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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语用学角度对诗歌进行解码是帮助我们理解诗歌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的有效手段。文章以济慈的诗《秋颂》为例，探讨了语境、语用主体与诗歌意义构建之间的关系，认为《秋颂》不仅颂赞了自然之美，也是一首故土之颂和生命赞美诗。对于语境和语用主体的灵活运用，又使得诗歌拥有了使其艺术之美任意驰骋的空间。
关键词：诗歌；《秋颂》；语境； 语用主体
作者简介：周桂君（1965-），男，辽宁北票人，吉林大学外语教研中心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英美诗歌研究；王萍（1964-），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英美诗歌研究。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6-0110-05收稿日期：2006-07-20
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诗作《秋颂》（To Autumn）是英诗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本文拟从语用学（pragmatics）角度对其进行解码分析，进而揭示《秋颂》的思想价值及艺术魅力。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本文拟用李奇（Leech）为语用学所作的定义：“它是对话语怎样在情景中获得意义的研究。”［1］（P9）之所以采用这个定义，不仅因为它最具权威性，也因为这个意义上的语用研究最适合本文的目的。对话语在情景中所获得的意义进行解码是本文的重点。在解码过程中，涉及的因素较多，本文以语用学的语境（context）理论为研究框架，兼顾语用主体(language user)的功能，探讨它们在诗歌意义构建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语言学家塞义德（Saeed）把语境分成三个方面：一、从物理环境中可以估计到的；二、从上下文可以找到的；三、从背景知识或共享知识中可以找到的［2］（P19）。塞义德的分类概括了语境因素的方方面面，比较完整，所以我们采用塞义德的语境分类法作为以下论述的框架。
一、物理环境的语境与《秋颂》的关系
物理环境所指范围比较广，塞义德提到的物理环境包括话语所发生时的气候、地理位置及时间等情况。胡壮麟也指出塞义德所说的第一个方面相当于时空和物理情景［2］（P19）。下文主要就气候、时间、地点等语境因素对《秋颂》的影响进行论述。
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泰纳（Taine）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论证了构成文化精神的三个要素是“种族、环境、时代”，其中所说的环境指“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有时也指社会环境。”［3］（P508）泰纳认为环境是构成文化精神的要素。这意味着环境会对作家的心理和作品的风格及意义产生影响。这为我们研究物理环境与济慈的《秋颂》的关系提供一个文化角度的参数。
《秋颂》创作时期的天气情况不仅有据可查，诗人也明确地提到气候对他造成的影响。据当时报刊记载：“在1819年夏天，气温终于大幅度地回升。从8月7日到9月间，这47天中有38天是丽日晴天；9月15至22日这一周平均气温是华氏55度左右，足足回升了10度。”［4］（P11）1819年8月底，济慈在致芳妮的信中说：“这两个月美妙宜人的天气是我得到的最高褒奖——不会把鼻子冻得通红——不会冷得发抖——可以在美妙的氛围中思索问题……我喜爱好的天气，将它视为对我最大的祝福。”［5］（P374-375）诗人本来就对自然变化十分敏感，济慈因长期的疾病和身体虚弱，越发依恋暖和的气候，把好天气看成了“最大的祝福”。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构成了《秋颂》的物理环境。这个物理环境让诗人的心灵产生了悸动，使他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找到了片刻的安宁仅是片刻的安宁，因为这个时期，济慈备受生活的折磨和打击：经济上债台高筑，精神上处于一种骚动不安中；其弟远赴美国，前途未卜；与芳妮的恋爱也不顺利。在1819年9月21日致雷诺兹的信中，济慈写道：“现在这个季节多美妙——空气真好，温和的犀利。说真的，不是开玩笑，是那种贞洁的天气——狄安娜的天空——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喜欢收完庄稼后的茬田，是啊，它比春天里冷冰冰的绿意要好多了。不知怎的，茬田看起来很温暖——同样的道理某些绘画看上去暖和得很——我星期天散步时，这种思想使我触动如此之深，以至于我沉吟起来。”［5］（P385-386）《秋颂》是困境的囚笼中透出的一道阳光。有批评家认为《秋颂》是首非常奇怪的诗，不仅因为此时济慈身心疲惫，还因为同时期的颂诗中，《希腊古瓮颂》充满了困惑，《夜莺颂》和《孤独颂》弥漫着恐惧和悲哀，但《秋颂》的气氛却宁静安详［6］(P184)。对此，吉梯斯（Gittings） 认为：“如果世俗的压力不来打扰，那么乡村那愉快的宁静就给他带来了平和。”［6］(P184)可以说，济慈在写作《秋颂》时，心情是闲适而愉快的，这种心境主要是由于秋高气爽的天气所致，《秋颂》也因之展现了一种稳健祥和的气息。
