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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是毁灭性武器，也正因如此，它又是最安全的武器。中国要的是生存的权力，不是战争，因此，她必须拿到这件终极武器。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得好：“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的，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叶剑英元帅和张爱萍上将都是十分重视发展“两弹一星”的革命家、军事家。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他们的每次交往，大都直接或间接与“两弹一星”有关，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两弹一星”。可以这样说，“两弹一星”事业，把叶剑英与张爱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连续三次受命为核试验爆炸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身陷囹圄后，叶剑英为张爱萍夫人李又兰转信、捎话给周恩来，后来还在李又兰的求助信上批示：“请才千同志阅，拟同意。”
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子弹、导弹、火箭等新式武器的不断出现，极大地改变着战争的样式和进程，这就给世界各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为适应这一新形势，1955年，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搞“两弹”的决策，开会研究原子弹和导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并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但在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叶剑英态度鲜明，极力支持并赞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主张搞“两弹”，并逐步用之于加强部队装备和训练。此后，叶剑英就“两弹”和人造卫星研制、发射等问题多次配合聂荣臻，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作指示、批示，并就有关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报告。
1960年3月18日，周恩来批准，国防部任命，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负责“两弹一星”发射基地的组织领导工作。
1965年5月中旬，作为第三次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组织爆炸试验成功，心情是十分激动的。他连续三次受命为现场总指挥。核爆炸连续三次成功。这对国家来说，其胜利和影响是空前的。但这一切，到1966年10月27日就戛然而止了。当张爱萍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现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张爱萍的心在作痛：“想到第一发成功时，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都落泪了。为什么同志间一下子变得如此冷漠呢？”
随之而来是5年的监禁与非人折磨。
张爱萍含冤入狱，儿女们也无辜受到牵连。在哈尔滨“军工大”上学的大儿子张翔，在张爱萍被抓走之后，正等着毕业分配，就被关进监狱。一关就是一年半，出狱后被监视劳动改造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北京。在广州军区当兵被评为所在军标兵的二儿子张胜，也因为老子的关系，被开除现役遣送回家。老三张品在延边农村插队，因当地政府把他当成盲流而拒绝接受，所以户口未转成，就回京在一家工厂干活。女儿小艾在父亲被抓走后，就被赶到山西下乡插队去了。因患慢性病，也回到了北京。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时摔死在蒙古尔汗的沙丘上。林彪集团垮台，使得“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矛盾一下子尖锐了起来。既然林彪是反党反毛泽东的，那被林彪整倒的干部应该算是什么呢？平反的要求获得了道义的支持。
仍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的周恩来，成了众多被冤屈的人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救星。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及其子女想给他写信申述冤情。张胜回忆说：“像我们这样戴罪之人，又怎样才能与最高层沟通呢？我们想到叶帅。林彪垮台后，叶帅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张爱萍子女写好申述信后，通过王震转交给叶剑英。
一直重视、关注和支持“两弹一星”事业的叶剑英，对于张爱萍为发展“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很清楚和关心的，对于张爱萍遭受折磨是很痛心的。所以他接到李又兰写的申述信后立即转交周恩来，并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情况告诉他。
1972年3月31日，周恩来在这封申述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4月，张爱萍获准会见了亲人。由于囚室潮湿，张爱萍的关节炎愈来愈严重，经常是疼得无法入睡。在他获准会见亲人后几天，就被转到阜外医院接受关节炎的治疗。
一天下午，张爱萍双腿疼痛难忍，摔倒在水泥地上，左股颈骨骨折。阜外医院把这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立即送张爱萍到301医院治疗。经过两次手术，近半年的金属牵引，均告失败。只能依靠双拐练习行走。这期间不准家属探视。
李又兰心急如焚，再三要求，直到张爱萍动完手术实施牵引了，才获准去探视一次。可是她一人探视，竟有11人跟着监视。并且，专案组明确告诉她：什么时间让你来，再通知你。
又是遥遥无期！李又兰怎么能放得下心呢？这同在监狱里有什么区别呢？她又给叶剑英写了封信，要求允许她和孩子们经常去医院探视、照顾。
