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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近八成的政府采购活动由社会中介公司代理完成。除了少数地区政府采购全部由集中采购机构完成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集中采购的程度并不高，有的地区甚至完全委托社会中介公司采购。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谈判已经启动的情况下，这一不合理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改变，将影响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健康发展，政府采购的各项制度、经济、政策功能也会成为空谈。
西方国家200多年的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经验表明，在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初期应该采用集中为主的组织形式，并且，在国外没有“政府采购中介”一说。我国出现政府采购由社会中介公司代理现象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值得研究。
中介公司泛滥的原因
《政府采购法》规定集中采购机构是政府采购的执行机构，却没有赋予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依法行使采购权”的法定采购人地位和相应的行使政府采购的行政权力，而是将其等同于社会中介代理公司，模糊和弱化了集中采购机构的公共职能。同时又规定集中采购机构必须根据各部门的委托组织采购，削弱了集中采购机构的强制性和政府手段的权威性。《政府采购法》并未禁止部门集中采购和单位自行采购，以及“通用”、“专用”采购品目的划分，为采购人规避集中采购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将大量属于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以部门集中采购或单位自行采购项目之名委托给社会中介公司采购。《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采购的范围包括货物、工程和服务，同时又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招标投标法》，使公共工程采购游离于政府采购制度的管理和规制之外，造成工程项目完全托付给社会中介代理采购。
中介公司的局限性
政府采购中心作为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中介公司在性质上不一样。《政府采购法》第十六条规定，集中采购机构是非营利的事业法人，其非营利的性质就决定了其操作过程没有利益目标驱使，集中采购机在具体采购过程中必须贯彻执行政府的各种政策要求，体现政策意图，集中采购机构是公共服务性机构，为公共服务是其基本目的。社会中介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根本目标；在对其监督、制衡失效的情况下，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社会中介公司在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左右逢源”，必然导致“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违规乱纪的结果。
实行政府采购的根本目的之一是通过集中采购的规模效应，节约财政资金，花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将各部门上报的政府采购需求计划汇总，分门别类地进行整合，制定统一的政府采购方案，化分散零星采购为集中批量采购，降低了采购成本，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这也是社会中介公司所不具备的。社会中介公司代理政府采购，无法实现政府采购的各项制度、经济、政策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已由财政支出改革上升为国家实现宏观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公共政策工具，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政府采购并非只是“替采购人买东西”这么简单。集中采购机构通过带有一定强制性的集中采购行为，能有效防止采购人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实现政府采购的宗旨目标；同时，通过执行相关的政府采购政策、市场准入规则、竞争规则等，落实政府采购制度的各项政策功能，如支持自主创新、扶持中小企业、保护本国企业等。
社会中介公司与采购人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民事主体关系，它只需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以代理人的身份办理招标业务，为其采购到所需的货物、服务或工程。社会中介公司考虑的是怎么样和采购人搞好“关系”，从而获得大量的代理业务；以及怎么样让监管部门对其违规、违法行为可以“视而不见”，从而获取更大利润。至于“节约财政资金、支持自主创新、促进廉政建设”等政策功能，社会中介公司没有内在动力去考虑，自然没法落实。