《秋颂》中的时间因素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秋颂》描写了清晨、中午、傍晚三个时间。“时间是重要的交际语境因素，任何行为都要在一定的时间里进行。时间有长短之别，长可以到不同的岁月时代，短可以至朝夕瞬息，它们都会对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产生直接或简接的影响。”［7］（P177）《秋颂》中的三个时间段，不仅决定了诗人所见之物的不同，更饱含着情感因素。在第一段中，清晨的景物透出清新的感觉，诗篇在薄雾的轻纱遮掩下，让人联想到爽脆的红苹果和那甜美、可口、香醇的串串紫葡萄。济慈笔下的秋是温和而甜美的。《秋颂》中，济慈不写风，只写雾，这是颇具匠心的，因为前者呈现出明显的动态，后者则基本为静态，后者方能与清晨的安宁相照应，这样，静态景物的书写生成了诗篇宁静而柔和的气氛。中午时分，虽时令已是秋天，气温尚高，微余的暑热与清晨的凉爽形成了对比，情绪也由饱满而变成慵懒。诗歌第二节的气氛让人联想到午后令人倦怠、昏昏欲睡的情形。傍晚将至时，夕阳西下，那蚊蝇的嗡叫声自然而然地染上悲凉的秋气。作者很好地利用了时间因素，或者叫时间语境，生成了理想的艺术效果。
《秋颂》中的地点因素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场景是种满果树的庭院，这个地点的选取正好符合诗人想表达“果实圆熟的秋”这一意境的目的。济慈特别注意为所有描写的景物、人物、动物找到它们各自的地点语境，如葡萄缀满“茅屋檐下”，苹果背负在“老树上”。在第二节中秋的拟人化形象在“谷仓”，或在“田野里”，在“打麦场上”，或在“收割一半的田垄”上，或“越过小溪”。第三节，飞虫的音乐在“河柳下”，蟋蟀歌唱在“篱下”，红胸的知更鸟呼哨“在园中”，群羊“在山圈里”高声咩叫，燕子“在天空”呢喃。每个地点的选择都给了景物以宽敞的活动空间，如同舞台布景一般，更重要的是背景的静态与景物形成了一种以静衬动的效果，从而营造出诗篇的活力。同时，地点对意象选择也起了制约作用，如：“有时候，为罂粟花香所沉迷，/你倒卧在收割一半的田垄，/让镰刀歇在下一畦的花旁”。这个意象的选择是由田垄这一具体地点决定的，加上收割的具体情形及时间语境——慵倦的秋日午后，所以，农人才“饶过了下一畦的花朵”。该意象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点语境，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意象。这个意象寄寓了诗人对世上万物的脉脉温情，同时，又是平易近人、呼之欲出的。
二、上下文语境对《秋颂》艺术特征构成的影响
塞义德所说的第二类语境：从上下文可以找到的，指的是语言语境，即上下文［2］（P19）。研究这种上下文语境对语言选择的影响，对解读文学作品是至关重要的。就诗歌研究来讲，如果我们能够解释上下文语境对诗歌语言所起的作用，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结构与意境生成之间的关系。在探讨这一关系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上下文语境的强制性特点。“语境的强制性首先表现在表达上。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时，是将‘内部语言’进行编码传达出来，变为‘外部语言’。内部语言指的是人在生成话语时由语义初迹向外扩展的线性的外部语言过渡的中间环节，‘外部语言’是内部环境经过检索将词语呈线性序列表述出来的语言，外部语言具体的表现是一个个的句子。”［7］（P92）另一方面，话轮作为上下文语境的一种也具有重要意义。“话轮是对话语境中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交际过程中，发话人是相互交替的。交际的任何一个参加者发一次话——成为发话人，就形成了一个话轮。一个话轮可以由一个句子组成，也可以由几个句子组成。这样在话轮内是话题上下文语境，而话轮和话轮之间构成了话轮上下文语境。”［7］（P113）
在《秋颂》第一节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语境的强制性。“to load and bless/ With fruit the vines.....（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 To bend with apples（背负着苹果）....../ fill all fruit with ripeness......（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 To swell the gourd, and plump the hazel shells（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 With a sweet kernel（好塞进甜核）” 这节诗用了一连串的动词不定式结构，即“ 动词 宾语＋介词（with）” 结构。这种特定的结构不仅有助于押韵，而且形成了动词对其宾语的制约性。“因为动词除直接意义线索外，还有隐性意义线索，无论是直接的意义线索，还是间接的意义线索，都会促使动词形成一种强制性的言内语境此处所说的言内语境包括了上下文语境。“言内语境包括句际语境和语篇语境。