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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丁馨 闫月宁
受访者： 鲍十
只有出自心灵的创作才是真正的创作
丁馨： 鲍老师您好，我们从您的写作经历开始谈起吧。我们了解到您以前在校学习的是编剧专业，那为什么后来从事小说创作了呢？
鲍十： 因为喜欢吧。我在之前就很喜欢文学，喜欢看小说。另外一个原因是具体接触戏剧的机会比较少，而接触文学的机会会多一点。书嘛，识字就可以看了。戏剧，我是上了大学才接触到的。还有就是剧本写完之后要在观众面前呈现出来，这期间的流程很麻烦，没有小说投稿发表来得省事。
闫月宁： 可以根据您的创作具体谈一下小说创作和剧本创作的区别吗？您在学校学编剧的经历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鲍十： 戏剧与小说在大的方向给我们的感觉很相似，但具体来说，在表现形式上，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举个例子，戏剧讲究三一律，要把所有的东西，不管多大一個故事，都要集中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表演完，另外地点也要相对集中。而且如果人物有回忆情节的话，一般要通过其他方式，比如通过台词来表现。在写剧本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小说就不同了，写个中短篇或者长篇，可以自由地展开叙述，可以无限制地延伸时间。其实小说里面是有吸纳戏剧的表现手法的，情节、戏剧矛盾会更集中突出。还有就是戏剧很少有描述性的内容，主要靠对话来表现。如果是一个学过戏剧的人，我估计写对话会有长处。小说的对话一般都很生活化，但是好的对话就绝不仅仅是生活化的。生活化是个前提，对话所包含的信息量是很大的，一句话里面有很多可以分析的东西。
丁馨： 想问下您为什么想成为作家？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写作，网上也有很多写手。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写作者才能被称为作家？
鲍十： 写作一定是跟阅读有关系的。我小时候是属于那种爱读书的孩子，如果你小时候爱读书，长大后才有可能从事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我三四年级就开始读书，那时候认字也不多，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烈火金刚》，写抗日战争的。印象最深的是读了一本《铜墙铁壁》（柳青写的），那是一本繁体字的书，竖排版，一句话里有一半的字不认识，我就一边猜一边往下读。这本书读完，繁体字也就基本认识了，现在回想，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之后又读过《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旗谱》《林则徐全传》《水浒传》《岳飞传》《醒世恒言》等。后来还读了《平原枪声》《战斗的青春》《红日》《保卫延安》《苦菜花》《艳阳天》，以及黑龙江作家林予写的《雁飞塞北》《咆哮的松花江》等。那几年还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形形色色的案件》和一本描写一个俄罗斯流浪少年的小说（书名忘记了）。还读了一些武侠和绿林小说，《三侠五义》《大八义》《响马传》等。
让我对写作直接产生兴趣的，是后来看了一本名叫《向阳院的故事》的书，作者叫徐瑛，后来拍成了电影，还有《闪闪的红星》等一些儿童小说。觉得这些小说很有意思，就心血来潮构思一部自己的儿童小说，就开始往文学这条路上走了。当时因为一直构思还记了好多本笔记，一些情节、细节什么的，但后来没写成。最后就是恢复高考之后，我考上了黑龙江省艺校学编剧，先读了两年中专，又读了三年专科。我上学期间最大的收获是把图书馆历史类的、文学类的书通通“扫荡”了一遍，如《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巴尔扎克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小说、屠格涅夫的小说、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沈从文的小说、萧红的小说、废名的小说、柔石的小说、叶紫的小说、施蛰存的小说、汪曾祺的小说、巴金的小说，以及后来的《海明威短篇小说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川端康成的小说、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博尔赫斯的小说、索尔仁尼琴的小说、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以及奥尼尔的剧本、易卜生的剧本、迪伦马特的剧本等。毕业之后，我留校当了老师，其间一直在写作，因为发表了些东西，就调到了《小说林》编辑部，算是正式走上了写作这条路。
至于什么样的写作者才能被称为作家？这好像没有什么硬性标准。一般写出了一定数量的也有一定质量的作品，在刊物上发表过，应该就可以称得上是作家了。
闫月宁： 您对写作抱有怎样的态度？可以谈一下您的创作理念吗？
鲍十： 一个作家想写什么或者能写什么（也可说成是写作的出发点），无疑会涉及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作家个人的因素，也包括社会和时代的因素。说到作家个人的因素，则一定与他的生活阅历、性格气质有关，也与他的阅读喜好有关（一个人为什么喜欢读这样的书而不喜欢读那样的书，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与他的整个心灵和精神境界有关。我自己则喜欢写一些让我心动的东西， 我坚信文学来自于心灵。我个人觉得， 只有出自心灵的创作， 才是真正的创作。有一句话叫 “文发乎心” ，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个人也喜欢读那种感觉诚挚和诚实的作品， 喜欢关心人的作品， 喜欢相对单纯的作品， 不喜欢追逐时髦的作品， 不喜欢流行观念产生的作品， 不喜欢挖空心思寻找热点的作品， 尤其不喜欢不甘寂寞投机讨巧的作品。这样的作家我也不喜欢。我不是那种很会编故事的作家， 我也不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的作家， 我关注更多的是心灵， 包括我自己的心灵。
知识分子是时代和社会最好的晴雨表
丁馨： 身为作家，您认为在写作上作家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鲍十： 人都说文如其人，我认同这个说法。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就是一个质朴的人，是一个老实人，待人宽厚，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处人处事，头脑简单，曾经有一度，脾气很倔强，喜怒形于色。我的作品多半有质朴、平实的感觉，不华彩，较少炫目之处，须耐着性子读，才能读出一点滋味来。文字、故事都是如此。所写的人物也都平平常常。由于教育和年龄的关系，以及早期的阅读等缘故吧，我对政治、民族等这些大概念还是很关注。
我觉得，作家第一需要有良知，最好不去写违心的作品，也不要为了利益和好处去写作。第二，作家还是要有一点责任感，这个责任，是大责任，是对民族和历史的责任，是对正义的责任。第三，作家要保持独立思考，不受其他人或其他想法的干扰。第四，作家要有信念，包括政治信念。我认为，没有以上几点，不论你写了多少作品，最后一定是不成的。文学，肯定不是个技术活。 闫月宁： 在《芳草地去来》中，您对进城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生活上和心理上的摹写，联系人们最近常常讨论的逃离北上广的话题，您有什么看法呢？
