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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游客人山人海,却不用买门票,也没有半点喧嚣;这里香火旺盛,敬香者上香却无须花钱请香;虽然很多人说这儿很“灵气”,但从里到外没有一个僧人或其他人在这里给人相面、测字、算命;这里有中国佛教文化最古老的传统精髓,这里同样也有当今世界最先进科技作为弘法手段被运用。
这里让中国文化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里的文化融入血脉,让两岸同胞心灵贴得更近……这里就是台湾佛光山。
佛光山,位于中国台湾高雄市大树乡东北区,是中外闻名的佛教胜地,有“南台佛都”之号。1967年(民国56年),由当代高僧大德星云法师率领弟子创建,是台湾最大的佛教道场。
佛光山设立了佛教大学,以弘扬星云法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学说,已发展成为台湾信众最多、最富盛名的佛教圣地。
自从台湾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游以来,凡是去台湾的大陆游客,高雄的佛光山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必去的景点。
这是台湾观光部门的数据分析,也是大陆各大旅行社做出的实际总结:他们大都是奔着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而来。还有很多人更希望感悟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
星云大师出生于贫苦家庭,却在全世界建起200多个佛教寺庙,创办了数十所大、中、小学和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电视台等;没上过正规学校,却成了畅销书作家,著作被译成英、日、德、法等十几种文字;没学过建筑,却凭一笔一尺,设计出气势恢宏的“人间佛国”……
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927年,星云大师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镇,原名李国深。母亲告诉他,他出生时半边脸是红色的,半边脸是白色的。母亲认为生了一个妖怪,几乎不敢抚养他。过了一段时日,他才逐渐恢复和正常婴儿一样。他从小家里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介乎农商之间。父母生养了4个儿女,他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
星云大师三四岁时,跟着外祖母学会念《般若心经》,还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他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但背下了家乡寺庙墙上贴的《三世因果经》。“我一生别无长处,所幸对文字有种莫名的兴趣与亲切,童年时家中长辈忙于生活,无暇对我施以言教,许多观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领略和获取的。”当时物质匮乏,还不能真正地写日记,他就将一日所思、所记记在心里,“睡前我会将一日所得在心里温习一遍,如此也养成了思考和反省的习惯”。
星云大师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养,不但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格。他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因果、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他至今还记得和母亲的对话:“母亲,您的衣服破了。”母亲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母亲的心态总是很乐观。1994年4月,星云大师第三次赴大陆探亲,他来到南京母亲的住处,依偎在她的床前,听从母亲的教诲。“我告诉母亲,我在台湾有万千听众,但来到南京,我是您的听众。母亲眼中掠过一丝笑意,她说:‘讲经的人不一定能得道,听经的人反而个个都能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母亲将自己做的十几双袜子放到我手中,我对母亲说:‘我一双袜子能穿一两年,您为什么给我这么多?’母亲回答:‘儿子啊!你可以活到200岁!’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善于赞美别人的人。”
自出娘胎,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星云大师,但正是饥饿,让他从小懂得承担和关爱。他对童年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他早晨去捡狗屎,下午去拾牛粪,回来做成肥料卖钱,贴补家用;二是他喜爱小动物,常常蹲下来给需要“过河”的蚂蚁搭桥,也会因为鸽子走失而担心得夜不能寐。
1937年,星云大师的父亲外出谋生,此后两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忧心忡忡的母亲带他去南京打听父亲的下落。路上,他偶遇南京栖霞寺的知客师,知客师随口问道:“你是否愿意做和尚?”他凭直觉答了句“愿意”。“不到半个小时,栖霞寺住持志开上人派人来找我。‘听说你要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好吗?’我信口说出‘好’。一句承诺,我就信守了一生。”
黑名单上的学生
1939年春天,12岁的星云大师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时,师父志开上人替他取名“今觉”,意为今天觉悟。后来,他偶然在《王云五大辞典》中看到了“星云图”,上面的解释是:“宇宙未形成之前,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又古老、又无际。”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又无边的境界,也自许在黑暗中给人光明,于是他把法号改为“星云”。
星云大師剃度时,南京已沦陷于日寇之手。“正逢抗战期,日军的骚扰,难民的流徙,加上汉奸、‘和平军’的敲诈,我们只有艰难地与环境作生死搏斗。”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开始轰炸南京的日寇,轰炸时剧烈的震动,把睡在上铺的星云大师整个人震落到地板上。“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跪在佛堂里,向佛陀及观世音菩萨祈求获得聪明智慧。这种祈愿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长了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70多年来,一个甲子还多的岁月,祈愿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当时,栖霞寺里以粥代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一碟素菜,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星云大师仍然与饥饿为伴,“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师父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能忍的习惯”。
