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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玛利亚别墅与钱江时代住宅进行分析，从场所精神的视角，论述建筑与场地的关系，并对营造场所感的设计手法进行分析、思考与总结，以期给相关工作人员带来启示。
关键词：场所精神;居住建筑;玛利亚别墅;钱江时代住宅
一般而言，场地（site）是指物理层面的环境所在地，而场所（place）则是人、建筑、场地三者组成的综合体。本质上，场地与场所的关系，是理性与感性、客观与主观、标准化与多样性的关系。建筑作为建立秩序的要素，是连接场地与场所的纽带。而建筑如何介入场地，激活场所感，是当代建筑师重点探索的方向之一。
本文选取玛利亚别墅与钱江时代住宅两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原因如下：它们都是居住建筑，有对比参考价值;二者的建筑师均以地域主义风格著称，值得借鉴思考。
一、玛利亚别墅
玛利亚别墅建于1938年，是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 ，1898-1976年）的代表作。二战后的西方建筑，大多采用钢、混凝土等工业材料，遵循功能至上原则，通过建筑技术的支持，呈现出理性、标准化的快速建造现象。在这种主流时代背景之下，阿尔托设计的玛利亚别墅，并未采用主流的标准化制造理念，而是将北欧传统风格融入建筑，使之呈现芬兰地域性，成为自然界有机生长的延续，营造出独特的场所感。
（一）建筑介入场地
基地位于芬兰马库镇，在长满松树的山顶，周边丛林密布，给人一种幽深的静谧感。
在场地布局层面，建筑主体部分的“L”型、浴室与游泳池组成的“L”型，共同拼成“U”型的半围合形态（图1）。三面封闭，一面开敞，中间围合出庭院，建筑与室外场地分区明确。一方面，有利于北欧房子的保暖，另一方面，建筑群体与周边环境没有完全割裂，而是形成独立且融合的关系。
在建筑形态层面，阿尔托并未拘泥于现代主义标志性的几何形式，而是加入了曲线造型元素。曲线的灵动之感，很容易唤醒人们对当地独特地理环境的联想。芬兰西南濒临罗德海和芬兰海，海岸线长1100km，有岛屿约17.9万个，湖泊约18.8万个，素有“千湖之国”的美称。童年时期的阿尔托常常帮助从事护林测量工作的父亲描绘地形图，优美蜿蜒的弧形湖岸线，给其留下深刻印象。在他后期多个建筑作品中，经常见到几何形与曲线的碰撞，体现出现代风格的理性与民族地域的浪漫。而在玛利亚别墅中，曲线元素主要用在入口雨棚、曲面画室与室外泳池，这三个功能区，都与室外庭院产生关联。局部曲线形态到整体几何造型，不仅给人舒适、闲散的感觉，还体现着阿尔托亲近自然、人情化设计的宗旨。
在建筑细部层面，构件装饰与传统材料巧妙结合，形成细腻、丰富的视觉效果。建筑立面的木材饰面、清水砖墙、未经打磨的碎石楼梯、“L”型毛石墙等，自然材质的选用与色调冷暖的对比，弱化了建筑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使二者呈现出有机生长的交融态势。芬兰林业发达，森林覆盖率极高，是欧洲最大的木材生产国。自然丛林的竖向生长意向，通过手法上的转译重构，表现为柱子上的形态变化。例如，支撑入口雨棚的四个柱子，通过云杉杆件疏密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形态（图2）。包围在室内楼梯周围的竖向细柱，呈现出场地周边森林意向（图3）。
（二）从场地到场所
在玛利亚别墅中，建筑与场地的交融延续，是营造场所感的主要出发点。建筑师阿尔托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采用“弱化模糊”的手法，将场地的自然要素引入建筑，弱化几何形体的严肃呆板感，加入曲线自由灵动的形态，模糊建筑体量对场地的破坏;弱化墙体颜色饱和度，模糊白墙与天空界限感，使之消融于自然;弱化柱子和窗户的统一性，使之分别产生不同的细腻变化，模糊标准化带来的理性冰冷，丰富空间与视觉体验。其二，通过建筑，体现使用者的诉求与行为习惯，使之具有人情味与归属感。业主古利申夫妇对工业与艺术都有兴趣，而设置画室、安排具有悠久历史的芬兰蒸汽浴室以及玛利亚别墅中呈现出的理性与感性碰撞交织，都很好回应了使用者的需求。
