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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十年来,约翰纵向观测了超过3000对的情侣,发现了带有预示性的争吵模式和微妙的举止行为,可以预示一对情侣在数年之后是会幸福相伴,或者不幸福,或者离婚。他获得了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家庭关系理事会的奖项,并成为了愈来愈多的公众痴迷的对象。他登上了奥普拉的脱口秀和“今日”秀节目。由他合著的概述了其调查结果的一本论著《幸福婚姻七法则》(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是获得《纽约时报》推荐的畅销书。
【关键词】:计算机;大数据;婚姻;家庭
正文:从前,在西雅图的一家Pony Expresso咖啡店里,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开始了对这个绵长而又神秘的事物的体验,这个事物已得到了愈来愈多科学研究,而我们称其为爱情。最初的阶段被称为“盲目的热恋”。这是种让人兴奋纠结,眼神一刻亦不能离开的感觉,这个时候在你的渴望势力面前,仿佛世界停止了转动,时间俯首停顿。这个男性,当时44岁的华盛顿大学心理研究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被这个女人异常浓密的黑色卷发和她的创造力所吸引:她是一个业余的音乐家和画家,且和他一样,她也是个心理学家。这个女性,当时35岁的朱莉·施瓦兹,在《西雅图周刊》上放置了一条得到约翰回应的广告,对被推选为华盛顿大学教职人员停车场里最难看的交通工具——约翰的粗陋的小汽车,和他广泛的好奇心产生了兴趣。他学习物理、数学和历史,口袋里一直装着一本螺旋装订的小笔记本,用来记下来自他同事口中的吸引他的东西。
他们热切地聊着,让人感觉他们彼此似乎已经认识了很长的时间。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他们愈来愈亲近,在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情爱关系的后续阶段里推进着。约翰得知了朱莉在密歇根州逐渐形成的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它迫使朱莉一个人在森林里度过了如此之久的时光,朱莉也了解了约翰的渴望,渴望深入了解地球最深奥的奥秘,例如时间的本质。尽管他们有所畏惧——他们之前都离过婚——但他们还是流露着对于彼此的爱慕。约翰钦佩于朱莉在通过帮助“最不健康中的最不健康人群”——贫民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越战老兵而进行医疗实践时,表现出的勇气。而朱莉赞赏约翰荒诞主义式的幽默感。他们一起划船,一起参加犹太教集会。他们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实现了约翰长久以来的梦想之一。他们在西雅图以北三个小时路程的一个森林小岛上购买了一套住房,实现了朱莉的一个梦想。他们争吵过。他们也参加过婚姻治疗。他们历经了矛盾冲突之后,变得更加地相亲相爱。
在那第一次约会的二十九年之后,约翰·戈特曼和朱莉·施瓦兹站在了西雅图喜来登酒店一个舞厅的黑色舞台上,面对着其他250对的伴侣,年轻的和年老的,异性恋和同性的。他们之间这种夫妻关系上的极度亲密性表露无遗。他们完善彼此的语言,互相逗趣,坦率地谈及了他们的挣扎如何令他们变得更加坚强。朱莉流下了眼泪,约翰搂着朱莉,轻抚着她的头发。台下的人,坐在勾连在一起两两成对的椅子里,向往地看着他们。
我们来看戈特曼夫妇,是因为这一他们用去了刚刚过去的20年来提炼一种带有科学根据的方法,可用以自行建立一个美好的恋爱中的伴侣关系。他们收取每一对人750美元参加一个取名为“爱的艺术与科学”的为期两天的讲习班来对此进行了揭示。“结果看来托尔斯泰是错误的。”约翰在开场讲座上对大家说。“所有幸福的关系都是相似的,所有不幸福的关系也都是相似的…有没有什么诀窍?实证的结果是,没错,有诀窍。”
数十年来,约翰纵向观测了超过3000对的情侣,发现了带有预示性的争吵模式和微妙的举止行为,可以预示一对情侣在数年之后是否会幸福相伴,或者不幸福,或者离婚收尾。他获得了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家庭关系理事会的奖项,并成为了愈来愈多的公众痴迷的对象。他登上了奥普拉的脱口秀和“今日”秀节目。由他合著的一本论著《幸福婚姻七法则》(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获得了《纽约时报》推荐的畅销书名单中。
由于他所作出的预测结果一致性令人称奇,因此他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1992年的一项试验发现,情侣们在谈论他们的交往时,其谈论方式中的某些标志能够以94%的准确性预测哪几对会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在情侣们得以自知之前,几乎是万无一失的区分不良伴侣与健康伴侣关系的方式。但这同时也是科学探索,因此它迎合了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渴望,渴望利用经验数据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走过任何一个报摊,或在网络上搜罗三分钟,你就会发现可以改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经过数据分析的方法可以找到。“这是不是最终的健康食物?”(Is This the Ultimate Healthy Meal?)“有科学根据的迄今为止最佳的锻炼方法。”(The Best Workout Ever, According to Science.)
你或许期待爱情会成为可被数据攻破的最后的前沿阵地。它是人生阅历中的南极地区,富余地滋养着我们的情感海洋,然而某种程度上依然保留着难以捉摸和不为人知的特性。哲学家们为此争执了千年而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定义。诸如艾利希·傅立特(Erich Fried)这样的诗人,捕捉到了它奇特的混合了快乐与痛苦的感知,及其予人的本质上的不可操控感。“劝告说,它是愚蠢的。经验说,它是不可能的。爱情说,它是该这样子。”
我第一次看到戈特曼的研究是在《大西洋月刊》上一篇题为《爱的大师》(Masters of Love)的文章里。它得到了病毒式的扩散。我的朋友把它放在脸书上说:“这是它的实质所在。”最终,爱情在实验室里被驾驭、观察、了解,并被分解成可以全部被我们应用到生活中去的构件。
戈特曼的员工之一肯德拉·汉(Kendra Han)估计,在参加讲课的情侣中,有四分之一是那种自知的如胶似漆的情侣对。他们为了“乐趣和充实提高”而尝试这种课程,而大多数学员是处于“关系危机”状态中。普遍的心理是期望与脆弱的混合状态。“情况已经不妙,”我无意地听到一个女人笑着说,“我老公迟到了。” 当我在距离舞台两排人的座位上观看着戈特曼夫妇时,我也感到了焦虑。我也带着我自己需要解决的情感问题而来。
一些传统的阿拉伯文化认为,当你坠入情网时,你的爱人偷走了你的肝脏。古代的中国人告诉他们的孩子,爱可以拿走你的心。浪漫的爱情,在更加古老的人类文化中,往往是某种隐晦的东西。它包括了实实在在的魂不守舍,那种解体的感觉。它使我们的行为失去理性,在我们的生活这块灵巧的编织物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引诱我们穿过它进入一片恐怖地带。“你们听闻了很多上当受骗的故事。”以民间故事里的爱情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威廉·杨科维亚克(William Jankowiak)告诉我。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的人类历史上,婚姻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库次(Stephanie Coontz)写道,人们认为一生的相伴“太过重要”,重要到不能以爱情为依托。婚姻是一纸买卖合同。家人们用它来获得土地,来创造其后人可以倚赖的遗产。爱情抵触这些类型的合乎情理的考虑。