经历了艰难的“成长时期”,星云大师步入了“阅读时期”。最初,他在栖霞寺的佛学院学习,全班约有50个学生,他是最年幼的。“那时候我爱看小说,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不用功阅读经论、只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东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记,我读得津津有味。例如《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什么绰号,用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我都如数家珍。甚至我还列出三四十人,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一百零八将中的好汉。对于《三国演义》把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黄忠、马超列为‘五虎将’,我认为最为公正。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不比较、不闹情绪,只一心辅佐刘备的精神,最为我所钦佩。” 星云大师在栖霞寺度过了7年岁月,后来去常州天宁寺做了行单(苦工)。不久又转到镇江焦山佛学院。20岁时,他离开焦山佛学院,结束学习生涯。他先到了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之后又到南京华藏寺,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然而时局动荡,内战开始,已经不容他有所作为。“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的允许后,我简单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带领70余名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了台湾。”
渴望国际化之后的回归
1986年,当佛光山的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他宣布退位。“我的退位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做个示范。那年我59岁,正在身强体壮的时候,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懂事以来,就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法为职,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不疲。”
如今的星云大师可谓“无官一身轻”。的确,他不用管事,因为他已经管住了僧众的心。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时,星云大师又想到了“回归”。“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推动本土化的佛教,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我晚年最大的愿望。”而中国佛教的“本土”,毫无疑问在大陆。慈容法师说:“星云大师一生什么事情都能放得下,只是对于海峡两岸的情况非常关注,我们能看出他这种情感是发自真心的。他之所以这样关心,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体力已经不够了,他希望早日看到两岸统一。”
回首自己一生的历程,星云大师感慨地说,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能够超越时空,亘古长存。
这里让中国文化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里的文化融入血脉,让两岸同胞心灵贴得更近……这里就是台湾佛光山。
佛光山,位于中国台湾高雄市大树乡东北区,是中外闻名的佛教胜地,有“南台佛都”之号。1967年(民国56年),由当代高僧大德星云法师率领弟子创建,是台湾最大的佛教道场。
佛光山设立了佛教大学,以弘扬星云法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学说,已发展成为台湾信众最多、最富盛名的佛教圣地。
自从台湾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游以来,凡是去台湾的大陆游客,高雄的佛光山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必去的景点。
这是台湾观光部门的数据分析,也是大陆各大旅行社做出的实际总结:他们大都是奔着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而来。还有很多人更希望感悟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
星云大师出生于贫苦家庭,却在全世界建起200多个佛教寺庙,创办了数十所大、中、小学和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电视台等;没上过正规学校,却成了畅销书作家,著作被译成英、日、德、法等十几种文字;没学过建筑,却凭一笔一尺,设计出气势恢宏的“人间佛国”……
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927年,星云大师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镇,原名李国深。母亲告诉他,他出生时半边脸是红色的,半边脸是白色的。母亲认为生了一个妖怪,几乎不敢抚养他。过了一段时日,他才逐渐恢复和正常婴儿一样。他从小家里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介乎农商之间。父母生养了4个儿女,他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
星云大师三四岁时,跟着外祖母学会念《般若心经》,还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他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但背下了家乡寺庙墙上贴的《三世因果经》。“我一生别无长处,所幸对文字有种莫名的兴趣与亲切,童年时家中长辈忙于生活,无暇对我施以言教,许多观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领略和获取的。”当时物质匮乏,还不能真正地写日记,他就将一日所思、所记记在心里,“睡前我会将一日所得在心里温习一遍,如此也养成了思考和反省的习惯”。
星云大师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养,不但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格。他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因果、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他至今还记得和母亲的对话:“母亲,您的衣服破了。”母亲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母亲的心态总是很乐观。1994年4月,星云大师第三次赴大陆探亲,他来到南京母亲的住处,依偎在她的床前,听从母亲的教诲。“我告诉母亲,我在台湾有万千听众,但来到南京,我是您的听众。母亲眼中掠过一丝笑意,她说:‘讲经的人不一定能得道,听经的人反而个个都能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母亲将自己做的十几双袜子放到我手中,我对母亲说:‘我一双袜子能穿一两年,您为什么给我这么多?’母亲回答:‘儿子啊!你可以活到200岁!’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善于赞美别人的人。”
