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落马的官员都有一个关系网，网中有官商、情妇，也有下级。这些下级在网上的位置有近有远，进入的方式也不同。不过，一旦网破了，他们很少能不受牵连。
　　4月底，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原党委副书记何继雄受贿案开庭审理。在庭上，当提及他的老上级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时，他突然泪流满面，一度情绪失控。
　　他与曹鉴燎曾同在广州沙河镇任职，一个任镇委书记、镇长，一个任副镇长，后来又同在广州市政府工作。曹鉴燎送他官离开沙河镇后运作何继雄接任;送他钱亲自送上巨款拉他下水一起撈钱;还灌输他思想经常教育他要懂得感恩，不能忘本。
　　但去年曹鉴燎落马后，很快就供出了他。
　　上级东窗事发，有些下级也逃不过
　　腐败就是一种交易，不是什么下级都能进入上级的关系网，你得有交易的本钱。何继雄卷入曹鉴燎案件中，是多重因素使然。一名广东官员说。
　　从工作职能上来说，他是沙河镇主管城建的副镇长，沙河镇又是广州珠江新城的主战场，而曹鉴燎腐败的主要途径是在城中村改造中官商勾结、囤地牟利，何继雄是他绕不过的一个环节。从个人来看，何继雄是沙河镇当地人，办起事来方便;从基层起来没有多少根基，得到曹的青睐后几乎对他唯命是从。所以曹怎么都得把他拉下水。这名官员称。
　　还有哪些下级容易卷入上级腐败案呢？
　　首先是秘书等直接服务领导的官员，容易卷入上级腐败案。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之于苏荣，国家发改委原工业司司长王勇之于刘铁男，都曾经是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在这些案件中，秘书经常充当上级的操盘手。
　　其次，那些本身就有问题的下级，他们为寻求庇护甚至会主动投入多个上级的腐败圈。这类下级往往不会成为上级的心腹，但会成为多个腐败案中的关联点。
　　如果上级是某地或者某个部门的一把手，他将这个区域或部门的官场生态彻底腐化了，那除了极个别下级，基本上没有不卷进去的。
　　广东茂名就曾一度在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等主要领导引领下，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一个细节是，办案人员到罗荫国家里取证时，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伟华，刚刚送上约30万美元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级位置上待了8年。
　　有身不由己，也有主动围猎
　　每个此类腐败案中，卷进去的下级都不会少。甘肃华亭县原县委书记任增禄案件中牵出129名官员、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牵出66名官员、广州市白云区原区委书记谷文耀牵出81名官员。
　　这其中并非每个人卷入方式都一样，有身不由己的、听天由命的，有主动迎合的、为虎作伥的，甚至还有少数下级围猎上级的。
　　一名时政观察者说，他曾接触过一个县委书记贱卖国资案件，这肯定需要通过县长这关。县长起初并没有想过从中捞取什么好处，但为了让书记放心，最后还是收下了商人送的钱。书记案发后，县长也同样接受调查。
　　在黑龙江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卖官案中也有一个花絮：某镇党委书记上任伊始，觉得和四把手很投脾气，于是明白地告诉他，你去竞选镇长吧，我来帮你在上面找路子，钱我先给你垫着。书记果真垫支送礼金7万元。
　　下级围猎上级更多地发生在基层。一县医管局局长，上任后被下属联合商人围猎。他们给局长送钱全是过年过节，从最初几千到几万元，每次并不提具体要求，只希望在检查工作时手高抬一分。这名局长慢慢习以为常，却没有想到自己手越抬越高，最后造成了数千万医保资金的流失。
　　离网中心越近，跌得越深
　　曹鉴燎被传接受调查后，一直鞍前马后的何继雄，亦开始逐步归还其这些年的违法所得，试图将自己洗白。
　　洗白、切割基本是上级落马后，可能涉案下级官员的标准第一步动作。一名纪检干部透露，他参与的一个窝案中，县委书记还没有被宣布落马，当地纪委廉洁账户上的存款直线上升。他说，他们很少会自首，不管是牵连深的还是牵连浅的。更多的是四处打探消息。
　　在他看来，基本上不会有下级会为落马上级出头对抗调查，他们之间的所谓同盟从来都不可靠，反倒能成为案件的线索和突破口。
　　对于这些卷入腐败案的下级官员，命运也各不相同。如果涉及违法，肯定会移交司法，但其实更多的是违纪，会给予党纪处分。上述纪检干部称。
　　苏荣与他的4个下级赵智勇、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被称为一大四小，四小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宋晨光被判死缓，陈安众获刑12年，姚木根已被提起公诉，只有赵智勇没有移交司法，仅获党纪处分开除党籍，降为科员。
　　（《廉政瞭望》2015年7月号 徐浩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