这两种语境都会对语言的组合（如上下句的衔接，段落、语篇的构成）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我们将前者称为句际语境（一般也称上下文语境），将后者称为语篇语境。” 参见王建华、周明强、盛爱萍《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版。，制约着对其外围词语的选择。”［7］（P97）此处，由于这个语言结构的应用，产生了一种语气上的稳定性，形成了一个坚实的理解框架，而这个由“动词＋宾语”的结构都毫无例外地跟了一个介词with来补充说明给予者恩赐于接受者的具体物件。从逻辑分析的角度看也是如此，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说：“一个物，如果它能出现在一个基本事态之中，那么该基本事态的可能性便已经被预示断定在该物之中了。”［8］（P189）这种结构的有意识选用使人们在读这些诗句的时候，产生一种比较容易的预期。因为语言结构是一样的，这样自然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到语言内容方面，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将同一结构中的内容进行对比排列，从而在大脑中形成系列性的图画——一副富丽堂皇、硕果累累的秋之印象。从心理学角度讲，当某种预期与人的想法一致时，会产生愉快感。这就是说，诗人在上下文语境中对动词结构的恰当运用极大地丰富了诗意效果的生成。
《秋颂》第二节和第三节更像是一个话语的话轮。第二节中，诗人一边说，读者一边听，拟人化的秋天也在一边听。第三节中，诗人一边说，读者一边听。这个话轮与口语交际中的话轮的区别在于，读者的话语和秋的话语都是阅读过程中通过想象和理解由受话人任意添加的，而他们的话语却不会嵌入文本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第二节的开头是：“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 第三节的开头是：“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 /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济慈用这样的诗句唤起了读者内心的情绪。秋和读者作为虚拟受话人进入了赞美秋天的互动与交流中。济慈选用问句作为二、三节的开篇是别具匠心的。“文本对象与接受主体，不能简单地视为编码与译码、输送与承接、授者与受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呈双向建构，互为对象，互为主体，互相阐释，相互生成。”［9］（P27）正是由于问句的使用，使得读者的参与成为必须的，显性的。更重要的是，读者对于诗歌的介入使得该诗的意义处在不断的生成与更新中，这也是该诗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三、背景知识或共享知识构建的语境对《秋颂》意义生成的作用
对于塞义德所说的第三种语境类型：从背景知识或共享知识中可以找到的，我们再次采用胡壮麟先生的解释，认为这类语境“相当于背景知识、一般常识和文化知识。”［2］（P19）本文准备谈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文化语境与《秋颂》；第二，认知背景与《秋颂》。
首先，文化语境与《秋颂》。《秋颂》完成两天之后，即1819年9月21日，济慈在致雷诺兹的信中谈道：“不知何故我总是在秋天想起查特顿。他是英语中最纯粹的诗人。他不像乔叟那样用法语中的成语小品词——而是用英格兰的词语写出真正的倒置句——没有一种大手笔或大家的性情，写不出弥尔顿的诗句。我希望投入到其他感情之中。英语须得到发扬光大。”［5］（P386 ）济慈放弃了弥尔顿的拉丁词汇，而偏爱在乔叟时代就已经习以为常的农业和家常词汇，词语的这种筛选不仅影响了声音和意象，而且也影响到颂诗的寓意指向，并使诗篇清晰易懂［10］(P97)。济慈在《秋颂》中风格的改变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思想上的。济慈对纯正的英国语言的偏爱，反映了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爱。这种浓浓的爱写进了秋的深处，《秋颂》散发着泥土的芳菲，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地域，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历史传承，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文化知识，习俗及民族心理。这种语境就具有显著的民族性，体现出特定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向度。就其所使用的符号而言，也都具有各民族的特点。”［11］（P139）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蕴含的道理就在于此。所以，从文化语境的角度讲，《秋颂》颂扬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它更表达了诗人的民族意识，诗人对故土的挚爱。诗人饱含深情，赞美了自己祖国的迷人的秋天。
