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肉刑”
　　相传肉刑是“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汉书·刑法志》），也就是自夏朝建立之初，肉刑就作为国家主要刑罚留存于世，至汉文帝时已是将近二千年的时间了。而《尚书·吕刑》则是最早阐述“肉刑”的著作。“肉刑”也称作“五刑”，发展到西汉初便是墨，也称黥（凿其面以墨涅之）、劓（割鼻）、刖（断足）、宫（残割生殖器）、大辟（死刑）。
　　秦孝公商鞅变法后，太子驷犯法触刑，秦法虽然严谨，可商鞅也不可能对储君动刑，只好把刑罚加在了太子的老师身上。于是太子太傅公子虔被迫遭受劓刑，而太子少傅公孙贺被施以黥刑，如此大辱导致二人在孝公去世后对商鞅疯狂报复。
　　孙膑因遭庞涓妒忌而受刖刑，后半辈子就为了干掉庞涓，借齐军两战击溃魏武卒，马陵道庞涓死而孙膑归隐。
　　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激怒汉武帝，更是被处以宫刑之辱，而其所著《史记》八书独缺《刑法书》，现在看来他正是用这种无声的抗议来抒发自己的屈辱。
　　缇萦救父——个体事件推动汉代法治文明进程
　　历史往往因为一个小概率事件作为拐点而发生变革，从而改变了历史文明进程，量变引起质变。缇萦救父就成了废除“肉刑”的历史拐点。
　　汉文帝之时，一年断狱四百，可见社会相对安定，犯罪率之低。只不过断狱之后的刑决，怕是逃不了“肉刑”的裁定。
　　至于缇萦，如果不是家遇变故，她还是那个无忧无虑待字闺中的小女儿，毕竟父亲身为齐太仓长，丰衣足食不在话下。面对法律要受“肉刑”，面前的五个女儿，即使是淳于公自己都绝望到认为“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史记·孝文本纪》），可偏偏小缇萦抱着“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胆识，随父进京并上书天子，“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史记·孝文本纪》）。而汉文帝还能在如山的书奏中看到并重视这份上书，并被书奏中缇萦流露出的孝心和诚意所感动了。汉文帝特下诏曰：“现在人有罪过，还没有进行教育而刑法就已加上来了，有人想改正行为去做善事，却没有道路可到达，朕很哀怜他们。刑罚至人截断肢体，刀刻肌肤，终生都不能再生长复原，这种刑罚何等地痛苦而又不道德啊！难道合乎是人民的父母的含意吗？我命令废除肉刑，予以改替。”免去了淳于公的肉刑之苦。缇萦救父遂成千古美谈，事迹被载入《列女传·卷六》，与钟离春等贤女共为后人铭记。


　　在汉文帝的直接过问下，以此为契机直接促使了汉代刑罚制度的改革，并由丞相张仓和御史大夫冯敬共同制定出新的刑罚措施，“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汉书·刑法志》），在得到汉文帝的认可后，除了死刑得以保留外，自上古沿用到文帝时期的黥、劓、刖、宫等四刑全部被废止，不再进入汉朝刑律。这一年的刑罚制度改革推动了汉代法治文明进程，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尾声：大势所趋，虽有争议，再不入刑
　　对于这次刑罚制度变革，《汉书·刑法志》也发出了“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的不同声音。诚然，改“肉刑”为死刑或笞刑的死亡人数反而增加了，这从侧面也反映出封建社会重刑滥用的弊端。但应该看到，“肉刑”所造成的外表的畸形化或行动的不便这种外在性伤害远远不及“哀莫大于心死”的心理创伤和不能消除的社会地位卑贱的影响，一旦被施以“肉刑”，会让人失去希望，使人永远丧失改悔从善之机会。万事皆有利弊，从人文关怀和法治文明角度看，废止“肉刑”，乃是社会进步、法治文明的表现。
　　可以说，汉文帝借“缇萦上书”废止“肉刑”后，以后历朝刑律再没有将“肉刑”入法，法治文明逐步深入司法领域，成为历朝立法机构的共识，而汉代法治文明由此可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