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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权威则须来自于人自身的创造,现代社会把对彼岸神圣世界的权威认同变成了对此岸世俗世界的权威认同,而且其自身处于无休无止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化之中,这就使得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陷入困境之中。
耳光响亮
东西著,华文出版社,2003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第十七卷“姑妄听之三”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张铉耳先生家有一个婢女,有一晚突然失踪,以为是私奔了,但后来发现是醉卧在后院一间空房子中。经询问得知是一帮狐魅作怪,将其灌醉之后抛在哪里。这位铉耳先生素来刚正,闻之大怒,跑到后院亲向狐魅问罪:说我们“相处多年,除日日取柴外两无干犯,何突然越礼,以良家婢子,作娼女侑觞?”下面的一段话效力很大,那就是“子弟猖狂,父兄安在,为家长者,宁不愧乎!”这种质问在传统的话语场中堪称是掷地有声,果然至夜半窗外就有了回话:“儿辈冶荡,业已笞之,然其间有一线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门,作谑词乞肉,非出强牵。且其月下花前,采兰赠芍,阅人非一,碎璧多年,故儿辈敢通款曲。”故而“防范之疏,仆与先生似当两分其过,惟俯察之。”铉耳先生也颇通达,说:“君既笞儿,此婢吾亦当痛笞。狐哂曰:过砮梅之年,而不为之择配偶,郁而横决,罪岂独在此婢乎?”于是,“先生默然。次日呼媒媪至,凡年长数婢尽嫁之。”一场狐魅之间的风波就这样在天理人情之间得以平息。
纪晓岚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父兄”之属在传统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父兄不但承担着训诫子弟的责任,还是一种君父合一的权力象征,它代表着的是秩序、风纪和现实世界的生存规则,而父之死亡、缺位则意味着这种秩序的解体、失效和人的内外生活的混乱、失序。东西的小说《耳光响亮》是一部文化寓言性的写作,它所关注的就是现实和象征意义上的“父亲”死亡、出走后儿辈的成长形态和生存境遇。这些“有人生无人教”的孤儿在经历了寻父的徒劳之后开始了在本能欲望指引下的生活,“无父”既给他们带来空前的“自由”,但权威、规范、伦理秩序的缺失也造成了他们生活的混乱、盲目和空虚,他们的生存状态用鲁迅评点豆腐西施的话说,就是“辛苦而姿睢”,也就是在本能驱使下生存,满足生存的欲望和追逐感性快乐成为其人生的基本原则。父亲失踪时刚刚18岁的女儿牛红梅,美貌性感,成为男性竞相追逐的欲望对象,而她对自己的情欲采取的也是“无抵抗主义”,她先是为省医院的医生冯奇才所勾引、诱惑,在胃痛检查时,自愿与其发生关系,之后被人捉奸在床,闹到家里,使全家蒙羞,最后靠着母亲的抡刀上阵,才得以解围;接着又被街上的小流氓宁门牙盯上,被有求于流氓的大弟牛青松出卖,遭宁门牙强暴。在与这两个男人的瓜葛中,牛红梅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但两个男人都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牛红梅极为愤怒,疏远了冯奇才,小弟牛翠柏又将自己的体育老师杨春光引荐给了姐姐,她为了和杨春光开始恋爱,不得不进行了第一次堕胎。她给她怀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叫“牛爱”,即为爱而堕胎之意;而她所深爱的第三个男人杨春光在考上大学之后,又有了新欢,费尽心机地要和她离婚,杨精心设计了一场羽毛球赛,让牛红梅的第二个孩子流产,牛红梅给这个孩子命名为“牛恨”,以表达对杨春光和自己的怨恨。牛红梅的第三次流产是被开发廊的刘小奇强奸怀上的孩子,她给这个孩子命名为“牛感情”,以示从此之后再也不谈感情,这个孩子是在她看小品《吃鸡》时,大笑不止而流产的,从此牛红梅丧失了生育能力。离婚之后的牛红梅在北京征婚又遇到了伪装是美男子实则长相丑陋、身材矮小的苏超光,结果两人的恋情又是“见光死”,迅速终结;牛红梅的第五个男人颇为出人意外,那就是她的实际上的继父金大印,发财之后的金大印非常想要一个孩子,而与他同居的母亲何碧雪又生不出孩子,母亲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就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大印,以便自己仍可以在背后掌控一切,于是,牛红梅最后又被自己的母亲利用,再次成为他人欲望的牺牲品。
