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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5年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可谓风云四起——央视经济频道十年打造的“年度经济人物”已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让人们触碰到这个时代的经济脉搏；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是从媒体的责任以及媒体的眼光出发，展现出媒体的价值取向；《南方周末》评选的“年度传媒人物”，则以另一种角度碰撞着社会的良知和正义。
本专栏中的人物，有的是名牌企业的打造者，有的是以一种精神感动了社会的个体劳动者，有的是在政府机构履行职能的公务员……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自己的行为或业绩影响着中国某一方面的建设进程，同时，作为行走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的人物，也都有自己的沉淀和思考。敬请大家对此栏目给予关注并推荐稿件。
王兟被业界称为“中国地区最有经验的直接投资者之一”，在就任CEO的近六年里，他不仅让一个原本只有一个“TOM．COM”的门户网站扭亏为盈，而且还以此为基础将TOM集团打造成为一辆拥有“五个引擎”的高速前进的汽车。由于他的杰出成绩，王兟当选史坦国际组织的“2005中国传媒年会”所选出的十大传媒年度人物之一。从他的身上，我们或许可以隐约看到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传媒人对于全球化传媒发展方向独特的驾驭能力和追求。
中国在近几年来经历了从新闻业到传媒产业的一次次跨越，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其中的变化，跨媒体的传媒产业界到底做什么，它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又带来了什么呢?为此，我们希望通过与王兟的对话拉近外宣工作者与新兴传媒产业的距离。
《对外大传播》：我们了解到你14岁上了大学，而且读的是化学，后来又去了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当你行走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时，你对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有哪些思考?
王兟：我们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但很少有媒体能站在你们这样的高度提问题。我是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两年后到的英国，到目前为止，我人生多一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谈到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点上的思考，我总结了三点体会：
第一，中国是个重思想的国家，在历史上记载下来又为人们称道的是那些卓越的思想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把诗词歌赋的思想产品看得比冶炼和建筑的成果还要重要。
从中国的历史看，它的思想传承其实很伟大，从开始就讲天人合一，讲“五行”的辩证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强调具体的方法，我们经常去打历史牌，感情牌，但作为西方的企业家，他们是要解决问题。西方的工业社会历史比较长，他们看到的是“术”，也可以理解成是解决问题的技术。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归纳，即使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县长，也都可以站在那里，从秦始皇一路讲到现在；这些县长对他管辖区域内的风土人情等等也会了如指掌。但如果西方人在现场，就会问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西方人经过了15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和17世纪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于是特别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可以坐在沙发上讲故事，而西方人则会拿出20多页纸放在你面前，给你讲他的观点，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很多小问题去解决。
但这两种文化各有千秋。东西方虽然在方法论上有差异，但我们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事实也证明我们中国人的路越走越宽阔。如果能把西方人的技能和东方人的智慧结合到一起，那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第二，1984年，我从云南昆明这样一个不太大的城市到了英国这个世界工业贸易大国去读书，在此之前，我心目中特别向往并追求世界一流的东西。到了那里才发现无论是美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没有一个人吹嘘自己的国家哪里哪里是一流的，都是说自己国家税费很高啊，交通多么成问题啊。
什么是一流的?在我的哲学方法中，我解决不了这个困惑，我找不到心目中的“一流”。
直到有一天，在伦敦的一个花园中，我注视一片草地又听到了一段对话时，才一下子有了醒悟。那片草地的确很漂亮，旁边的一个美国人跟那个英国园丁说：“这是世界上一流的草地。”世界一流，为什么?原来在这些外国人眼中，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他在本地区是最好的，那它就是“世界一流”的。这个“世界一流”不需要到哪里去寻找。美国的最好与中国的最好也没有可比性。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说，我想说的是，“一流”的核心内涵是自己国家最珍爱的东西。
第三，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要考虑国际表达的问题。
《对外大传播》：你谈到的三个总结很中肯。最近有学者建议说，要注重构建中国文化大品牌战略。那么，这个战略的灵魂是什么?比如“天人合一”，比如“和谐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又如何不让这种文化束之高阁?