鲍十：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其实就从这个小说到后来的一系列小说里都能找到一个影子，包括海岛系列，都能找到我个人的影子。我讲的是一种心态上的反思与批判，就是当时我对那种状态特别厌倦，觉得在那个圈子的生活特别没劲，然后就产生一个想法，写了《芳草地去来》去表达一种心志。当时我是在哈尔滨工作，后来我打了报告想到下面去体验生活，没成功。那个小说发表之后还是有一点点反响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些非正式发表的评论，看那些人的博客啊、微博啊，好像有我那种心声的人非常多，感觉我说了这样的想法后应和的人很多，说“我也想去啊”等，说明这篇小说在当时还是有点反响。
丁馨： 在《子洲的故事》里，出现了子洲爸爸这样一个进城青年小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在城市里的妻子总是对他嘲讽挖苦，但霞镇里的人却觉得他能成为一位作家非常有出息。在这篇文章里，您是想表达上面所说的心态上的批判吗？
鲍十： 不是。我是想通过子洲的爸爸，写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写一个文化人，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文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的尴尬处境。实际上，这些人是很凄惨的，经济上很困顿，也没什么地位，也不招人待见。
回头看看自己的写作，前面这些年，我只写了两方面的故事。一方面是写家乡的事，写父老乡亲们的人生故事，写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人心、世道、生计、欢喜和苦痛，等等。我写了他们的好，也写了一些不好，不过还是以好为主，包括他们的善，他们的坚韧，他们的纯朴。另一方面，是写了城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的人生际遇，情感经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所产生的困惑、烦恼、不安、愤怒、挣扎、堕落，包括逃避和拯救。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和时代中最敏感的一群人。一般说来，他们内心较丰富，情感较细腻，感受和认识事物的能力也相对强一些，当然也有脆弱、多虑、患得患失等弱点，是时代和社会最好的晴雨表。
闫月宁： 那您对作家未来的出路有什么想法吗？
鲍十： 我觉得作家未来的出路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不会坏到哪里，也不会好到哪里。文人的境况，历来都是这个样子，我只是把它放在当代来表现。实际上，作家的最好状态应该是由作家个人的状态来决定。就是你不用太眷顾他，不要刻意照顾他，把他捧到天上，那就是象牙塔假象了，但是你也别排挤打压他，把他弄得很底层，正常来对待就好了。
丁馨： 想问一下您对现在处在这种困境下的作家有什么建议？他们在当下应当如何自处？
鲍十： 这个就要看个人了。我对自己是这样设计的，我知道仅靠稿费的话，我没法儿养活自己，那么我就要有一份工作，有一定的生活保障，拿工资养活自己、支撑自己去进行写作。我把写作放在了另外一个像储存器的地方，我不要用写作来赚钱。写作不是为了赚钱的，一门心思用写作来赚钱，那就完全错了，就偏离了文学所建立的价值。写作不是用来赚钱的，它是表达心志的。
闫月宁： 那您有没有在创作过程当中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有的话是怎么调节的呢？
鲍十： 有，就慢慢调节吧。我的性格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包括个人的情绪、写作上所遇到的问题、单位的什么事情，我都是冷处理。事情来了，我不会马上做出反应，等着它慢慢地淡掉，或者是慢慢地悟到方法再去处理。我的意见就是遇到什么事不要很应急，静下来慢慢想办法解决淡化掉。写作遇到困难，肯定每个写作者都会遇到，写得不满意了，觉得很糟糕的时候，是很恼火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但也许你当时不剧烈地做出反应，先放下来，慢慢就有想法了，包括遇到矛盾、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丁馨： 您看文章的时候或者去做一些文学比赛的评委的时候，会怎样去评价一个文学作品？
鲍十： 这实际上是综合性的，怎样取舍跟我个人的文学观有关系，说实话就是跟我的喜好有关系。首先，我们要看这个文章是不是假大空的文章，如果是，基本就没戏了;其次，要看这个文章有没有深刻性，是不是揭示了一些问题。除此之外，还要看看文字是不是很有味道，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写了什么人，能不能感觉到人物的性格等。
说到文学作品，它还一定是肩负着社会责任的。文学，它从来就不是自娱自乐的东西。文章一旦出手，必定会影响世道人心，而且作品越好，影响越大。这种影响可能是潜在的、逐渐的，但慢慢会起作用。
闫月宁： 现在网络文学发展特别快，网络上的那些作品水平参差不齐，然后写手的写作门槛比较低，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或者说对现在想尝试这种写作的青年写手有什么建议？
鲍十： 以前我参加过关于网络文学的研讨会，当时我也说过网络文学的几个问题。首先，因为网络小说的文字量太大，又写得太快，一天几千字甚至一万字，写完就要及时放到网站上去，都没有时间回头看。那么，它文字本身可能就粗糙，它一般不会字斟句酌、讲究文字的韵律，不求文字的味道。网络小说在语言方面就有所欠缺。另外，网络文学大多数因袭了像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的路数，大多数还是在讲故事，传奇啊，情爱啊，神话啊，是小说的原始状态，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但在文体上没有创造性，可能现在有，但是我没有看到。这是它第二个问题。第三，网络小说是以吸引读者为第一目标，那么它一般不会考虑文以载道，承担那些历史反思、社会现象批判等，缺少这些因素。他写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吸引人看，自己能赚钱。因为我属于传统的文人，我还是觉得文学是表达一种道义，不能拿来当赚钱的工具。我觉得如果想把文学当事业来做的话，就不要考虑它赚钱，就正儿八经地好好训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社会说话，看到不平的事发声，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有意义。
把传说写成现实，把现实写成传说
丁馨： 您的作品里面经常就是那种以村庄名或者是“某某某的故事”来命名，围绕某个村庄或者人的故事来写，比如《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这应当是一种笔记小说吧？ 鲍十： 我走的大概是这样一个路径，包括《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里面那些小说，包括其他都是一种笔记小说的变体、变形。虽然实际上是从那种形式生发出来的，但不完全是那种调调。
闫月宁： 可以谈一下您为什么会喜欢这种笔记小说的传统形式吗？
鲍十： 就是个人喜欢，觉得笔记小说读起来比较亲切，比较直接，读起来很熨帖，写起来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结构组织，它传播的效果好一点。过于小说化的东西或者过于技巧化的东西，可能读起来就会有种隔膜，就需要一定门槛的人才可以读那种东西，它大概有这样一个比较弱一点的优势。
丁馨： 您觉得中国传统文学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有什么启迪？ 您觉得传统文体在当下还会有活力吗？