牛红梅在父之出走后的人生轨迹与后革命时代世俗化的现代性大潮所引发的价值的颠覆有关,马克斯·舍勒的价值伦理学着重研究的就是现代性如何改变了人的心性结构,使客观的价值等级秩序陷入混乱的。他认为客观价值秩序可按由低到高的等级分为五个层次, 即感官价值、实用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 进入现代之后, 这种价值秩序发生了颠倒和位移,位居其下的感官价值和实用价值上升为主导价值, 神圣价值、精神价值和生命价值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可有可无、退居次要地位,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人的生存的世俗化、感性化和庸俗化。具体到牛红梅那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现代性的价值颠覆和移位造成的人的心性的改变,那就是性和灵魂的“羞感”的丧失,感性欲望和为满足这种欲望产生的使用价值开始占据上风,成为主导性的价值。舍勒认为性和灵魂的“羞感”对于人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人在世界生物的宏伟的梯形建构中的独特地位和位置,即他在上帝和动物之间的位置,如此鲜明和直接地表现在羞感之中,对此任何其他感觉无法与之相比”。〔1〕164人是居于上帝和动物之间的存在者,上帝和动物都无羞感,羞感是人所独具的标志,中国古人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强调的也正是这种人居于圣贤和禽兽之间的存在特性。在神圣价值、精神价值生命价值被解构之后,人就成为了一种工具化、感性化、欲望化的存在,失去了掌控、制约、规范自己的本能欲望的能力,只能陷入“跟着感觉走,手牵着梦的手”感性生存状态,沦为被欲望牵引的快乐奴隶。所谓羞感是“天然的灵魂罩衣”、“身体的遮蔽物”,它催生、卫护着人之为人的超越意识,“羞感”的丧失意味着人的世界在向动物世界靠拢,这种贬低人的文化也同样会造成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现代性催生了发达的生产力, 造就了一个高效率的社会, 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使现代社会成为了一个使人们普遍感到无家可归的、支离破碎的高风险社会,所以小说中的牛家姐弟始终无法忘怀已失踪多年的“父亲”,希望通过找回父亲来结束自己精神上的六神无主状态,也就不难理解了。在现代性尚未真正启动之时,人们往往把一切的苦难、不幸、无奈、不如意都归之于父辈的压抑、强制、无能、专横,认为只要把父亲彻底摧垮,幸福、自由就唾手可得,所以“杀父”会成为变革动员期的文学主调,清末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提出的口号即是“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的“四无主义”;然而,一旦现代性的进程真的启动,人们就像沙丁鱼式地挤在全速前进的公共汽车上的乘客,被窗外快速掠过的景色搞得头晕目眩,急于要抓住一个把手,以免摔倒,所以“寻父”文学又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如何能够找到或创造出一个真正能为儿辈所由衷认同的“父亲”?是后革命时代、后传统时代的一大难题,它所触及的是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的困境。
所谓“权威认同”也就是对某种值得尊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人和事物的认可和赞同,权威作为在社会生活中靠人们所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成的支配力量,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通过权威的运用,个别行动者的行动才能被纳入有秩序的状态中,个人生存的目的、价值、意义也由此获得确认。在前现代社会,权威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宗教信仰中的“上帝”和宗法社会中的“父亲”权威就是这样形成的。