集中采购机构的设立使监督对象集中，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采购程序、严格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和约束制衡机制，有效地规范采购行为；同时监管主体扩大到财政、纪检、监察、审计等多个部门，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监督，有效抑制政府采购活动中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是，目前对社会中介公司的监管基本上游离于法律和政策之外，监督依据不足，监督措施有限，使得社会中介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严重损害了政府采购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影响政府采购制度的形象和声誉。
中介公司代理政府采购之弊端
一、政府采购社会中介公司的监管“失控”。
在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并不完善的发展初期，我国对社会中介公司代理政府采购情况的监管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虽然财政部于2006年出台《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各地也相继颁布一些相关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办法，但是，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管犹如“镜中月、水中花”，没有落到实处，“失控”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看到，目前我国许多社会中介公司所代理的政府采购规模远远超过政府采购中心，但我们几乎找不到有关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这些社会中介所代理的采购价格、节约资金效果、服务质量、信誉状况、有无违法行为等方面的监督检查数据。社会中介公司在政府采购代理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违法行为，除了一些被媒体揭露报道出来外，由相关监管部门主动对社会进行披露的信息很少。
财政部两度成为被告的“现代沃尔诉讼案”及其姊妹篇“亚奥投诉鱼跃造假案”曾轰动一时，这两个案件显现出政府采购社会中介公司的“失控”已达匪夷所思的地步。“非典”过后，为改造、建设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国务院提出对国家医疗救治体系项目公开招标，总额114亿元，这两个案件均发生在该项目的招标过程中。“现代沃尔诉讼案”是关于“便携式血气分析仪”的公开采购，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分别委托两个社会招标公司代理完成招标工作。现代沃尔公司在两次投标报价中均为最低，却都意外落标。中标的广东开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报价比现代沃尔高出40%，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投标时核准成立不足一个月，根本不符合“参标企业须提供三年企业经营资质”的要求。“亚奥投诉鱼跃造假案”发生在由社会中介公司代理的“医用制氧机”的招标采购中，在该采购过程中，鱼跃医疗伪造投标资料，在造假的情况下还中了标。用于改善国计民生的巨额大单，中标企业一个核准成立不足一个月，一个明显造假。如果监管到位的话，这样的企业理应在主体资格审查时就拒之于政府采购大门之外，但是它们却一路享受“绿灯”，成立不足一个月的广东开元医疗设备公司竟然还两度中标。更离谱的是，据财政部有关人员透露，在接到现代沃尔投诉后，财政部竟然才知道有这样的招标采购活动，监管也就成了无稽之谈。这两个案件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处于起步阶段的政府采购制度遭到了质疑，严重损害政府采购制度的形象和声誉。
二、社会中介公司缺乏“独立性”，易受采购人左右，导致“权力寻租”。
社会中介公司能否代理政府采购业务，完全由采购人说了算，采购人有着绝对的主动权。因此，为了不得罪采购人，社会中介公司施展浑身解数，有的协助采购人将同一项目化整为零，或者将通用类集中采购项目改为分散项目规避政府集中采购；有的在评标时发出诱导性意见，迎合采购单位的倾向性要求；有的为了既得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协助采购单位有意向的供应商围标、串标。例如，2007年6月，上海太阳膜结构公司上诉称，它参加了首都机场收费站1300万元的招标采购项目，先是公开招标，后是竞争性谈判。不论采取那种采购方式，采购人与其委托的社会中介公司均在事前通过采购文件和技术图纸的指定，将项目交付给“心仪”的投标供应商某建筑公司，致使上海太阳膜公司成了这起采购项目的被动陪标者。同年3月，某省招标代理公司与采购人串通一气，一个中标额为3200多万元的采购项目，实际成本只有1000多万元，约2200万元的利润被采购人、招标公司和中标供应商瓜分一尽。后经调查发现，中标供应商是一家两年前被注销的企业。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中介公司以采购人的意志为转移，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使政府采购“促进廉政建设”的目标无从落实。 据国家审计署公布审计结果显示，2006年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四个部委进行的政府采购活动违规金额高达3.8亿元。仅教育部违规采购金额1.45亿元。
三、社会中介公司准入门槛低，良莠不齐，操作不规范。