鲍十： 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能发展到现在，它有两大块来源，一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另外就是外国文学。但我们中国当下的小说样式，主要還是从外国（主要是欧洲）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五四运动开始，包括林纾等人也是，如果没有翻译的文学进来，中国就是传统的四大名著等那些作品。中国新的小说是从鲁迅开始的，主要还是借鉴了西方文学。
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而言，也肯定是有好也有坏的，有流传下来的名著，也有被淘汰的作品，那么能够流传下来的成为经典的美好的东西，它肯定是有几个特点。首先比如说像《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有这样的特点。其次就是相对真实地记录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像《红楼梦》、“三言二拍”;另外，就是有很深的思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都是很有思想性、很深刻的作品。《金瓶梅》也是正在被更加深入地挖掘价值中，这些对当下中国文学都有启迪作用。
传统文体在当下应该是没有什么活力。有传统就有现代，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从传统生发出来的，慢慢往前走，但不可能死守这个传统，也不可能一味地把传统都消灭掉，它是慢慢地随着社会发展演进的过程，今天的事情明天看就是传统的，昨天的事情今天看就是传统的，不能把事情都绝对起来。中国古代的一些小说，比如四大名著，现在直接复制出来肯定是不行的，比如说你再想写一部《三国演义》，肯定要用一些新的形式，不能完全复制它。
闫月宁： 如果让您自己总结的话，您认为霞镇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它是您理想的乡村生活吗？
鲍十： 在我的早期作品里，我把东北的故事和人物基本上一个放在了霞镇，一个放在了三合屯。你可以把三合屯认定为我实际的家乡，只是我把村名给改了。我是在农村长大的，直到十九岁参加高考才离开家乡。
我想说的是，从童年到青年，正是一个人心灵发育的关键时期，对事物的印象最为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当时年龄小，很多事情都懵懵懂懂，但在长大以后，会不断地反思。如果你写作，这些就是宝贵的财富，当时的想法就是想像福克纳、马尔克斯那种经营自己的一个文学小天地。后来发现很多人都这样，我也觉得拼不过人家就放弃了。
霞镇是中国北方乡村当中，一个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公社的所在地，就是现在乡的所在地。是一个小的行政中心，等级稍微比村子高一点。我那些作品，就是讲镇子里边的生活，全部都是小镇子里的人事，有农民，还有一点小知识分子之类的，像教师学生这样一些成分;还有上班的公务员、银行的职员;还有那些闲杂人，在街上摆摊的小商贩等，它的成分就相对复杂一点。实际上，这个镇子是一个很好的表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场所，反映了人生百态。我是想借这个地方表达我对乡村生活或者是小城镇生活的一种体验、思考。我老家是农村的，是真正的最基层的村，但是我后来在镇里上学，有段时间我家也在镇上住了两三年，对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体悟。所以我原始的、原初的写作就写了这些比较熟悉的东西。这样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不管何种类型的文学，都离不开细节，如果你对自己所写的生活不熟悉，细节从哪里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情感寄托的问题，这个可能更重要。
丁馨： 我们了解到在您写作之前会去搜集素材，您是如何选择取舍素材的呢？
鲍十： 我早期的写作没有特意去搜集素材，写的基本都是个人经历过的事情，记忆里边一些东西，或者是看书时被触发到了。我早期的写作主要是写家乡村子里的人、学校的老师等，都是我很熟悉的。后来就有些自我否定，我估计作家大概都是这样一个路径，当把库存的东西写得差不多了，就要开始拓展自己了。我在写《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时，就有这个意思了。也就开始有意识地去乡下走访，去找当地人唠嗑了。农村的村子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大家互相很熟悉，村子里历史上出过什么人、出过什么事，大家知道得一清二楚。我觉得有价值的，就记下来，把它写成了小说。另外，我在准备过程中也翻了一些史书、地方志，去提炼、去认证、去充实，我把它当成工程来做的。其实我写的并不一定是真人真事，因为我写的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所以它们可能是半真半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或者，是似非而是的，这些东西放在作品里只要感觉是真的就行了。
说到《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我最初的想法，是想通过这些作品，让人们对中国东北的乡村社会有个大体的了解，包括历史的、政治的，以及人的命运、民风民俗，等等。但这是一个外化的说法，其中我还在反思，近几十年来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要回过头来掂量掂量的。也是根据这个原则去抉择素材。
闫月宁： 您觉得历史要为文学创作服务吗？我们是否可以对历史进行大尺度的改编？
鲍十： 不，不是这个概念。如果说是历史小说，要以真人为原型，大概是需要那些很真实的东西，需要尊重历史性。像我这种小说，它虚构成分居多，不需要特别准确的事实，只要能够反映出来某种状态，基本就可以了。总的来说，我只是想做到一点：要使这些作品看上去不那么离谱，要基本真实，既不涂脂抹粉，也不夸大其词，尽力留下时代的真相。
丁馨： 您在写作过程中是如何把握现实与虚构的度的呢，可不可以根据您的具体创作阐释一下？ 鲍十： 在写这类作品的时候，我首先要的是写实感，所以才叫“写生集”。为了写这些作品，我查阅了很多县志（包括其他一些资料），也走访了一些村庄，有些故事就是这么得来的，有的就是真事。但在写作的时候，我还是做了一些处理，一个是我不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小说它是不会追究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的，只要在文本上觉得它是真实的，不是完全虚假的就可以，这是小说一个大的原则。它不像纪实文学就一定是比如说什么什么地方，一定是那个人干吗，小说就不需要。我在写作之初就确定了要有写实感的这个想法，这样才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力，真实的冲击力。但同时我也做了一些处理，确切一点儿说，这些故事可能是半真半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或者，是似非而是的。也就是说，写实感并不等于写实，这样效果其实更好，这样会给作品留下更多的空间。
评论家徐肖楠先生曾经为我这些小说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理论刊物《南方文坛》上。他对这个系列小说有一个定义，称之为“传说化小说”。须知传说和写实可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概念啊。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错。读过这些小说，你可能真的会产生一种传说的感觉，那是历史的传说，也是现实的传说。而我所做的，则是把传说写成了现实，把现实写成了传说。这种传说的感觉，也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构成方式。
生活太闹了，
