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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会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鉴史可以知今。
如果“家具大王”冯永明吸取了知名企业家李经纬、仰融、陶幸健、郑俊怀与龚家龙的前车之鉴，或许就不会固执地走到“鱼死网破”的不归路上。
其实，鱼会死，网不会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创业者会出局，而国企的产权不会变。至少在目前，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遵从者可以呼风唤雨，违逆者面临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类似的悲剧。
脱不掉的帽子
冯永明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个小木匠。他事业的起点，也是一个濒临倒闭的生产消防梯子的小型集体企业。靠做“梯子”连饭都吃不饱，1985年起，他在梯子厂开始做一些家具，并逐渐摆弄出一个小家具车间。
后来，这个小家具车间注入一个空壳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创办了伊春市第一家中外合资生产型企业——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再后来，外资方退出，光明家具成了地道的本地企业。经过几年发展，它成了排名全国第一的家具巨无霸。光明家具曾是中国家具行业第一的品牌。
光明家具曾被评为“全国生活消费相关行业10强企业之一”、“全国大型民营企业100强”……1996年4月，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作为创业者，冯永明曾任光明集团党委书记、伊春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工商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家具协会副会长等职，荣获省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1992年起连续三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后来，冯永明所做的最大努力，就是“脱帽”，一是企业脱帽，将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集体所有制，以图将来完全变成私有或者绝对控股；二是自己脱帽，意欲与政府划清界限。他自己说，已经辞去了所有带有“红帽子”色彩的社会职务，他在被拘之前，已没有任何头衔。
可是，自从光明家具上市那天起，冯永明已经没有了归路。
光明家具是黑龙江省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也是家具行业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企业虽不算大，但名气不算小。当时光明家具能够上市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国有企业。
如果冯永明说光明家具是私有企业，岂不是把当初为它上市做担保的地方政府，放到火上烤？将它做成一个“欺诈上市丑闻”？
冯永明并不甘心，于是动手掏空上市公司，大搞关联方占款与关联交易，大肆转移资产。就这样，他走上了“贪污”国有资产的不归路。
而光明家具这个曾经风靡中国的家具品牌，这个曾经创造了第一个实现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第一个推行家具拆装组合、第一个完成跨地域异地办厂、第一个建起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第一个上市融资等多项桂冠的家具品牌宠儿，辉煌已永远属于昨天。
上市公司也迅速垃圾化，业绩年年巨亏，股市年年走熊，不仅被打上*ST标记，而且长期完不成股改。它最终不得不寻求保壳重组。
到了2008年9月份左右，光明家具股票3年亏损面临下市，光明股票如下市，将是继阿钢、佳纸、齐钢、蜡笔、秋林下市之后的第六个下市黑龙江企业。公司戴上了*ST的帽子，地方政府保壳任务重；公司长期未股改，地方政府受的舆论压力大；公司巨额亏空需要给全国股民一个交待，地方政府需要保信誉。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肯定担不起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偏偏冯永明不配合，一门心思只想搞自己主导下的重组，以至于S*ST光明与多次重组机会失之交臂。冯永明错过了多次使自己脱身并使上市公司转危为安的机会，企业的烂账越来越烂，国资流失的风险越来越大……于是，冯永明就只有“出事”一途了。
伊春市委书记许兆君说，冯永明有一个哲学：我赢利的时候是私有企业，我亏损的时候就是国有企业。冯永明把所有的债务、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所有的窟窿和债务留给伊春，把所有的优良资产、优良资本、现金流转移到伊春之外。