我国政府采购中介代理的准入门槛比较低，很多取得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对政府采购制度并没有进行深入地了解；再加上代理政府采购只是其业务的一部分，使其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研究政府采购制度，至于怎样操作才符合作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在利益面前，这些代理机构根本无暇考虑。社会中介公司本身也是良莠不齐，因此，在代理政府采购的过程中，不规范操作情况时有发生，影响政府采购工作的正常开展。如2007年6月，海南省财政厅就海南广缘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年初组织的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编号为“XFGY2007-01”的采购活动做出了“评标结果无效，重新组织招标”的处理决定。海南广缘招标公司在该招标项目中，招标文件、评标过程都存在问题。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但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价格、技术、财务状况、信誉、业绩、服务、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以及相应的比重或者权值。此外，对技术和售后服务等因素，没有制定评分细则，专家打分缺乏标准，随意性太大。在北京一家招标公司代理某部委的一起竞争性谈判政府采购活动中，谈判文件显示按照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执行，但采购信息事先没有通过权威媒体公示，谈判的次数几乎不受约束，参与人员仅在其中一次的谈判笔录上签字，供应商最终报价时，招标公司没有当众启封供应商的最终报盘文件，也没有第三者在场的开盘见证记录。
四、社会中介公司以盈利为目的，为了追求利润产生各种违规、违法行为。
盈利是社会中介公司的最终目的，社会中介公司纷纷涌入政府采购市场，是为了能分到一份利益。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暗箱操作”已经屡见不鲜，如不按规定发布招标信息、招标项目具体内容不清晰、技术要求带有明显偏向性、故意设置资质门槛条件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等。社会代理机构的这些违规行为直接导致了政府采购“隐性市场垄断”，使得有资质、有信誉的供应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中标，而与招标中介公司有着“密切关系”的供应商屡屡中标，严重影响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公正”。2008年1月7日上午，某招标有限公司组织了当地水利局3处饮水工程承建单位的招投标，省内外共17个建筑公司参与投标。但是招标结束后，有供应商就称“该公司的招标会简直是欺骗会，再也不来投标了”。监管部门调查发现，该招标公司在组织水利局饮水工程招标采购中存在严重问题：招标公司老总是中标公司的副总经理；开标前，多数投标企业已经知道了有哪些企业参与投标；中标公司有两样资质是借用的。
除了与供应商串通，左右中标结果进而谋取利益外，社会中介公司还通过“送红包”、“发放劳务费”等办法贿赂监督人员，企图掩盖自己的违法、违规行为。苏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副处长郑大水涉嫌受贿一案曾广受关注，负责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选拔和日常检查的郑大水，没有经受住社会中介公司“糖衣炮弹”的攻击，收受各种贿赂，直接把业务交给“送过好处”的社会中介去做，对他们的违法、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最终沦为阶下囚。为了谋取利益，社会中介公司已经成了政府官员腐败的“帮凶”，甚至始作俑者，加剧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此外，社会中介公司违规转委托的现象比较严重，即将代理的采购项目违规转交给没有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单位招标，从中牟取个人利益。在深圳市的政府采购工作会议上，深圳市常委、纪委书记谭国箱就点名批评了深圳市机电设备招标公司屡次将政府采购项目违规转委托给一些尚不具备招标资质的单位，严重影响政府采购工作的正常开展。
政府采购委托社会中介公司代理完成，与目前的公共工程招投标采购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法凸显政府采购的制度、经济和政策优势。根据《招投标法》，公共工程大都委托社会代理机构完成采购，每年层出不穷的“交通厅长‘倒下’案”、“‘豆腐渣’工程案”，以及“房子盖起来，干部倒下去”悲剧的轮番上演充分表明了公共工程领域内的腐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根据2007年审计公告显示，34个高等级公路建设项目，有20个执行招投标制度不严格，比率高达近60%。来由此可见，招投标是公共工程领域产生腐败的重要环节。以盈利为目的社会代理机构在代理招标的过程中“认认真真走过场，规规矩矩假招标”，助纣为虐，加剧了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尤其是今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学校、医院等大量公共建筑倒塌，再一次用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豆腐渣”工程是多么的害国殃民。因此，如果政府采购委托社会中介代理完成，走工程招投标的路子，公共工程领域内出现的各种问题政府采购也不可避免，则“预防腐败”只能是空谈，“阳光工程”也只是徒有虚名。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政府采购体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应加快政府采购体制改革的步伐，确立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行使采购权的法定“采购人”地位，扩大集中采购规模,落实政府采购制度的政策功能，促进我国政府采购事业健康发展。