王兟：近百年来，中国在版图上是有某种程度的割裂的，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才逐渐在圆我们的团圆梦，但是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断层。我们要向世界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首要考虑的是，中国是个强调理想、注重权威的国家。中国文化很伟大，但也有个缺陷，比如说我们不是一个很幽默的民族。中国有近四亿手机用户，大量年轻人的使用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拇指”文化，这一现象仍将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
当然现在手机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原有的性格。就在刚刚不久前，我还给别人写了个新年祝辞，我说：“希望你们狗年快乐。”同时我又提醒朋友：“对狗，我们不仅要记住他的忠诚，最重要的还是要记住它带给我们的快乐。”对生活快乐的感知，幽默是它的源泉。
有人说我们公司是五个引擎的汽车，投资影视是引擎之一。华谊兄弟公司是我们控股的影视制作公司，他们制作的国产电影《手机》为何受到市场的欢迎?原因之—就是它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用娱乐的形式、以嬉笑怒骂皆文章的生活心态潇潇洒洒地表现出来。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你乐他也会乐，你表现的痛苦对方也会感受到。对普通大众来说，最能揭示人们心灵的是所谓生活中的小事。我们要传播中国的文化，就是要把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告诉世界，使他们理解，使他们感受到震撼。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保持中国人的智慧和自信。
在与世界文化沟通时，我们既要保持自信，又要会用幽默把与现代生活接轨的部分充分表达出来。我们小时候用的电池是“白象”牌，而在英文中这个词是“骗局”的意思，你让别人如何敢买你的产品呢?我的意思是在国际表达中要找到共同点。
我们国家每年要有四百多万大学应届毕业生，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们这个民族的创意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这些大学生是否可以试做文化产业的创造者?都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世界工厂对环境是有一定程度损害的，可不可以为大学生找到文化创业的机会?这个潜在的 就业机会是多么的大啊!这个机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多么的重要啊!文化产业有高附加值，比如好莱坞一部大片就有十亿美金的收入，这是多少工人的汗水才能换回的外汇啊!我们为何要用几千万工人的劳动换回高昂的文化消费品呢?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可以出口的文化产品呢?毕竟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想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对外大传播》：科学发展观把我们带到新的原野上，然而一路高速发展的GDP浸润着我们太多的汗水和压力，大家好像越忙越不快乐。为此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女士说，探讨中国的节庆文化，要探讨一下节庆文化如何能让它带给百姓快乐的问题。甘肃临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节”就传播着一种快乐。那几天，一眼望去，大街上到处都是人群围成的半个“句号”，那是人们在街头小商店前围着电视看节庆活动直播的景象，老百姓为这一天倾城出动，节庆文化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更主要的是给百姓带来了快乐，带来了阳光。文化产业化是个大的战略，你认为文化产品应怎样打造才能成为生活的润滑剂?你在这个方面想做些什么?你如何打造快乐的文化产业?
王兟：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愉快不愉快，大到皇家贵族，小到平民百姓都是这样。文化是一种感觉，茫茫人海，大千世界，如果人在其中迷失了自己就会感到不快乐。你从文化的源头就可以找到“我是谁”的答案。
古代有特权阶层，也有平民百姓，但他们都在寻求一个共同的永恒目标。都说“普天之下皆王土”，但皇亲国戚也不敢无法无天，他们怕天灭之。追求亘古不变是古人的理念。
现代生活反过来了，恨不得有今天没明天了，也不管明天的代价有多大，追求GDP增长的步子一步紧跟一步。和谐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涵是快乐。实际上人们都在寻求快乐的方式，所以我认为今天国家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特别伟大的。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快乐的方式，我们反映自己快乐的方式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关注，只要你表达的方式正确。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的文化也一定是能够被别国的人民所接受的。
《对外大传播》：国际上有许多大的传媒集团，像维亚康姆和时代华纳集团，在他们旗下，囊括了很多报纸、电台、网站。TOM集团现在的规模也今非昔比，你的理想是什么?