其次，认知背景与《秋颂》。“在现实认知语境中，人们的言语交际总会融入自己的心境。”［7］（P83）从现实认知语境的角度来解读《秋颂》，就必然涉及到对语用主体的分析和认识。“语用主体的认知背景语境处于社会文化语境之上，属于最高层次的语境。因为社会文化语境作为一种相对客观的存在，要由语用主体来感知，来把握。”［7］（P83）作为语用主体的诗人济慈在《秋颂》中除了表达赞颂之情之外，还表达了他从自然中感悟到的那一份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情怀。
有学者认为《秋颂》创作前后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即“彼得卢惨案”是这部作品创作的背景。其依据是在“彼得卢惨案”发生前后,英国政府在与舆论界的论战中用得最多的一词是“conspire (密谋) ”。济慈在诗歌中用conspire一词旨在回应论战中的“conspire”一词，借以抒发对“彼得卢惨案”的不满，这样，该诗就被解读成了一首政治抒情诗［12］（P82）。
从词源的考察上讲，对conspire一词的解释为：“con- together -spirare- breathe: 一同呼吸→ 思想一致→（为了谋求什么）而团结起来”，目前它的意思是：“搞阴谋，图谋，共谋，协力，合作”。［13］（P121）将“彼得卢惨案”当成是《秋颂》的语境，是将conspire一词作为“隐喻”来解读。隐喻是一种特殊的语用现象。“隐喻是一种以句子为框架（frame），以词为焦点（focus）的话语现象。隐喻的判别必须在上下文中，在一定的语境中。”［14］（P34）“隐喻……的识别需要语境提供线索，在字面意义无法成立时，通过对话题和词语指称对象变换的判断，从而识别隐喻，准确理解话语的意义。”［14］（P39）奥特尼（A.Ortony）认为“某一种语言表达成为隐喻的第一要素是语用角度和语境角度来看，它必须是异常的”［14］（P196）。凯特（Kittay）指出，“话语的第二性意义是第一性意义的函项。话语的第一性意义来自其组成成分的第一性意义在正常语境中的恰当组合。当话语和语境特征向听话者表明第一性意义不成立或不合适时，第二意义就开始显现。隐喻是典型的第一性意义与语境冲突的情况。”［14］（P197）而从《秋颂》一诗的解读来讲，不存在语言解读的“异常性”，也不存在“第一性意义”与语境的冲突。作者在书信中自叙的《秋颂》创作背景，以及有记载的好天气状况，毋庸置疑构成了《秋颂》的语境。《秋颂》中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和对自然的感悟相得益张，相映成趣。
从语用主体考虑，“一般来说，隐喻中的喻体对说话者或者听话者来说比本体更为熟悉。而在两者发生反应时，通常是更为熟悉的事物的特点和结构被影射到相对陌生的事物上。”［14］(P82)如果《秋颂》中果真运用了隐喻的话，济慈对于他的隐喻本体的了解应更为深刻，但遍览济慈的信札及1819年所写的诗作，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济慈对“彼得卢惨案”想要做出回应。所以，若将《秋颂》当成隐喻，那么，它的喻体本身就是“彼得卢惨案”，而济慈对这个事件的漠视足以说明，《秋颂》并没有使用隐喻，或者说并没有使用根引喻。那么，“密谋(conspire)”一词当作何解释呢？济慈在《秋颂》开篇写道：“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这里，已经交待了上下文语境。正是由于有了与太阳的“密谋”，才有了密谋的结果。无论是发话人，还是听话人，都知道“密谋”一词的意思通常是贬义的。而从诗篇下文来看，“密谋”的结果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秋景图。这自然与听话人对“密谋”意义理解的预期不同，而这却正是诗歌意境生成的契机。因为“密谋”带来的不是恶，而是善，经过周密的谋划，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其实，这结果本身就是惊奇，就是赞叹，就是对秋的歌颂。诗人怀着一种怜爱之情，以妙趣横生的笔墨挥洒一片秋的诗情。所以说“密谋”不是隐语而是幽默语，它蕴含了令人玩味不尽的幽默意味，并在这种幽默意味中表达了对秋的发自内心的赞美。
总之，《秋颂》中物理语境的运用帮助诗歌确立了宁静的语气和精确的意象。语境的强制性作用和话轮的功能又为诗歌平添了迷人的艺术魅力。在对背景知识和认知语境与诗歌意义形成的关系的分析中，发现《秋颂》的主题并不单一。《秋颂》不仅赞美了大自然，表达了对故土的深情，抒发了浓郁的民族意识，《秋颂》更是人生之颂，它以平和、安详、质朴的语调蕴含了深邃的人生哲理。真正了悟人生的智者会把生命的甘露与苦酒同样有滋有味地品尝，那正是在“‘泪之谷’”上“始终绽放欢乐的笑颜”的济慈［5］（P8）的品格，那也是秋的美，秋的韵，秋的丰采。语用学角度的《秋颂》分析不仅为文本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框架，还有助于将文本之外的相关信息作为辅助材料引入诗歌分析中。诗歌的语用学解读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朱永生. 语境动态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李小均.生态：断裂与和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1)．
［5］约翰·济慈. 济慈书信集，傅延修译［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2.