二、钱江时代住宅
在我国当前快速化的城镇建设中，“千城一面”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建筑设计层面，具有地域多样性的中国传统文化该如何与普适性的国际现代风格相处？尤其是作为陌生人共同居住的集合住宅，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国建筑师王澍在钱江时代住宅项目中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一）建筑介入场地
基地位于杭州市东南部钱塘江北岸，东面临接钱塘江滨江大道与钱江三桥，西北以新塘河为界，南面紧邻天福花园、临江风帆两个居住区。与玛利亚别墅所在的自然场地不同，钱江时代项目的场地本身为城市建设用地。
在场地布局层面，6栋25-28层的高层建筑沿场地均匀分布（图4）。其中，四栋点式住宅，两栋板式住宅。板式与点式的结合，顺应场地，在水平方向上延伸，与钱江三桥相对平行。基地北侧为地形高差8m左右的室外景观部分，通过建筑群底部6m高的架空设计，场地与建筑的关系更加自然和谐。
在建筑空间层面，王澍对传统居住空间与场地的关系重新进行阐释。在传统的合院居住空间中，院落是核心，通过院落在水平方向上的量的扩充，形成集体居住模式。院落与土地是紧密相连的关系，院落空间与使用者的生活交往行为更是息息相关。通过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网络与风土人情，往往会演变成当地的文脉，使居民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具有场所精神。简言之，在传统建筑中，通过提供院落空间，讓使用者产生邻里交往行为，营造场所感。而在钱江时代住宅项目，王澍将传统水平方向展开的居住单元模式变换方向，竖向叠加，形成“垂直院宅”的空间组织（图5）。每个基本构造单元（长21m，宽15m，高6m）都有院落，本质上依旧保留着院落与场地的关系，只是这个“场地”是通过楼板的形式具体呈现。
（二）从场地到场所
在钱江时代住宅项目中，从场地到场所，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体现：其一，重塑住宅单元模式。通过垂直院落的方式，将空间类型与生活相结合，唤起居民的归属感。其二，赋予居住者自发建造的权利。在每个居住单元中保留部分空间，引导使用者自主补充建造，尊重其多样性需求，唤起居民的认同感。其三，在集体社会中保留个体差异。从住宅场地到生活场所，作为提供居住行为空间的建筑，还需要具备社会意义。
三、结语
综上，玛利亚别墅是从建筑语汇的角度，融入场地，营造场所感;钱江时代住宅则是从使用者居住模式的角度，重塑邻里关系，营造场所感。在这两个案例中，从场地到场所，建筑作为联系的纽带，给我们提供了两种思路。一方面，挖掘当地传统文脉，延续场所的地域性。从场地布局、建筑形态、空间处理与材质运用等角度出发，引入场地的自然人文地域特征，使得建筑与场地产生对话，形成场所氛围。另一方面，创造自发性交往空间，激活场所的归属感。将使用者行为模式与空间设计相结合，通过交往行为产生精神共鸣，同样能够形成场所氛围，营造场所精神。
激活场所感，绝不是简单地改造场地地形，更包括了对基地环境、历史人文、社会网络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从场地到场所，从看得见的形态到看不见的场域，从物质层面的相同性到精神层面的多样性，建筑始终扮演着引导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做出回应，引发思考。因此，建筑设计是多维度的，只有充分与场地产生对话，营造场所，建筑才能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WESTON R.Alvar Aalto [M].London：Phaidon Press Limited，1995.