在十八世纪的西方,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改变。雇佣劳动力的兴起,使年轻人得以摆脱了家庭的约束,并且赋予了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来决定结婚对象。启蒙运动令选择自由成为了一种时尚。词语“单身女性”出现,算是相对于恋爱中的幸福女人而言的一种伤感形象。
约翰开始感觉到,他似乎可以在一家餐馆里偷听到坐在他对面的一对夫妇的交谈,而且有种感觉,他们的离婚可能性相当之大。
以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中有关爱情的信仰的发展为研究内容的英国哲学家西蒙·梅(Simon May)表示,自从基督教信仰的退隐而相对主义的兴盛以来,我们在寻找爱情上寄予了更多的重要性。“人类的爱情,”他在其具有权威性的论著《爱情:一部历史》(Love: A History)中写道,“被普遍地赋予了使命,去实现曾经被认为是只有神圣之爱才能实现的事情:成为给予我们价值与幸福,以及超越痛苦与失望之力量的最终源泉。”我们习惯于在为了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而作出的投身中 ,或者在我们对一位仁心永具的牧师的信任里寻找的根基,我们如今从个体,变幻莫测的人类身上寻找着。
在我了解了梅的,爱情“如今是西方世界里未经宣告的信仰”的理论之后,我开始看到这个理论的依据无处不在。“当你开始认真对待它的时候……(爱情是)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唯一的足够崇高的意向。”美国作家苏·蒙克·基德(Sue Monk Kidd)在她的成名作《蜜蜂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Bees)中写道。在葬礼上,我们颂扬已故之人其爱的方式,赞此为其人生具有意义的最终体现。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其令同性恋婚姻得到全国性法律认可的裁决中,将婚姻视作了人类其它所有不可或缺的快乐,从“表达”到“精神生活”,其最终的源泉。同时,脸书现任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忠告年轻的女性们,她们对于一个伴侣的选择,是她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在梅看来,我们不再像旧时的文化一样,视爱情为“最鲜有的例外”,“而是在我们几乎所有对其心持信念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些期待令人心醉神迷,不足为奇地,科学家们要迅速地投入以试图救助我们。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们开始生成图表来试图预测什么样的爱情婚姻会持续终生。你可以以你自己的个性特征为例——对缝纫妇女会有兴趣么?把它们划分出来与你男友的形成对照,以预测你们匹配的幸福度与稳定性。
在《预测婚姻中的成功与失败》(Predicting Success or Failure in Marriage)一书中由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创建的这些图表中的第一批里的一张,借鉴了有关罪犯是否会在出狱之后再度犯罪的研究中的可变因素。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离婚率的增长,社会心理学家们陷入了困惑。认识到婚姻幸福明显晦涩难解的特性,然而又乐观于科学可以对其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他们开发了大量的创新型技术,来研究是什么东西造就了婚姻的成功或失败。他们让情侣们写下对于彼此憎恨或喜爱的每一件事情,其次研究这一对人随后一起坐在一张沙发上时的亲密程度。他们甚至让情侣之间产生争执,让他们就假期出游如何将行李装车而进行讨论,同时各人转动实验室桌子下面的刻度盘,对其伴侣的所起到的帮助和作用作出评估。有一项研究表明,一起去做新奇事情的情侣们,其恋爱进展地更加顺利。另一项研究显示,曾经被认为是恋爱中一个不成熟标志的激情,可以起到协同作用以创造极具深度的亲密性。就我们的幸福而言,考虑到我们的恋爱伴侣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调查研究开始表明,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相比正确的饮食或是拒绝吸烟,对于长期的健康更加具有预示性。加拿大渥太华夫妻与家庭研究所的休·约翰逊(Sue Johnson)告诉我,她感觉似乎“身处20世纪于人类而言最激动人心的革命之中。”
“想象一下,证实所有诗人和哲学家们在很久以前就是错误的!”她说,“最终,我们可以了解爱情的意义,而且竟然可以慎重地来塑造它。”
最近的一天下午,戈特曼夫妇在他们西雅图市中心的办公室里和我见了面,谈及了约翰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们如何将其转化成了戈特曼方法。朱莉穿着一件青绿色衬衣,戴着大大的耳环,她厚厚的黑色卷发间夹杂着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般的一缕白发。个子较小,有着鹰钩鼻的约翰,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一圈白发上面是一顶圆顶小帽。他随身携带着他无时不在的螺旋便笺本。
约翰开始说,“在我们结婚两年之后,我想离开这里去芝加哥,在那里接份工作。可朱莉觉得芝加哥太萧条,于是我们到了那个纸板棚里。”
朱莉快速地打断了他。她说,“喂,那还是迟后一点的事情,这里的真实情况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孩子抚养支持小组,记得么?”
“哦,是的,我忘这事了。”约翰依从地说。 近距离的看到戈特曼夫妇之间的交流最初让人担忧。多数的夫妻在他们身处公共场合之时,会让无休止的口角、调谐、白眼和乐观自信的悄悄话等构成两人之间亲密性的行为有所收敛。戈特曼夫妇不是的。你坐在他们的对面,一张会议桌的旁边,会觉得仿佛是撞见了他们钻进被子里,一起讨论问题的解决。他们交换着持续不断的颇具意味的眼神。他们互相打断对方的说话,或者说多数是朱莉打断约翰,纠正他的举止和回忆,约翰接受。他们使用夫妻疗法中的语言(“界线!”当约翰开始说到他的前妻时,朱莉提醒约翰)。他们坦率地谈及了他们交往中深切的情感伤害。他们还相互依偎。约翰搂着朱莉,她蜷进他的怀里,还互相皱着鼻子。我在场时,朱莉哭了两次,一次是在讲述约翰有段时间让她觉得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时,还有一次是当约翰说她是“上天对我祈祷的回应”。
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时学习心理学时遇到一个名叫罗伯特·莱文森(Robert Levenson)的心理学家时,他的事业开始迅速发展。每个人原来都恰好可为他人提供需要。莱文森正在通过测试人们受到击震之后的心率和汗腺活动,研究他们对压力会产生怎么样的不同反应中,显著的差异性。通过与约翰合作,他说他终于觉得,比起施行电击,他似乎正在致力于某些更具个人关联性和情感丰富性的事情。同时,通过与莱文森联手,约翰认为,相比人们在调查中的自我报告,他有可能发现了一种更加“真实的”,可以度量婚姻幸福度的方式。