脱不掉的劫数
冯永明的陨落只不过是中国企业家悲剧的另一个版本，在此之前，多人都在股权之争这条华山道上跌入悬崖。
回顾中国企业界近年一些著名的事件，不少企业家的遭遇，与冯永明有着完全相同的地方——他们都与企业的“产业清晰化运动”有关，而且都重重地撞在了“国有资产”这堵硬墙上。
从2002年到今天的八九年间，从李经纬被赶出健力宝，仰融出走华晨，到春兰陶幸健MBO失败，再到“乳业教父”郑俊怀、“油王”龚家龙，以及“家具大王”冯永明的牢狱之灾，曾经风光无限的红顶商人们，都纷纷踏入同一条河流：成也红顶，败也红顶。他们都在“产权不清”这堵高墙面前碰到铁壁，善始者众，善终者寡。
2002年1月9日，健力宝的李经纬与三水市市长冷冷地相对而坐。自1998年以来，他们因为健力宝产权分岐而势同水火。不久，健力宝被张海收购，元气大伤。李经纬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当年的“中国第一饮料企业”，如今几乎消失在市场之中。
这年1月，科龙也不平静。1998年底其创办人潘宁去职之后，2002年，容桂镇镇长拍马上阵，亲自出任总裁。10月31日，一个经历可疑的企业家顾雏军收购了科龙这一具已被掏空的躯体。2005年，科龙出现36.93亿元的巨额亏损，顾雏军被判刑。这家优秀的家电企业也成为了产权游戏的牺牲品。
一些企业的MBO（管理层收购）努力，也在这个时期夭折。2002年， 陶幸健主导的春兰MBO无疾而终。紧接着，海尔、长虹、海信的MBO也一一被否。
由于没有制度与法律上的保障，几乎所有的企业产权变革，都是一场巨大的冒险。2004年，致力于MBO的伊利创始人郑俊怀，被举报“侵吞国有资产”，郑俊怀以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仰融也是败在了华晨的“产权归属”这一环上。经与沈阳市政府激烈冲突之后，2002年5月，中国汽车传奇人物仰融飞到五台山拜佛祈福，随后悄然赴美不归。而曾豪情万丈的华晨汽车，从此不复当年雄心与锐气。
产权问题还困扰了曾号称 “国内唯一民营油企”的天发集团。虽然创始人龚家龙一直认为天发就是他自己的企业，但天发成立之初的定性是“全民所有制”。天发的成长与光明家具颇有类似之处。毫无疑问，在1996年，天发如果没有当时的国有身份，是不可能上市的，但是，荆州市并没有给天发投入资金。后来，龚家龙也因“挪用资金”在牢狱中待了19个月。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件看，“红顶商人”们为转移国有上市公司资产，而进行的纷繁复杂的股权设计、资本运作，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是无法逃脱“贪污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的。
脱不掉的底色
据说，冯永明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很冤，无罪，在牢狱之中还写信给家人，称“相信法律的正义”。
但是，企业家们在产权变更这样敏感的问题上，的确不能心存侥幸。冯永明作为创业者，本应该通过正当途径争取到自己应有的权利。比如，明确与国资部门达成正式股权分割协议，或者通过司法部门裁判股权纠葛。但冯永明没有这样做，而只是通过工商部门个别官员，将企业由全民所有制私自变更为集体所有制，并在上市公司中上下其手。这样火中取栗，后果当然可怕。在本文提及的企业家当中，冯永明是被判得最重的人——死缓，而且，他还把一家人都拖了进去。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一群像馮永明这样的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实验场，在旁人充满怀疑的眼光中，为中国展现了一幅生龙活虎的草莽商业社会图景：不拘一格，求变求存求强。其功是不可磨灭的。只是，二三十年来，中国的企业很少能有做到规范化经营的，大多产权不清，大多挂靠国企或者集体企业。这些企业家无论是身处国营公司、集体企业，还是民营公司、合资企业，都是在一片混沌状态的新天地中施展手脚，在一片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大展鸿图。他们虽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如今回头来看，他们的成长，都不可避免地行走在草莽中，行走在灰色地带。其中，创业者戴红帽子、挂靠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他们最基础的底色。
但正是这个底色，让企业里国有与私有产权界定不清。这个历史问题往往会产生巨大的麻烦。这种产权争议在国内并不少见。而其通常的结果，不是企业家把政府买通，化公为私，就是合作破裂，政府将企业收回国有。这样的故事，在一段时期里反复上演。
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股权问题没有界定清楚，客观地说，企业家和有关部门都有责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好的结果，是企业、企业家和有关部门都输了。
好在，企业戴“红帽子”与创业者戴“红顶子”的时代，正在慢慢成为过去，这个困扰中国企业一二十年的一个根本性大问题，正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愿冯永明是企业家中最后一个被无情惩罚的有罪之身。