自出娘胎,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星云大师,但正是饥饿,让他从小懂得承担和关爱。他对童年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他早晨去捡狗屎,下午去拾牛粪,回来做成肥料卖钱,贴补家用;二是他喜爱小动物,常常蹲下来给需要“过河”的蚂蚁搭桥,也会因为鸽子走失而担心得夜不能寐。
1937年,星云大师的父亲外出谋生,此后两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忧心忡忡的母亲带他去南京打听父亲的下落。路上,他偶遇南京栖霞寺的知客师,知客师随口问道:“你是否愿意做和尚?”他凭直觉答了句“愿意”。“不到半个小时,栖霞寺住持志开上人派人来找我。‘听说你要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好吗?’我信口说出‘好’。一句承诺,我就信守了一生。”
黑名单上的学生
1939年春天,12岁的星云大师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时,师父志开上人替他取名“今觉”,意为今天觉悟。后来,他偶然在《王云五大辞典》中看到了“星云图”,上面的解释是:“宇宙未形成之前,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又古老、又无际。”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又无边的境界,也自许在黑暗中给人光明,于是他把法号改为“星云”。
星云大師剃度时,南京已沦陷于日寇之手。“正逢抗战期,日军的骚扰,难民的流徙,加上汉奸、‘和平军’的敲诈,我们只有艰难地与环境作生死搏斗。”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开始轰炸南京的日寇,轰炸时剧烈的震动,把睡在上铺的星云大师整个人震落到地板上。“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跪在佛堂里,向佛陀及观世音菩萨祈求获得聪明智慧。这种祈愿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长了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70多年来,一个甲子还多的岁月,祈愿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当时,栖霞寺里以粥代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一碟素菜,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星云大师仍然与饥饿为伴,“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师父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能忍的习惯”。
经历了艰难的“成长时期”,星云大师步入了“阅读时期”。最初,他在栖霞寺的佛学院学习,全班约有50个学生,他是最年幼的。“那时候我爱看小说,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不用功阅读经论、只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东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记,我读得津津有味。例如《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什么绰号,用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我都如数家珍。甚至我还列出三四十人,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一百零八将中的好汉。对于《三国演义》把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黄忠、马超列为‘五虎将’,我认为最为公正。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不比较、不闹情绪,只一心辅佐刘备的精神,最为我所钦佩。” 星云大师在栖霞寺度过了7年岁月,后来去常州天宁寺做了行单(苦工)。不久又转到镇江焦山佛学院。20岁时,他离开焦山佛学院,结束学习生涯。他先到了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之后又到南京华藏寺,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然而时局动荡,内战开始,已经不容他有所作为。“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的允许后,我简单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带领70余名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了台湾。”
渴望国际化之后的回归
1986年,当佛光山的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他宣布退位。“我的退位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做个示范。那年我59岁,正在身强体壮的时候,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懂事以来,就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法为职,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不疲。”
如今的星云大师可谓“无官一身轻”。的确,他不用管事,因为他已经管住了僧众的心。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时,星云大师又想到了“回归”。“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推动本土化的佛教,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我晚年最大的愿望。”而中国佛教的“本土”,毫无疑问在大陆。慈容法师说:“星云大师一生什么事情都能放得下,只是对于海峡两岸的情况非常关注,我们能看出他这种情感是发自真心的。他之所以这样关心,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体力已经不够了,他希望早日看到两岸统一。”
回首自己一生的历程,星云大师感慨地说,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能够超越时空,亘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