数年之后,这两个心理学家再进行跟进,看看哪几对情侣幸福美满,哪几对已经分开。他们连同之前收集的所有数据一起,将这个信息输入电脑,并让电脑来建立将某些行为及生理机能与长久的幸福关联起来的等式。显现出来的,是在让爱情持久方面引人注意且往往令人讶异的观测报告。他们发现,保持愉快关系的情侣们在交流时会用到很多的“我们”一词,而结果是不愉快的情侣们用的是“我”和“我的”。他们同时发现,当具有一个良好长期前景的伴侣们在争论时,他们总会达成一个比例:五条正面评述相对一条负面评述。“那个时候,人人都沉迷于这样的想法,浪漫的恋爱交往中充满着热情迸发,”莱文森回忆说,“呵,这不是研究发现。情侣们能够冷静下来,缓和情绪,一定程度地降低彼此情绪激发的临界水平,这些方面的能力,才是预测这段婚姻是否会持续下去最重要的因素。”
最初,这两人的手法被认为是危险地有悖传统观念。约翰回忆说,“当鲍勃(Bob)和我还是正在接受任期评估的助理教授时,我们的评委会说,‘瞧,你们几个都疯了。我们都还没有办法来预测单个人的举止行为,我们怎么来预测两个人的行为?你们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批准。’”但当大量令人震惊的强有力的预测开始成为现实时,所有的情况都发生了改变。约翰获得推选以主持美国心理学协会家庭心理学研究组的工作。《纽约时报》简明扼要的描述了其研究发现。在约翰曾经因为爱情而感到无望迷茫的领域里,他开始感觉到,他似乎可以在一家餐馆里偷听到坐在他对面的一对夫妇的交谈,而且有种感觉,他们的离婚可能性相当之大。
朱莉告诉我,“约翰拥有这些卓越的洞察力,但是还没有把它们利用起来。”
与约翰不同,朱莉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是以介入性治疗为中心。因为有一个情绪严重不稳定的母亲,朱莉早早地就开始了给她抚慰。她说,“在中学里,我没有朋友,我有安抚工作要去做。”
她专项研究个人与团体治疗,而非夫妻治疗,但她被她丈夫的研究工作所吸引。她同样了解,大多数寻求个体治疗的人在他们的恋爱交往上亦需要帮助。因为她的离婚经历,她熟知由艰难的爱情造成的极度痛苦。她从那段婚姻中净身而出,除了一条西藏跪毯、一个睡袋和一只猫别无它物。
朱莉记得,在出了西雅图的萨利希海一起划独木舟时对约翰说过,“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用你所知道的东西去帮助情侣们呢?”他们用接下来的一年,以约翰的研究为基础,创建了一套有关良好伴侣关系的主理论。他坐在他的红色椅子里,她坐在一张软垫凳子上。
“哦天呐,我们争论了很多。”朱莉说。
在今年的一段困苦时期里,我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流连闲逛直到夜深,发现自己点击着给人以预示可以将爱情公式化的文章。《维持婚姻15年的15种方式》(15 Ways to Stay Married for 15 Years.)、《10招让您的婚姻牢不可破》(Ten Ways to Make Your Marriage Divorce-Proof.)、《与ISTJ型人约会须知》(Must-Know Guidelines for Dating an ISTJ.)。是的,我已无所顾忌。与很多人一样,我尤其痴迷于《纽约时报》上一则题为《想爱上任何人,那就这么做》(To Fall in Love with Anyone, Do This.)的新闻报道。这篇文章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心理学家阿瑟·艾伦(Arthur Aron)的研究工作为根据,提出了如果随机组成的一对人,彼此向对方提出一组特定的36个私密性渐增的问题,然后静静地互相注视四分钟,情爱关系就可以形成。为艾伦的研究而组对的两个陌生人在现实中最终结婚于六个月之后。似乎证实了爱情是一种可以掌握的技巧,而不是一股难以驾驭往往给人以痛苦的力量。人们狂热于此。这片文章的浏览量超过了8百万。数个星期之内,苹果应用商店公开发行了八款不同的以此为基础的应用软件,其中一款的名称简单明了:“坠入爱河”。
我期待这些诀窍中的一条会让我困惑的爱情生活自行得到解析,然而,一如我对此期待的强烈程度,在内心深处,我不确定爱情能够或者应当被构建以一本手册,就像你组装的来自宜家的某样东西。
然而对我来说,爱情是如此之物,它令我摆脱了这种对于完美的乏味无趣的追求。我们只能有意识地构建极少数我们已可想象得到的东西。当我19岁还生活在比利时的时候,我无意爱上了一个全然不合适的男人,一个33岁穿着白色直筒牛仔裤的德国牧师,他像个70年代情景喜剧中的皮条客,在二十几岁时骑着自行车环游了欧洲。如果有治疗师的帮助,在我设想中的对像绝不可能是他这么个人。这就是为何爱上他这件事情可以令生活如此不同的原因。他狂热不恭,习惯躺在床上看《所罗门之歌》,在神学院实习时,旷工跑去乘火车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城镇。换句话说,完全不同于被动的有着良好规划的,伴我成长的西海岸人。他触动了我内心那些处于休眠状态的品性。当时我在一本日记上写道,为他所爱让我感觉仿佛我的生活范围仅有我心灵大厦里三个逼仄的房间,然后他带着一支手电筒走了进来,拉着我的手带我穿过了密集交错的过道,笑着扯掉了家具上的被单,而我跟在他的后面目瞪口呆。 当然,他那魅惑的与众不同亦痛彻地摧毁了我的渴望,渴望有一个伴侣,令我与他在一起时始终能感觉到自在惬意。他年纪太大,性格太古怪,抽烟抽得太多。我苦恼于将他介绍给我的父母。我当时觉得,按照某种规范来迫使我们的交往产生预期的结果,反而会事与愿违。我们的交往具有可能性只有在如此的情况之下:它是一件有障碍的怪异扭曲的事情,又恰好以构成了我们19岁和33岁时的人生的,同样怪异扭曲的境遇为美好的依托。
在我们设想每个人的生活和每种复杂的爱情都可以被塑造,以符合一种得到科学推论的理想状态时,我们假装看不到眼前的真实现状。且令无法做到向着这种理想状态扭转其境况的人们感到惭愧。著述爱情的哲学家西蒙·梅告诉我,他了解有人在他们无法让他们的交往产生预期结果的时候,因为基本的心理缺陷而受到了责难。“但我们必须把所有有关不幸福爱情的文学著述考虑在内,”他说,“我觉得不单是因为人们有所误解,或者是没有尽到足够的力。”他把爱情称作为一种经常诱发诸如紧张与自责等焦虑情绪的“粗俗的情感”,并且表示,每段爱情都可被操控的假想否定了我们的伴侣们全部的人性,他们自身“不可预知和无法控制的”天性。它们并非像一款FitBit智能手环一样的物件,我们可以为求最高效用而为其编好程序。
随着我对这些爱情章程的幕后工作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发现一些负责任于这门科学的人认为,它持有的明确答案比我们想要去相信的更加之少。这些人中的一个即为阿瑟·艾伦,其工作成果由《纽约时报》在文章《想爱上任何人,那就这么做》中作出了注解的心理学研究者。当我致电他时,他正在工作当中,在加利福尼亚他的第二个家里。在我提及时报上的这则报道时他笑了出来。他说他设计了这36个问题,是用来在一个实验室环境里,在同性别的异性恋陌生人而非爱人之间人工地“建立亲密关系”。他的一个研究生在一些异性取向的异性双对身上也尝试了这种方法,颇为不可思议地,有一对人之间产生了爱情,但实验室没有对其他的人进行跟进。
艾伦在许多其它的试验中也对爱情进行了研究,而他对背景因素如何可以对恋爱交往产生影响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你纵观世间,惟一的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压力,”他说,“如果你很穷,如果你住在犯罪猖獗的街区,任何一段恋爱交往都难以产生良好的结果。这不是我们作为个体可以有许多作为的事情。”
艾伦还指出,关于幸福爱情的许多科学理论是基于一般情况,创立了一个伴侣们可以偏离其很远但仍有可能幸福的标准。拿最近的一项研究作为例子,这项研究声称,理想的结婚年龄在25到34岁之间。这项研究反映出的是一群分散点中的中心突显部分,这群分散点代表了年龄较大与较小的以其自有的方式维持良好关系的伴侣们。有关于此的报告离谱地颠倒了因果关系。这项研究的发起者们揣摩,年纪较轻时结婚的人可能缺少安定,而那些推迟的人或许更加“先天性地难以相处”,都增加了他们的离婚率。这并非意味着固执地在你年近三十岁时结婚会无论如何地改善到你的机缘。然而,我还在新闻网站Vox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标题为《想避免离婚?看看最合适的结婚年龄》(Want to Avoid Divorce? Here’s the Best Age to Get Married.)。
