己的判断向国相魏齐作了汇报。魏齐大怒，命人把范睢打得断了肋骨掉了牙齿，奄奄一息，然后用席子卷起来，扔在厕所里。喝醉酒的宾客都对着范睢小便，故意糟蹋侮辱他。夜深之后，喝得酩酊大醉的魏齐以为范睢真的死了，同意看守把他丢出去，范睢这才得以逃生。恰在这时，秦国派使者王稽到了魏国，改名换姓的范睢设法见到了王稽。王稽并不认识范睢，也没有听说过范睢这个人。所以，王稽能不能识才，这时便成了范睢能不能转危为安、遇难呈祥的关键。史书上是这样说的：“语未竟，王稽知范睢贤。”两人交谈，话还没说完，王稽已经知道范睢是个了不起的贤能之人了，值得自己冒一定风险把他带回秦国去。结果，范睢见了秦昭王，先当客卿，后任丞相，使秦国变得更为强大。
　　同样一个范睢，须贾、魏齐对他视之如草芥，弃之如粪土；而王稽与他话未说完，便知其贤。范睢在魏，备受凌辱，性命难保；而在秦，却成了秦王的座上宾，并凭借自己的才能当上了国相。很显然，像须贾、魏齐这类人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而王稽、秦昭王这样的人却是慧眼识珠。由此可见，用人者能不能识才，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得到真正的优秀人才，从而也就直接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成败。
　　其次，识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识才，才能发现人才，给优秀人才一个展示才华，为国家、社会、百姓作出贡献的机会。汉代文人邹阳有一次游说梁孝王刘武，一口气列举了七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伊尹、姜太公、管仲、百里奚、宁戚、司马喜、范睢。着重说明他们在未被发现重用之前，曾分别是奴隶、贱民、囚徒、车夫、仆役等被人瞧不起的人，有的还受尽侮辱。邹阳最后总结说：“这七位贤士，倘若不遇上圣明的君主，几乎就等于乞丐一类，就像绵软的葛麻一样枯死于旷野而无人问津。”a
　　说到这里，我们马上会联想到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王充在《论衡》里说：“从前曾有人让千里马去拉重载的盐车，只见这匹马低垂着头，累得大汗淋漓，寸步难行。伯乐看到后，马上让卸掉车，由骑手王良驾驭，于是马就空身飞驰起来，因而有了千里马的美名。”a有感于此事，韩愈写了一篇《马说》，其中有句名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按说，是先有千里马，相马者伯乐才能发现千里马。而韩愈却反过来说，世上因为有了伯乐，才有了千里马。仔细想来，这话更为深刻：如果没人发现，千里马只能混迹于群马之中，了此一生。韩愈又继续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话更是一半是论说，一半是慨叹，突显了识才的重要和识才者的宝贵！
　　其三，识才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识才能激发人才的忠诚和奋进，极大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对于人才来说，能否遇上识才者，对于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能遇上懂得自己价值的人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很多优秀人才可能一辈子怀才不遇，抱憾而终。所以，很多人把受到赏识和重用看作是用人者对自己的恩德，并为报答“知遇之恩”而竭心尽力，甚至死亦心甘，此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宋代大文豪苏轼任翰林学士时，有一次在皇宫中值班，被召入便殿答话。宣仁太后问苏轼：“你前年担任什么官职？”苏轼说：“臣当时任常州团练副使。”太后又问：“你现在担任什么官职？”苏轼答：“臣现在担任翰林学士。”太后复问：“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升到这个官职？”苏轼回答：“我遇到了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太后道：“不是这样的。”苏轼问：“莫非是大臣们推荐的？”太后说：“也不是。”苏轼惊慌地说：“臣虽做事不够稳当，但也不敢从其他不正当途径获得提拔。”太后说：“这是先帝（宋神宗）的意思。先帝每次读你的文章，必然感叹地说：‘奇才，奇才！’但还没有来得及提拔你，就去世了。”苏轼听到这里，忍不住痛哭失声，太后和哲宗皇帝也哭了，在场的侍从们都感动得流下泪来。a苏东坡之所以痛哭失声，是感动于宋神宗的知遇之恩；在场的人之所以受感动，是因为大家对知遇之恩有共识和共鸣。不言而喻，这种感动会极大地激发苏东坡对宋王朝的忠心，也会激励他在通往最高文学殿堂的道路上不断攀登。
