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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每日提款额限制、不得在定期存款到期以前提款、定期存款到期强制续存等内容的全面资本管制；重组银行体系，第二大银行大众银行（Laiki）账户上有保险存款超过10万欧元部分可能直接没收25%～30%；对免于没收的其它银行存款将征收存款税……小小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及其解决方案震动了国际金融市场，人们由此窥见了欧元区和欧盟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依然居高不下，对欧洲经济走势的信心动摇，更看到了风行国际投资界的“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内在的巨大风险。而离岸金融中心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又占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典型是加勒比海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开曼、百慕大，南太平洋的瑙鲁、西萨摩亚，英吉利海峡上的海峡群岛，以及这次陷入危机的塞浦路斯岛。这些地方都注册了大批金融机构和公司，通常称作离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或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ies，IBCs），但这些机构通常并不在这里设立实体，实际业务都在母国进行，只是通过注册的机构在账簿上进行境内和境外交易，以求享受该地区的税收优惠和其它好处。
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国际商业公司前来注册，主要原因是注册一家离岸公司至少能为注册公司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便于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有利于企业规避贸易壁垒；规避外汇管制，便于企业开展资本运作；法律环境宽松；信息披露要求极少，保密规定相对严格，有利于企业保持商业运行秘密；税负轻微且可以避免双重征税；注册程序便利，维持成本也甚低；公司管理简便……
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一些风景宜人的离岸金融中心还吸引了不少个人投资者在此置业。如果该离岸金融中心能够提供美国、欧盟的移民机会，在此地置业的吸引力就更大了。阳光灿烂的塞浦路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并因此吸引了不少英国、俄罗斯和中国投资者购置物业。如果说以前塞浦路斯房地产市场的客户主力是来自英国和俄罗斯的“维生素D缺乏者”，吸引他们的除了阳光、资产离岸操作的便利之外还有以往数百年的历史渊源（英国至今还在塞浦路斯拥有军事基地），那么，次贷危机爆发后，英国买家锐减，吸引新的重点客户中国人的“杀手锏”就是塞浦路斯这个欧元区成员国的移民许可。
2009年，塞浦路斯政府推出系列新政提振房地产市场，减免原先购房需缴纳的3%～8%房屋转让税，并给予购房者长期居留许可，以吸引非欧盟成员国投资者。其中最有吸引力的是2009年5月7日塞浦路斯内政部发布的《给予在塞浦路斯购置自住物业的非欧盟国公民申请移民许可》新政策，该新政策要求所购物业价值不得低于30万欧元，其“移民许可”相当于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除了出入塞浦路斯无须再申请签证之外，也无须如其他移民类签证那样规定每年在塞浦路斯居住的时间长短，消除了坐“移民监”的代价。在塞浦路斯拿到长期居留许可之后，只要保证每两年去一次，就可以在5年之后申请塞浦路斯国籍。正是这项政策，让中介在中国打出了“投资300万移民欧盟”的宣传口号，将其作为塞浦路斯房产最大的卖点。据《塞浦路斯邮报》报道，截至2012年年底，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已在塞浦路斯购置了600多栋别墅，总投资额达2亿欧元。直到现在，在塞浦路斯危机已经震撼国际金融市场之际，仍有20个塞浦路斯项目参加4月11日～14日的北京春季房展，成为这次展会的海外地产头号大户。