而现代社会的权威则须来自于人自身的创造,现代社会把对彼岸神圣世界的权威认同变成了对此岸世俗世界的权威认同,而且其自身处于无休无止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化之中,这就使得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陷入困境之中。现代世界作为一个单一平面的世俗世界,人们需要把这种世俗有限之物神圣化来树立这种权威认同,而这种世俗之物的神圣化更多产生的是以荒诞感为主调的黑色幽默。《耳光响亮》里的金大印便是这样一位在牛家父亲牛正国失踪之后试图补缺的“继父”,但这位试图入主牛家的继父遭到了牛家儿女的顽强抗拒,在他们眼里,金大印鄙俗、滑稽、猥琐不堪,是个望之不似人父的“谵主”、“伪父”,绝对无资格成为他们的父亲,所以他们合力抵抗,联合小流氓把金大印打得头破血流,这次对继父的施暴使得母亲颇为寒心,彻底离开儿女和金大印住在了一起。想成为真正的为儿辈尊敬、认可的父亲的金大印并没有放弃他的努力,他想首先获得社会承认再让孩子们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就有了他和报社编辑马艳共同制定的成为“英雄”的计划,马艳给了他四个信封,让他依序按信中指令行事:第一个信封是让他去照顾一位孤寡老人,他依计而行,但结果出其意料,老人得寸进尺,不但让金大印给她做种种杂务,而且在她自己可以洗澡的情况下让金大印给她擦洗身子,好像她成全了金大印成为英雄的愿望,金也就要满足她的所有欲望;第二封信是让金大印去救人一命,金大印在江边守护多日,终于从面包车下救了一个小孩,自己也受了伤,小孩母亲在叫出租车把金大印送到医院后就再也不承认他救人的义举,后来在马艳的劝导下,才答应承认此事,但在金大印找到她家里时她又让金大印“帮人帮到底”,满足她丈夫离家多年后无法满足的性需求。总之,在现代性借重的使用价值取代了位居其上的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成为主导价值之后,“有用性”成为了人们唯一关注的东西,基于利益交换的关系也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金大印的“英雄梦”在功利主义的时代已显得不合时宜,在经历了成为“英雄”的种种烦恼、不便、人格扭曲之后,金大印不想再当“英雄”了,马艳又给了他一个信封,这次是让他去赚钱,因为时代已经成为一个“谁有钱谁就是爹”的时代。金大印依计而行,辞职去做了小煤窑的矿主,果然成了千万富翁。成为富翁之后的金大印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来自儿辈的承认,小儿子牛翠柏为拍电视剧需要30万赞助款,金大印一口应承,素来瞧不起他的牛翠柏在达到了目的之后,按捺不住高兴:“我说你真是个好人,一个懂得艺术的人。我差不多叫了一声爸爸。”金大印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娶牛红梅为妻,好让年轻的牛红梅给他生一个亲生的儿子,但他并不知道牛红梅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金大印的确成为了牛家的父亲,只是使他成为父亲的不再是他本人,而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时代。
与金大印努力成为继父的经历不同,小说中的生父牛正国则经历了一个失踪、堕落、失忆的过程,这是一种儿辈记忆中的伦理之父在时代迁变中的自戕、自毁之举,这种父之自毁的主题在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中曾以儿子要为父亲找个妓女,却因为没有美元未能如愿的极端戏剧化形式得到过表现,而这在《耳光响亮》中成为贯串全书的中心线索,牛正国由一位革命时代的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克己本分的小学教员在出走之后变成了偷越国境、走私毒品、嫖赌、失忆的罪犯。牛正国的这种变化也并非偶然,因为他既往所接受的是一种由现代卡理斯玛式权威给定的带有特定功利性的伦理秩序,它不需要来自个人良知的支持,这种秩序的存亡全系于卡理斯玛式权威一身,一旦泰山崩颓、权威辞世,这种高于、悖于人性、人情的权威秩序也就迅速崩解,所以牛正国上班时骑的自行车在其出走后一夜之间就变成锈迹斑斑的废铁,与此大有关系,它也预示了后革命时代牛青松式的执著的寻父之旅的徒劳,如此,留给人们的道路似乎只剩下一条,那就是金大印在迎亲车队出发前所反复告诫大家的:“所有人都不能回头,如果一回头,我们就会回到贫穷的生活里。”评注释