[2]王澍，陈卓.“中国式住宅”的可能性：王澍和他的研究生们的对话[J].时代建筑，2006（3）.
作者单位：
河南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关键词：场所精神;居住建筑;玛利亚别墅;钱江时代住宅
一般而言，场地（site）是指物理层面的环境所在地，而场所（place）则是人、建筑、场地三者组成的综合体。本质上，场地与场所的关系，是理性与感性、客观与主观、标准化与多样性的关系。建筑作为建立秩序的要素，是连接场地与场所的纽带。而建筑如何介入场地，激活场所感，是当代建筑师重点探索的方向之一。
本文选取玛利亚别墅与钱江时代住宅两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原因如下：它们都是居住建筑，有对比参考价值;二者的建筑师均以地域主义风格著称，值得借鉴思考。
一、玛利亚别墅
玛利亚别墅建于1938年，是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 ，1898-1976年）的代表作。二战后的西方建筑，大多采用钢、混凝土等工业材料，遵循功能至上原则，通过建筑技术的支持，呈现出理性、标准化的快速建造现象。在这种主流时代背景之下，阿尔托设计的玛利亚别墅，并未采用主流的标准化制造理念，而是将北欧传统风格融入建筑，使之呈现芬兰地域性，成为自然界有机生长的延续，营造出独特的场所感。
（一）建筑介入场地
基地位于芬兰马库镇，在长满松树的山顶，周边丛林密布，给人一种幽深的静谧感。
在场地布局层面，建筑主体部分的“L”型、浴室与游泳池组成的“L”型，共同拼成“U”型的半围合形态（图1）。三面封闭，一面开敞，中间围合出庭院，建筑与室外场地分区明确。一方面，有利于北欧房子的保暖，另一方面，建筑群体与周边环境没有完全割裂，而是形成独立且融合的关系。
在建筑形态层面，阿尔托并未拘泥于现代主义标志性的几何形式，而是加入了曲线造型元素。曲线的灵动之感，很容易唤醒人们对当地独特地理环境的联想。芬兰西南濒临罗德海和芬兰海，海岸线长1100km，有岛屿约17.9万个，湖泊约18.8万个，素有“千湖之国”的美称。童年时期的阿尔托常常帮助从事护林测量工作的父亲描绘地形图，优美蜿蜒的弧形湖岸线，给其留下深刻印象。在他后期多个建筑作品中，经常见到几何形与曲线的碰撞，体现出现代风格的理性与民族地域的浪漫。而在玛利亚别墅中，曲线元素主要用在入口雨棚、曲面画室与室外泳池，这三个功能区，都与室外庭院产生关联。局部曲线形态到整体几何造型，不仅给人舒适、闲散的感觉，还体现着阿尔托亲近自然、人情化设计的宗旨。
在建筑细部层面，构件装饰与传统材料巧妙结合，形成细腻、丰富的视觉效果。建筑立面的木材饰面、清水砖墙、未经打磨的碎石楼梯、“L”型毛石墙等，自然材质的选用与色调冷暖的对比，弱化了建筑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使二者呈现出有机生长的交融态势。芬兰林业发达，森林覆盖率极高，是欧洲最大的木材生产国。自然丛林的竖向生长意向，通过手法上的转译重构，表现为柱子上的形态变化。例如，支撑入口雨棚的四个柱子，通过云杉杆件疏密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形态（图2）。包围在室内楼梯周围的竖向细柱，呈现出场地周边森林意向（图3）。
（二）从场地到场所
在玛利亚别墅中，建筑与场地的交融延续，是营造场所感的主要出发点。建筑师阿尔托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采用“弱化模糊”的手法，将场地的自然要素引入建筑，弱化几何形体的严肃呆板感，加入曲线自由灵动的形态，模糊建筑体量对场地的破坏;弱化墙体颜色饱和度，模糊白墙与天空界限感，使之消融于自然;弱化柱子和窗户的统一性，使之分别产生不同的细腻变化，模糊标准化带来的理性冰冷，丰富空间与视觉体验。其二，通过建筑，体现使用者的诉求与行为习惯，使之具有人情味与归属感。业主古利申夫妇对工业与艺术都有兴趣，而设置画室、安排具有悠久历史的芬兰蒸汽浴室以及玛利亚别墅中呈现出的理性与感性碰撞交织，都很好回应了使用者的需求。
二、钱江时代住宅