我就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写东西
闫月宁： 您已经调来广州工作了十余年，您觉得岭南文化和东北文化有什么异同吗？
鲍十： 岭南文化跟东北文化在地域上是一南一北，气候上东北比较冷，岭南比较热;人群也是不一样的，岭南的以百越人为主，而东北的基础性人群有满族人，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同时还有大量的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北、河南这些省份，他们到东北也带来了当地的文化。那么东北的文化主要还是这些文化的一些混合体。当然岭南文化也是一种混合体，比如说广东有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也是从中原移民过来的，它也是一种混合形态文化。还包括最近这些年从全国各地到广东来、到岭南来的这些人，特别明显的就像深圳这种完全的移民城市，就是全国各地的人汇集的一种比较杂的文化形态了。
当然岭南文化的主体还是广府文化，形成这个文化本身跟自然环境、人群、经济都有关系。东北文化可能有粗犷的一面，另外就是东北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对艰苦一点，那么这种环境也就造成了人的某些特点吧，我觉得是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些特点。可能粗糙是一个方面，包括饮食、做菜方法，东北是以炖菜为主，就像大锅炖的那种方式，不像广州把菜做得那么精细，这些都是不同。岭南呢，就像广州，具有大家一直在说的这种包容性，然后相对来说人比较随和，这是它文化的一个特点。但两个地方的好也都差不多，都是那个样子，坏的地方也是，比如说人的那种计较、算计哪里都有，同样人的仗义、乐于助人也哪里都有。
丁馨： 现在很多评论者对您的创作分期都是以您调到广州工作为界，您对这种分期的看法是什么？如果让您给自己的创作分期的话，您会怎么想？
鲍十： 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毕竟这个地理环境空间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也是感觉到我在认识方面，包括对文学的认识，对后来一些作品的认识确实不一样了，来广州之后和在广州之前有所变化。但是，这倒不一定是我到了广州之后带来了这个变化。应该是随着我个人年龄的增长，跟着我这个阅历而增加吧，认清了一些作品的实质，之前觉得很美很诗意的作品、在写作技巧上很好的作品，后来就觉得没那么好了。
闫月宁： 我们了解到您来到广州之后还在继续从事对东北乡土的写作，后来才转到其他方面的写作，您觉得这个过渡期持续了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转变标志？
鲍十：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识。我想我刚来到广州时，整个心态还是比较好奇的，对这边的风土人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写了几个跟广州相关的小说。但因为当时《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还没完成，还有一些素材、构思没写出来，在这个交接的过程中，我就一边慢慢接受广州的生活，一边把《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完成。我是交叉着来写的，想起什么就写什么，没什么新想法的时候，就把过去的东西拿出来继续完成《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
我写的那些跟广州相关的小说，有几篇是写西关的，阿婆啊，艇仔粥啊，都是平凡人和平凡事。我个人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平凡人和平凡事。我也喜欢民间文化，喜欢民风民俗， 喜欢老百姓的吃喝拉撒。写作上也喜欢写小人物。我个人觉得， 从文学的角度讲，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 如果你能真正准确地把这些表现出来， 肯定是有价值的。
丁馨： 您一般酝酿一个故事需要多久呢？
鲍十： 不一样，有的需要很久。举个例子，我现在正准备写一篇新的关于海岛的小说，眼下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思路，但细节方面还需要慢慢来，今天有个想法记下来，明天有个想法再记下来，零零碎碎地慢慢拼凑，然后再去润色，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就要很久。海岛的空间比较小，但在这个规模中，要增添很多元素进来，之间也要有互动。首先要有人物，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个岛上住着一个隐士，然后因为是吃海的，所以就有个在海边抠各种海货、各种蛤蜊的女人，还有要有个教师或者有文化的人。这些都要慢慢构思、慢慢取舍。
丁馨： 去年12月中国小说学会发布了2018年小说排行榜，您的《岛叙事》上了榜。此前东北黑土地一直是您小说的主要背景，现在您为什么连续写了几个关于海岛的故事？
鲍十： 那篇《岛叙事》是两年前写的。写这个小说，起因应该追溯到几年前参加的一次笔会。笔会是《花城》杂志搞的，叫“中国作家万山行”。大家去了一次万山群岛，在那边转了好几天，转了好几个岛，像桂山岛、万山岛、东澳岛等。这些海岛，都给了我很特别的感觉。我当时就觉得“岛”的这种形态非常有意思。比如那种游离的状态，相互隔绝。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重要。这个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吧。我其实一直是一个喜欢呆在一边的人。社交上大家都说我人很好，很容易跟人接触，老实厚道又很热心。但我自己却一直觉得我是孤单的、不合群的。包括我给我的书房起名就叫“一边居”。我平常最讨厌开会杂事，也害怕去见不相干的生人。我骨子里非常喜欢安安静静地呆在一边。我的写作，其实也是一种游离状态的，是跟大的潮流沒有关系的。我所有的写作，跟文学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来，我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感觉我在岛上找到了跟自己精神上某种契合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写海岛的念头，才有意识地去构思了这样几个小说。
闫月宁： 您这种心态和汪曾祺先生的影响有关吗？您曾经说过最喜爱的作家就是汪曾祺。
鲍十： 对，我是把汪曾祺当作精神楷模的。这么说吧，古今中外的作家数以百千计，这些作家一定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太喜欢的。你之所以喜欢某位作家，肯定会有缘故。你可能喜欢他的文字，喜欢他的故事，喜欢他作品里的人物，喜欢他描述的氛围和环境。更主要的，可能是你喜欢他作品里透露出来的气韵、思想、性情、气质、价值观、人生态度、为人为文处世的方式和原则。你会产生一种相知感，进而崇敬他，视其为楷模。
在众多作家中，汪曾祺可能不是名声最大的，但他的价值绝不容轻视。看他一生的创作，没有涉及重大事件和重大题材，也没有借重任何文学潮流。他只是专注于自己身边的“小事”，专注于生命旅程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包括童年时代的乡里乡亲，包括锡匠、做小生意的、小学教员、小和尚、牙医、接生的、民间画师、养鸡养鸭的、街头卖艺的、旧时代的大学生、农科所的农工、戏曲演员、小保姆。且观察和描写得那么细致，简直活灵活现。所用的笔致也温和圆润，晓畅练达。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让他的人物承载过多的“意义”，所写只是人生的酸甜苦辣、人间的悲欢离合。但是，通过他们，你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信息，感受到他对社会的态度。