王兟：我最近不时接到这样的信息：“你是不是要做中国的默多克?”一开始我认为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后来我也在想，无论是默多克还是什么产业集团，它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思考的结晶，是那个时代思潮的代表。我们国家出现这样的传媒集团不容易。中国因为历史久远所以底蕴深厚，因为国家地广人多，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也都大。任何一个集团对中国的传媒产业都很难全盘操控。同时我认为中国出不出国际传媒大亨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能不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做文化产业的人，这些人要既能代表中国的人文理念又能尊重国际规则。
都说新型传媒产业方兴未艾，也有的人说这不是空手套狼吗?我想说的是，刚开始那些做互联网的与传统媒体相比，没有一家是能盈利的，现在却基本反过来了。这就要看谁有战略眼光，谁能坚持到最后。TOM集团成立于1999年， TOM门户网站的出现是在新浪和搜狐之后，我是2000年才进入TOM集团的，但我们避免了单点支撑的局面，五架马车一起启动(互联网、户外传媒、出版、体育、娱乐及电视)。我们做得比较大。
《对外大传播》：说到这儿，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有人说出版集团做大了，并不意味着强，因为“弱”、“弱”集团相结合的结果还是一个“弱”字。但我们也看到像上海的文心出版集团能在做大伊始就站在一个很高的信息平台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兟：我坦率地和你交流一下。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对。一大堆粗糙的东西堆在一起是不会强的，但做“大”有很强的正面意义。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地方出来的，在地方工作期间，我看到从省一级到县城都在办一些媒体，甚至建一些剧团，这些单位的开支是很大的，并连年亏损。进行集团化改造，毕竟使这些单位从政府转向了市场运作，而且这不仅仅是概念的转换，这些单位进了大的集团，也要有政绩考核。你改造的不好要关停并转，先要“大”再要“精”，有了这个过程才有再往“精”的过程走的可能。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也有小而精做得好的，但小集团抗风险能力可能会弱一些。从另一个方面说，大集团的老总，他要考虑内部哪些业务可以做“精”，就好像我们集团，我要考虑哪些产业的盈利是排在前三位的，比如，我们的互联网业务起步较晚，但现在手机业务做到了国内前三位，我该如何对这些部门给予支持?对不景气的产业是否考虑把它卖掉?作为集团负责人要不断地在市场运作中寻求答案。
我们对做“大”要有积极心态，只有先做“大”才能做“精”，做大之后才能把那些“弱”的、“小”的关、停、并、转。这样有助于大集团老总组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006年1月“第八届北大光华青年论坛——中国IT业的自主创新”，王兟在演讲时，一曲《两只蝴蝶》的彩铃悠扬地响起，这是TOM．COM门户网站工作人员将传统电视与新兴产业——手机彩铃互动模式生动的演示。
《对外大传播》：我们刚才谈了许多文化理念上的问题，下面请你介绍一下集团的具体业务情况。
王兟：我们的华语卫视在深圳做到第五位，这是不容易的。但我想讲述一下我们是如何将华语卫视与新兴产业手机业务结合在一起的。
很多人做电视栏目都要卖广告时段，但并不是百分之百都能把广告卖出去的。我们利用这个时段做我们新的手机业务，如把《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手机原创的音乐推销给手机消费者。
一百年前，新闻核心竞争力主要是内容。但新闻的内容是可以改变的。过去从大西洋寄回的信件到达收件人手里时是有新闻价值的，现在伦敦发生地铁爆炸案，现场就有人用手机把图片传到电视台，他们的经历过程就变成了新闻。这种真实的经历与新兴产业的功能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新的消费。再加上现在社会中知识和娱乐的不易区分性，媒体由一成不变到在发生着改变。我预计在今后十年之内，由于不断有技术的创新，将来互联网上会有消费者的信息，打开网页，输入检索，就会知道客户想要什么东西。
另一部分就是我们购买了时代华纳的股权，入主了华娱卫视，收入达到了8000万。我认为从正面意义上讲，任何—个大国文化都视自己的本土文化为珍宝。的确，一个国家或民族最核心、最能打动我们的文化还是他的本土文化。开放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外开放，二是对内开放。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古代故事都被今天的人们改编过了重拍过了。但每个人都喜欢看千年前的故事吗?我们还是要抓住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中的生活变化做事业。现在拍片的成本和投入越来越高，只有把片子拍得很大才可以向国际发展。如果我们长期的对外开放不足，对内也不活跃，对这部分的投资就会减少。然而世界毕竟是五光十色的，多彩的东西总还是吸引人的。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出很棒的东西，就占据不了这块市场。
《对外大传播》：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你们扛得住吗?