［6］JEFFREY BAKER. John Keats and Symbolism［M］. Sussex
关键词：诗歌；《秋颂》；语境； 语用主体
作者简介：周桂君（1965-），男，辽宁北票人，吉林大学外语教研中心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英美诗歌研究；王萍（1964-），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英美诗歌研究。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6-0110-05收稿日期：2006-07-20
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诗作《秋颂》（To Autumn）是英诗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本文拟从语用学（pragmatics）角度对其进行解码分析，进而揭示《秋颂》的思想价值及艺术魅力。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本文拟用李奇（Leech）为语用学所作的定义：“它是对话语怎样在情景中获得意义的研究。”［1］（P9）之所以采用这个定义，不仅因为它最具权威性，也因为这个意义上的语用研究最适合本文的目的。对话语在情景中所获得的意义进行解码是本文的重点。在解码过程中，涉及的因素较多，本文以语用学的语境（context）理论为研究框架，兼顾语用主体(language user)的功能，探讨它们在诗歌意义构建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语言学家塞义德（Saeed）把语境分成三个方面：一、从物理环境中可以估计到的；二、从上下文可以找到的；三、从背景知识或共享知识中可以找到的［2］（P19）。塞义德的分类概括了语境因素的方方面面，比较完整，所以我们采用塞义德的语境分类法作为以下论述的框架。
一、物理环境的语境与《秋颂》的关系
物理环境所指范围比较广，塞义德提到的物理环境包括话语所发生时的气候、地理位置及时间等情况。胡壮麟也指出塞义德所说的第一个方面相当于时空和物理情景［2］（P19）。下文主要就气候、时间、地点等语境因素对《秋颂》的影响进行论述。
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泰纳（Taine）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论证了构成文化精神的三个要素是“种族、环境、时代”，其中所说的环境指“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有时也指社会环境。”［3］（P508）泰纳认为环境是构成文化精神的要素。这意味着环境会对作家的心理和作品的风格及意义产生影响。这为我们研究物理环境与济慈的《秋颂》的关系提供一个文化角度的参数。
《秋颂》创作时期的天气情况不仅有据可查，诗人也明确地提到气候对他造成的影响。据当时报刊记载：“在1819年夏天，气温终于大幅度地回升。从8月7日到9月间，这47天中有38天是丽日晴天；9月15至22日这一周平均气温是华氏55度左右，足足回升了10度。”［4］（P11）1819年8月底，济慈在致芳妮的信中说：“这两个月美妙宜人的天气是我得到的最高褒奖——不会把鼻子冻得通红——不会冷得发抖——可以在美妙的氛围中思索问题……我喜爱好的天气，将它视为对我最大的祝福。”［5］（P374-375）诗人本来就对自然变化十分敏感，济慈因长期的疾病和身体虚弱，越发依恋暖和的气候，把好天气看成了“最大的祝福”。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构成了《秋颂》的物理环境。这个物理环境让诗人的心灵产生了悸动，使他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找到了片刻的安宁仅是片刻的安宁，因为这个时期，济慈备受生活的折磨和打击：经济上债台高筑，精神上处于一种骚动不安中；其弟远赴美国，前途未卜；与芳妮的恋爱也不顺利。在1819年9月21日致雷诺兹的信中，济慈写道：“现在这个季节多美妙——空气真好，温和的犀利。说真的，不是开玩笑，是那种贞洁的天气——狄安娜的天空——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喜欢收完庄稼后的茬田，是啊，它比春天里冷冰冰的绿意要好多了。不知怎的，茬田看起来很温暖——同样的道理某些绘画看上去暖和得很——我星期天散步时，这种思想使我触动如此之深，以至于我沉吟起来。”［5］（P385-386）《秋颂》是困境的囚笼中透出的一道阳光。有批评家认为《秋颂》是首非常奇怪的诗，不仅因为此时济慈身心疲惫，还因为同时期的颂诗中，《希腊古瓮颂》充满了困惑，《夜莺颂》和《孤独颂》弥漫着恐惧和悲哀，但《秋颂》的气氛却宁静安详［6］(P184)。对此，吉梯斯（Gittings） 认为：“如果世俗的压力不来打扰，那么乡村那愉快的宁静就给他带来了平和。”［6］(P184)可以说，济慈在写作《秋颂》时，心情是闲适而愉快的，这种心境主要是由于秋高气爽的天气所致，《秋颂》也因之展现了一种稳健祥和的气息。