责编：李京春
受访者： 鲍十
只有出自心灵的创作才是真正的创作
丁馨： 鲍老师您好，我们从您的写作经历开始谈起吧。我们了解到您以前在校学习的是编剧专业，那为什么后来从事小说创作了呢？
鲍十： 因为喜欢吧。我在之前就很喜欢文学，喜欢看小说。另外一个原因是具体接触戏剧的机会比较少，而接触文学的机会会多一点。书嘛，识字就可以看了。戏剧，我是上了大学才接触到的。还有就是剧本写完之后要在观众面前呈现出来，这期间的流程很麻烦，没有小说投稿发表来得省事。
闫月宁： 可以根据您的创作具体谈一下小说创作和剧本创作的区别吗？您在学校学编剧的经历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鲍十： 戏剧与小说在大的方向给我们的感觉很相似，但具体来说，在表现形式上，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举个例子，戏剧讲究三一律，要把所有的东西，不管多大一個故事，都要集中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表演完，另外地点也要相对集中。而且如果人物有回忆情节的话，一般要通过其他方式，比如通过台词来表现。在写剧本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小说就不同了，写个中短篇或者长篇，可以自由地展开叙述，可以无限制地延伸时间。其实小说里面是有吸纳戏剧的表现手法的，情节、戏剧矛盾会更集中突出。还有就是戏剧很少有描述性的内容，主要靠对话来表现。如果是一个学过戏剧的人，我估计写对话会有长处。小说的对话一般都很生活化，但是好的对话就绝不仅仅是生活化的。生活化是个前提，对话所包含的信息量是很大的，一句话里面有很多可以分析的东西。
丁馨： 想问下您为什么想成为作家？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写作，网上也有很多写手。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写作者才能被称为作家？
鲍十： 写作一定是跟阅读有关系的。我小时候是属于那种爱读书的孩子，如果你小时候爱读书，长大后才有可能从事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我三四年级就开始读书，那时候认字也不多，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烈火金刚》，写抗日战争的。印象最深的是读了一本《铜墙铁壁》（柳青写的），那是一本繁体字的书，竖排版，一句话里有一半的字不认识，我就一边猜一边往下读。这本书读完，繁体字也就基本认识了，现在回想，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之后又读过《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旗谱》《林则徐全传》《水浒传》《岳飞传》《醒世恒言》等。后来还读了《平原枪声》《战斗的青春》《红日》《保卫延安》《苦菜花》《艳阳天》，以及黑龙江作家林予写的《雁飞塞北》《咆哮的松花江》等。那几年还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形形色色的案件》和一本描写一个俄罗斯流浪少年的小说（书名忘记了）。还读了一些武侠和绿林小说，《三侠五义》《大八义》《响马传》等。
让我对写作直接产生兴趣的，是后来看了一本名叫《向阳院的故事》的书，作者叫徐瑛，后来拍成了电影，还有《闪闪的红星》等一些儿童小说。觉得这些小说很有意思，就心血来潮构思一部自己的儿童小说，就开始往文学这条路上走了。当时因为一直构思还记了好多本笔记，一些情节、细节什么的，但后来没写成。最后就是恢复高考之后，我考上了黑龙江省艺校学编剧，先读了两年中专，又读了三年专科。我上学期间最大的收获是把图书馆历史类的、文学类的书通通“扫荡”了一遍，如《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巴尔扎克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小说、屠格涅夫的小说、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沈从文的小说、萧红的小说、废名的小说、柔石的小说、叶紫的小说、施蛰存的小说、汪曾祺的小说、巴金的小说，以及后来的《海明威短篇小说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川端康成的小说、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博尔赫斯的小说、索尔仁尼琴的小说、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以及奥尼尔的剧本、易卜生的剧本、迪伦马特的剧本等。毕业之后，我留校当了老师，其间一直在写作，因为发表了些东西，就调到了《小说林》编辑部，算是正式走上了写作这条路。
至于什么样的写作者才能被称为作家？这好像没有什么硬性标准。一般写出了一定数量的也有一定质量的作品，在刊物上发表过，应该就可以称得上是作家了。
闫月宁： 您对写作抱有怎样的态度？可以谈一下您的创作理念吗？
鲍十： 一个作家想写什么或者能写什么（也可说成是写作的出发点），无疑会涉及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作家个人的因素，也包括社会和时代的因素。说到作家个人的因素，则一定与他的生活阅历、性格气质有关，也与他的阅读喜好有关（一个人为什么喜欢读这样的书而不喜欢读那样的书，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与他的整个心灵和精神境界有关。我自己则喜欢写一些让我心动的东西， 我坚信文学来自于心灵。我个人觉得， 只有出自心灵的创作， 才是真正的创作。有一句话叫 “文发乎心” ，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个人也喜欢读那种感觉诚挚和诚实的作品， 喜欢关心人的作品， 喜欢相对单纯的作品， 不喜欢追逐时髦的作品， 不喜欢流行观念产生的作品， 不喜欢挖空心思寻找热点的作品， 尤其不喜欢不甘寂寞投机讨巧的作品。这样的作家我也不喜欢。我不是那种很会编故事的作家， 我也不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的作家， 我关注更多的是心灵， 包括我自己的心灵。
知识分子是时代和社会最好的晴雨表
丁馨： 身为作家，您认为在写作上作家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鲍十： 人都说文如其人，我认同这个说法。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就是一个质朴的人，是一个老实人，待人宽厚，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处人处事，头脑简单，曾经有一度，脾气很倔强，喜怒形于色。我的作品多半有质朴、平实的感觉，不华彩，较少炫目之处，须耐着性子读，才能读出一点滋味来。文字、故事都是如此。所写的人物也都平平常常。由于教育和年龄的关系，以及早期的阅读等缘故吧，我对政治、民族等这些大概念还是很关注。
我觉得，作家第一需要有良知，最好不去写违心的作品，也不要为了利益和好处去写作。第二，作家还是要有一点责任感，这个责任，是大责任，是对民族和历史的责任，是对正义的责任。第三，作家要保持独立思考，不受其他人或其他想法的干扰。第四，作家要有信念，包括政治信念。我认为，没有以上几点，不论你写了多少作品，最后一定是不成的。文学，肯定不是个技术活。 闫月宁： 在《芳草地去来》中，您对进城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生活上和心理上的摹写，联系人们最近常常讨论的逃离北上广的话题，您有什么看法呢？