客观说来，在过度管制盛行的昔日，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随着时日流逝，其负面作用也日益显著，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给予国际游资逃避监管、操纵资本流动的机会；为逃税、资本外逃和洗钱犯罪创造了机会等等，特别是逃税、资本外逃和洗钱犯罪问题严重。资本外逃是世界性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尤其突出。在1990年代末的15个重债发展中国家中，有9个曾经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前苏联东欧转轨经济体的资本外逃问题也极为引人注目，一度号称“俄罗斯唯一的资本形成发生在塞浦路斯的银行账户上”，这些外逃资本，就有相当一部分流入离岸金融中心。
在过度管制盛行的昔日，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随着时日流逝，其负面作用也日益显著。
乌克兰前总理拉扎连科在政府任职期间，利用职权从俄罗斯低价购买石油，然后在乌克兰市场上高价出售牟利，所得非法收益相当一部分流向离岸金融中心。1999年8月，瑞士调查人员在日内瓦SCS联盟银行和Banque-Populaire银行发现拉扎连科1996年设立的私人账户，该年流动在这些账户上的资金总额7200万美元，约4400万美元流向加勒比海国家和巴哈马群岛的银行。
尤科斯、秋明石油、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等在私有化浪潮中涌现的俄罗斯巨型企业集团法定注册地均不在俄罗斯国内，而是全部选择在塞浦路斯、直布罗陀、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在这些莫斯科鞭长莫及的地方，正在忙于化公为私者可以合法洗钱，已经化公为私者则可以大幅度避税。由于避税收益极为丰厚，当初接替霍多尔科夫斯基担任尤科斯公司总裁的库克斯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坚称：“本公司将继续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行税收最低化方针。”全然不顾普京总统的打击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感。
2000年，列支敦士登发现俄罗斯黑手党和哥伦比亚毒贩的洗钱网；5月中旬，副首相的兄弟米哈伊·里特尔、议员加夫列尔·马克瑟等5人因此被捕。尽管普京执政后俄罗斯资本外逃问题有所好转，但离真正解决仍然遥遥无期。
离岸金融中心在协助逃税、资本外逃和洗钱犯罪中的作用，在1990年代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感。美国国务院1998年报告直斥道：“瑙鲁目前的境外银行业务体制……是对金融犯罪的公开邀请。”19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从许多方面加强了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和全球监管协调，国际清算银行（及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以及西方七国集团1999年2月建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对离岸金融中心全球监管协调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在西方国家中，欧盟及其成员国对离岸金融中心施加的加强监管的压力最大。早在13年前，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就宣布与打击洗钱活动合作不力的国家与地区名单，巴哈马、开曼群岛、库克群岛、多米尼加、列支敦士登、马绍尔群岛、瑙鲁、纽埃、巴拿马、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等离岸金融中心名列其中。 尽管如此，由于牵扯美英占据优势的金融业利益，美英并不十分热心于强化离岸金融中心监管，致使离岸金融中心全球监管的协调进展步履维艰。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利之所在，无论监管网络如何铺展，当事企业和个人总能千方百计找到其中的漏洞加以规避。其结果就是国际监管者言者谆谆，当事企业和个人听者藐藐，各避税港的离岸金融业在一片“加强监管”声中继续“凯歌行进”，持续扩张。
然而，这一次的塞浦路斯危机足以让那些离岸公司及其控制者们、在塞浦路斯之类离岸金融中心存款的户主们感到彻骨的寒意。须知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那种“自由放任”的环境和产业结构天然就是脆弱的，加之国家规模微小，其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性欠佳，财政金融体系往往不够稳健，一旦危机爆发，倘若复制塞浦路斯救援模式，这些离岸公司及其控制者们的资产就有可能平白减少数成。