《秋颂》中的时间因素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秋颂》描写了清晨、中午、傍晚三个时间。“时间是重要的交际语境因素，任何行为都要在一定的时间里进行。时间有长短之别，长可以到不同的岁月时代，短可以至朝夕瞬息，它们都会对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产生直接或简接的影响。”［7］（P177）《秋颂》中的三个时间段，不仅决定了诗人所见之物的不同，更饱含着情感因素。在第一段中，清晨的景物透出清新的感觉，诗篇在薄雾的轻纱遮掩下，让人联想到爽脆的红苹果和那甜美、可口、香醇的串串紫葡萄。济慈笔下的秋是温和而甜美的。《秋颂》中，济慈不写风，只写雾，这是颇具匠心的，因为前者呈现出明显的动态，后者则基本为静态，后者方能与清晨的安宁相照应，这样，静态景物的书写生成了诗篇宁静而柔和的气氛。中午时分，虽时令已是秋天，气温尚高，微余的暑热与清晨的凉爽形成了对比，情绪也由饱满而变成慵懒。诗歌第二节的气氛让人联想到午后令人倦怠、昏昏欲睡的情形。傍晚将至时，夕阳西下，那蚊蝇的嗡叫声自然而然地染上悲凉的秋气。作者很好地利用了时间因素，或者叫时间语境，生成了理想的艺术效果。
《秋颂》中的地点因素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场景是种满果树的庭院，这个地点的选取正好符合诗人想表达“果实圆熟的秋”这一意境的目的。济慈特别注意为所有描写的景物、人物、动物找到它们各自的地点语境，如葡萄缀满“茅屋檐下”，苹果背负在“老树上”。在第二节中秋的拟人化形象在“谷仓”，或在“田野里”，在“打麦场上”，或在“收割一半的田垄”上，或“越过小溪”。第三节，飞虫的音乐在“河柳下”，蟋蟀歌唱在“篱下”，红胸的知更鸟呼哨“在园中”，群羊“在山圈里”高声咩叫，燕子“在天空”呢喃。每个地点的选择都给了景物以宽敞的活动空间，如同舞台布景一般，更重要的是背景的静态与景物形成了一种以静衬动的效果，从而营造出诗篇的活力。同时，地点对意象选择也起了制约作用，如：“有时候，为罂粟花香所沉迷，/你倒卧在收割一半的田垄，/让镰刀歇在下一畦的花旁”。这个意象的选择是由田垄这一具体地点决定的，加上收割的具体情形及时间语境——慵倦的秋日午后，所以，农人才“饶过了下一畦的花朵”。该意象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点语境，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意象。这个意象寄寓了诗人对世上万物的脉脉温情，同时，又是平易近人、呼之欲出的。
二、上下文语境对《秋颂》艺术特征构成的影响
塞义德所说的第二类语境：从上下文可以找到的，指的是语言语境，即上下文［2］（P19）。研究这种上下文语境对语言选择的影响，对解读文学作品是至关重要的。就诗歌研究来讲，如果我们能够解释上下文语境对诗歌语言所起的作用，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结构与意境生成之间的关系。在探讨这一关系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上下文语境的强制性特点。“语境的强制性首先表现在表达上。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时，是将‘内部语言’进行编码传达出来，变为‘外部语言’。内部语言指的是人在生成话语时由语义初迹向外扩展的线性的外部语言过渡的中间环节，‘外部语言’是内部环境经过检索将词语呈线性序列表述出来的语言，外部语言具体的表现是一个个的句子。”［7］（P92）另一方面，话轮作为上下文语境的一种也具有重要意义。“话轮是对话语境中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交际过程中，发话人是相互交替的。交际的任何一个参加者发一次话——成为发话人，就形成了一个话轮。一个话轮可以由一个句子组成，也可以由几个句子组成。这样在话轮内是话题上下文语境，而话轮和话轮之间构成了话轮上下文语境。”［7］（P113）
在《秋颂》第一节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语境的强制性。“to load and bless/ With fruit the vines.....（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 To bend with apples（背负着苹果）....../ fill all fruit with ripeness......（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 To swell the gourd, and plump the hazel shells（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 With a sweet kernel（好塞进甜核）” 这节诗用了一连串的动词不定式结构，即“ 动词 宾语＋介词（with）” 结构。这种特定的结构不仅有助于押韵，而且形成了动词对其宾语的制约性。“因为动词除直接意义线索外，还有隐性意义线索，无论是直接的意义线索，还是间接的意义线索，都会促使动词形成一种强制性的言内语境此处所说的言内语境包括了上下文语境。“言内语境包括句际语境和语篇语境。