如果“家具大王”冯永明吸取了知名企业家李经纬、仰融、陶幸健、郑俊怀与龚家龙的前车之鉴，或许就不会固执地走到“鱼死网破”的不归路上。
其实，鱼会死，网不会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创业者会出局，而国企的产权不会变。至少在目前，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遵从者可以呼风唤雨，违逆者面临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类似的悲剧。
脱不掉的帽子
冯永明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个小木匠。他事业的起点，也是一个濒临倒闭的生产消防梯子的小型集体企业。靠做“梯子”连饭都吃不饱，1985年起，他在梯子厂开始做一些家具，并逐渐摆弄出一个小家具车间。
后来，这个小家具车间注入一个空壳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创办了伊春市第一家中外合资生产型企业——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再后来，外资方退出，光明家具成了地道的本地企业。经过几年发展，它成了排名全国第一的家具巨无霸。光明家具曾是中国家具行业第一的品牌。
光明家具曾被评为“全国生活消费相关行业10强企业之一”、“全国大型民营企业100强”……1996年4月，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作为创业者，冯永明曾任光明集团党委书记、伊春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工商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家具协会副会长等职，荣获省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1992年起连续三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后来，冯永明所做的最大努力，就是“脱帽”，一是企业脱帽，将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集体所有制，以图将来完全变成私有或者绝对控股；二是自己脱帽，意欲与政府划清界限。他自己说，已经辞去了所有带有“红帽子”色彩的社会职务，他在被拘之前，已没有任何头衔。
可是，自从光明家具上市那天起，冯永明已经没有了归路。
光明家具是黑龙江省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也是家具行业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企业虽不算大，但名气不算小。当时光明家具能够上市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国有企业。
如果冯永明说光明家具是私有企业，岂不是把当初为它上市做担保的地方政府，放到火上烤？将它做成一个“欺诈上市丑闻”？
冯永明并不甘心，于是动手掏空上市公司，大搞关联方占款与关联交易，大肆转移资产。就这样，他走上了“贪污”国有资产的不归路。
而光明家具这个曾经风靡中国的家具品牌，这个曾经创造了第一个实现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第一个推行家具拆装组合、第一个完成跨地域异地办厂、第一个建起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第一个上市融资等多项桂冠的家具品牌宠儿，辉煌已永远属于昨天。
上市公司也迅速垃圾化，业绩年年巨亏，股市年年走熊，不仅被打上*ST标记，而且长期完不成股改。它最终不得不寻求保壳重组。
到了2008年9月份左右，光明家具股票3年亏损面临下市，光明股票如下市，将是继阿钢、佳纸、齐钢、蜡笔、秋林下市之后的第六个下市黑龙江企业。公司戴上了*ST的帽子，地方政府保壳任务重；公司长期未股改，地方政府受的舆论压力大；公司巨额亏空需要给全国股民一个交待，地方政府需要保信誉。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肯定担不起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偏偏冯永明不配合，一门心思只想搞自己主导下的重组，以至于S*ST光明与多次重组机会失之交臂。冯永明错过了多次使自己脱身并使上市公司转危为安的机会，企业的烂账越来越烂，国资流失的风险越来越大……于是，冯永明就只有“出事”一途了。
伊春市委书记许兆君说，冯永明有一个哲学：我赢利的时候是私有企业，我亏损的时候就是国有企业。冯永明把所有的债务、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所有的窟窿和债务留给伊春，把所有的优良资产、优良资本、现金流转移到伊春之外。
脱不掉的劫数
冯永明的陨落只不过是中国企业家悲剧的另一个版本，在此之前，多人都在股权之争这条华山道上跌入悬崖。