〔1〕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书店,1997。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耳光响亮
东西著,华文出版社,2003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第十七卷“姑妄听之三”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张铉耳先生家有一个婢女,有一晚突然失踪,以为是私奔了,但后来发现是醉卧在后院一间空房子中。经询问得知是一帮狐魅作怪,将其灌醉之后抛在哪里。这位铉耳先生素来刚正,闻之大怒,跑到后院亲向狐魅问罪:说我们“相处多年,除日日取柴外两无干犯,何突然越礼,以良家婢子,作娼女侑觞?”下面的一段话效力很大,那就是“子弟猖狂,父兄安在,为家长者,宁不愧乎!”这种质问在传统的话语场中堪称是掷地有声,果然至夜半窗外就有了回话:“儿辈冶荡,业已笞之,然其间有一线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门,作谑词乞肉,非出强牵。且其月下花前,采兰赠芍,阅人非一,碎璧多年,故儿辈敢通款曲。”故而“防范之疏,仆与先生似当两分其过,惟俯察之。”铉耳先生也颇通达,说:“君既笞儿,此婢吾亦当痛笞。狐哂曰:过砮梅之年,而不为之择配偶,郁而横决,罪岂独在此婢乎?”于是,“先生默然。次日呼媒媪至,凡年长数婢尽嫁之。”一场狐魅之间的风波就这样在天理人情之间得以平息。
纪晓岚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父兄”之属在传统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父兄不但承担着训诫子弟的责任,还是一种君父合一的权力象征,它代表着的是秩序、风纪和现实世界的生存规则,而父之死亡、缺位则意味着这种秩序的解体、失效和人的内外生活的混乱、失序。东西的小说《耳光响亮》是一部文化寓言性的写作,它所关注的就是现实和象征意义上的“父亲”死亡、出走后儿辈的成长形态和生存境遇。这些“有人生无人教”的孤儿在经历了寻父的徒劳之后开始了在本能欲望指引下的生活,“无父”既给他们带来空前的“自由”,但权威、规范、伦理秩序的缺失也造成了他们生活的混乱、盲目和空虚,他们的生存状态用鲁迅评点豆腐西施的话说,就是“辛苦而姿睢”,也就是在本能驱使下生存,满足生存的欲望和追逐感性快乐成为其人生的基本原则。父亲失踪时刚刚18岁的女儿牛红梅,美貌性感,成为男性竞相追逐的欲望对象,而她对自己的情欲采取的也是“无抵抗主义”,她先是为省医院的医生冯奇才所勾引、诱惑,在胃痛检查时,自愿与其发生关系,之后被人捉奸在床,闹到家里,使全家蒙羞,最后靠着母亲的抡刀上阵,才得以解围;接着又被街上的小流氓宁门牙盯上,被有求于流氓的大弟牛青松出卖,遭宁门牙强暴。在与这两个男人的瓜葛中,牛红梅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但两个男人都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牛红梅极为愤怒,疏远了冯奇才,小弟牛翠柏又将自己的体育老师杨春光引荐给了姐姐,她为了和杨春光开始恋爱,不得不进行了第一次堕胎。她给她怀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叫“牛爱”,即为爱而堕胎之意;而她所深爱的第三个男人杨春光在考上大学之后,又有了新欢,费尽心机地要和她离婚,杨精心设计了一场羽毛球赛,让牛红梅的第二个孩子流产,牛红梅给这个孩子命名为“牛恨”,以表达对杨春光和自己的怨恨。牛红梅的第三次流产是被开发廊的刘小奇强奸怀上的孩子,她给这个孩子命名为“牛感情”,以示从此之后再也不谈感情,这个孩子是在她看小品《吃鸡》时,大笑不止而流产的,从此牛红梅丧失了生育能力。离婚之后的牛红梅在北京征婚又遇到了伪装是美男子实则长相丑陋、身材矮小的苏超光,结果两人的恋情又是“见光死”,迅速终结;牛红梅的第五个男人颇为出人意外,那就是她的实际上的继父金大印,发财之后的金大印非常想要一个孩子,而与他同居的母亲何碧雪又生不出孩子,母亲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就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大印,以便自己仍可以在背后掌控一切,于是,牛红梅最后又被自己的母亲利用,再次成为他人欲望的牺牲品。
