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信的民族，有两种自豪感不该被抹杀：一是文化的自豪感，二是英雄的自豪感。前者源于千百年来的创造积累，而后者则基于个体生命的精神传奇。
　　2015年高考中，北京的作文考题，将视线投射到了“英雄”这个主题词上，要求考生以《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为主题展开想象，引来不少关注，更让人思考关于英雄的时代话题。
　　正如出题人对“英雄”的定义，“他们为了祖国，为了正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他们也不乏儿女情长，有普通人一样的美好生活的眷恋。中华英雄令人钦敬，是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榜样”。英雄是历史天空中的群星，他们标志着人类精神可能达到的高度，寄托着时代和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引领着人们将短暂的生命过得更有价值。
　　而从国家与民族的角度来看，英雄更是建构“想象共同体”的符号。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对英雄事迹的追忆，能激发我们的崇高情感。从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到舍生取义的夏明翰;从大义凛然的刘胡兰，到视死如归的江姐，英雄是聚合人心的象征，是点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穹顶上的熠熠明灯。
　　可以说，英雄承载着社会对理想人格的期待，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符号，也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在英雄身上，浓缩着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也体现着时代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渴望。正因此，仰望英雄、崇敬英雄，也代表着共同的历史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找回英雄记忆、捍卫英雄认同，我们的社会才能获得一个坚固的价值原点。
　　从这个意义上看，恶搞英雄，也就是恶搞历史;消解英雄，也就是消解共识。然而，现实中，这样的“消解”与“矮化”并不鲜见。林则徐成了阻碍历史发展的罪人，狼牙山五壮士成了欺压百姓的“土八路”，雷锋的私生活遭遇种种夸张的“还原”，邱少云甚至成了某凉茶品牌恶意营销的手段……诚然，没有真相就没有信仰，但非理性质疑、情绪化宣泄，只会在损害英雄形象的同时，造成更多人精神的矮化。
　　心中没有了丰碑，就难免会逃避崇高、拥抱庸俗;信念失去了标杆，就难免会随波逐流、走向虚无。有人曾动情地描述，“当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勇敢地站出来，他们将挑起为民族命运做不屈抗争的重担，并毫不吝啬地泼洒自己的鲜血。”为国献身、图存求强、抗击外敌、坚韧不屈……这些无一不是英雄们的共同标识。可是，如果都在质疑献身精神，谁还会把国家装在心里？如果不屈抗争也是儿戏，那么独立自强从何谈起？如果义利面前没有取舍，精神坐标不就失去了航向？属于历史的民族的英雄话题不是被传颂，而是被消解，英雄的精神丰碑倒下了，国民的信仰支柱不免也随之坍塌了。
　　凡此种种，既折射虚浮躁动的社会心态，也凸显转型时期的群体焦虑。物质时代、商业社会，一切都可以明码标价，利益至上让“坐在宝马上哭”成为现实的选择。连爱情都难以幸免，更遑论为了抽象理念而奋斗的英雄。当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冲破精神堤坝，“理性经济人”就成了唯一物种;当感官刺激替代了精神享受、工具理性解构了价值追求，田园将芜的心灵又要如何重焕生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时代不是不需要英雄，而是更迫切地呼唤着英雄。否则，我们的历史将“较无生命与美学上的深度和纵深”，我们的人民将在信仰的缺失中体验到“口袋满当当、脑袋空荡荡”的失落。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说，“社会是建立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上的”。“崇拜”虽不值得提倡，但“敬畏”是对英雄楷模最起码的致意。因为，对英雄的态度，决定着我们精神的深度与广度，也决定着我们生命的厚度与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