约翰·戈特曼构思了他的试验来允许很多不确定的情况出现,创作了内容非常丰富的方案。但他的研究发现受到了研究目标库的限制,他从中随机挑选出了试验对象和群体,他们来自伊利诺斯、华盛顿、印第安纳和旧金山湾区,带着他们自身的当地特有的习性。“在事物的核心之处存在着这种重要秘密。”另一个心理学家告诉我。
这个心理学家就是罗伯特·莱文森——正是与约翰一起开创其事业的人。我在电话里与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他取得了联系。他与约翰之间的关系依旧密切,莱文森赞扬了约翰对于是什么令婚姻持久延续的“强烈兴趣”。“最终,经过我们的研究之后,他用去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段致力于研究干预方案,这件事情不在意料之外。”莱文森回忆说。
但他并非如此地肯定,他和约翰观察到的幸福伴侣们所表现出的行为举止,可以被转化为应用于家庭中时的模板。他说,“我们实际上不知道是什么让幸福的伴侣们会有那样的行为举止。”是什么让两个人会有87%的时机想要去响应彼此的沟通试图,而将掩藏于自己最不妥协和令人沮丧的意见之下的纤弱愿望全然抛诸了一边,并且如同一支强效的化学镇静剂般一开始就对彼此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他说,这仍然需要科学上的研究来解释。
讲习班的员工肯德拉·汉坦承,她没有在情侣们离开补习班之后进行跟进以获悉这种方法是否让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由戈特曼夫妇进行的两项研究表明,这个方法的确可以让人们逐步提升幸福层次。2000年时,关系已然处于健康状态,且期待有个孩子的夫妇们为授予对象的一项干预方案显示,它帮助他们经受住了在其成为父母时会遇到的困难。还有2013年《家庭治疗杂志》上的一项以80对夫妻为对象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夫妻在参加“爱的艺术与科学”讲习班一年之后,对婚姻的满意度呈持续上升状态。
回到戈特曼方法讲习班,我们500个人周期性的打乱配对进行练习:20分钟练习对彼此表示欣赏,30分钟设法解决一个造成了我们“长期存在的隐患”的严重问题。有要从我们的一套东西里抽出来的提示单。一张主列表上面有100个形容词,在你赞扬你的搭档时可从中作出选择出勇敢、可靠、热情,还有一些当我们在争论中不知所措时可以使用的台词。对不起,我感觉喘不过气,我们可不可以停20分钟?
我带着怀疑而来。然而不到两个小时的练习之后,我发现自己已被情感的潮水淹没。所有的概念绝对抽象得足以在我的交往中找到确切的类似情况。在我识别出形容词列表中我男友特别的美好品质时,我感到一阵的温暖和平静。约翰的实验室研究所推定出的本性,对于支撑用以巩固长久之爱的镇定自若方面的生理机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叫做“爱情地图”的练习,让我思忖我们友谊中的裂隙和填补它们的方法。分歧里的梦想练习,帮助我去了解我的男友在抚养我们未来的孩子的方式上寄予的,成为一个好父亲的希望。 戈特曼夫妇在讲座中,表现出了夫妻间奇特而敏感的相互作用方式,与我在采访中观察到的相同。在一个令人难忘的课时中,他们分角色上演了过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先是处置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如我们所有人都看到的那样,约翰因为朱莉过分担忧他们女儿的健康状况而苛责了她。朱莉萎靡在了讲台之上并且真的哭了。接着他感同身受般地重新开始,从她小时候由于父母的疏忽而感染了脊髓灰质炎这样的个人经历出发,温和地这个问题进行了梳理。我们在看到朱莉面部表情的变化时都吸了口气。突然之间地,改变那些可怕的争吵其发展轨迹,那些感觉似乎正在分裂我们之间伴侣关系的争吵的发展轨迹,似乎存在可能性。我们看到了它的发生。
郑重地声明戈特曼方法完全地改变了他们的恋爱交往,这样的人不难碰到。上个月,我致电了位于英属哥伦比亚南部名为最佳婚姻的数千家应用戈特曼方法进行治疗的夫妻治疗所中的一家,并请求转介于愿意交流的夫妻。数对夫妇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热切地要求接受采访。
还有另外一种讲述约翰和朱莉如何相爱的方式,一种凸显命数发挥其非凡效用的方式。
49岁的邦妮(Bonnie)告诉我,她与他的丈夫布莱恩(Brian),“绝对的一对灾难型夫妻”,正准备要结束他们的婚姻,然而一年以来两周一次的,戈特曼方法中的意见提供“彻底扭转了局面”。50岁的唐纳德(Donald)说他也已经放弃了他与唐娜(Donna)24年的婚姻。状况一直不断,彼此已渐行渐远。
但与来自戈特曼夫妇的术语的偶然交会。“长期存在的薄弱环节”、“沟通习惯”,以及“响应”突然之间赋予了一直是为男女关系全部的,不可言传且神秘的情感漩涡以意义。这让他们感觉到了可以有所作为。唐纳德开始每天下午都给唐娜发送短信:“今天你过得好吗?”在他与一位脾气暴躁的同事有一次不愉快的接触之时,唐娜表达了她对他的钦佩,告诉他她是多么地得意于他对此作出的得体应对。在唐娜因为感冒而打鼾时,她说,“老唐”原来会因为“恼怒烦躁”而惊醒她。替而代之地,他采用了戈特曼夫妇首创的“柔和式起始”,温和地唤醒她,表示对她咽喉痛的关切,之后再在工作之时给她发去信息以感谢她睡去了床铺的另一头。
如果不是通过Skype和他们进行了视频交流,我绝不会了解到这俩人曾经有过挣扎。当他们重新讲述他们如何相遇的故事时,画面中的他们互相依偎,咯咯地笑得像热恋中的高中生一样。
“我们注意到了彼此。”唐娜笑嘻嘻地向唐纳德吐了吐舌头。“她在一个阳台上,”唐纳德回以微笑地说,“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
在修复某些关系的可能性上,相比在公开场合,戈特曼夫妇在私底下的看法要微妙得多。“有些时候,实际上,人们的愿望不相契合,”约翰考虑说,“治疗之所以可能失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感觉到了他们对处于痛苦之中的伴侣们深切的担忧——他们多次问及了我自己的恋爱交往。他们对于爱情存在掌控可能的美好展望,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努力,努力去抚慰身陷令人生畏的复杂状况里的伴侣们。“哪怕你可以给谁一点点有价值的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那也是有帮助的。”朱莉说。
我仍然不太清楚我的恋爱交往接下去会怎么样。不过我带着要试一试戈特曼夫妇的技巧的想法离开了工作室。他们令我想起了小说家和剧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小说《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里的一句话:“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一切皆有可能……即便是在更多的事物是存在于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的这么个世界里,还有你所看到的万象中的秩序,皆在于你自己,犹如迷宫中的一串字符,不致于让你迷失方向。”这门新兴的爱情科学,或许就是日趋巨大与空洞的当代情爱迷宫中的一串字符,相比我们创造发明了超过50000年的,其它所有思考爱情的方式,不会有更多的确凿性——但我们需要这串字符。
参考文献:
[1]LOVE STOR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 Eve Fairbanks.