牛红梅在父之出走后的人生轨迹与后革命时代世俗化的现代性大潮所引发的价值的颠覆有关,马克斯·舍勒的价值伦理学着重研究的就是现代性如何改变了人的心性结构,使客观的价值等级秩序陷入混乱的。他认为客观价值秩序可按由低到高的等级分为五个层次, 即感官价值、实用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 进入现代之后, 这种价值秩序发生了颠倒和位移,位居其下的感官价值和实用价值上升为主导价值, 神圣价值、精神价值和生命价值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可有可无、退居次要地位,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人的生存的世俗化、感性化和庸俗化。具体到牛红梅那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现代性的价值颠覆和移位造成的人的心性的改变,那就是性和灵魂的“羞感”的丧失,感性欲望和为满足这种欲望产生的使用价值开始占据上风,成为主导性的价值。舍勒认为性和灵魂的“羞感”对于人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人在世界生物的宏伟的梯形建构中的独特地位和位置,即他在上帝和动物之间的位置,如此鲜明和直接地表现在羞感之中,对此任何其他感觉无法与之相比”。〔1〕164人是居于上帝和动物之间的存在者,上帝和动物都无羞感,羞感是人所独具的标志,中国古人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强调的也正是这种人居于圣贤和禽兽之间的存在特性。在神圣价值、精神价值生命价值被解构之后,人就成为了一种工具化、感性化、欲望化的存在,失去了掌控、制约、规范自己的本能欲望的能力,只能陷入“跟着感觉走,手牵着梦的手”感性生存状态,沦为被欲望牵引的快乐奴隶。所谓羞感是“天然的灵魂罩衣”、“身体的遮蔽物”,它催生、卫护着人之为人的超越意识,“羞感”的丧失意味着人的世界在向动物世界靠拢,这种贬低人的文化也同样会造成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现代性催生了发达的生产力, 造就了一个高效率的社会, 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使现代社会成为了一个使人们普遍感到无家可归的、支离破碎的高风险社会,所以小说中的牛家姐弟始终无法忘怀已失踪多年的“父亲”,希望通过找回父亲来结束自己精神上的六神无主状态,也就不难理解了。在现代性尚未真正启动之时,人们往往把一切的苦难、不幸、无奈、不如意都归之于父辈的压抑、强制、无能、专横,认为只要把父亲彻底摧垮,幸福、自由就唾手可得,所以“杀父”会成为变革动员期的文学主调,清末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提出的口号即是“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的“四无主义”;然而,一旦现代性的进程真的启动,人们就像沙丁鱼式地挤在全速前进的公共汽车上的乘客,被窗外快速掠过的景色搞得头晕目眩,急于要抓住一个把手,以免摔倒,所以“寻父”文学又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如何能够找到或创造出一个真正能为儿辈所由衷认同的“父亲”?是后革命时代、后传统时代的一大难题,它所触及的是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的困境。
所谓“权威认同”也就是对某种值得尊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人和事物的认可和赞同,权威作为在社会生活中靠人们所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成的支配力量,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通过权威的运用,个别行动者的行动才能被纳入有秩序的状态中,个人生存的目的、价值、意义也由此获得确认。在前现代社会,权威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宗教信仰中的“上帝”和宗法社会中的“父亲”权威就是这样形成的。而现代社会的权威则须来自于人自身的创造,现代社会把对彼岸神圣世界的权威认同变成了对此岸世俗世界的权威认同,而且其自身处于无休无止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化之中,这就使得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陷入困境之中。