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的海滩上，一艘700多年前的中国海船惊现于世。这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远洋商船，运载着大量香料药物从东南亚归来。这艘宋船的出现，不仅使许多先进的传统造船技艺如水密隔舱等得到了实物印证，更使古代文献上关于泉州是中古时期重要的国际性港口，与东南亚各国及印度洋沿岸国家频繁贸易往来的记载得到证实。
　　七百多年前，这艘宋船是如何沉没的？沉没的原因是什么？是遭遇风浪还是宋元交替时战火蔓延，船主还来不及出售货物就仓皇逃命，还是有其他原因？这些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不过像这艘商船一样，历史上泉州木帆船往来于南中国海的帆影就不曾消失过，即使是在海禁最为严厉的明清两朝。因为对于泉州渔民与船商来说，搏击海浪是一种宿命;下海，是一种态度。
　　从中古时期开始，泉州海商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一股强大的贸易力量。正如新加坡学者王赓武先生指出，五代以后，中国海交史上最显著的发展乃是“泉州时代的到来”，“闽南人在中国沿海作为一种连贯的贸易力量出现的时间，比葡萄牙人在欧洲沿海出现的时间还早。”以安平商人为代表的泉州海商，行商范围广泛，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而且与海外国家交流密切，“贸海则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至”。现在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华裔商人以泉州群体为最多，这与明清以来泉州海商的经贸传统有极大关联，史称：“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
　　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尤其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贸易体系日渐形成，泉州海商更是在跨国贸易中大显身手。我们无法想象，在历史上如果东南亚贸易中缺少泉州人的身影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景象。由于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无法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贸易，只能将从美洲及日本运来的白银转运至菲律宾群岛和马六甲、澳门，然后经由中国海商做转手贸易。漳泉海商从中国运来西方世界渴望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随后又将换取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也正是大量的白银输入，中国一种新的财政体制由此逐渐形成;与此同时，白银作为基本的计量单位和支付物，也改变了传统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朝廷的关系。
　　在十六世纪中期以前，到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的大多数福建海商并没打算在当地久留，很多还是作候鸟式迁徙，做完买卖就回归故乡。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明初的海禁政策对泉州海商来说是灾难性的，外国商船不能抵达中国口岸，中国也限制本土海商出洋贸易 ，那些为求生计铤而走险的海商有国难回，在异国他乡又得不到帝国的庇护，最终只能成为“没有帝国的商人”。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谋生，也培养起“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
　　泉州海商作为定居性移民基本要在明代以后，而对于清代中后期大部分下南洋的泉州人来说，“过番”有时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泛流传于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华人社区的一部闽南方言长篇说唱诗《过番歌》，讲述的是一个安溪贫苦农民离乡别亲，远涉重洋到番邦谋生，途中被思亲情愫萦绕与抵达番邦后谋生遭遇的困顿，最后因谋生不易而失望返归原乡的故事。文化差异、身份认同、在地融合或回归故里，是那个时代下南洋的移民群体所遭遇的普遍问题。有的返归原乡，困守故土;有的客死旅途，葬身海上;也有的留在异国他乡，与当地土著融合。无论作出哪种选择，都反映出当时海外移民的一个侧面。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泉州海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运销货物，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地文化的交融。以泉州海商往来最为频繁的南洋来说，伴随着泉州海外移民的出现，泉州先民也将中国的冶炼技术、造船工艺、种植方式、制瓷方法带到当地;除此之外，泉州本土的传统民间信仰、生活礼俗、饮食习惯、戏曲音乐等也被带到移民地区，并与当地土著文化发生碰撞与交融。
　　泉州人在移民在地化的过程中，也参与到华人群体与马来土著的融合过程，成为“峇峇”次族群中的一股力量。早期移民马来半岛的华人娶了在地女子为妻，所生子女在日常生活中所讲语言以峇峇马来语和英语为主，所着服饰及所吃的饮食也都逐渐本土化，学者也将这些本土化的华人男性称之为“峇峇（Baba）”，将女性称为“娘惹（Nyonya）”。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对于华人来说是交融了，对于在地土著来说，也标志着新生族群的诞生。从南洋竹枝词的吟唱中，我们尚能看到海外移民对原乡文化的固守，以及对故土的思念：
　　一声爆竹响昏昏，异域犹将正朔遵。
　　中外一家同迓岁，桃符红遍贴春门。
　　浮杯酒味入新年，旅客孤单恨万千。
　　两袖清风犹故我，不如及早整归鞭。
　　虽然移居东南亚的泉州人已在不同程度在地化，但仍保留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对于故乡的梨园戏也仍念念不忘，当地侨民还为此结为社团进行排练，传承并推广闽南戏曲。而华文书院与学校的创办，也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故乡观念起到促进作用，上引竹枝词提到的萃英书院，就是由泉籍华侨陈金声筹款创办的，这也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教育机构。
　　泉州海商在跨海下洋的过程中，伴随着人员的流动，也将原乡的宗教信仰带到异邦他乡，这也为他们在新的环境中提供精神上的寄托。像马来西亚槟城的清水祖师庙、印尼文登的清水祖师庙都是由安溪清水岩分灵设立，新加坡凤山寺、马来西亚古晋凤山寺均是从泉州南安诗山分香过去的，新加坡通淮关帝庙也是从泉州通淮关岳庙分香的，马来西亚聚星堂关帝庙于1954年由泉籍华人发起兴建。共同的信仰不仅成为海外泉州人与原乡密切联系的纽带，更是族群内部联系的载体。
　　作为人员来源身份表征的方言也对当地产生影响，马来语中就有许多词汇是借用闽南方言发音的，如面线（misoa）、米粉（mihun）、豆腐（tahu）、红包（angpau）、医生（sense）等等。当然，这种影响也是相互的，泉州本地将肥皂称为“雪文”，把水泥称为“洋灰”或“红毛灰”，将运动场上球类比赛的出界叫“欧赛”，把手杖叫“洞葛”，将雪茄叫做“朱律”，把毡帽叫“招瓢”，把咖啡称为“哥卑”，把朱古力叫“则龟力”，把煤油称为“番油”，把华侨与侨居国结婚的妇女称为“番婆”等，这些都是外来语言对本地方言的影响。
　　从中国的东南到亚洲的东南，泉州人一路迁徙。在这片充满梦想、机遇与变数的土地上，泉州人与当地土著、曾经的殖民者、还有来自不同地域的华人群体，从最初的打交道，再到行业的竞争，以及行为方式的磨合;更为微妙的是不同文化间的碰撞，相互妥协，再到有机交融。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也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所能捕捉到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通过对这吉光片羽的拼接，虽不能完整重现移民社会的整个面相，却尚能为我们提供多个维度且可供解读的历史片段，而这些却也是泉州人在东南亚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