让我们看看在塞浦路斯的俄罗斯存款人和投资者吧！苏联解体后，塞浦路斯一直是俄罗斯资本外逃的头号“乐土”，塞浦路斯央行行长Panicos Demetriades日前对俄罗斯商业日报《Vedomosti》提供的俄罗斯储户存款数额为49.43亿至102.25亿欧元，前者是正式登记为俄罗斯储户的存款，后者包括所有在塞浦路斯的离岸公司（一半离岸公司属于俄罗斯）；俄罗斯阿尔法银行（Alfa Bank）首席经济学家Nataliya Orlova则估计俄罗斯在塞浦路斯银行存款200亿美元，穆迪驻俄罗斯副总裁尤金·塔兹曼诺夫（Eugene Tarzimanov）认为在190亿美元以内，而这些数据都不包括银行在塞浦路斯的存款，以及俄罗斯银行业通过塞浦路斯实体或离岸公司向俄罗斯公司发放的大量贷款。根据塔兹曼诺夫的说法，截至2012年底，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俄罗斯银行在塞浦路斯的存款总额达120亿美元；俄罗斯银行业通过塞浦路斯实体或离岸公司向俄罗斯公司发放的贷款总计有300亿～400亿美元。不管具体数量多少，这些俄罗斯资金目前都面临着被平白征收几成的风险。
离岸公司及其控制者们选择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本来目的就是避税，现在看到了偷鸡不着蚀把米的风险，还会继续这么热衷于在离岸中心的操作吗？正因为如此，塞浦路斯危机救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对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的膨胀釜底抽薪。
即使是对在塞浦路斯置业而不是设立离岸公司牟取避税之类灰色利益的中小投资者而言，塞浦路斯危机及其处置模式也敲响了警钟，让他们重新审视这类投资移民机会的真实成色。是的，对于有些闲钱又想追求进一步发展的中国大城市小康之家，塞浦路斯这个欧元区成员国移民机会带来的签证便利和传说中的欧洲福利貌似诱人。然而，倘若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他们追求的这些“好处”其实都很不靠谱。
欧洲福利？这取决于各国财政状况，而长期的慷慨福利制度已经使欧洲陷入了深刻的主权债务危机，一个个濒临破产、连警察也要千方百计设法“创收”的国家，福利大饼从何而来？
治安良好？的确，塞浦路斯不比枪支泛滥、凶杀案数十年高居全美城市榜首的美国头号“鬼城”底特律，但别忘了，这个岛屿背负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数百年统治的历史包袱，希腊、土耳其两族当年的剧烈暴力冲突引起了土耳其出兵干预，随之形成两族割据岛屿南北的格局至今。近年土耳其宗教党派执政，而且扳倒了一战之后一直充当土耳其世俗政体最后防线的军队领导层，加之国力上升较快，土耳其出现了“离开欧洲”的倾向，对外干涉欲望上升，在叙利亚危机中的表现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而这意味着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两族冲突的潜在风险上升。
看到了这一切，中国投资者是否还要继续坚持原来的错误认识而为外国投资者的失误埋单呢？
避税港的魅力
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典型是加勒比海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开曼、百慕大，南太平洋的瑙鲁、西萨摩亚，英吉利海峡上的海峡群岛，以及这次陷入危机的塞浦路斯岛。这些地方都注册了大批金融机构和公司，通常称作离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或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ies，IBCs），但这些机构通常并不在这里设立实体，实际业务都在母国进行，只是通过注册的机构在账簿上进行境内和境外交易，以求享受该地区的税收优惠和其它好处。
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国际商业公司前来注册，主要原因是注册一家离岸公司至少能为注册公司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便于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有利于企业规避贸易壁垒；规避外汇管制，便于企业开展资本运作；法律环境宽松；信息披露要求极少，保密规定相对严格，有利于企业保持商业运行秘密；税负轻微且可以避免双重征税；注册程序便利，维持成本也甚低；公司管理简便……
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一些风景宜人的离岸金融中心还吸引了不少个人投资者在此置业。如果该离岸金融中心能够提供美国、欧盟的移民机会，在此地置业的吸引力就更大了。阳光灿烂的塞浦路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并因此吸引了不少英国、俄罗斯和中国投资者购置物业。如果说以前塞浦路斯房地产市场的客户主力是来自英国和俄罗斯的“维生素D缺乏者”，吸引他们的除了阳光、资产离岸操作的便利之外还有以往数百年的历史渊源（英国至今还在塞浦路斯拥有军事基地），那么，次贷危机爆发后，英国买家锐减，吸引新的重点客户中国人的“杀手锏”就是塞浦路斯这个欧元区成员国的移民许可。
