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人們比過去任何時代的人們都更多地見證了歷史的爆炸，眼看著一次又一次政治風暴席捲一個又一個政權。政治變革，尤其是當代政治變革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以爆發的方式展開，看似還牢不可摧的權力體系在短短數月甚至數天內就全線瓦解，民眾在經歷普遍絕望之後，勝利卻突然變得易如反掌，不可思議。
　　其實，呈現在世人面前的革命只是一個長期趨勢的最後環節。在這個最後環節到來之前，社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社會持續腐朽，新的思想和新的價值觀念在社會中廣泛傳播，所有的舊事物看起來都顯得荒唐、顛倒和錯亂，人們對現存的一切深感厭惡，加以強烈嘲諷、鞭撻和否定，所有這些都在催生著政治變革。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產生和崛起，從表面上看它過於弱小，微不足道，力量上完全不能同強大的對手相提並論，但它後面是一股尚未完全顯露、人們無法清楚看見、甚至也無法清楚預見的力量，一旦浮出水面就具有最後的決定作用，強弱之勢在數月之內甚至數天之內便徹底逆轉。
　　一
　　政治理想主義者是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他們人數不多，與舊的政治勢力形成鮮明對比，對於現有的體制，他們是一種反叛的力量。這種反叛，不但是在行動上，更是在思想上，他們的言行是對現有體制所體現的價值觀的顛覆，但體現著未來的發展方向，成為時代的引領者，這也是他們的力量所在。從實力的角度看，他們無法與體制抗衡，既沒有掌握權力資源，又不擁有政黨資源，他們的活動完全處於非法狀態，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當局的監視，他們常常失去人身自由，或者受到失去自由的威脅。但他們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實力，不是來自於人數眾多，也不能用實力和人數的多少來衡量。他們的力量是用精神來衡量的，來自於他們的動員能力是，他們可能身陷圇圄，卻一樣能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所謂政治理想主義者是同政治現實主義者相對立而言的。政治現實主義者關注的是現實的權力運作和利益，掌握權力是最高目標，並通過權力獲取利益。政治理想主義者關注的是政治公義，追求理想的政治形態，即政治應該如何運作。作為現實的反叛者，他們能超越自身利益，他們為政治而生，敢於獻身，自願承受打擊和迫害，為了政治追求而過著常人無法忍受的非正常生活。這些人走在同時代人的前列，是政治變革的輕騎兵。
　　孫中山在發揮革命輕騎兵的作用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也非常成功。他最根本的革命策略就是通過革命黨人的小股軍事行動來發動全國性的反清起義，它們看上去都是毫無勝算的鋌而走險，雖屢起屢敗，但從未放棄。他策劃的最後一次反清起義是由黃興率領百余戰士攻打兩廣總督衙門的行動，大部分起義者犧牲，孫中山後來稱這次戰役使“吾党菁英，付之一炬”。黃花崗之役失敗幾個月之後武昌發生兵變，中國革命也終於迎來了它的全面爆發。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可以稱為革命的政治事件，它同過去的改朝換代不同的是，以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為首的一批政治理想主義者主導了這次政權顛覆行動，由於他們，中國政治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們摧毀的不僅是一個朝代，更是古老的中華帝制，他們要做的是把中國政治引向共和，引向憲政。但是，隨著宋教仁、黃興的相繼的離世，中國的政治理想主義很快退潮，而1925年孫中山的去世，國民黨很快陷入了權力爭鬥的漩渦，國民黨政府一方面要應付內部派系之爭，一方面要對付主要來自共產黨的軍事挑戰，孫中山的憲政理想被束之高閣。無論是在國民政府內，還是在共產主義的割據政權內，政治理想主義都必須讓位於權力鬥爭的事實。在共產黨內部，在生存鬥爭的嚴酷壓力下，為權力而鬥爭的現實主義成為唯一的政治選擇。當抗戰年代那些懷抱著政治理想的知識青年投奔延安尋求理想時，那裡的特權等級制使他們十分失望。革命隊伍中由於女性資源匱乏，雄性荷爾蒙正處於旺盛分泌期的男人們都必須以身份和等級取得戀愛資格，只有滿足“258團”條件的男人，即年齡25歲、8年黨齡和團級幹部，才能夠獲得接觸異性的正當權利。