　　识才如此重要，那么领导者怎样才能做到慧眼识才呢？元代做过宰相的张养浩曾说：“为宰相不难，一心正、两眼明足矣。”b当宰相的只要做到心正眼明就行，识别人才更是如此。做君主的，以及做各级领导的，要想做到慧眼识才也不难，一是自己要正，包括人品正，观点正，作风正；二是眼睛要明，就是要有一定的识才经验和能力，不能“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金镶玉”或者被蒙蔽。
　　清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康熙皇帝对大学士等人有一段训话：“自古以来，帝王使用人才管理国家都靠大臣们举荐贤能”，“如果被举荐的人做官后都表现很好，那说明举荐的大臣是实心为国、公正无私的贤臣；如果被举荐的人做官后有的好有的坏，那说明举荐的大臣虽然一心为国，但识别人才的能力不够；如果被举荐的人做官后都是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之徒，那举荐的大臣就是严重玷污了做官为臣之道。”a康熙皇帝认为，举荐贤能是每一个大臣的重要职责；从所举的人是好是坏，就可看出举荐者是不是心正，是不是眼明；其中，心不正的人为害最大，他们所举之人皆不可用。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清代光绪朝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有个叫玉铭的木材商人，隶属内务府管辖，凭借跑关系走后门承包皇家工程，还贪污盗窃，因而拥有巨资。贪心之人总不知足，钱多了又想做官，玉铭于是捐了个道员的衔，在吏部等待选用，同时托李莲英的关系，拿出三十万两银子作为助修颐和园的经费。慈禧太后大喜，立即告诉光绪，让他任命玉铭做四川盐茶道（掌管盐茶专营的道员，是一个肥缺）。光绪看了玉铭的履历，召见玉铭问话，发现他竟是一个完全不懂政事的文盲。光绪问：“你生意挺好的，怎么忽然要弃商当官呢？”玉铭回答：“听说四川盐茶道的收益要比木材厂好数倍呢！”光绪愤怒地把他轰了出去。像这样一个只知赚钱的文盲商人，慈禧怎么看不出来，却安排他担任盐茶道的重要职务呢？原因不是别的，是这人捐出的助修颐和园的巨资起了作用。慈禧一心想住园子，谁捐钱修园子谁就是好人，谁就可以做官。所以，慈禧是心不正。
　　心正并不能代替眼明。不是说，只要一心为国选才，就一定能够选到贤才。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个需要学习和积累识才办法和经验的过程；除此之外，也确实存在一个悟性问题，有人在看人的关键方面领会得快，掌握得准，确有慧心慧眼；有人眼拙，还坚持自己的看法，听不进不同意见。这两方面的表现，历史上都不乏其人。
　　战国时，赵国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熟读兵书，只要一谈到怎样用兵，便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连赵奢也难不住他。然而赵奢不认可自己的儿子，说他一旦真的领兵打仗，一定是败军之将。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秦军攻打赵国。这时赵奢已经去世，赵国大将廉颇率兵拒敌，采取固守的办法和秦军相持了四个多月。于是，秦王采用宰相范睢的离间计，派人到赵国去散布谣言，说秦国最怕的就是让赵括当将军。赵王听信谣言，便要派赵括去代替廉颇领兵。蔺相如对赵王说：“您根据赵括的名声而用他带兵，就好像把琴上调音的柱子粘住再弹琴，是弹不出好听的声音来的。赵括只会背诵他父亲的兵书，但不会在战场上灵活运用啊！”赵王根本听不进蔺相如的忠告。赵括的母亲也赶忙跑来对赵王说，赵括在清廉自持、爱护兵士等方面，远不及他父亲，请求不要任命儿子为帅。赵王对此毫不在意。赵母又说，如果大王一定要用赵括的话，赵括如果出了问题，不能让我老婆子连带获罪。赵王当即答应了赵母的要求，对赵母的话却很不以为然。赵括到了前线后，改变了廉颇的战法，结果一败涂地，赵军士兵被秦军活埋了四十万，赵括自己也丢了性命，赵国从此一蹶不振。赵王起用赵括的心是真诚的，他就是急于找到一个能马上打败秦军的统帅。但是他眼不明，不会识才。最要命的是他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于蔺相如的劝阻、赵母的警示，赵王皆置若罔闻，固执己见。像赵王这样的领导，从古至今并不鲜见，这样的人永远都是眼不明，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