在我国当前快速化的城镇建设中，“千城一面”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建筑设计层面，具有地域多样性的中国传统文化该如何与普适性的国际现代风格相处？尤其是作为陌生人共同居住的集合住宅，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国建筑师王澍在钱江时代住宅项目中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一）建筑介入场地
基地位于杭州市东南部钱塘江北岸，东面临接钱塘江滨江大道与钱江三桥，西北以新塘河为界，南面紧邻天福花园、临江风帆两个居住区。与玛利亚别墅所在的自然场地不同，钱江时代项目的场地本身为城市建设用地。
在场地布局层面，6栋25-28层的高层建筑沿场地均匀分布（图4）。其中，四栋点式住宅，两栋板式住宅。板式与点式的结合，顺应场地，在水平方向上延伸，与钱江三桥相对平行。基地北侧为地形高差8m左右的室外景观部分，通过建筑群底部6m高的架空设计，场地与建筑的关系更加自然和谐。
在建筑空间层面，王澍对传统居住空间与场地的关系重新进行阐释。在传统的合院居住空间中，院落是核心，通过院落在水平方向上的量的扩充，形成集体居住模式。院落与土地是紧密相连的关系，院落空间与使用者的生活交往行为更是息息相关。通过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网络与风土人情，往往会演变成当地的文脉，使居民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具有场所精神。简言之，在传统建筑中，通过提供院落空间，讓使用者产生邻里交往行为，营造场所感。而在钱江时代住宅项目，王澍将传统水平方向展开的居住单元模式变换方向，竖向叠加，形成“垂直院宅”的空间组织（图5）。每个基本构造单元（长21m，宽15m，高6m）都有院落，本质上依旧保留着院落与场地的关系，只是这个“场地”是通过楼板的形式具体呈现。
（二）从场地到场所
在钱江时代住宅项目中，从场地到场所，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体现：其一，重塑住宅单元模式。通过垂直院落的方式，将空间类型与生活相结合，唤起居民的归属感。其二，赋予居住者自发建造的权利。在每个居住单元中保留部分空间，引导使用者自主补充建造，尊重其多样性需求，唤起居民的认同感。其三，在集体社会中保留个体差异。从住宅场地到生活场所，作为提供居住行为空间的建筑，还需要具备社会意义。
三、结语
综上，玛利亚别墅是从建筑语汇的角度，融入场地，营造场所感;钱江时代住宅则是从使用者居住模式的角度，重塑邻里关系，营造场所感。在这两个案例中，从场地到场所，建筑作为联系的纽带，给我们提供了两种思路。一方面，挖掘当地传统文脉，延续场所的地域性。从场地布局、建筑形态、空间处理与材质运用等角度出发，引入场地的自然人文地域特征，使得建筑与场地产生对话，形成场所氛围。另一方面，创造自发性交往空间，激活场所的归属感。将使用者行为模式与空间设计相结合，通过交往行为产生精神共鸣，同样能够形成场所氛围，营造场所精神。
激活场所感，绝不是简单地改造场地地形，更包括了对基地环境、历史人文、社会网络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从场地到场所，从看得见的形态到看不见的场域，从物质层面的相同性到精神层面的多样性，建筑始终扮演着引导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做出回应，引发思考。因此，建筑设计是多维度的，只有充分与场地产生对话，营造场所，建筑才能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WESTON R.Alvar Aalto [M].London：Phaidon Press Limited，1995.
[2]王澍，陈卓.“中国式住宅”的可能性：王澍和他的研究生们的对话[J].时代建筑，2006（3）.
作者单位：
河南科技大学建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