西方国家200多年的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经验表明，在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初期应该采用集中为主的组织形式，并且，在国外没有“政府采购中介”一说。我国出现政府采购由社会中介公司代理现象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值得研究。
中介公司泛滥的原因
《政府采购法》规定集中采购机构是政府采购的执行机构，却没有赋予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依法行使采购权”的法定采购人地位和相应的行使政府采购的行政权力，而是将其等同于社会中介代理公司，模糊和弱化了集中采购机构的公共职能。同时又规定集中采购机构必须根据各部门的委托组织采购，削弱了集中采购机构的强制性和政府手段的权威性。《政府采购法》并未禁止部门集中采购和单位自行采购，以及“通用”、“专用”采购品目的划分，为采购人规避集中采购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将大量属于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以部门集中采购或单位自行采购项目之名委托给社会中介公司采购。《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采购的范围包括货物、工程和服务，同时又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招标投标法》，使公共工程采购游离于政府采购制度的管理和规制之外，造成工程项目完全托付给社会中介代理采购。
中介公司的局限性
政府采购中心作为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中介公司在性质上不一样。《政府采购法》第十六条规定，集中采购机构是非营利的事业法人，其非营利的性质就决定了其操作过程没有利益目标驱使，集中采购机在具体采购过程中必须贯彻执行政府的各种政策要求，体现政策意图，集中采购机构是公共服务性机构，为公共服务是其基本目的。社会中介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根本目标；在对其监督、制衡失效的情况下，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社会中介公司在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左右逢源”，必然导致“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违规乱纪的结果。
实行政府采购的根本目的之一是通过集中采购的规模效应，节约财政资金，花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将各部门上报的政府采购需求计划汇总，分门别类地进行整合，制定统一的政府采购方案，化分散零星采购为集中批量采购，降低了采购成本，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这也是社会中介公司所不具备的。社会中介公司代理政府采购，无法实现政府采购的各项制度、经济、政策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已由财政支出改革上升为国家实现宏观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公共政策工具，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政府采购并非只是“替采购人买东西”这么简单。集中采购机构通过带有一定强制性的集中采购行为，能有效防止采购人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实现政府采购的宗旨目标；同时，通过执行相关的政府采购政策、市场准入规则、竞争规则等，落实政府采购制度的各项政策功能，如支持自主创新、扶持中小企业、保护本国企业等。
社会中介公司与采购人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民事主体关系，它只需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以代理人的身份办理招标业务，为其采购到所需的货物、服务或工程。社会中介公司考虑的是怎么样和采购人搞好“关系”，从而获得大量的代理业务；以及怎么样让监管部门对其违规、违法行为可以“视而不见”，从而获取更大利润。至于“节约财政资金、支持自主创新、促进廉政建设”等政策功能，社会中介公司没有内在动力去考虑，自然没法落实。
集中采购机构的设立使监督对象集中，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采购程序、严格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和约束制衡机制，有效地规范采购行为；同时监管主体扩大到财政、纪检、监察、审计等多个部门，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监督，有效抑制政府采购活动中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是，目前对社会中介公司的监管基本上游离于法律和政策之外，监督依据不足，监督措施有限，使得社会中介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严重损害了政府采购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影响政府采购制度的形象和声誉。