王兟：我认为扛得住!因为今后五年是我国人均年收入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阶段，也是人们对文化产品渴求的阶段。我们应打造出符合大众需求的产品。我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前景是非常看好的。20年前我们如何能想像今天的央视一年收入会有八九十个亿?我们国家在发展，大河在涨小河一定会满!
庄子曰：子非鱼，焉知鱼之非乐!这句话常被这样表述“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快乐不快乐呢?”王兟的父亲是中国一所大学教古汉语的教授，刚刚写了一本书《庄子明辨》，王兟说他全部通读了。当中国人所具有的东方智慧与西方人所具有的先进技能完美结合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王兟相遇，也因为他的热诚相邀，《对外大传播》很快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访问，并从中挖掘到了一些亮点。但当我们正准备将“新闻媒体与文化产业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打造快乐文化?”等问题继续引向纵深时，却遇到了诸多不便。使得本文作为“年度人物巡礼”栏目的开篇之作，不免有些遗憾。但我们相信，随着读者关注度的提高，也随着我们对资源的充分选择和调动，这个栏目一定会一期比一期精彩。
责编：速水 许俊
本专栏中的人物，有的是名牌企业的打造者，有的是以一种精神感动了社会的个体劳动者，有的是在政府机构履行职能的公务员……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自己的行为或业绩影响着中国某一方面的建设进程，同时，作为行走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的人物，也都有自己的沉淀和思考。敬请大家对此栏目给予关注并推荐稿件。
王兟被业界称为“中国地区最有经验的直接投资者之一”，在就任CEO的近六年里，他不仅让一个原本只有一个“TOM．COM”的门户网站扭亏为盈，而且还以此为基础将TOM集团打造成为一辆拥有“五个引擎”的高速前进的汽车。由于他的杰出成绩，王兟当选史坦国际组织的“2005中国传媒年会”所选出的十大传媒年度人物之一。从他的身上，我们或许可以隐约看到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传媒人对于全球化传媒发展方向独特的驾驭能力和追求。
中国在近几年来经历了从新闻业到传媒产业的一次次跨越，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其中的变化，跨媒体的传媒产业界到底做什么，它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又带来了什么呢?为此，我们希望通过与王兟的对话拉近外宣工作者与新兴传媒产业的距离。
《对外大传播》：我们了解到你14岁上了大学，而且读的是化学，后来又去了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当你行走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时，你对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有哪些思考?
