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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诗人臧棣像极了一个人，但不是他的样貌。谁？还能有谁，约瑟夫·布羅茨基心目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英国的大诗人威斯坦·休·奥登。何以见得？有例为证，臧棣和奥登一样，只专注于一个写诗的目标，对“大诗人”和“小诗人”的逻辑关系喜欢刨根问底，他们都是打败时间的诗人。
“大诗人在一生中写的坏诗，极有机会多过小诗人”。何为“大诗人”？这是个暗黑的问题，奥登却为“大诗人”列出了以下五个条件：
1.他必须写得多。
2.他的诗必须展示题材和处理的广泛性。
3.他必须展示视野和风格的明白无误的独创性。
4.他必须是诗歌技巧大师。
5.就所有诗人的作品而言，我们区分他们的少作和成熟作品，但是大诗人的成熟过程必须持续至他逝世。
在最低的限定范围内，用这五个条件对照臧棣，你觉得像吗？这五条标准，除了像奥登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还像为臧棣量身定做的。必然性对偶然性不能置之不顾。
眼下这三部颇具规模感的诗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尖锐的信任丛书》《沸腾协会》《情感教育入门》），像一组作品总集，我认为这是诗人臧棣的途中之作，它们的打包出现不会让人有什么意外。
当一个诗人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诗上时，不再能为世界提供什么，预示了他一生的形式主义就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但我没有理由将臧棣视为一个戏剧诗人。你甭想在他的诗中读到道德义愤的腔调。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诗人，建构一个以场景、修辞链、句式和在恰当位置放置标点符号为写作标志的诗人，当代中国诗歌史上或许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一个可以让诗歌做许多事的诗人。臧棣在这三部诗集中表现出来的强烈风格同样在他其他的诗篇中有所表现——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探讨诗的原理，将人类所能掌握的修辞技艺全部拎出来晒，欢快的幽默感，齐物。不得不说，他太贪婪了。
谈臧棣的困难在于臧棣被人们谈得太多，几乎被谈到了无死角地步，别人还怎么谈？“丛书”“协会”“入门”三系，包括现在进行的“简史”系，保不齐以后还会发明什么系，连臧棣都说不清楚，别人怎么还能说清楚？我只能换个别扭的角度了，用商品主义的观点看臧棣的诗，无非一个主题系，再加上一个主题系，再加……加上去的装饰，为了（故意）强调读者的莫名焦虑，动作替代情感，直到主题分裂。其实他的诗，疯狂而优雅，内容结构高于主题结构，我们就充满敬意地指认说，这是复数而非复调诗歌。
用传统的定义当然无法定义臧棣，他的诗具有致瘾性，仿佛致瘾性商品的策略一样，让你的人生充满了缺憾感。致瘾性商品的第一次享用是无法忍受的，比如第一口烈酒，第一口雪茄，套用营销大家李克的商品主义论调，我可以这样说，致瘾性诗，呈现给读者的绝非伦理的是非，而应是：道德的困境。所以，最好的诗——我们平时喜欢拿这个“最”说事，什么是最好的诗？韩东、余怒、臧棣这类大诗人给我们的启示是：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改变了人们庸常的价值观。
臧棣镇定自若地使用令人语塞的明喻和转折词，并形成了他的主调句式：“像”“好像”“就像”“仿佛”“但”“而”。当然他还是隐喻大师，更有博喻出入，他的副词太泛滥了，他将名词鬼斧神工形容词化。这只是一些局部性的技艺，仿佛电影镜头里的闪回和画面，亦如同罗兰·巴特的脱衣舞美学语系里的那一块不能拿掉的布，一首诗性不性感有时还真得靠它，一首诗的成功也都是局部的成功。
对我个人而言，臧棣的诗具有启发性，我说的是他启发了我对小说语言的另一层面上的思考和应用。臧教授，臧老师，臧师傅，你喜欢怎么称呼他？我是习惯称臧师傅的，这称呼里还隐藏着一个轮廓鲜明的人：工匠。在匠人这个意义上，我发现了技术对现实重构的力量，其实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却没做到的，技术出思想。对于技术，我们应该不吝惜情感尊重，而不是当反派，美国人的电影很讲究地告诉我们一个貌似肤浅的道理：反派到最后是赢不了的。