中介公司代理政府采购之弊端
一、政府采购社会中介公司的监管“失控”。
在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并不完善的发展初期，我国对社会中介公司代理政府采购情况的监管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虽然财政部于2006年出台《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各地也相继颁布一些相关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办法，但是，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管犹如“镜中月、水中花”，没有落到实处，“失控”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看到，目前我国许多社会中介公司所代理的政府采购规模远远超过政府采购中心，但我们几乎找不到有关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这些社会中介所代理的采购价格、节约资金效果、服务质量、信誉状况、有无违法行为等方面的监督检查数据。社会中介公司在政府采购代理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违法行为，除了一些被媒体揭露报道出来外，由相关监管部门主动对社会进行披露的信息很少。
财政部两度成为被告的“现代沃尔诉讼案”及其姊妹篇“亚奥投诉鱼跃造假案”曾轰动一时，这两个案件显现出政府采购社会中介公司的“失控”已达匪夷所思的地步。“非典”过后，为改造、建设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国务院提出对国家医疗救治体系项目公开招标，总额114亿元，这两个案件均发生在该项目的招标过程中。“现代沃尔诉讼案”是关于“便携式血气分析仪”的公开采购，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分别委托两个社会招标公司代理完成招标工作。现代沃尔公司在两次投标报价中均为最低，却都意外落标。中标的广东开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报价比现代沃尔高出40%，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投标时核准成立不足一个月，根本不符合“参标企业须提供三年企业经营资质”的要求。“亚奥投诉鱼跃造假案”发生在由社会中介公司代理的“医用制氧机”的招标采购中，在该采购过程中，鱼跃医疗伪造投标资料，在造假的情况下还中了标。用于改善国计民生的巨额大单，中标企业一个核准成立不足一个月，一个明显造假。如果监管到位的话，这样的企业理应在主体资格审查时就拒之于政府采购大门之外，但是它们却一路享受“绿灯”，成立不足一个月的广东开元医疗设备公司竟然还两度中标。更离谱的是，据财政部有关人员透露，在接到现代沃尔投诉后，财政部竟然才知道有这样的招标采购活动，监管也就成了无稽之谈。这两个案件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处于起步阶段的政府采购制度遭到了质疑，严重损害政府采购制度的形象和声誉。
二、社会中介公司缺乏“独立性”，易受采购人左右，导致“权力寻租”。
社会中介公司能否代理政府采购业务，完全由采购人说了算，采购人有着绝对的主动权。因此，为了不得罪采购人，社会中介公司施展浑身解数，有的协助采购人将同一项目化整为零，或者将通用类集中采购项目改为分散项目规避政府集中采购；有的在评标时发出诱导性意见，迎合采购单位的倾向性要求；有的为了既得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协助采购单位有意向的供应商围标、串标。例如，2007年6月，上海太阳膜结构公司上诉称，它参加了首都机场收费站1300万元的招标采购项目，先是公开招标，后是竞争性谈判。不论采取那种采购方式，采购人与其委托的社会中介公司均在事前通过采购文件和技术图纸的指定，将项目交付给“心仪”的投标供应商某建筑公司，致使上海太阳膜公司成了这起采购项目的被动陪标者。同年3月，某省招标代理公司与采购人串通一气，一个中标额为3200多万元的采购项目，实际成本只有1000多万元，约2200万元的利润被采购人、招标公司和中标供应商瓜分一尽。后经调查发现，中标供应商是一家两年前被注销的企业。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中介公司以采购人的意志为转移，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使政府采购“促进廉政建设”的目标无从落实。 据国家审计署公布审计结果显示，2006年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四个部委进行的政府采购活动违规金额高达3.8亿元。仅教育部违规采购金额1.45亿元。
三、社会中介公司准入门槛低，良莠不齐，操作不规范。