2009年，塞浦路斯政府推出系列新政提振房地产市场，减免原先购房需缴纳的3%～8%房屋转让税，并给予购房者长期居留许可，以吸引非欧盟成员国投资者。其中最有吸引力的是2009年5月7日塞浦路斯内政部发布的《给予在塞浦路斯购置自住物业的非欧盟国公民申请移民许可》新政策，该新政策要求所购物业价值不得低于30万欧元，其“移民许可”相当于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除了出入塞浦路斯无须再申请签证之外，也无须如其他移民类签证那样规定每年在塞浦路斯居住的时间长短，消除了坐“移民监”的代价。在塞浦路斯拿到长期居留许可之后，只要保证每两年去一次，就可以在5年之后申请塞浦路斯国籍。正是这项政策，让中介在中国打出了“投资300万移民欧盟”的宣传口号，将其作为塞浦路斯房产最大的卖点。据《塞浦路斯邮报》报道，截至2012年年底，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已在塞浦路斯购置了600多栋别墅，总投资额达2亿欧元。直到现在，在塞浦路斯危机已经震撼国际金融市场之际，仍有20个塞浦路斯项目参加4月11日～14日的北京春季房展，成为这次展会的海外地产头号大户。
监管困局
客观说来，在过度管制盛行的昔日，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随着时日流逝，其负面作用也日益显著，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给予国际游资逃避监管、操纵资本流动的机会；为逃税、资本外逃和洗钱犯罪创造了机会等等，特别是逃税、资本外逃和洗钱犯罪问题严重。资本外逃是世界性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尤其突出。在1990年代末的15个重债发展中国家中，有9个曾经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前苏联东欧转轨经济体的资本外逃问题也极为引人注目，一度号称“俄罗斯唯一的资本形成发生在塞浦路斯的银行账户上”，这些外逃资本，就有相当一部分流入离岸金融中心。
乌克兰前总理拉扎连科在政府任职期间，利用职权从俄罗斯低价购买石油，然后在乌克兰市场上高价出售牟利，所得非法收益相当一部分流向离岸金融中心。1999年8月，瑞士调查人员在日内瓦SCS联盟银行和Banque-Populaire银行发现拉扎连科1996年设立的私人账户，该年流动在这些账户上的资金总额7200万美元，约4400万美元流向加勒比海国家和巴哈马群岛的银行。
尤科斯、秋明石油、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等在私有化浪潮中涌现的俄罗斯巨型企业集团法定注册地均不在俄罗斯国内，而是全部选择在塞浦路斯、直布罗陀、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在这些莫斯科鞭长莫及的地方，正在忙于化公为私者可以合法洗钱，已经化公为私者则可以大幅度避税。由于避税收益极为丰厚，当初接替霍多尔科夫斯基担任尤科斯公司总裁的库克斯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坚称：“本公司将继续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行税收最低化方针。”全然不顾普京总统的打击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感。
2000年，列支敦士登发现俄罗斯黑手党和哥伦比亚毒贩的洗钱网；5月中旬，副首相的兄弟米哈伊·里特尔、议员加夫列尔·马克瑟等5人因此被捕。尽管普京执政后俄罗斯资本外逃问题有所好转，但离真正解决仍然遥遥无期。
离岸金融中心在协助逃税、资本外逃和洗钱犯罪中的作用，在1990年代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感。美国国务院1998年报告直斥道：“瑙鲁目前的境外银行业务体制……是对金融犯罪的公开邀请。”19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从许多方面加强了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和全球监管协调，国际清算银行（及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以及西方七国集团1999年2月建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对离岸金融中心全球监管协调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在西方国家中，欧盟及其成员国对离岸金融中心施加的加强监管的压力最大。