王兟：我们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但很少有媒体能站在你们这样的高度提问题。我是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两年后到的英国，到目前为止，我人生多一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谈到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点上的思考，我总结了三点体会：
第一，中国是个重思想的国家，在历史上记载下来又为人们称道的是那些卓越的思想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把诗词歌赋的思想产品看得比冶炼和建筑的成果还要重要。
从中国的历史看，它的思想传承其实很伟大，从开始就讲天人合一，讲“五行”的辩证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强调具体的方法，我们经常去打历史牌，感情牌，但作为西方的企业家，他们是要解决问题。西方的工业社会历史比较长，他们看到的是“术”，也可以理解成是解决问题的技术。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归纳，即使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县长，也都可以站在那里，从秦始皇一路讲到现在；这些县长对他管辖区域内的风土人情等等也会了如指掌。但如果西方人在现场，就会问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西方人经过了15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和17世纪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于是特别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可以坐在沙发上讲故事，而西方人则会拿出20多页纸放在你面前，给你讲他的观点，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很多小问题去解决。
但这两种文化各有千秋。东西方虽然在方法论上有差异，但我们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事实也证明我们中国人的路越走越宽阔。如果能把西方人的技能和东方人的智慧结合到一起，那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第二，1984年，我从云南昆明这样一个不太大的城市到了英国这个世界工业贸易大国去读书，在此之前，我心目中特别向往并追求世界一流的东西。到了那里才发现无论是美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没有一个人吹嘘自己的国家哪里哪里是一流的，都是说自己国家税费很高啊，交通多么成问题啊。
什么是一流的?在我的哲学方法中，我解决不了这个困惑，我找不到心目中的“一流”。
直到有一天，在伦敦的一个花园中，我注视一片草地又听到了一段对话时，才一下子有了醒悟。那片草地的确很漂亮，旁边的一个美国人跟那个英国园丁说：“这是世界上一流的草地。”世界一流，为什么?原来在这些外国人眼中，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他在本地区是最好的，那它就是“世界一流”的。这个“世界一流”不需要到哪里去寻找。美国的最好与中国的最好也没有可比性。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说，我想说的是，“一流”的核心内涵是自己国家最珍爱的东西。
第三，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要考虑国际表达的问题。
《对外大传播》：你谈到的三个总结很中肯。最近有学者建议说，要注重构建中国文化大品牌战略。那么，这个战略的灵魂是什么?比如“天人合一”，比如“和谐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又如何不让这种文化束之高阁?
王兟：近百年来，中国在版图上是有某种程度的割裂的，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才逐渐在圆我们的团圆梦，但是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断层。我们要向世界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首要考虑的是，中国是个强调理想、注重权威的国家。中国文化很伟大，但也有个缺陷，比如说我们不是一个很幽默的民族。中国有近四亿手机用户，大量年轻人的使用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拇指”文化，这一现象仍将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
当然现在手机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原有的性格。就在刚刚不久前，我还给别人写了个新年祝辞，我说：“希望你们狗年快乐。”同时我又提醒朋友：“对狗，我们不仅要记住他的忠诚，最重要的还是要记住它带给我们的快乐。”对生活快乐的感知，幽默是它的源泉。
有人说我们公司是五个引擎的汽车，投资影视是引擎之一。华谊兄弟公司是我们控股的影视制作公司，他们制作的国产电影《手机》为何受到市场的欢迎?原因之—就是它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用娱乐的形式、以嬉笑怒骂皆文章的生活心态潇潇洒洒地表现出来。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你乐他也会乐，你表现的痛苦对方也会感受到。对普通大众来说，最能揭示人们心灵的是所谓生活中的小事。我们要传播中国的文化，就是要把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告诉世界，使他们理解，使他们感受到震撼。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保持中国人的智慧和自信。
在与世界文化沟通时，我们既要保持自信，又要会用幽默把与现代生活接轨的部分充分表达出来。我们小时候用的电池是“白象”牌，而在英文中这个词是“骗局”的意思，你让别人如何敢买你的产品呢?我的意思是在国际表达中要找到共同点。
我们国家每年要有四百多万大学应届毕业生，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们这个民族的创意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这些大学生是否可以试做文化产业的创造者?都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世界工厂对环境是有一定程度损害的，可不可以为大学生找到文化创业的机会?这个潜在的 就业机会是多么的大啊!这个机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多么的重要啊!文化产业有高附加值，比如好莱坞一部大片就有十亿美金的收入，这是多少工人的汗水才能换回的外汇啊!我们为何要用几千万工人的劳动换回高昂的文化消费品呢?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可以出口的文化产品呢?毕竟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想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对外大传播》：科学发展观把我们带到新的原野上，然而一路高速发展的GDP浸润着我们太多的汗水和压力，大家好像越忙越不快乐。为此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女士说，探讨中国的节庆文化，要探讨一下节庆文化如何能让它带给百姓快乐的问题。甘肃临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节”就传播着一种快乐。那几天，一眼望去，大街上到处都是人群围成的半个“句号”，那是人们在街头小商店前围着电视看节庆活动直播的景象，老百姓为这一天倾城出动，节庆文化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更主要的是给百姓带来了快乐，带来了阳光。文化产业化是个大的战略，你认为文化产品应怎样打造才能成为生活的润滑剂?你在这个方面想做些什么?你如何打造快乐的文化产业?