[2]Viktor Mayer-Schönberger,Big Data[M], John Murray (2013年10月10日)
“(四个版面共计11800字符)”
【关键词】:计算机;大数据;婚姻;家庭
正文:从前,在西雅图的一家Pony Expresso咖啡店里,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开始了对这个绵长而又神秘的事物的体验,这个事物已得到了愈来愈多科学研究,而我们称其为爱情。最初的阶段被称为“盲目的热恋”。这是种让人兴奋纠结,眼神一刻亦不能离开的感觉,这个时候在你的渴望势力面前,仿佛世界停止了转动,时间俯首停顿。这个男性,当时44岁的华盛顿大学心理研究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被这个女人异常浓密的黑色卷发和她的创造力所吸引:她是一个业余的音乐家和画家,且和他一样,她也是个心理学家。这个女性,当时35岁的朱莉·施瓦兹,在《西雅图周刊》上放置了一条得到约翰回应的广告,对被推选为华盛顿大学教职人员停车场里最难看的交通工具——约翰的粗陋的小汽车,和他广泛的好奇心产生了兴趣。他学习物理、数学和历史,口袋里一直装着一本螺旋装订的小笔记本,用来记下来自他同事口中的吸引他的东西。
他们热切地聊着,让人感觉他们彼此似乎已经认识了很长的时间。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他们愈来愈亲近,在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情爱关系的后续阶段里推进着。约翰得知了朱莉在密歇根州逐渐形成的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它迫使朱莉一个人在森林里度过了如此之久的时光,朱莉也了解了约翰的渴望,渴望深入了解地球最深奥的奥秘,例如时间的本质。尽管他们有所畏惧——他们之前都离过婚——但他们还是流露着对于彼此的爱慕。约翰钦佩于朱莉在通过帮助“最不健康中的最不健康人群”——贫民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越战老兵而进行医疗实践时,表现出的勇气。而朱莉赞赏约翰荒诞主义式的幽默感。他们一起划船,一起参加犹太教集会。他们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实现了约翰长久以来的梦想之一。他们在西雅图以北三个小时路程的一个森林小岛上购买了一套住房,实现了朱莉的一个梦想。他们争吵过。他们也参加过婚姻治疗。他们历经了矛盾冲突之后,变得更加地相亲相爱。
在那第一次约会的二十九年之后,约翰·戈特曼和朱莉·施瓦兹站在了西雅图喜来登酒店一个舞厅的黑色舞台上,面对着其他250对的伴侣,年轻的和年老的,异性恋和同性的。他们之间这种夫妻关系上的极度亲密性表露无遗。他们完善彼此的语言,互相逗趣,坦率地谈及了他们的挣扎如何令他们变得更加坚强。朱莉流下了眼泪,约翰搂着朱莉,轻抚着她的头发。台下的人,坐在勾连在一起两两成对的椅子里,向往地看着他们。
我们来看戈特曼夫妇,是因为这一他们用去了刚刚过去的20年来提炼一种带有科学根据的方法,可用以自行建立一个美好的恋爱中的伴侣关系。他们收取每一对人750美元参加一个取名为“爱的艺术与科学”的为期两天的讲习班来对此进行了揭示。“结果看来托尔斯泰是错误的。”约翰在开场讲座上对大家说。“所有幸福的关系都是相似的,所有不幸福的关系也都是相似的…有没有什么诀窍?实证的结果是,没错,有诀窍。”
数十年来,约翰纵向观测了超过3000对的情侣,发现了带有预示性的争吵模式和微妙的举止行为,可以预示一对情侣在数年之后是否会幸福相伴,或者不幸福,或者离婚收尾。他获得了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家庭关系理事会的奖项,并成为了愈来愈多的公众痴迷的对象。他登上了奥普拉的脱口秀和“今日”秀节目。由他合著的一本论著《幸福婚姻七法则》(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获得了《纽约时报》推荐的畅销书名单中。
由于他所作出的预测结果一致性令人称奇,因此他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1992年的一项试验发现,情侣们在谈论他们的交往时,其谈论方式中的某些标志能够以94%的准确性预测哪几对会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在情侣们得以自知之前,几乎是万无一失的区分不良伴侣与健康伴侣关系的方式。但这同时也是科学探索,因此它迎合了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渴望,渴望利用经验数据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走过任何一个报摊,或在网络上搜罗三分钟,你就会发现可以改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经过数据分析的方法可以找到。“这是不是最终的健康食物?”(Is This the Ultimate Healthy Meal?)“有科学根据的迄今为止最佳的锻炼方法。”(The Best Workout Ever, According to Science.)
你或许期待爱情会成为可被数据攻破的最后的前沿阵地。它是人生阅历中的南极地区,富余地滋养着我们的情感海洋,然而某种程度上依然保留着难以捉摸和不为人知的特性。哲学家们为此争执了千年而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定义。诸如艾利希·傅立特(Erich Fried)这样的诗人,捕捉到了它奇特的混合了快乐与痛苦的感知,及其予人的本质上的不可操控感。“劝告说,它是愚蠢的。经验说,它是不可能的。爱情说,它是该这样子。”
我第一次看到戈特曼的研究是在《大西洋月刊》上一篇题为《爱的大师》(Masters of Love)的文章里。它得到了病毒式的扩散。我的朋友把它放在脸书上说:“这是它的实质所在。”最终,爱情在实验室里被驾驭、观察、了解,并被分解成可以全部被我们应用到生活中去的构件。
戈特曼的员工之一肯德拉·汉(Kendra Han)估计,在参加讲课的情侣中,有四分之一是那种自知的如胶似漆的情侣对。他们为了“乐趣和充实提高”而尝试这种课程,而大多数学员是处于“关系危机”状态中。普遍的心理是期望与脆弱的混合状态。“情况已经不妙,”我无意地听到一个女人笑着说,“我老公迟到了。” 当我在距离舞台两排人的座位上观看着戈特曼夫妇时,我也感到了焦虑。我也带着我自己需要解决的情感问题而来。
一些传统的阿拉伯文化认为,当你坠入情网时,你的爱人偷走了你的肝脏。古代的中国人告诉他们的孩子,爱可以拿走你的心。浪漫的爱情,在更加古老的人类文化中,往往是某种隐晦的东西。它包括了实实在在的魂不守舍,那种解体的感觉。它使我们的行为失去理性,在我们的生活这块灵巧的编织物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引诱我们穿过它进入一片恐怖地带。“你们听闻了很多上当受骗的故事。”以民间故事里的爱情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威廉·杨科维亚克(William Jankowiak)告诉我。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的人类历史上,婚姻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库次(Stephanie Coontz)写道,人们认为一生的相伴“太过重要”,重要到不能以爱情为依托。婚姻是一纸买卖合同。家人们用它来获得土地,来创造其后人可以倚赖的遗产。爱情抵触这些类型的合乎情理的考虑。