这两种语境都会对语言的组合（如上下句的衔接，段落、语篇的构成）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我们将前者称为句际语境（一般也称上下文语境），将后者称为语篇语境。” 参见王建华、周明强、盛爱萍《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版。，制约着对其外围词语的选择。”［7］（P97）此处，由于这个语言结构的应用，产生了一种语气上的稳定性，形成了一个坚实的理解框架，而这个由“动词＋宾语”的结构都毫无例外地跟了一个介词with来补充说明给予者恩赐于接受者的具体物件。从逻辑分析的角度看也是如此，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说：“一个物，如果它能出现在一个基本事态之中，那么该基本事态的可能性便已经被预示断定在该物之中了。”［8］（P189）这种结构的有意识选用使人们在读这些诗句的时候，产生一种比较容易的预期。因为语言结构是一样的，这样自然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到语言内容方面，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将同一结构中的内容进行对比排列，从而在大脑中形成系列性的图画——一副富丽堂皇、硕果累累的秋之印象。从心理学角度讲，当某种预期与人的想法一致时，会产生愉快感。这就是说，诗人在上下文语境中对动词结构的恰当运用极大地丰富了诗意效果的生成。
《秋颂》第二节和第三节更像是一个话语的话轮。第二节中，诗人一边说，读者一边听，拟人化的秋天也在一边听。第三节中，诗人一边说，读者一边听。这个话轮与口语交际中的话轮的区别在于，读者的话语和秋的话语都是阅读过程中通过想象和理解由受话人任意添加的，而他们的话语却不会嵌入文本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第二节的开头是：“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 第三节的开头是：“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 /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济慈用这样的诗句唤起了读者内心的情绪。秋和读者作为虚拟受话人进入了赞美秋天的互动与交流中。济慈选用问句作为二、三节的开篇是别具匠心的。“文本对象与接受主体，不能简单地视为编码与译码、输送与承接、授者与受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呈双向建构，互为对象，互为主体，互相阐释，相互生成。”［9］（P27）正是由于问句的使用，使得读者的参与成为必须的，显性的。更重要的是，读者对于诗歌的介入使得该诗的意义处在不断的生成与更新中，这也是该诗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三、背景知识或共享知识构建的语境对《秋颂》意义生成的作用
对于塞义德所说的第三种语境类型：从背景知识或共享知识中可以找到的，我们再次采用胡壮麟先生的解释，认为这类语境“相当于背景知识、一般常识和文化知识。”［2］（P19）本文准备谈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文化语境与《秋颂》；第二，认知背景与《秋颂》。
首先，文化语境与《秋颂》。《秋颂》完成两天之后，即1819年9月21日，济慈在致雷诺兹的信中谈道：“不知何故我总是在秋天想起查特顿。他是英语中最纯粹的诗人。他不像乔叟那样用法语中的成语小品词——而是用英格兰的词语写出真正的倒置句——没有一种大手笔或大家的性情，写不出弥尔顿的诗句。我希望投入到其他感情之中。英语须得到发扬光大。”［5］（P386 ）济慈放弃了弥尔顿的拉丁词汇，而偏爱在乔叟时代就已经习以为常的农业和家常词汇，词语的这种筛选不仅影响了声音和意象，而且也影响到颂诗的寓意指向，并使诗篇清晰易懂［10］(P97)。济慈在《秋颂》中风格的改变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思想上的。济慈对纯正的英国语言的偏爱，反映了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爱。这种浓浓的爱写进了秋的深处，《秋颂》散发着泥土的芳菲，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地域，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历史传承，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文化知识，习俗及民族心理。这种语境就具有显著的民族性，体现出特定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向度。就其所使用的符号而言，也都具有各民族的特点。”［11］（P139）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蕴含的道理就在于此。所以，从文化语境的角度讲，《秋颂》颂扬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它更表达了诗人的民族意识，诗人对故土的挚爱。诗人饱含深情，赞美了自己祖国的迷人的秋天。
