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江苏常州人。他是洋务运动重要人物，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拓者和实践者，号称近代中国“实业之父”。曾任清末邮传部大臣。
　　盛宣怀的发迹，是因其在科举上屡遭碰壁之后，出于无奈，决意改弦更张，另辟蹊径的结果。这一切，是以其父盛康的中举为发端的。
　　清朝道光年间，南京贡院江南乡试考场上，只见功名心切的秀才们个个苦思冥想，伏案挥毫。考场一隅，历史的机缘使素昧平生的两个秀才常州的盛康和合肥的李鸿章坐到了一起，两座位之间仅一幔之隔。因为考卷上的题目，正合盛秀才的胃口，他轻车熟路、文思敏捷，不费多少功夫，就迅捷地将八股文做毕；而隔壁的李秀才却思路遭堵，望题发呆，一时搔首摸腮一筹莫展，禁不住发出轻轻的吁叹。盛秀才听到叹声不由动了恻隐之心，他趁考官疏忽，忙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些提示，揉成一团掷于李秀才脚边，李秀才悄悄拾起展开，由此茅塞顿开，终于顺利写完了文章。发榜时，两人同喜，均中举人。为此，李鸿章十分感激盛康，一来二往，两个萍水相逢的莘莘学子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稍后，盛举人和李举人又发愤苦读，先后进士及第，开始步入仕途。两位官场至交书信一直未断，这种深厚友谊的发展，促成盛康之子盛宣怀认李鸿章做了干爹。
　　宦海沉浮中，盛康虽比李鸿章出道早，但钻营乏术，升迁无方，故为官仅至湖北粮道；而李鸿章却因投靠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等有功而官运亨通。1861年任江苏巡抚，四年后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清政府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清朝同治五年(1866年)，22岁的盛宣怀由湖北回故乡常州后参加童试，考了个秀才。往后，乡试连连受挫，他母亲不免为儿子的前途焦虑，左思右想，征得丈夫同意后，便叫儿子带着父亲的书信去见干爹，另觅出路。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正奉命督师入陕，镇压回民起义，盛宣怀此时投入李鸿章麾下，任营务处会办。同年秋天，又追随李赴天津。由于盛的精明能干，处事乖巧，深得干爹的信任与器重。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将天津海关道这一肥缺交给盛宣怀，盛从每天几万两白银的钱庄中，分一半好处用来孝敬其干爹，因而获得了李鸿章赏识，李所经营的洋务企业，大多归盛宣怀掌管，成了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
　　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盛宣怀即奉命参与拟订轮船招商局章程，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办企业形式和企业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原则，为近代中国兴办资本主义企业开风气之先。同年，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型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运动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的第一个企业，从此，开始了他作为近代实业家的生涯。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盛宣怀先后筹建了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架设了全国20余省区的电线；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南北干线芦汉铁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建组织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盛宣怀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要“自强”“求富”，还必须“储才”，于是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又办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后者所设的师范班是中国第一个正规的师范班。至今上海交大那座老式大楼“新上院”，还可见到盛氏的半身铜像，铜像的基座上清晰地镌刻着：“交通大学创始人盛宣怀1844—1916”。他还首创私人办“上海图书馆”等等，总之，盛宣怀在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方面，至少创造了十一个“中国第一”，加上纺织、缫丝、矿冶和烟台张裕葡萄酒厂等实业，一生筚路蓝缕，所兴办的大型民用企业，竟占甲午战前近代中国30多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之半数。
　　盛宣怀通过办洋务而成为全国首富和官场显贵，登上清政府内阁要员之列，一度倍受宠信。光绪中叶的1893年10月，独揽朝政、视国土为私产的慈禧太后，一时心血来潮，居然“大方”地将钓鱼列岛所属的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三小岛一下子赏给了盛宣怀，原因据说是盛氏用钓鱼岛采来的药材配制成一种特效药，居然治愈了“老佛爷”的风湿症。所颁诏谕是一块棕红色布料，长59cm，宽31cm，上书122字的圣谕，并盖有御印(原件现藏故宫)。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盛宣怀的社会活动不能不内受清廷外受列强的掣肘，因而使他身上蒙上了多重政治色彩。他首创“东南互保”，以稳定长江流域社会局势不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又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四川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并因此成了替罪羊，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故而在他生前身后一向毁誉参半，疑谤丛生。今天，才能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本来的面目。纵观其一生，他堪称中国近代的“实业之父”，不失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开拓者和实践者，是个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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