臧棣用这三部诗集告诉我们一个诗的秘密，成为大诗人就得多写，让多写变成一件诗歌事件。说句反常识的话，在当代诗歌史中，一个诗人的诗和另一个诗人的诗没有多大的优劣之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写出诗的数量。“孤篇压全唐”这种极端例子在当代无效。我的看法是，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时代变了，要想在重要性上压倒别人，数量的价值不应被低估。就像一个人逛超市，有规模感的商品形式感良好，表达也清晰，孤例则偏于狂暴，在表现上有使用蛮力的嫌疑。
我也知道很多人不适应臧棣的诗，概率是有多少人喜欢他的诗就有多少人反感他的诗吧。这些人越来越像米沃什定义的那种“毫无幽默感的新一代人正在出现”。这一点和商品的规律类似，就像不同顾客面对同一件商品抱怨的那样，有的用了很好，有的感觉没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试图讨好所有的读者（消费者）的作品（产品），会造成沟通成本过高，沟通成本过高则离破产不远了。臧棣应该明白这点，就像余怒一样，什么是好诗，得自己给自己规定标准。
臧棣的诗意义晦涩，语法古怪，形制稳定，每个阶段都会呈现出深刻的成熟度，但按某些批评者所言，他是“不说人话”的“神棍”。废话，诗当然有神性了。我记得有个特别高尚但也很黑暗的问题：“你为什么写作？”对于像臧棣的这样人到中年的大诗人来说，回答这个著名的问题太简单了。“为神秘的友谊而写。”他曾这样说。他这种“不祛魅”的说法，也是被人反对的。就像他以晦涩的风格尊重读者的尊严时，至少一半读者似乎不怎么买账，这真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米沃什在《欧洲的孩子》第四章中说：“让你的谎言甚至比真理自身更有逻辑。”好吧，我想说诗的本质是伤害读者，就像人类文明的本质是伤害万物一样。我这样说，可话里面有些道理连我自己却说不出来，像谎言，但臧棣能说出来，你信不信？
臧棣有哪些好诗，我认为这个问题好解决，你可以随便打开他的任一部诗集（包括他早期的作品，包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三部），随手一指便可：“就这首！”
赵卡
1971年生，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从事小说、诗歌、随笔和理论批评写作，著有诗集《厌世者说》，有作品散见《钟山》《大家》《长江文艺》《花城》《山花》等，现居呼和浩特。
“大诗人在一生中写的坏诗，极有机会多过小诗人”。何为“大诗人”？这是个暗黑的问题，奥登却为“大诗人”列出了以下五个条件：
1.他必须写得多。
2.他的诗必须展示题材和处理的广泛性。
3.他必须展示视野和风格的明白无误的独创性。
4.他必须是诗歌技巧大师。
5.就所有诗人的作品而言，我们区分他们的少作和成熟作品，但是大诗人的成熟过程必须持续至他逝世。
在最低的限定范围内，用这五个条件对照臧棣，你觉得像吗？这五条标准，除了像奥登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还像为臧棣量身定做的。必然性对偶然性不能置之不顾。
眼下这三部颇具规模感的诗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尖锐的信任丛书》《沸腾协会》《情感教育入门》），像一组作品总集，我认为这是诗人臧棣的途中之作，它们的打包出现不会让人有什么意外。
当一个诗人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诗上时，不再能为世界提供什么，预示了他一生的形式主义就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但我没有理由将臧棣视为一个戏剧诗人。你甭想在他的诗中读到道德义愤的腔调。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诗人，建构一个以场景、修辞链、句式和在恰当位置放置标点符号为写作标志的诗人，当代中国诗歌史上或许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一个可以让诗歌做许多事的诗人。臧棣在这三部诗集中表现出来的强烈风格同样在他其他的诗篇中有所表现——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探讨诗的原理，将人类所能掌握的修辞技艺全部拎出来晒，欢快的幽默感，齐物。不得不说，他太贪婪了。