其次，认知背景与《秋颂》。“在现实认知语境中，人们的言语交际总会融入自己的心境。”［7］（P83）从现实认知语境的角度来解读《秋颂》，就必然涉及到对语用主体的分析和认识。“语用主体的认知背景语境处于社会文化语境之上，属于最高层次的语境。因为社会文化语境作为一种相对客观的存在，要由语用主体来感知，来把握。”［7］（P83）作为语用主体的诗人济慈在《秋颂》中除了表达赞颂之情之外，还表达了他从自然中感悟到的那一份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情怀。
有学者认为《秋颂》创作前后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即“彼得卢惨案”是这部作品创作的背景。其依据是在“彼得卢惨案”发生前后,英国政府在与舆论界的论战中用得最多的一词是“conspire (密谋) ”。济慈在诗歌中用conspire一词旨在回应论战中的“conspire”一词，借以抒发对“彼得卢惨案”的不满，这样，该诗就被解读成了一首政治抒情诗［12］（P82）。
从词源的考察上讲，对conspire一词的解释为：“con- together -spirare- breathe: 一同呼吸→ 思想一致→（为了谋求什么）而团结起来”，目前它的意思是：“搞阴谋，图谋，共谋，协力，合作”。［13］（P121）将“彼得卢惨案”当成是《秋颂》的语境，是将conspire一词作为“隐喻”来解读。隐喻是一种特殊的语用现象。“隐喻是一种以句子为框架（frame），以词为焦点（focus）的话语现象。隐喻的判别必须在上下文中，在一定的语境中。”［14］（P34）“隐喻……的识别需要语境提供线索，在字面意义无法成立时，通过对话题和词语指称对象变换的判断，从而识别隐喻，准确理解话语的意义。”［14］（P39）奥特尼（A.Ortony）认为“某一种语言表达成为隐喻的第一要素是语用角度和语境角度来看，它必须是异常的”［14］（P196）。凯特（Kittay）指出，“话语的第二性意义是第一性意义的函项。话语的第一性意义来自其组成成分的第一性意义在正常语境中的恰当组合。当话语和语境特征向听话者表明第一性意义不成立或不合适时，第二意义就开始显现。隐喻是典型的第一性意义与语境冲突的情况。”［14］（P197）而从《秋颂》一诗的解读来讲，不存在语言解读的“异常性”，也不存在“第一性意义”与语境的冲突。作者在书信中自叙的《秋颂》创作背景，以及有记载的好天气状况，毋庸置疑构成了《秋颂》的语境。《秋颂》中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和对自然的感悟相得益张，相映成趣。
从语用主体考虑，“一般来说，隐喻中的喻体对说话者或者听话者来说比本体更为熟悉。而在两者发生反应时，通常是更为熟悉的事物的特点和结构被影射到相对陌生的事物上。”［14］(P82)如果《秋颂》中果真运用了隐喻的话，济慈对于他的隐喻本体的了解应更为深刻，但遍览济慈的信札及1819年所写的诗作，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济慈对“彼得卢惨案”想要做出回应。所以，若将《秋颂》当成隐喻，那么，它的喻体本身就是“彼得卢惨案”，而济慈对这个事件的漠视足以说明，《秋颂》并没有使用隐喻，或者说并没有使用根引喻。那么，“密谋(conspire)”一词当作何解释呢？济慈在《秋颂》开篇写道：“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这里，已经交待了上下文语境。正是由于有了与太阳的“密谋”，才有了密谋的结果。无论是发话人，还是听话人，都知道“密谋”一词的意思通常是贬义的。而从诗篇下文来看，“密谋”的结果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秋景图。这自然与听话人对“密谋”意义理解的预期不同，而这却正是诗歌意境生成的契机。因为“密谋”带来的不是恶，而是善，经过周密的谋划，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其实，这结果本身就是惊奇，就是赞叹，就是对秋的歌颂。诗人怀着一种怜爱之情，以妙趣横生的笔墨挥洒一片秋的诗情。所以说“密谋”不是隐语而是幽默语，它蕴含了令人玩味不尽的幽默意味，并在这种幽默意味中表达了对秋的发自内心的赞美。
总之，《秋颂》中物理语境的运用帮助诗歌确立了宁静的语气和精确的意象。语境的强制性作用和话轮的功能又为诗歌平添了迷人的艺术魅力。在对背景知识和认知语境与诗歌意义形成的关系的分析中，发现《秋颂》的主题并不单一。《秋颂》不仅赞美了大自然，表达了对故土的深情，抒发了浓郁的民族意识，《秋颂》更是人生之颂，它以平和、安详、质朴的语调蕴含了深邃的人生哲理。真正了悟人生的智者会把生命的甘露与苦酒同样有滋有味地品尝，那正是在“‘泪之谷’”上“始终绽放欢乐的笑颜”的济慈［5］（P8）的品格，那也是秋的美，秋的韵，秋的丰采。语用学角度的《秋颂》分析不仅为文本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框架，还有助于将文本之外的相关信息作为辅助材料引入诗歌分析中。诗歌的语用学解读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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