在十八世纪的西方,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改变。雇佣劳动力的兴起,使年轻人得以摆脱了家庭的约束,并且赋予了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来决定结婚对象。启蒙运动令选择自由成为了一种时尚。词语“单身女性”出现,算是相对于恋爱中的幸福女人而言的一种伤感形象。
约翰开始感觉到,他似乎可以在一家餐馆里偷听到坐在他对面的一对夫妇的交谈,而且有种感觉,他们的离婚可能性相当之大。
以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中有关爱情的信仰的发展为研究内容的英国哲学家西蒙·梅(Simon May)表示,自从基督教信仰的退隐而相对主义的兴盛以来,我们在寻找爱情上寄予了更多的重要性。“人类的爱情,”他在其具有权威性的论著《爱情:一部历史》(Love: A History)中写道,“被普遍地赋予了使命,去实现曾经被认为是只有神圣之爱才能实现的事情:成为给予我们价值与幸福,以及超越痛苦与失望之力量的最终源泉。”我们习惯于在为了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而作出的投身中 ,或者在我们对一位仁心永具的牧师的信任里寻找的根基,我们如今从个体,变幻莫测的人类身上寻找着。
在我了解了梅的,爱情“如今是西方世界里未经宣告的信仰”的理论之后,我开始看到这个理论的依据无处不在。“当你开始认真对待它的时候……(爱情是)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唯一的足够崇高的意向。”美国作家苏·蒙克·基德(Sue Monk Kidd)在她的成名作《蜜蜂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Bees)中写道。在葬礼上,我们颂扬已故之人其爱的方式,赞此为其人生具有意义的最终体现。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其令同性恋婚姻得到全国性法律认可的裁决中,将婚姻视作了人类其它所有不可或缺的快乐,从“表达”到“精神生活”,其最终的源泉。同时,脸书现任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忠告年轻的女性们,她们对于一个伴侣的选择,是她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在梅看来,我们不再像旧时的文化一样,视爱情为“最鲜有的例外”,“而是在我们几乎所有对其心持信念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些期待令人心醉神迷,不足为奇地,科学家们要迅速地投入以试图救助我们。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们开始生成图表来试图预测什么样的爱情婚姻会持续终生。你可以以你自己的个性特征为例——对缝纫妇女会有兴趣么?把它们划分出来与你男友的形成对照,以预测你们匹配的幸福度与稳定性。
在《预测婚姻中的成功与失败》(Predicting Success or Failure in Marriage)一书中由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创建的这些图表中的第一批里的一张,借鉴了有关罪犯是否会在出狱之后再度犯罪的研究中的可变因素。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离婚率的增长,社会心理学家们陷入了困惑。认识到婚姻幸福明显晦涩难解的特性,然而又乐观于科学可以对其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他们开发了大量的创新型技术,来研究是什么东西造就了婚姻的成功或失败。他们让情侣们写下对于彼此憎恨或喜爱的每一件事情,其次研究这一对人随后一起坐在一张沙发上时的亲密程度。他们甚至让情侣之间产生争执,让他们就假期出游如何将行李装车而进行讨论,同时各人转动实验室桌子下面的刻度盘,对其伴侣的所起到的帮助和作用作出评估。有一项研究表明,一起去做新奇事情的情侣们,其恋爱进展地更加顺利。另一项研究显示,曾经被认为是恋爱中一个不成熟标志的激情,可以起到协同作用以创造极具深度的亲密性。就我们的幸福而言,考虑到我们的恋爱伴侣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调查研究开始表明,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相比正确的饮食或是拒绝吸烟,对于长期的健康更加具有预示性。加拿大渥太华夫妻与家庭研究所的休·约翰逊(Sue Johnson)告诉我,她感觉似乎“身处20世纪于人类而言最激动人心的革命之中。”
“想象一下,证实所有诗人和哲学家们在很久以前就是错误的!”她说,“最终,我们可以了解爱情的意义,而且竟然可以慎重地来塑造它。”
最近的一天下午,戈特曼夫妇在他们西雅图市中心的办公室里和我见了面,谈及了约翰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们如何将其转化成了戈特曼方法。朱莉穿着一件青绿色衬衣,戴着大大的耳环,她厚厚的黑色卷发间夹杂着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般的一缕白发。个子较小,有着鹰钩鼻的约翰,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一圈白发上面是一顶圆顶小帽。他随身携带着他无时不在的螺旋便笺本。
约翰开始说,“在我们结婚两年之后,我想离开这里去芝加哥,在那里接份工作。可朱莉觉得芝加哥太萧条,于是我们到了那个纸板棚里。”
朱莉快速地打断了他。她说,“喂,那还是迟后一点的事情,这里的真实情况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孩子抚养支持小组,记得么?”
“哦,是的,我忘这事了。”约翰依从地说。 近距离的看到戈特曼夫妇之间的交流最初让人担忧。多数的夫妻在他们身处公共场合之时,会让无休止的口角、调谐、白眼和乐观自信的悄悄话等构成两人之间亲密性的行为有所收敛。戈特曼夫妇不是的。你坐在他们的对面,一张会议桌的旁边,会觉得仿佛是撞见了他们钻进被子里,一起讨论问题的解决。他们交换着持续不断的颇具意味的眼神。他们互相打断对方的说话,或者说多数是朱莉打断约翰,纠正他的举止和回忆,约翰接受。他们使用夫妻疗法中的语言(“界线!”当约翰开始说到他的前妻时,朱莉提醒约翰)。他们坦率地谈及了他们交往中深切的情感伤害。他们还相互依偎。约翰搂着朱莉,她蜷进他的怀里,还互相皱着鼻子。我在场时,朱莉哭了两次,一次是在讲述约翰有段时间让她觉得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时,还有一次是当约翰说她是“上天对我祈祷的回应”。
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时学习心理学时遇到一个名叫罗伯特·莱文森(Robert Levenson)的心理学家时,他的事业开始迅速发展。每个人原来都恰好可为他人提供需要。莱文森正在通过测试人们受到击震之后的心率和汗腺活动,研究他们对压力会产生怎么样的不同反应中,显著的差异性。通过与约翰合作,他说他终于觉得,比起施行电击,他似乎正在致力于某些更具个人关联性和情感丰富性的事情。同时,通过与莱文森联手,约翰认为,相比人们在调查中的自我报告,他有可能发现了一种更加“真实的”,可以度量婚姻幸福度的方式。
数年之后,这两个心理学家再进行跟进,看看哪几对情侣幸福美满,哪几对已经分开。他们连同之前收集的所有数据一起,将这个信息输入电脑,并让电脑来建立将某些行为及生理机能与长久的幸福关联起来的等式。显现出来的,是在让爱情持久方面引人注意且往往令人讶异的观测报告。他们发现,保持愉快关系的情侣们在交流时会用到很多的“我们”一词,而结果是不愉快的情侣们用的是“我”和“我的”。他们同时发现,当具有一个良好长期前景的伴侣们在争论时,他们总会达成一个比例:五条正面评述相对一条负面评述。“那个时候,人人都沉迷于这样的想法,浪漫的恋爱交往中充满着热情迸发,”莱文森回忆说,“呵,这不是研究发现。情侣们能够冷静下来,缓和情绪,一定程度地降低彼此情绪激发的临界水平,这些方面的能力,才是预测这段婚姻是否会持续下去最重要的因素。”