谈臧棣的困难在于臧棣被人们谈得太多，几乎被谈到了无死角地步，别人还怎么谈？“丛书”“协会”“入门”三系，包括现在进行的“简史”系，保不齐以后还会发明什么系，连臧棣都说不清楚，别人怎么还能说清楚？我只能换个别扭的角度了，用商品主义的观点看臧棣的诗，无非一个主题系，再加上一个主题系，再加……加上去的装饰，为了（故意）强调读者的莫名焦虑，动作替代情感，直到主题分裂。其实他的诗，疯狂而优雅，内容结构高于主题结构，我们就充满敬意地指认说，这是复数而非复调诗歌。
用传统的定义当然无法定义臧棣，他的诗具有致瘾性，仿佛致瘾性商品的策略一样，让你的人生充满了缺憾感。致瘾性商品的第一次享用是无法忍受的，比如第一口烈酒，第一口雪茄，套用营销大家李克的商品主义论调，我可以这样说，致瘾性诗，呈现给读者的绝非伦理的是非，而应是：道德的困境。所以，最好的诗——我们平时喜欢拿这个“最”说事，什么是最好的诗？韩东、余怒、臧棣这类大诗人给我们的启示是：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改变了人们庸常的价值观。
臧棣镇定自若地使用令人语塞的明喻和转折词，并形成了他的主调句式：“像”“好像”“就像”“仿佛”“但”“而”。当然他还是隐喻大师，更有博喻出入，他的副词太泛滥了，他将名词鬼斧神工形容词化。这只是一些局部性的技艺，仿佛电影镜头里的闪回和画面，亦如同罗兰·巴特的脱衣舞美学语系里的那一块不能拿掉的布，一首诗性不性感有时还真得靠它，一首诗的成功也都是局部的成功。
对我个人而言，臧棣的诗具有启发性，我说的是他启发了我对小说语言的另一层面上的思考和应用。臧教授，臧老师，臧师傅，你喜欢怎么称呼他？我是习惯称臧师傅的，这称呼里还隐藏着一个轮廓鲜明的人：工匠。在匠人这个意义上，我发现了技术对现实重构的力量，其实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却没做到的，技术出思想。对于技术，我们应该不吝惜情感尊重，而不是当反派，美国人的电影很讲究地告诉我们一个貌似肤浅的道理：反派到最后是赢不了的。
臧棣用这三部诗集告诉我们一个诗的秘密，成为大诗人就得多写，让多写变成一件诗歌事件。说句反常识的话，在当代诗歌史中，一个诗人的诗和另一个诗人的诗没有多大的优劣之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写出诗的数量。“孤篇压全唐”这种极端例子在当代无效。我的看法是，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时代变了，要想在重要性上压倒别人，数量的价值不应被低估。就像一个人逛超市，有规模感的商品形式感良好，表达也清晰，孤例则偏于狂暴，在表现上有使用蛮力的嫌疑。
我也知道很多人不适应臧棣的诗，概率是有多少人喜欢他的诗就有多少人反感他的诗吧。这些人越来越像米沃什定义的那种“毫无幽默感的新一代人正在出现”。这一点和商品的规律类似，就像不同顾客面对同一件商品抱怨的那样，有的用了很好，有的感觉没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试图讨好所有的读者（消费者）的作品（产品），会造成沟通成本过高，沟通成本过高则离破产不远了。臧棣应该明白这点，就像余怒一样，什么是好诗，得自己给自己规定标准。
臧棣的诗意义晦涩，语法古怪，形制稳定，每个阶段都会呈现出深刻的成熟度，但按某些批评者所言，他是“不说人话”的“神棍”。废话，诗当然有神性了。我记得有个特别高尚但也很黑暗的问题：“你为什么写作？”对于像臧棣的这样人到中年的大诗人来说，回答这个著名的问题太简单了。“为神秘的友谊而写。”他曾这样说。他这种“不祛魅”的说法，也是被人反对的。就像他以晦涩的风格尊重读者的尊严时，至少一半读者似乎不怎么买账，这真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米沃什在《欧洲的孩子》第四章中说：“让你的谎言甚至比真理自身更有逻辑。”好吧，我想说诗的本质是伤害读者，就像人类文明的本质是伤害万物一样。我这样说，可话里面有些道理连我自己却说不出来，像谎言，但臧棣能说出来，你信不信？
臧棣有哪些好诗，我认为这个问题好解决，你可以随便打开他的任一部诗集（包括他早期的作品，包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三部），随手一指便可：“就这首！”
赵卡
1971年生，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从事小说、诗歌、随笔和理论批评写作，著有诗集《厌世者说》，有作品散见《钟山》《大家》《长江文艺》《花城》《山花》等，现居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