　　在現實面前，理想有時蒼白無力。理想也需要現實的土壤。
　　二
　　下述現象看起來十分矛盾，人們一方面痛恨體制的不公和腐朽，一方面又不放過從體制中獲利的任何機會，並千方百計進入體制，成為體制的維護者，這使體制似乎更加牢固。
　　亞里士多德從希臘城邦的政治經驗出發作出了一個著名的定義，即人是政治動物，但從經濟學的角度去定義人類或許更加確切。人是經濟動物，人所表現出來的逐利性在所有動物中是最強的。政治現實主義者不但不會放過現實的利益，而且把政治當做逐利的工具。
　　在一個以權力為中心的社會，獲取權力是人們獲利的最佳手段，權力等級也就是分配等級，曾經是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葉利欽為我們描述過這種按權分配的制度，一個人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他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就可以享有一切，真正進入了共產主義，黨中央給葉利欽配有別墅、3個廚師、3個服務員、1個女清潔工和1個花匠等等。但是所有享受的東西和財富都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制度，是制度對職位的恩賜，所以要永久據有已經到手的一切，就必須忠心耿耿地為該制度效勞。
　　由於職務有高低，利益也就有大小，基層官員的利益比起高層官員的享受的利益就會小得多。但一般情況下，這仍然是一個穩固的、井然有序的秩序。職位低的人和獲利少的人雖然可能心中有不平，但他們不是去挑戰這個制度，而是通過在制度的階梯上朝上攀爬來獲得更多利益，即使沒有繼續在政治上進步的機會，但最低限度是要保住體制內到手的利益，不管它是多是少，於是在總體上就會出現“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的有序狀態。
　　但顯然，這個制度並不是能夠獲得體制內所有人的同等忠誠，既然制度的特性是將利益與權力大小緊密掛鉤，那麼對它的忠誠度也肯定與利益的大小價值相關，從制度中獲利最大的人對制度最忠誠，權力與利益向下呈遞減狀態，對制度的忠誠度也呈遞減之勢。所以毫不奇怪，當蘇共面臨瓦解之際，蘇共一千八百多萬黨員只有8個忠於黨的男兒挺身相救，他們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8位成員，除副總統亞納耶夫外，還包括內閣總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留奇科夫、內務部長普戈、國防部長亞佐夫、國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巴克拉羅夫等。他們是蘇聯最有權力的人物，是制度最頂層的人物，也是制度內獲利最大的人物，他們為蘇共和制度而戰，也就是為自身利益而戰。但他們不但沒有挽救黨，反而成為蘇共的最後掘墓人。莫斯科民眾起而對抗他們，軍隊基層官兵拒絕執行他們的命令，孤立無援的8個男兒很快成為甕中之鼈，1人自殺，其餘束手就擒。 　　當一種制度或統治進入風雨飄搖時期後，體制內就開始分裂，人的逐利本性會指引他們走向何方，大部分人都會按照利益原則重新考慮選擇自己的立場和生活，而一旦現有體制開始崩裂，他們就會紛紛逃離現場，或者成為一名反叛者，轉入到新的陣營中。另一些人本來就有自己的政治觀念，但是一直被強大的制度所綁架，對每天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謊言中早已厭倦，現在終於可以掙脫牢籠。依靠純粹的利益結合起來的集團，其成員本來就沒有共同的政治信仰，而他們之間的利益既有一致又有矛盾，當矛盾激化的時候，他們雖在一條船上，但同樣水火不容，輕則相互揭露，重則相互毀滅，政局一旦有變他們便各奔前程，各謀出路。在蘇聯解體後的獨聯體國家，其上層人物不少還是原來蘇共時期的高官，只不過他們已經不再是蘇共的一員，並拋棄了蘇共的語言，而採用一套新的政治話語，他們也很快學會扮演自己的新角色。
　　三