最初,这两人的手法被认为是危险地有悖传统观念。约翰回忆说,“当鲍勃(Bob)和我还是正在接受任期评估的助理教授时,我们的评委会说,‘瞧,你们几个都疯了。我们都还没有办法来预测单个人的举止行为,我们怎么来预测两个人的行为?你们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批准。’”但当大量令人震惊的强有力的预测开始成为现实时,所有的情况都发生了改变。约翰获得推选以主持美国心理学协会家庭心理学研究组的工作。《纽约时报》简明扼要的描述了其研究发现。在约翰曾经因为爱情而感到无望迷茫的领域里,他开始感觉到,他似乎可以在一家餐馆里偷听到坐在他对面的一对夫妇的交谈,而且有种感觉,他们的离婚可能性相当之大。
朱莉告诉我,“约翰拥有这些卓越的洞察力,但是还没有把它们利用起来。”
与约翰不同,朱莉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是以介入性治疗为中心。因为有一个情绪严重不稳定的母亲,朱莉早早地就开始了给她抚慰。她说,“在中学里,我没有朋友,我有安抚工作要去做。”
她专项研究个人与团体治疗,而非夫妻治疗,但她被她丈夫的研究工作所吸引。她同样了解,大多数寻求个体治疗的人在他们的恋爱交往上亦需要帮助。因为她的离婚经历,她熟知由艰难的爱情造成的极度痛苦。她从那段婚姻中净身而出,除了一条西藏跪毯、一个睡袋和一只猫别无它物。
朱莉记得,在出了西雅图的萨利希海一起划独木舟时对约翰说过,“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用你所知道的东西去帮助情侣们呢?”他们用接下来的一年,以约翰的研究为基础,创建了一套有关良好伴侣关系的主理论。他坐在他的红色椅子里,她坐在一张软垫凳子上。
“哦天呐,我们争论了很多。”朱莉说。
在今年的一段困苦时期里,我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流连闲逛直到夜深,发现自己点击着给人以预示可以将爱情公式化的文章。《维持婚姻15年的15种方式》(15 Ways to Stay Married for 15 Years.)、《10招让您的婚姻牢不可破》(Ten Ways to Make Your Marriage Divorce-Proof.)、《与ISTJ型人约会须知》(Must-Know Guidelines for Dating an ISTJ.)。是的,我已无所顾忌。与很多人一样,我尤其痴迷于《纽约时报》上一则题为《想爱上任何人,那就这么做》(To Fall in Love with Anyone, Do This.)的新闻报道。这篇文章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心理学家阿瑟·艾伦(Arthur Aron)的研究工作为根据,提出了如果随机组成的一对人,彼此向对方提出一组特定的36个私密性渐增的问题,然后静静地互相注视四分钟,情爱关系就可以形成。为艾伦的研究而组对的两个陌生人在现实中最终结婚于六个月之后。似乎证实了爱情是一种可以掌握的技巧,而不是一股难以驾驭往往给人以痛苦的力量。人们狂热于此。这片文章的浏览量超过了8百万。数个星期之内,苹果应用商店公开发行了八款不同的以此为基础的应用软件,其中一款的名称简单明了:“坠入爱河”。
我期待这些诀窍中的一条会让我困惑的爱情生活自行得到解析,然而,一如我对此期待的强烈程度,在内心深处,我不确定爱情能够或者应当被构建以一本手册,就像你组装的来自宜家的某样东西。
然而对我来说,爱情是如此之物,它令我摆脱了这种对于完美的乏味无趣的追求。我们只能有意识地构建极少数我们已可想象得到的东西。当我19岁还生活在比利时的时候,我无意爱上了一个全然不合适的男人,一个33岁穿着白色直筒牛仔裤的德国牧师,他像个70年代情景喜剧中的皮条客,在二十几岁时骑着自行车环游了欧洲。如果有治疗师的帮助,在我设想中的对像绝不可能是他这么个人。这就是为何爱上他这件事情可以令生活如此不同的原因。他狂热不恭,习惯躺在床上看《所罗门之歌》,在神学院实习时,旷工跑去乘火车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城镇。换句话说,完全不同于被动的有着良好规划的,伴我成长的西海岸人。他触动了我内心那些处于休眠状态的品性。当时我在一本日记上写道,为他所爱让我感觉仿佛我的生活范围仅有我心灵大厦里三个逼仄的房间,然后他带着一支手电筒走了进来,拉着我的手带我穿过了密集交错的过道,笑着扯掉了家具上的被单,而我跟在他的后面目瞪口呆。 当然,他那魅惑的与众不同亦痛彻地摧毁了我的渴望,渴望有一个伴侣,令我与他在一起时始终能感觉到自在惬意。他年纪太大,性格太古怪,抽烟抽得太多。我苦恼于将他介绍给我的父母。我当时觉得,按照某种规范来迫使我们的交往产生预期的结果,反而会事与愿违。我们的交往具有可能性只有在如此的情况之下:它是一件有障碍的怪异扭曲的事情,又恰好以构成了我们19岁和33岁时的人生的,同样怪异扭曲的境遇为美好的依托。
在我们设想每个人的生活和每种复杂的爱情都可以被塑造,以符合一种得到科学推论的理想状态时,我们假装看不到眼前的真实现状。且令无法做到向着这种理想状态扭转其境况的人们感到惭愧。著述爱情的哲学家西蒙·梅告诉我,他了解有人在他们无法让他们的交往产生预期结果的时候,因为基本的心理缺陷而受到了责难。“但我们必须把所有有关不幸福爱情的文学著述考虑在内,”他说,“我觉得不单是因为人们有所误解,或者是没有尽到足够的力。”他把爱情称作为一种经常诱发诸如紧张与自责等焦虑情绪的“粗俗的情感”,并且表示,每段爱情都可被操控的假想否定了我们的伴侣们全部的人性,他们自身“不可预知和无法控制的”天性。它们并非像一款FitBit智能手环一样的物件,我们可以为求最高效用而为其编好程序。
随着我对这些爱情章程的幕后工作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发现一些负责任于这门科学的人认为,它持有的明确答案比我们想要去相信的更加之少。这些人中的一个即为阿瑟·艾伦,其工作成果由《纽约时报》在文章《想爱上任何人,那就这么做》中作出了注解的心理学研究者。当我致电他时,他正在工作当中,在加利福尼亚他的第二个家里。在我提及时报上的这则报道时他笑了出来。他说他设计了这36个问题,是用来在一个实验室环境里,在同性别的异性恋陌生人而非爱人之间人工地“建立亲密关系”。他的一个研究生在一些异性取向的异性双对身上也尝试了这种方法,颇为不可思议地,有一对人之间产生了爱情,但实验室没有对其他的人进行跟进。
艾伦在许多其它的试验中也对爱情进行了研究,而他对背景因素如何可以对恋爱交往产生影响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你纵观世间,惟一的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压力,”他说,“如果你很穷,如果你住在犯罪猖獗的街区,任何一段恋爱交往都难以产生良好的结果。这不是我们作为个体可以有许多作为的事情。”
艾伦还指出,关于幸福爱情的许多科学理论是基于一般情况,创立了一个伴侣们可以偏离其很远但仍有可能幸福的标准。拿最近的一项研究作为例子,这项研究声称,理想的结婚年龄在25到34岁之间。这项研究反映出的是一群分散点中的中心突显部分,这群分散点代表了年龄较大与较小的以其自有的方式维持良好关系的伴侣们。有关于此的报告离谱地颠倒了因果关系。这项研究的发起者们揣摩,年纪较轻时结婚的人可能缺少安定,而那些推迟的人或许更加“先天性地难以相处”,都增加了他们的离婚率。这并非意味着固执地在你年近三十岁时结婚会无论如何地改善到你的机缘。然而,我还在新闻网站Vox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标题为《想避免离婚?看看最合适的结婚年龄》(Want to Avoid Divorce? Here’s the Best Age to Get Married.)。
