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为救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世人有罪，从此开始永无止尽的等待，等待罪的宽恕，等待救赎的降临。我是世人中的一员，我等待，心中既有希望，也无希望。我心中无希望，是因为我深知我所等待的永不可能到来，我心中有希望，是因为我仍在不可能之中寻找着一种可能。对我来说，抵达这种不可能的可能的方式，就是书写。直到现在，我依旧坚信伟大的作品关于真善美，关于真理和这个世界的奥秘。尽管我把握不住全部，全部是一种假象，我所能把握的永远只是部分，于是在部分之中，我寻找难以触及的本质，寻找颠扑不破的真理，寻找永恒的、令人震颤的情感。寻找时必然要带着真诚，这种真诚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它应当是一篇小说的底色，召唤着纯洁而古老的神迹。一篇精巧却虚伪的小说，和一篇粗糙却真诚的小说，你会选择哪一个？我选择粗糙却真诚的。我阅读过一些小说，它们的结
　　构严谨，语言流畅，它们确确实实也在讲着和“人”有关的故事，但是，它们却无法打动我丝毫，因为这样的小说里只有情绪没有情感，作者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和体谅，人物成了被操纵被误解的他者。
　　自然，小说需要真诚，但仅仅有真诚是不够的。我时常疑惑，时至今日，小说究竟还能做什么。如果我们要获得真诚，我们完全可以在高贵的心灵中获得，如果我们要批判现实，恐怕我们永远追不上现实的残酷。我曾听一位哲学教授说，他以前也写小说，但后来就放弃写小说，转去做哲学了。因为小说是虚构的，它的真实是包裹在虚构之中的，而哲学则不需要虚构的参与，比起假的，人们当然更愿意相信真的，因此，哲学比小说更能起到教导的作用。这里的教导不是指向限制或规范，而是指向启蒙或启示。小说还需要承担启蒙或启示的责任吗？当然需要。起码对我来说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和哲学有着同一的目的，甚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人类变得更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记得在我念高中的时候，我乡下外婆家的隔壁有个小姑娘，长着大而有神的眼睛，白皙的皮肤，一副让人喜欢的模样。然而，这样好看的姑娘却是被父母遗弃了的，从小被贫穷而年迈的爷爷带大。那时候我总盼望着，她能好好读书，不说能功成名就，但至少能走出乡村，到县城里去，过上更优质的生活。可是并没有，她连高中都没念，就直接嫁了人，在家附近开了一间馒头铺，继续过着拮据的日子。我难受了很久，后来忍不住据此写了一篇小说。我并不想对生活方式做出高低贵贱的评判，我难受的地方在于，明明还存在着另外一些路可走，
　　但她却连看到的机会都没有。她看不到不是她的错，是因为那些路，那些可能性自己遮蔽了自己，自己隐藏了自己。所以，我能做的是用我的方式让这些可能性向她显现出来。然而，也许这样说很残忍，小说在让人类变得更好这件事上所产生的实际效力，实在是微不足道。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小说治不好他的病;如果一个人被贫穷所困，小说不能解决他的贫困;如果一个人正伤心欲绝，小说也不一定能带给他多大的安慰。而那个正在卖馒头的小姑娘或许一辈子都看不到我为她写的那篇小说。说到底，写作所散发出的那种神圣感，更多的是对作者自身有意义。把小说放进浩瀚广阔的宇宙里，它恐怕并不会比一株小草，一块石头要来得伟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小说？
　　在我看来，小说的宝贵之处在于，它仍然在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试图唤醒、提供、抵达一种或多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朝向的是未来，但它不一定非要在未来的事物中找到。它应当无处不在，存在于過去，也存在于现在，存在于记忆，也存在于自然。当我们看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犹如在黑暗之中看到了光，我们知道我们该往哪儿去，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模样。我厌倦那样一种小说，它们模仿现实，仿照现实设计了和现实如此相似的故事，这种小说所提供的现实，只不过是现实的复制品，已经不再具备能够闪现出光晕的质地。我们身处的世界中，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超出我们认知的事。生活和现实几乎永远走在小说前面，如果我们只是跟在现实后面追着它跑，那我们将难以触及现实的内核。但如果我们在触及现实的同时，还能够越过现实的边界，让现实向着可能性敞开，我们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不受困于自身和现实的局限，从而找寻到一种未来，这种未来照亮小说本身，也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
　　这是我理想中的小说，虽然我还未写出这样的小说，但我在努力向着这样的小说靠近。《在玛丽亚医院》这篇小说源于女性对生育的恐惧和困惑。玛丽亚，耶稣之母，无性生育的神话，而玛丽亚医院，却是一个将生命扼杀在子宫里的地方，这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罪”。抹去未出世的孩子的缘由有千万种，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主动或被动，都抹不去对女性造成的伤害。这的确就是伤害，是像大自然一样理所当然的伤害，它根植于女性的生理构造，必然会发生。然而伤害的本质却是不应当，凡是伤害都不应该发生，而这种存在于伤害内部的冲突，让伤害无可避免，让伤害持续不断。一方面，如果抹杀生命，就触犯了原罪，另一方面，有时候出生才是真正的错误，出生所带来的罪并不一定比抹杀生命所带来的罪要少。于是女性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我在小说中展现的便是这种困境。那么问题接踵而至，如何才能摆脱困境？我所认识到的是，不管是出生还是抹杀，罪都不会消失。有罪之人将得到惩罚，为了不再受到惩罚，唯有赎罪。但赎罪又是不可能之事，已被抹杀的生命不可能重新复活，已出生的生命自身就在面临着终极的死亡，然而在这不可能之中，却还存在着向上向善的可能性。小说的结尾，我引入老鼠食子这一场景，老鼠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吃掉了自己的孩子。我想用这一场景去触探原始的生命的本质，去触探包裹在死亡之中的爱，而身处于这一场景的主人公由
　　此也触探到了未曾触探过的体悟。她将带着痛苦走向打开的生命，痛苦仍然是痛苦，但生命却在继续向上。
　　我们家附近有个公园，公园里有个叫将军亭的亭子，每天早晨，都会有两三个老人在那里唱戏。我有时候会去那里听戏，《寂静和春天一起坠落》的灵感就来自于这些唱戏的老人。诚然，你能从那些唱戏的跳舞的老人脸上看到喜悦，但喜悦的背后也许有着很深的孤独。一个人的衰老之时和一个人的童年之时是如此地相似，都需要人照顾，都有着难以驱散的空虚，都很容易热爱上某件事物。唱戏、跳舞、下棋就像止痛药一样，它能缓解疼痛，但没法根除疾病，总会有某个时刻，痛苦会卷土重来。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自己的处境，看清他人的处境，所以我写这些老人，是想唤起对人本身的关怀，对我们所处世界的反思。
　　除此之外，我还想知道小说这个体裁本身是不是还有我们不曾发现的空间，是不是还能去开拓别的疆土。有时候我希望能让一部分小说，暂时离那些所谓紧张残酷的现实稍微远点，它们能够将目光投射到自己身上，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机会。不过，它们不会割断同这个世界的联系。语言、小说本身、甚至一个人称、一个词语都可以成为小说的主角。我们应该始终拥有想象力，不是那种把花朵想象成笑脸的想象力，而是那种能想象花朵如何生长为一个王国的想象力。我相信小说能做的事还有很多，小说亟待探索的领域还有很多，或许我终究抓不到我想抓住的东西，或许抵达是不可能之事，但我始终在路上，只要我还在路上，我就还有希望。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