鲍十：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其实就从这个小说到后来的一系列小说里都能找到一个影子，包括海岛系列，都能找到我个人的影子。我讲的是一种心态上的反思与批判，就是当时我对那种状态特别厌倦，觉得在那个圈子的生活特别没劲，然后就产生一个想法，写了《芳草地去来》去表达一种心志。当时我是在哈尔滨工作，后来我打了报告想到下面去体验生活，没成功。那个小说发表之后还是有一点点反响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些非正式发表的评论，看那些人的博客啊、微博啊，好像有我那种心声的人非常多，感觉我说了这样的想法后应和的人很多，说“我也想去啊”等，说明这篇小说在当时还是有点反响。
丁馨： 在《子洲的故事》里，出现了子洲爸爸这样一个进城青年小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在城市里的妻子总是对他嘲讽挖苦，但霞镇里的人却觉得他能成为一位作家非常有出息。在这篇文章里，您是想表达上面所说的心态上的批判吗？
鲍十： 不是。我是想通过子洲的爸爸，写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写一个文化人，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文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的尴尬处境。实际上，这些人是很凄惨的，经济上很困顿，也没什么地位，也不招人待见。
回头看看自己的写作，前面这些年，我只写了两方面的故事。一方面是写家乡的事，写父老乡亲们的人生故事，写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人心、世道、生计、欢喜和苦痛，等等。我写了他们的好，也写了一些不好，不过还是以好为主，包括他们的善，他们的坚韧，他们的纯朴。另一方面，是写了城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的人生际遇，情感经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所产生的困惑、烦恼、不安、愤怒、挣扎、堕落，包括逃避和拯救。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和时代中最敏感的一群人。一般说来，他们内心较丰富，情感较细腻，感受和认识事物的能力也相对强一些，当然也有脆弱、多虑、患得患失等弱点，是时代和社会最好的晴雨表。
闫月宁： 那您对作家未来的出路有什么想法吗？
鲍十： 我觉得作家未来的出路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不会坏到哪里，也不会好到哪里。文人的境况，历来都是这个样子，我只是把它放在当代来表现。实际上，作家的最好状态应该是由作家个人的状态来决定。就是你不用太眷顾他，不要刻意照顾他，把他捧到天上，那就是象牙塔假象了，但是你也别排挤打压他，把他弄得很底层，正常来对待就好了。
丁馨： 想问一下您对现在处在这种困境下的作家有什么建议？他们在当下应当如何自处？
鲍十： 这个就要看个人了。我对自己是这样设计的，我知道仅靠稿费的话，我没法儿养活自己，那么我就要有一份工作，有一定的生活保障，拿工资养活自己、支撑自己去进行写作。我把写作放在了另外一个像储存器的地方，我不要用写作来赚钱。写作不是为了赚钱的，一门心思用写作来赚钱，那就完全错了，就偏离了文学所建立的价值。写作不是用来赚钱的，它是表达心志的。
闫月宁： 那您有没有在创作过程当中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有的话是怎么调节的呢？
鲍十： 有，就慢慢调节吧。我的性格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包括个人的情绪、写作上所遇到的问题、单位的什么事情，我都是冷处理。事情来了，我不会马上做出反应，等着它慢慢地淡掉，或者是慢慢地悟到方法再去处理。我的意见就是遇到什么事不要很应急，静下来慢慢想办法解决淡化掉。写作遇到困难，肯定每个写作者都会遇到，写得不满意了，觉得很糟糕的时候，是很恼火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但也许你当时不剧烈地做出反应，先放下来，慢慢就有想法了，包括遇到矛盾、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丁馨： 您看文章的时候或者去做一些文学比赛的评委的时候，会怎样去评价一个文学作品？
鲍十： 这实际上是综合性的，怎样取舍跟我个人的文学观有关系，说实话就是跟我的喜好有关系。首先，我们要看这个文章是不是假大空的文章，如果是，基本就没戏了;其次，要看这个文章有没有深刻性，是不是揭示了一些问题。除此之外，还要看看文字是不是很有味道，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写了什么人，能不能感觉到人物的性格等。
说到文学作品，它还一定是肩负着社会责任的。文学，它从来就不是自娱自乐的东西。文章一旦出手，必定会影响世道人心，而且作品越好，影响越大。这种影响可能是潜在的、逐渐的，但慢慢会起作用。
闫月宁： 现在网络文学发展特别快，网络上的那些作品水平参差不齐，然后写手的写作门槛比较低，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或者说对现在想尝试这种写作的青年写手有什么建议？
鲍十： 以前我参加过关于网络文学的研讨会，当时我也说过网络文学的几个问题。首先，因为网络小说的文字量太大，又写得太快，一天几千字甚至一万字，写完就要及时放到网站上去，都没有时间回头看。那么，它文字本身可能就粗糙，它一般不会字斟句酌、讲究文字的韵律，不求文字的味道。网络小说在语言方面就有所欠缺。另外，网络文学大多数因袭了像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的路数，大多数还是在讲故事，传奇啊，情爱啊，神话啊，是小说的原始状态，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但在文体上没有创造性，可能现在有，但是我没有看到。这是它第二个问题。第三，网络小说是以吸引读者为第一目标，那么它一般不会考虑文以载道，承担那些历史反思、社会现象批判等，缺少这些因素。他写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吸引人看，自己能赚钱。因为我属于传统的文人，我还是觉得文学是表达一种道义，不能拿来当赚钱的工具。我觉得如果想把文学当事业来做的话，就不要考虑它赚钱，就正儿八经地好好训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社会说话，看到不平的事发声，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有意义。
把传说写成现实，把现实写成传说
丁馨： 您的作品里面经常就是那种以村庄名或者是“某某某的故事”来命名，围绕某个村庄或者人的故事来写，比如《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这应当是一种笔记小说吧？ 鲍十： 我走的大概是这样一个路径，包括《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里面那些小说，包括其他都是一种笔记小说的变体、变形。虽然实际上是从那种形式生发出来的，但不完全是那种调调。
闫月宁： 可以谈一下您为什么会喜欢这种笔记小说的传统形式吗？
鲍十： 就是个人喜欢，觉得笔记小说读起来比较亲切，比较直接，读起来很熨帖，写起来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结构组织，它传播的效果好一点。过于小说化的东西或者过于技巧化的东西，可能读起来就会有种隔膜，就需要一定门槛的人才可以读那种东西，它大概有这样一个比较弱一点的优势。
丁馨： 您觉得中国传统文学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有什么启迪？ 您觉得传统文体在当下还会有活力吗？
鲍十： 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能发展到现在，它有两大块来源，一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另外就是外国文学。但我们中国当下的小说样式，主要還是从外国（主要是欧洲）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五四运动开始，包括林纾等人也是，如果没有翻译的文学进来，中国就是传统的四大名著等那些作品。中国新的小说是从鲁迅开始的，主要还是借鉴了西方文学。