约翰·戈特曼构思了他的试验来允许很多不确定的情况出现,创作了内容非常丰富的方案。但他的研究发现受到了研究目标库的限制,他从中随机挑选出了试验对象和群体,他们来自伊利诺斯、华盛顿、印第安纳和旧金山湾区,带着他们自身的当地特有的习性。“在事物的核心之处存在着这种重要秘密。”另一个心理学家告诉我。
这个心理学家就是罗伯特·莱文森——正是与约翰一起开创其事业的人。我在电话里与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他取得了联系。他与约翰之间的关系依旧密切,莱文森赞扬了约翰对于是什么令婚姻持久延续的“强烈兴趣”。“最终,经过我们的研究之后,他用去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段致力于研究干预方案,这件事情不在意料之外。”莱文森回忆说。
但他并非如此地肯定,他和约翰观察到的幸福伴侣们所表现出的行为举止,可以被转化为应用于家庭中时的模板。他说,“我们实际上不知道是什么让幸福的伴侣们会有那样的行为举止。”是什么让两个人会有87%的时机想要去响应彼此的沟通试图,而将掩藏于自己最不妥协和令人沮丧的意见之下的纤弱愿望全然抛诸了一边,并且如同一支强效的化学镇静剂般一开始就对彼此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他说,这仍然需要科学上的研究来解释。
讲习班的员工肯德拉·汉坦承,她没有在情侣们离开补习班之后进行跟进以获悉这种方法是否让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由戈特曼夫妇进行的两项研究表明,这个方法的确可以让人们逐步提升幸福层次。2000年时,关系已然处于健康状态,且期待有个孩子的夫妇们为授予对象的一项干预方案显示,它帮助他们经受住了在其成为父母时会遇到的困难。还有2013年《家庭治疗杂志》上的一项以80对夫妻为对象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夫妻在参加“爱的艺术与科学”讲习班一年之后,对婚姻的满意度呈持续上升状态。
回到戈特曼方法讲习班,我们500个人周期性的打乱配对进行练习:20分钟练习对彼此表示欣赏,30分钟设法解决一个造成了我们“长期存在的隐患”的严重问题。有要从我们的一套东西里抽出来的提示单。一张主列表上面有100个形容词,在你赞扬你的搭档时可从中作出选择出勇敢、可靠、热情,还有一些当我们在争论中不知所措时可以使用的台词。对不起,我感觉喘不过气,我们可不可以停20分钟?
我带着怀疑而来。然而不到两个小时的练习之后,我发现自己已被情感的潮水淹没。所有的概念绝对抽象得足以在我的交往中找到确切的类似情况。在我识别出形容词列表中我男友特别的美好品质时,我感到一阵的温暖和平静。约翰的实验室研究所推定出的本性,对于支撑用以巩固长久之爱的镇定自若方面的生理机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叫做“爱情地图”的练习,让我思忖我们友谊中的裂隙和填补它们的方法。分歧里的梦想练习,帮助我去了解我的男友在抚养我们未来的孩子的方式上寄予的,成为一个好父亲的希望。 戈特曼夫妇在讲座中,表现出了夫妻间奇特而敏感的相互作用方式,与我在采访中观察到的相同。在一个令人难忘的课时中,他们分角色上演了过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先是处置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如我们所有人都看到的那样,约翰因为朱莉过分担忧他们女儿的健康状况而苛责了她。朱莉萎靡在了讲台之上并且真的哭了。接着他感同身受般地重新开始,从她小时候由于父母的疏忽而感染了脊髓灰质炎这样的个人经历出发,温和地这个问题进行了梳理。我们在看到朱莉面部表情的变化时都吸了口气。突然之间地,改变那些可怕的争吵其发展轨迹,那些感觉似乎正在分裂我们之间伴侣关系的争吵的发展轨迹,似乎存在可能性。我们看到了它的发生。
郑重地声明戈特曼方法完全地改变了他们的恋爱交往,这样的人不难碰到。上个月,我致电了位于英属哥伦比亚南部名为最佳婚姻的数千家应用戈特曼方法进行治疗的夫妻治疗所中的一家,并请求转介于愿意交流的夫妻。数对夫妇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热切地要求接受采访。
还有另外一种讲述约翰和朱莉如何相爱的方式,一种凸显命数发挥其非凡效用的方式。
49岁的邦妮(Bonnie)告诉我,她与他的丈夫布莱恩(Brian),“绝对的一对灾难型夫妻”,正准备要结束他们的婚姻,然而一年以来两周一次的,戈特曼方法中的意见提供“彻底扭转了局面”。50岁的唐纳德(Donald)说他也已经放弃了他与唐娜(Donna)24年的婚姻。状况一直不断,彼此已渐行渐远。
但与来自戈特曼夫妇的术语的偶然交会。“长期存在的薄弱环节”、“沟通习惯”,以及“响应”突然之间赋予了一直是为男女关系全部的,不可言传且神秘的情感漩涡以意义。这让他们感觉到了可以有所作为。唐纳德开始每天下午都给唐娜发送短信:“今天你过得好吗?”在他与一位脾气暴躁的同事有一次不愉快的接触之时,唐娜表达了她对他的钦佩,告诉他她是多么地得意于他对此作出的得体应对。在唐娜因为感冒而打鼾时,她说,“老唐”原来会因为“恼怒烦躁”而惊醒她。替而代之地,他采用了戈特曼夫妇首创的“柔和式起始”,温和地唤醒她,表示对她咽喉痛的关切,之后再在工作之时给她发去信息以感谢她睡去了床铺的另一头。
如果不是通过Skype和他们进行了视频交流,我绝不会了解到这俩人曾经有过挣扎。当他们重新讲述他们如何相遇的故事时,画面中的他们互相依偎,咯咯地笑得像热恋中的高中生一样。
“我们注意到了彼此。”唐娜笑嘻嘻地向唐纳德吐了吐舌头。“她在一个阳台上,”唐纳德回以微笑地说,“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
在修复某些关系的可能性上,相比在公开场合,戈特曼夫妇在私底下的看法要微妙得多。“有些时候,实际上,人们的愿望不相契合,”约翰考虑说,“治疗之所以可能失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感觉到了他们对处于痛苦之中的伴侣们深切的担忧——他们多次问及了我自己的恋爱交往。他们对于爱情存在掌控可能的美好展望,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努力,努力去抚慰身陷令人生畏的复杂状况里的伴侣们。“哪怕你可以给谁一点点有价值的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那也是有帮助的。”朱莉说。
我仍然不太清楚我的恋爱交往接下去会怎么样。不过我带着要试一试戈特曼夫妇的技巧的想法离开了工作室。他们令我想起了小说家和剧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小说《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里的一句话:“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一切皆有可能……即便是在更多的事物是存在于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的这么个世界里,还有你所看到的万象中的秩序,皆在于你自己,犹如迷宫中的一串字符,不致于让你迷失方向。”这门新兴的爱情科学,或许就是日趋巨大与空洞的当代情爱迷宫中的一串字符,相比我们创造发明了超过50000年的,其它所有思考爱情的方式,不会有更多的确凿性——但我们需要这串字符。
参考文献:
[1]LOVE STOR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 Eve Fairbanks.
[2]Viktor Mayer-Schönberger,Big Data[M], John Murray (2013年10月10日)
“(四个版面共计11800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