王兟：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愉快不愉快，大到皇家贵族，小到平民百姓都是这样。文化是一种感觉，茫茫人海，大千世界，如果人在其中迷失了自己就会感到不快乐。你从文化的源头就可以找到“我是谁”的答案。
古代有特权阶层，也有平民百姓，但他们都在寻求一个共同的永恒目标。都说“普天之下皆王土”，但皇亲国戚也不敢无法无天，他们怕天灭之。追求亘古不变是古人的理念。
现代生活反过来了，恨不得有今天没明天了，也不管明天的代价有多大，追求GDP增长的步子一步紧跟一步。和谐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涵是快乐。实际上人们都在寻求快乐的方式，所以我认为今天国家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特别伟大的。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快乐的方式，我们反映自己快乐的方式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关注，只要你表达的方式正确。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的文化也一定是能够被别国的人民所接受的。
《对外大传播》：国际上有许多大的传媒集团，像维亚康姆和时代华纳集团，在他们旗下，囊括了很多报纸、电台、网站。TOM集团现在的规模也今非昔比，你的理想是什么?
王兟：我最近不时接到这样的信息：“你是不是要做中国的默多克?”一开始我认为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后来我也在想，无论是默多克还是什么产业集团，它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思考的结晶，是那个时代思潮的代表。我们国家出现这样的传媒集团不容易。中国因为历史久远所以底蕴深厚，因为国家地广人多，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也都大。任何一个集团对中国的传媒产业都很难全盘操控。同时我认为中国出不出国际传媒大亨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能不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做文化产业的人，这些人要既能代表中国的人文理念又能尊重国际规则。
都说新型传媒产业方兴未艾，也有的人说这不是空手套狼吗?我想说的是，刚开始那些做互联网的与传统媒体相比，没有一家是能盈利的，现在却基本反过来了。这就要看谁有战略眼光，谁能坚持到最后。TOM集团成立于1999年， TOM门户网站的出现是在新浪和搜狐之后，我是2000年才进入TOM集团的，但我们避免了单点支撑的局面，五架马车一起启动(互联网、户外传媒、出版、体育、娱乐及电视)。我们做得比较大。
《对外大传播》：说到这儿，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有人说出版集团做大了，并不意味着强，因为“弱”、“弱”集团相结合的结果还是一个“弱”字。但我们也看到像上海的文心出版集团能在做大伊始就站在一个很高的信息平台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兟：我坦率地和你交流一下。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对。一大堆粗糙的东西堆在一起是不会强的，但做“大”有很强的正面意义。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地方出来的，在地方工作期间，我看到从省一级到县城都在办一些媒体，甚至建一些剧团，这些单位的开支是很大的，并连年亏损。进行集团化改造，毕竟使这些单位从政府转向了市场运作，而且这不仅仅是概念的转换，这些单位进了大的集团，也要有政绩考核。你改造的不好要关停并转，先要“大”再要“精”，有了这个过程才有再往“精”的过程走的可能。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也有小而精做得好的，但小集团抗风险能力可能会弱一些。从另一个方面说，大集团的老总，他要考虑内部哪些业务可以做“精”，就好像我们集团，我要考虑哪些产业的盈利是排在前三位的，比如，我们的互联网业务起步较晚，但现在手机业务做到了国内前三位，我该如何对这些部门给予支持?对不景气的产业是否考虑把它卖掉?作为集团负责人要不断地在市场运作中寻求答案。