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而言，也肯定是有好也有坏的，有流传下来的名著，也有被淘汰的作品，那么能够流传下来的成为经典的美好的东西，它肯定是有几个特点。首先比如说像《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有这样的特点。其次就是相对真实地记录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像《红楼梦》、“三言二拍”;另外，就是有很深的思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都是很有思想性、很深刻的作品。《金瓶梅》也是正在被更加深入地挖掘价值中，这些对当下中国文学都有启迪作用。
传统文体在当下应该是没有什么活力。有传统就有现代，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从传统生发出来的，慢慢往前走，但不可能死守这个传统，也不可能一味地把传统都消灭掉，它是慢慢地随着社会发展演进的过程，今天的事情明天看就是传统的，昨天的事情今天看就是传统的，不能把事情都绝对起来。中国古代的一些小说，比如四大名著，现在直接复制出来肯定是不行的，比如说你再想写一部《三国演义》，肯定要用一些新的形式，不能完全复制它。
闫月宁： 如果让您自己总结的话，您认为霞镇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它是您理想的乡村生活吗？
鲍十： 在我的早期作品里，我把东北的故事和人物基本上一个放在了霞镇，一个放在了三合屯。你可以把三合屯认定为我实际的家乡，只是我把村名给改了。我是在农村长大的，直到十九岁参加高考才离开家乡。
我想说的是，从童年到青年，正是一个人心灵发育的关键时期，对事物的印象最为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当时年龄小，很多事情都懵懵懂懂，但在长大以后，会不断地反思。如果你写作，这些就是宝贵的财富，当时的想法就是想像福克纳、马尔克斯那种经营自己的一个文学小天地。后来发现很多人都这样，我也觉得拼不过人家就放弃了。
霞镇是中国北方乡村当中，一个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公社的所在地，就是现在乡的所在地。是一个小的行政中心，等级稍微比村子高一点。我那些作品，就是讲镇子里边的生活，全部都是小镇子里的人事，有农民，还有一点小知识分子之类的，像教师学生这样一些成分;还有上班的公务员、银行的职员;还有那些闲杂人，在街上摆摊的小商贩等，它的成分就相对复杂一点。实际上，这个镇子是一个很好的表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场所，反映了人生百态。我是想借这个地方表达我对乡村生活或者是小城镇生活的一种体验、思考。我老家是农村的，是真正的最基层的村，但是我后来在镇里上学，有段时间我家也在镇上住了两三年，对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体悟。所以我原始的、原初的写作就写了这些比较熟悉的东西。这样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不管何种类型的文学，都离不开细节，如果你对自己所写的生活不熟悉，细节从哪里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情感寄托的问题，这个可能更重要。
丁馨： 我们了解到在您写作之前会去搜集素材，您是如何选择取舍素材的呢？
鲍十： 我早期的写作没有特意去搜集素材，写的基本都是个人经历过的事情，记忆里边一些东西，或者是看书时被触发到了。我早期的写作主要是写家乡村子里的人、学校的老师等，都是我很熟悉的。后来就有些自我否定，我估计作家大概都是这样一个路径，当把库存的东西写得差不多了，就要开始拓展自己了。我在写《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时，就有这个意思了。也就开始有意识地去乡下走访，去找当地人唠嗑了。农村的村子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大家互相很熟悉，村子里历史上出过什么人、出过什么事，大家知道得一清二楚。我觉得有价值的，就记下来，把它写成了小说。另外，我在准备过程中也翻了一些史书、地方志，去提炼、去认证、去充实，我把它当成工程来做的。其实我写的并不一定是真人真事，因为我写的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所以它们可能是半真半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或者，是似非而是的，这些东西放在作品里只要感觉是真的就行了。
说到《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我最初的想法，是想通过这些作品，让人们对中国东北的乡村社会有个大体的了解，包括历史的、政治的，以及人的命运、民风民俗，等等。但这是一个外化的说法，其中我还在反思，近几十年来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要回过头来掂量掂量的。也是根据这个原则去抉择素材。
闫月宁： 您觉得历史要为文学创作服务吗？我们是否可以对历史进行大尺度的改编？
鲍十： 不，不是这个概念。如果说是历史小说，要以真人为原型，大概是需要那些很真实的东西，需要尊重历史性。像我这种小说，它虚构成分居多，不需要特别准确的事实，只要能够反映出来某种状态，基本就可以了。总的来说，我只是想做到一点：要使这些作品看上去不那么离谱，要基本真实，既不涂脂抹粉，也不夸大其词，尽力留下时代的真相。
丁馨： 您在写作过程中是如何把握现实与虚构的度的呢，可不可以根据您的具体创作阐释一下？ 鲍十： 在写这类作品的时候，我首先要的是写实感，所以才叫“写生集”。为了写这些作品，我查阅了很多县志（包括其他一些资料），也走访了一些村庄，有些故事就是这么得来的，有的就是真事。但在写作的时候，我还是做了一些处理，一个是我不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小说它是不会追究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的，只要在文本上觉得它是真实的，不是完全虚假的就可以，这是小说一个大的原则。它不像纪实文学就一定是比如说什么什么地方，一定是那个人干吗，小说就不需要。我在写作之初就确定了要有写实感的这个想法，这样才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力，真实的冲击力。但同时我也做了一些处理，确切一点儿说，这些故事可能是半真半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或者，是似非而是的。也就是说，写实感并不等于写实，这样效果其实更好，这样会给作品留下更多的空间。
评论家徐肖楠先生曾经为我这些小说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理论刊物《南方文坛》上。他对这个系列小说有一个定义，称之为“传说化小说”。须知传说和写实可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概念啊。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错。读过这些小说，你可能真的会产生一种传说的感觉，那是历史的传说，也是现实的传说。而我所做的，则是把传说写成了现实，把现实写成了传说。这种传说的感觉，也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构成方式。
生活太闹了，
我就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写东西
闫月宁： 您已经调来广州工作了十余年，您觉得岭南文化和东北文化有什么异同吗？