回顾中国企业界近年一些著名的事件，不少企业家的遭遇，与冯永明有着完全相同的地方——他们都与企业的“产业清晰化运动”有关，而且都重重地撞在了“国有资产”这堵硬墙上。
从2002年到今天的八九年间，从李经纬被赶出健力宝，仰融出走华晨，到春兰陶幸健MBO失败，再到“乳业教父”郑俊怀、“油王”龚家龙，以及“家具大王”冯永明的牢狱之灾，曾经风光无限的红顶商人们，都纷纷踏入同一条河流：成也红顶，败也红顶。他们都在“产权不清”这堵高墙面前碰到铁壁，善始者众，善终者寡。
2002年1月9日，健力宝的李经纬与三水市市长冷冷地相对而坐。自1998年以来，他们因为健力宝产权分岐而势同水火。不久，健力宝被张海收购，元气大伤。李经纬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当年的“中国第一饮料企业”，如今几乎消失在市场之中。
这年1月，科龙也不平静。1998年底其创办人潘宁去职之后，2002年，容桂镇镇长拍马上阵，亲自出任总裁。10月31日，一个经历可疑的企业家顾雏军收购了科龙这一具已被掏空的躯体。2005年，科龙出现36.93亿元的巨额亏损，顾雏军被判刑。这家优秀的家电企业也成为了产权游戏的牺牲品。
一些企业的MBO（管理层收购）努力，也在这个时期夭折。2002年， 陶幸健主导的春兰MBO无疾而终。紧接着，海尔、长虹、海信的MBO也一一被否。
由于没有制度与法律上的保障，几乎所有的企业产权变革，都是一场巨大的冒险。2004年，致力于MBO的伊利创始人郑俊怀，被举报“侵吞国有资产”，郑俊怀以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仰融也是败在了华晨的“产权归属”这一环上。经与沈阳市政府激烈冲突之后，2002年5月，中国汽车传奇人物仰融飞到五台山拜佛祈福，随后悄然赴美不归。而曾豪情万丈的华晨汽车，从此不复当年雄心与锐气。
产权问题还困扰了曾号称 “国内唯一民营油企”的天发集团。虽然创始人龚家龙一直认为天发就是他自己的企业，但天发成立之初的定性是“全民所有制”。天发的成长与光明家具颇有类似之处。毫无疑问，在1996年，天发如果没有当时的国有身份，是不可能上市的，但是，荆州市并没有给天发投入资金。后来，龚家龙也因“挪用资金”在牢狱中待了19个月。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件看，“红顶商人”们为转移国有上市公司资产，而进行的纷繁复杂的股权设计、资本运作，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是无法逃脱“贪污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的。
脱不掉的底色
据说，冯永明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很冤，无罪，在牢狱之中还写信给家人，称“相信法律的正义”。
但是，企业家们在产权变更这样敏感的问题上，的确不能心存侥幸。冯永明作为创业者，本应该通过正当途径争取到自己应有的权利。比如，明确与国资部门达成正式股权分割协议，或者通过司法部门裁判股权纠葛。但冯永明没有这样做，而只是通过工商部门个别官员，将企业由全民所有制私自变更为集体所有制，并在上市公司中上下其手。这样火中取栗，后果当然可怕。在本文提及的企业家当中，冯永明是被判得最重的人——死缓，而且，他还把一家人都拖了进去。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一群像馮永明这样的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实验场，在旁人充满怀疑的眼光中，为中国展现了一幅生龙活虎的草莽商业社会图景：不拘一格，求变求存求强。其功是不可磨灭的。只是，二三十年来，中国的企业很少能有做到规范化经营的，大多产权不清，大多挂靠国企或者集体企业。这些企业家无论是身处国营公司、集体企业，还是民营公司、合资企业，都是在一片混沌状态的新天地中施展手脚，在一片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大展鸿图。他们虽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如今回头来看，他们的成长，都不可避免地行走在草莽中，行走在灰色地带。其中，创业者戴红帽子、挂靠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他们最基础的底色。
但正是这个底色，让企业里国有与私有产权界定不清。这个历史问题往往会产生巨大的麻烦。这种产权争议在国内并不少见。而其通常的结果，不是企业家把政府买通，化公为私，就是合作破裂，政府将企业收回国有。这样的故事，在一段时期里反复上演。
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股权问题没有界定清楚，客观地说，企业家和有关部门都有责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好的结果，是企业、企业家和有关部门都输了。
好在，企业戴“红帽子”与创业者戴“红顶子”的时代，正在慢慢成为过去，这个困扰中国企业一二十年的一个根本性大问题，正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愿冯永明是企业家中最后一个被无情惩罚的有罪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