现代世界作为一个单一平面的世俗世界,人们需要把这种世俗有限之物神圣化来树立这种权威认同,而这种世俗之物的神圣化更多产生的是以荒诞感为主调的黑色幽默。《耳光响亮》里的金大印便是这样一位在牛家父亲牛正国失踪之后试图补缺的“继父”,但这位试图入主牛家的继父遭到了牛家儿女的顽强抗拒,在他们眼里,金大印鄙俗、滑稽、猥琐不堪,是个望之不似人父的“谵主”、“伪父”,绝对无资格成为他们的父亲,所以他们合力抵抗,联合小流氓把金大印打得头破血流,这次对继父的施暴使得母亲颇为寒心,彻底离开儿女和金大印住在了一起。想成为真正的为儿辈尊敬、认可的父亲的金大印并没有放弃他的努力,他想首先获得社会承认再让孩子们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就有了他和报社编辑马艳共同制定的成为“英雄”的计划,马艳给了他四个信封,让他依序按信中指令行事:第一个信封是让他去照顾一位孤寡老人,他依计而行,但结果出其意料,老人得寸进尺,不但让金大印给她做种种杂务,而且在她自己可以洗澡的情况下让金大印给她擦洗身子,好像她成全了金大印成为英雄的愿望,金也就要满足她的所有欲望;第二封信是让金大印去救人一命,金大印在江边守护多日,终于从面包车下救了一个小孩,自己也受了伤,小孩母亲在叫出租车把金大印送到医院后就再也不承认他救人的义举,后来在马艳的劝导下,才答应承认此事,但在金大印找到她家里时她又让金大印“帮人帮到底”,满足她丈夫离家多年后无法满足的性需求。总之,在现代性借重的使用价值取代了位居其上的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成为主导价值之后,“有用性”成为了人们唯一关注的东西,基于利益交换的关系也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金大印的“英雄梦”在功利主义的时代已显得不合时宜,在经历了成为“英雄”的种种烦恼、不便、人格扭曲之后,金大印不想再当“英雄”了,马艳又给了他一个信封,这次是让他去赚钱,因为时代已经成为一个“谁有钱谁就是爹”的时代。金大印依计而行,辞职去做了小煤窑的矿主,果然成了千万富翁。成为富翁之后的金大印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来自儿辈的承认,小儿子牛翠柏为拍电视剧需要30万赞助款,金大印一口应承,素来瞧不起他的牛翠柏在达到了目的之后,按捺不住高兴:“我说你真是个好人,一个懂得艺术的人。我差不多叫了一声爸爸。”金大印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娶牛红梅为妻,好让年轻的牛红梅给他生一个亲生的儿子,但他并不知道牛红梅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金大印的确成为了牛家的父亲,只是使他成为父亲的不再是他本人,而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时代。
与金大印努力成为继父的经历不同,小说中的生父牛正国则经历了一个失踪、堕落、失忆的过程,这是一种儿辈记忆中的伦理之父在时代迁变中的自戕、自毁之举,这种父之自毁的主题在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中曾以儿子要为父亲找个妓女,却因为没有美元未能如愿的极端戏剧化形式得到过表现,而这在《耳光响亮》中成为贯串全书的中心线索,牛正国由一位革命时代的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克己本分的小学教员在出走之后变成了偷越国境、走私毒品、嫖赌、失忆的罪犯。牛正国的这种变化也并非偶然,因为他既往所接受的是一种由现代卡理斯玛式权威给定的带有特定功利性的伦理秩序,它不需要来自个人良知的支持,这种秩序的存亡全系于卡理斯玛式权威一身,一旦泰山崩颓、权威辞世,这种高于、悖于人性、人情的权威秩序也就迅速崩解,所以牛正国上班时骑的自行车在其出走后一夜之间就变成锈迹斑斑的废铁,与此大有关系,它也预示了后革命时代牛青松式的执著的寻父之旅的徒劳,如此,留给人们的道路似乎只剩下一条,那就是金大印在迎亲车队出发前所反复告诫大家的:“所有人都不能回头,如果一回头,我们就会回到贫穷的生活里。”评注释
〔1〕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书店,1997。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