早在13年前，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就宣布与打击洗钱活动合作不力的国家与地区名单，巴哈马、开曼群岛、库克群岛、多米尼加、列支敦士登、马绍尔群岛、瑙鲁、纽埃、巴拿马、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等离岸金融中心名列其中。 尽管如此，由于牵扯美英占据优势的金融业利益，美英并不十分热心于强化离岸金融中心监管，致使离岸金融中心全球监管的协调进展步履维艰。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利之所在，无论监管网络如何铺展，当事企业和个人总能千方百计找到其中的漏洞加以规避。其结果就是国际监管者言者谆谆，当事企业和个人听者藐藐，各避税港的离岸金融业在一片“加强监管”声中继续“凯歌行进”，持续扩张。
塞浦路斯危机的寒意
然而，这一次的塞浦路斯危机足以让那些离岸公司及其控制者们、在塞浦路斯之类离岸金融中心存款的户主们感到彻骨的寒意。须知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那种“自由放任”的环境和产业结构天然就是脆弱的，加之国家规模微小，其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性欠佳，财政金融体系往往不够稳健，一旦危机爆发，倘若复制塞浦路斯救援模式，这些离岸公司及其控制者们的资产就有可能平白减少数成。
让我们看看在塞浦路斯的俄罗斯存款人和投资者吧！苏联解体后，塞浦路斯一直是俄罗斯资本外逃的头号“乐土”，塞浦路斯央行行长Panicos Demetriades日前对俄罗斯商业日报《Vedomosti》提供的俄罗斯储户存款数额为49.43亿至102.25亿欧元，前者是正式登记为俄罗斯储户的存款，后者包括所有在塞浦路斯的离岸公司（一半离岸公司属于俄罗斯）；俄罗斯阿尔法银行（Alfa Bank）首席经济学家Nataliya Orlova则估计俄罗斯在塞浦路斯银行存款200亿美元，穆迪驻俄罗斯副总裁尤金·塔兹曼诺夫（Eugene Tarzimanov）认为在190亿美元以内，而这些数据都不包括银行在塞浦路斯的存款，以及俄罗斯银行业通过塞浦路斯实体或离岸公司向俄罗斯公司发放的大量贷款。根据塔兹曼诺夫的说法，截至2012年底，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俄罗斯银行在塞浦路斯的存款总额达120亿美元；俄罗斯银行业通过塞浦路斯实体或离岸公司向俄罗斯公司发放的贷款总计有300亿～400亿美元。不管具体数量多少，这些俄罗斯资金目前都面临着被平白征收几成的风险。
离岸公司及其控制者们选择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本来目的就是避税，现在看到了偷鸡不着蚀把米的风险，还会继续这么热衷于在离岸中心的操作吗？正因为如此，塞浦路斯危机救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对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的膨胀釜底抽薪。
即使是对在塞浦路斯置业而不是设立离岸公司牟取避税之类灰色利益的中小投资者而言，塞浦路斯危机及其处置模式也敲响了警钟，让他们重新审视这类投资移民机会的真实成色。是的，对于有些闲钱又想追求进一步发展的中国大城市小康之家，塞浦路斯这个欧元区成员国移民机会带来的签证便利和传说中的欧洲福利貌似诱人。然而，倘若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他们追求的这些“好处”其实都很不靠谱。
欧洲福利？这取决于各国财政状况，而长期的慷慨福利制度已经使欧洲陷入了深刻的主权债务危机，一个个濒临破产、连警察也要千方百计设法“创收”的国家，福利大饼从何而来？
治安良好？的确，塞浦路斯不比枪支泛滥、凶杀案数十年高居全美城市榜首的美国头号“鬼城”底特律，但别忘了，这个岛屿背负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数百年统治的历史包袱，希腊、土耳其两族当年的剧烈暴力冲突引起了土耳其出兵干预，随之形成两族割据岛屿南北的格局至今。近年土耳其宗教党派执政，而且扳倒了一战之后一直充当土耳其世俗政体最后防线的军队领导层，加之国力上升较快，土耳其出现了“离开欧洲”的倾向，对外干涉欲望上升，在叙利亚危机中的表现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而这意味着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两族冲突的潜在风险上升。
看到了这一切，中国投资者是否还要继续坚持原来的错误认识而为外国投资者的失误埋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