　　統治的全部奧秘就是有組織的少數對付無組織的大多數，即使到了統治後期，像清朝末年那樣，政府腐朽不堪，但它仍然是國內無可比擬的最大組織和最有力量的組織，它構成一張覆蓋每一個角落的大網，表面上依然完好，任何分散的對抗都可以被它輕而易舉的鎮壓下去，一切盡在控制之中。對孫中山這些革命者來說，幾乎每一次軍事行動都只能增加他們的絕望。政府似乎一如既往地強大和牢不可破，即使是武昌起義，在剛爆發時清政府也不認為它是一個嚴重事件，而認為不過是又一次小小的騷亂而已。
　　哪怕是完全喪失合理性的政權，仍需要一次爆發才能完成全面清理工作。從蘇聯東歐事變，到中東革命，到當下的烏克蘭革命，都表明舊體制實際上已到了何等脆弱的地步，但若沒有一次爆發，它們仍可以多多少少延續一段時日，幾個月，或者幾年。
　　人們在荒唐的現實中需要從理想主義中尋求慰藉和希望，理想不再蒼白無力，而是鼓舞人心、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不滿和憤怒彌漫著整個社會，但無助感也在不斷加深。普通個人無不覺得自己無法改變現實，對權力的恐懼使更多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他們最為期待的仍是開明專制者的一言九鼎換來河清海晏。
　　但革命往往是在這個人群中引爆的。等待不是一種永久的穩定狀態，而只是一種暫時穩定的狀態。人們等待的時間越長，心情就會越來越躁動不安，不穩定的因素隨之增加。這個人群裡蘊藏著最大的力量，是影響政治力量消長的決定性因素。政治理想主義者的思想在這裡獲得現實根基。他們中有所謂的中產階級，但更多的是被損害的生活的失意者。不同於政治理想主義者的地方是，他們不是把政治作為奮鬥目標，但他們關心政治，理解政治。他們也有開闊的視野，不乏歷史眼光。他們具有把自己的處境與政治環境結合起來考察的能力。作為普通人，他們也不缺乏社會責任感。他們一般不會主動對抗權力，反抗的風險使他們知難而退。私下裡人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談論政治，表達憤怒，但公開場合都謹言慎行。就在一切看上去都平安無事的時候，一個小小的火星突然在某處失去控制，任何人都已無法左右局勢，首都廣場被群眾佔領。人們總以為歷史是由非凡的大人物書寫的，實際上是由普通的小人物書寫的。當代的政治革命反復證明，控制了廣場就控制了國家政治。聚光燈全部集中到廣場，一向默默無聞的普通群眾站到了政治舞臺的中央。體制內的力量迅速分化，統治者最初的抗拒快速瓦解，政治理想主義者被潮流推倒最前面，新出現的實力派也同時登場。
　　四
　　人們常用詞組“沉默的大多數”來表達多數人在政治上被動的事實，但沉默有兩種情況，一種沉默是出於無奈，在專制社會中出於無奈的沉默相當普遍，它可能導致在沉默中爆發。另一種沉默是生存的邊緣狀態，他們是沉默的，同時也是沉沒的。他們從不浮出水面，更不會在沉默中爆發。不要說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數在全國總人口中只占極少數，就是當代廣場革命的參與人數也只占一國總人口中的少部分。
　　當埃及解放廣場被數以百萬計的抗議者佔領時，穆巴拉克總統屬下的幾位將軍坐在廣場一旁的咖啡館裡，不屑地看著喧鬧的人群說：鬧事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數埃及人沒有參加呢。對於有8000多萬人口的埃及來說，廣場上的幾百萬人不到十分之一，的確是少數人，但正是這個少數人把政治強人穆巴拉克趕下了臺。
　　我們想像一下清朝末年的子民們吧，他們生活在極其廣袤的土地上，交通很不方便，沒有現代化的通訊工具，人們的日常活動範圍就是附近的幾個場鎮之間，路程一天可以來回。他們不知道也不關心皇帝是誰，他們甚至一輩子連自己的父母官——縣太爺也沒見過。他們和政府發生的關係聚光燈全部集中到廣場。就是繳納皇糧國稅，除非發生重大騷亂危及社會政治穩定，朝廷和官員從不過問他們。豐年時他們也能吃飽肚子，荒年時則不免饑寒。他們相信，誰做皇帝自己都是穿衣吃飯。絕大部分人都是文盲，他們壓根不知道什麼革命和共和、孫中山和同盟會。即使有知道孫中山的，可能也僅限於知道他是朝廷通緝的要犯。他們還相信人血饅頭對肺癆有特效。
　　在政治上處於沉沒狀態的人們，對政治變革而言不具有統計上的意義，既不是革命的力量，也不可能成為統治者的同盟軍，不增加這一方的力量，也不減少那一方的力量，因此在當代的政治變革中，廣場人數才具有決定意義，當他們多到使當局無法驅散的程度時，最後結果就不難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