我们对做“大”要有积极心态，只有先做“大”才能做“精”，做大之后才能把那些“弱”的、“小”的关、停、并、转。这样有助于大集团老总组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006年1月“第八届北大光华青年论坛——中国IT业的自主创新”，王兟在演讲时，一曲《两只蝴蝶》的彩铃悠扬地响起，这是TOM．COM门户网站工作人员将传统电视与新兴产业——手机彩铃互动模式生动的演示。
《对外大传播》：我们刚才谈了许多文化理念上的问题，下面请你介绍一下集团的具体业务情况。
王兟：我们的华语卫视在深圳做到第五位，这是不容易的。但我想讲述一下我们是如何将华语卫视与新兴产业手机业务结合在一起的。
很多人做电视栏目都要卖广告时段，但并不是百分之百都能把广告卖出去的。我们利用这个时段做我们新的手机业务，如把《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手机原创的音乐推销给手机消费者。
一百年前，新闻核心竞争力主要是内容。但新闻的内容是可以改变的。过去从大西洋寄回的信件到达收件人手里时是有新闻价值的，现在伦敦发生地铁爆炸案，现场就有人用手机把图片传到电视台，他们的经历过程就变成了新闻。这种真实的经历与新兴产业的功能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新的消费。再加上现在社会中知识和娱乐的不易区分性，媒体由一成不变到在发生着改变。我预计在今后十年之内，由于不断有技术的创新，将来互联网上会有消费者的信息，打开网页，输入检索，就会知道客户想要什么东西。
另一部分就是我们购买了时代华纳的股权，入主了华娱卫视，收入达到了8000万。我认为从正面意义上讲，任何—个大国文化都视自己的本土文化为珍宝。的确，一个国家或民族最核心、最能打动我们的文化还是他的本土文化。开放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外开放，二是对内开放。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古代故事都被今天的人们改编过了重拍过了。但每个人都喜欢看千年前的故事吗?我们还是要抓住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中的生活变化做事业。现在拍片的成本和投入越来越高，只有把片子拍得很大才可以向国际发展。如果我们长期的对外开放不足，对内也不活跃，对这部分的投资就会减少。然而世界毕竟是五光十色的，多彩的东西总还是吸引人的。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出很棒的东西，就占据不了这块市场。
《对外大传播》：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你们扛得住吗?
王兟：我认为扛得住!因为今后五年是我国人均年收入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阶段，也是人们对文化产品渴求的阶段。我们应打造出符合大众需求的产品。我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前景是非常看好的。20年前我们如何能想像今天的央视一年收入会有八九十个亿?我们国家在发展，大河在涨小河一定会满!
庄子曰：子非鱼，焉知鱼之非乐!这句话常被这样表述“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快乐不快乐呢?”王兟的父亲是中国一所大学教古汉语的教授，刚刚写了一本书《庄子明辨》，王兟说他全部通读了。当中国人所具有的东方智慧与西方人所具有的先进技能完美结合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王兟相遇，也因为他的热诚相邀，《对外大传播》很快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访问，并从中挖掘到了一些亮点。但当我们正准备将“新闻媒体与文化产业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打造快乐文化?”等问题继续引向纵深时，却遇到了诸多不便。使得本文作为“年度人物巡礼”栏目的开篇之作，不免有些遗憾。但我们相信，随着读者关注度的提高，也随着我们对资源的充分选择和调动，这个栏目一定会一期比一期精彩。
责编：速水 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