我国政府采购中介代理的准入门槛比较低，很多取得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对政府采购制度并没有进行深入地了解；再加上代理政府采购只是其业务的一部分，使其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研究政府采购制度，至于怎样操作才符合作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在利益面前，这些代理机构根本无暇考虑。社会中介公司本身也是良莠不齐，因此，在代理政府采购的过程中，不规范操作情况时有发生，影响政府采购工作的正常开展。如2007年6月，海南省财政厅就海南广缘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年初组织的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编号为“XFGY2007-01”的采购活动做出了“评标结果无效，重新组织招标”的处理决定。海南广缘招标公司在该招标项目中，招标文件、评标过程都存在问题。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但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价格、技术、财务状况、信誉、业绩、服务、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以及相应的比重或者权值。此外，对技术和售后服务等因素，没有制定评分细则，专家打分缺乏标准，随意性太大。在北京一家招标公司代理某部委的一起竞争性谈判政府采购活动中，谈判文件显示按照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执行，但采购信息事先没有通过权威媒体公示，谈判的次数几乎不受约束，参与人员仅在其中一次的谈判笔录上签字，供应商最终报价时，招标公司没有当众启封供应商的最终报盘文件，也没有第三者在场的开盘见证记录。
四、社会中介公司以盈利为目的，为了追求利润产生各种违规、违法行为。
盈利是社会中介公司的最终目的，社会中介公司纷纷涌入政府采购市场，是为了能分到一份利益。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暗箱操作”已经屡见不鲜，如不按规定发布招标信息、招标项目具体内容不清晰、技术要求带有明显偏向性、故意设置资质门槛条件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等。社会代理机构的这些违规行为直接导致了政府采购“隐性市场垄断”，使得有资质、有信誉的供应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中标，而与招标中介公司有着“密切关系”的供应商屡屡中标，严重影响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公正”。2008年1月7日上午，某招标有限公司组织了当地水利局3处饮水工程承建单位的招投标，省内外共17个建筑公司参与投标。但是招标结束后，有供应商就称“该公司的招标会简直是欺骗会，再也不来投标了”。监管部门调查发现，该招标公司在组织水利局饮水工程招标采购中存在严重问题：招标公司老总是中标公司的副总经理；开标前，多数投标企业已经知道了有哪些企业参与投标；中标公司有两样资质是借用的。
除了与供应商串通，左右中标结果进而谋取利益外，社会中介公司还通过“送红包”、“发放劳务费”等办法贿赂监督人员，企图掩盖自己的违法、违规行为。苏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副处长郑大水涉嫌受贿一案曾广受关注，负责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选拔和日常检查的郑大水，没有经受住社会中介公司“糖衣炮弹”的攻击，收受各种贿赂，直接把业务交给“送过好处”的社会中介去做，对他们的违法、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最终沦为阶下囚。为了谋取利益，社会中介公司已经成了政府官员腐败的“帮凶”，甚至始作俑者，加剧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此外，社会中介公司违规转委托的现象比较严重，即将代理的采购项目违规转交给没有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单位招标，从中牟取个人利益。在深圳市的政府采购工作会议上，深圳市常委、纪委书记谭国箱就点名批评了深圳市机电设备招标公司屡次将政府采购项目违规转委托给一些尚不具备招标资质的单位，严重影响政府采购工作的正常开展。
政府采购委托社会中介公司代理完成，与目前的公共工程招投标采购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法凸显政府采购的制度、经济和政策优势。根据《招投标法》，公共工程大都委托社会代理机构完成采购，每年层出不穷的“交通厅长‘倒下’案”、“‘豆腐渣’工程案”，以及“房子盖起来，干部倒下去”悲剧的轮番上演充分表明了公共工程领域内的腐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根据2007年审计公告显示，34个高等级公路建设项目，有20个执行招投标制度不严格，比率高达近60%。来由此可见，招投标是公共工程领域产生腐败的重要环节。以盈利为目的社会代理机构在代理招标的过程中“认认真真走过场，规规矩矩假招标”，助纣为虐，加剧了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尤其是今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学校、医院等大量公共建筑倒塌，再一次用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豆腐渣”工程是多么的害国殃民。因此，如果政府采购委托社会中介代理完成，走工程招投标的路子，公共工程领域内出现的各种问题政府采购也不可避免，则“预防腐败”只能是空谈，“阳光工程”也只是徒有虚名。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政府采购体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应加快政府采购体制改革的步伐，确立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行使采购权的法定“采购人”地位，扩大集中采购规模,落实政府采购制度的政策功能，促进我国政府采购事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