鲍十： 岭南文化跟东北文化在地域上是一南一北，气候上东北比较冷，岭南比较热;人群也是不一样的，岭南的以百越人为主，而东北的基础性人群有满族人，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同时还有大量的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北、河南这些省份，他们到东北也带来了当地的文化。那么东北的文化主要还是这些文化的一些混合体。当然岭南文化也是一种混合体，比如说广东有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也是从中原移民过来的，它也是一种混合形态文化。还包括最近这些年从全国各地到广东来、到岭南来的这些人，特别明显的就像深圳这种完全的移民城市，就是全国各地的人汇集的一种比较杂的文化形态了。
当然岭南文化的主体还是广府文化，形成这个文化本身跟自然环境、人群、经济都有关系。东北文化可能有粗犷的一面，另外就是东北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对艰苦一点，那么这种环境也就造成了人的某些特点吧，我觉得是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些特点。可能粗糙是一个方面，包括饮食、做菜方法，东北是以炖菜为主，就像大锅炖的那种方式，不像广州把菜做得那么精细，这些都是不同。岭南呢，就像广州，具有大家一直在说的这种包容性，然后相对来说人比较随和，这是它文化的一个特点。但两个地方的好也都差不多，都是那个样子，坏的地方也是，比如说人的那种计较、算计哪里都有，同样人的仗义、乐于助人也哪里都有。
丁馨： 现在很多评论者对您的创作分期都是以您调到广州工作为界，您对这种分期的看法是什么？如果让您给自己的创作分期的话，您会怎么想？
鲍十： 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毕竟这个地理环境空间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也是感觉到我在认识方面，包括对文学的认识，对后来一些作品的认识确实不一样了，来广州之后和在广州之前有所变化。但是，这倒不一定是我到了广州之后带来了这个变化。应该是随着我个人年龄的增长，跟着我这个阅历而增加吧，认清了一些作品的实质，之前觉得很美很诗意的作品、在写作技巧上很好的作品，后来就觉得没那么好了。
闫月宁： 我们了解到您来到广州之后还在继续从事对东北乡土的写作，后来才转到其他方面的写作，您觉得这个过渡期持续了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转变标志？
鲍十：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识。我想我刚来到广州时，整个心态还是比较好奇的，对这边的风土人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写了几个跟广州相关的小说。但因为当时《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还没完成，还有一些素材、构思没写出来，在这个交接的过程中，我就一边慢慢接受广州的生活，一边把《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完成。我是交叉着来写的，想起什么就写什么，没什么新想法的时候，就把过去的东西拿出来继续完成《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
我写的那些跟广州相关的小说，有几篇是写西关的，阿婆啊，艇仔粥啊，都是平凡人和平凡事。我个人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平凡人和平凡事。我也喜欢民间文化，喜欢民风民俗， 喜欢老百姓的吃喝拉撒。写作上也喜欢写小人物。我个人觉得， 从文学的角度讲，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 如果你能真正准确地把这些表现出来， 肯定是有价值的。
丁馨： 您一般酝酿一个故事需要多久呢？
鲍十： 不一样，有的需要很久。举个例子，我现在正准备写一篇新的关于海岛的小说，眼下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思路，但细节方面还需要慢慢来，今天有个想法记下来，明天有个想法再记下来，零零碎碎地慢慢拼凑，然后再去润色，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就要很久。海岛的空间比较小，但在这个规模中，要增添很多元素进来，之间也要有互动。首先要有人物，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个岛上住着一个隐士，然后因为是吃海的，所以就有个在海边抠各种海货、各种蛤蜊的女人，还有要有个教师或者有文化的人。这些都要慢慢构思、慢慢取舍。
丁馨： 去年12月中国小说学会发布了2018年小说排行榜，您的《岛叙事》上了榜。此前东北黑土地一直是您小说的主要背景，现在您为什么连续写了几个关于海岛的故事？
鲍十： 那篇《岛叙事》是两年前写的。写这个小说，起因应该追溯到几年前参加的一次笔会。笔会是《花城》杂志搞的，叫“中国作家万山行”。大家去了一次万山群岛，在那边转了好几天，转了好几个岛，像桂山岛、万山岛、东澳岛等。这些海岛，都给了我很特别的感觉。我当时就觉得“岛”的这种形态非常有意思。比如那种游离的状态，相互隔绝。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重要。这个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吧。我其实一直是一个喜欢呆在一边的人。社交上大家都说我人很好，很容易跟人接触，老实厚道又很热心。但我自己却一直觉得我是孤单的、不合群的。包括我给我的书房起名就叫“一边居”。我平常最讨厌开会杂事，也害怕去见不相干的生人。我骨子里非常喜欢安安静静地呆在一边。我的写作，其实也是一种游离状态的，是跟大的潮流沒有关系的。我所有的写作，跟文学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来，我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感觉我在岛上找到了跟自己精神上某种契合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写海岛的念头，才有意识地去构思了这样几个小说。
闫月宁： 您这种心态和汪曾祺先生的影响有关吗？您曾经说过最喜爱的作家就是汪曾祺。
鲍十： 对，我是把汪曾祺当作精神楷模的。这么说吧，古今中外的作家数以百千计，这些作家一定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太喜欢的。你之所以喜欢某位作家，肯定会有缘故。你可能喜欢他的文字，喜欢他的故事，喜欢他作品里的人物，喜欢他描述的氛围和环境。更主要的，可能是你喜欢他作品里透露出来的气韵、思想、性情、气质、价值观、人生态度、为人为文处世的方式和原则。你会产生一种相知感，进而崇敬他，视其为楷模。
在众多作家中，汪曾祺可能不是名声最大的，但他的价值绝不容轻视。看他一生的创作，没有涉及重大事件和重大题材，也没有借重任何文学潮流。他只是专注于自己身边的“小事”，专注于生命旅程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包括童年时代的乡里乡亲，包括锡匠、做小生意的、小学教员、小和尚、牙医、接生的、民间画师、养鸡养鸭的、街头卖艺的、旧时代的大学生、农科所的农工、戏曲演员、小保姆。且观察和描写得那么细致，简直活灵活现。所用的笔致也温和圆润，晓畅练达。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让他的人物承载过多的“意义”，所写只是人生的酸甜苦辣、人间的悲欢离合。但是，通过他们，你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信息，感受到他对社会的态度。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