叶剑英在接到李又兰的求助信后，立即批示：“请才千同志阅，拟同意。”
“才千”是不久前调来的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他接到信后当即批道：“请遵照叶副主席批示办。”但专案组把李又兰要求的“经常”定为“两周一次”，而且每次探视，依旧有人监视。并限制时间，还不时地审问。
李又兰想到经受了5年监禁之苦，又长期卧床难起的张爱萍，实在需要亲人的爱抚和照顾了，便又写了一封求助信。张才千看到李又兰的求助信，当即批示：“今后家属探视可不限制次数，专案组也不要派人去陪同。”从此，病床前的禁锢解除了，家里人可以天天陪伴他了。
二、叶剑英对张爱萍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后就坠毁了。”“还是你来抓科委的工作吧。”
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对张爱萍的监护。年底，张爱萍出院了，不过腋下多了拐杖。经过精心治疗，张爱萍的腿伤有了明显的好转。1974年国庆，张爱萍在国庆招待会“亮相”。过后不久，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将军就专门设宴为张爱萍接风洗尘，动员张爱萍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席间，宋时轮说：“我听叶帅讲了，军委已决定让你出来工作。我明天就向他要你。”
果然，之后的第三天，已经78岁高龄、正处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忙碌之中的叶剑英，亲自到张爱萍的临时住所京西宾馆看望他。张爱萍不胜感动。叶剑英询问了张爱萍治腿的情况后说：“宋时轮想要你到军科去，我们想让你回国防科委，你愿意到哪里去？”
张爱萍说：“我的腿还在治疗中，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我暂时还是不工作为好。”
叶剑英说：“不单是因为腿的缘故吧？我知道这几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但又有什么法子呢？贺老总不是被他们整死了吗？彭老总被他们整得多惨啊！林秃子（指林彪）要不是自我暴露，他造成的灾难还要大。你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现在成什么样子了？”稍停片刻又说：“还是出来工作吧。我们考虑，国防科委更需要你。现在那里很乱，你们原来制订的计划基本上都没实现。国防科委管两摊儿，地方这摊儿，七机部和二机部，他们管不了，乱得很。”
张爱萍说：“我去了也干不好……”
最后，叶剑英说：“你再考虑考虑吧。如果腿还没有完全好，上半天班也行，或者一天待两个小时也行嘛！”
一个月后，即11月6日，叶剑英邀请张爱萍去西山住处，仍然是谈出来工作的问题。
叶剑英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后就坠毁了。”
张爱萍问：“什么原因？”
“说是一根导线没有接好。”
“胡闹，真是胡闹！”
此时，叶剑英已接替周恩来担任负责“两弹一星”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颗卫星是10月22日叶剑英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射的。发射的失利，作为中央专委会主任的他，无异于打了一次败仗。他问张爱萍：“还记得当年你搞的规划吧？”
张爱萍回答：“原计划是1969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记得，1965年10月，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论证完成，除发射东方红卫星外，还应具备发射一系列科学探测卫星和应用卫星的能力。
叶剑英说：“还是你来抓科委工作吧。小平同志也认为你最适合，尽快把这一摊抓起来。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张爱萍许久没有说话，没有拒绝，也没有表示同意，但整个思绪沉浸在叶剑英焦急而又深沉的话语中了。
叶剑英说：“军委已决定，并同陶鲁笳谈了，你任国防科委主任，陶鲁笳改任政委，同时恢复你副总长职务。”张爱萍没有再拒绝。
因为交谈中谈及了前不久（10月）被毛泽东提议任命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张爱萍就去看望了临时住在西山的邓小平。在同邓小平的交谈中，张爱萍讲了叶剑英动员他出来工作的事，邓小平说：“人家让你工作就工作嘛，工作总比不工作好。”
之后，张爱萍特地向叶剑英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叶剑英高兴地说：“这才是你张爱萍。”叶剑英还说：“给你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卫星送上天。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
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后，并没有到科委机关去上班，而是直接到了研制生产导弹的专业部——七机部蹲点。他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与会者反映，整个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他们对张爱萍说：您1965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两年了，连影儿还没有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判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唯生产力论”、“为错误路线服务”，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
张爱萍听了，提了两个问题：关键性的卡脖子环节在哪个单位？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答案是，都在七机部所属的230厂。
张爱萍说：“好，就拿230厂开刀。”第三天，张爱萍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他后来被人戏称为“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张爱萍说：“我才不去纠缠那些乌七八糟的历史呢！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给我恢复生产。以前怎么样我不管，谁要是再捣乱，就给我撵出去！革命，革命，喊什么？不把武器拿出来，不为国家出力，看着苏修美帝讹诈我们，这种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嘛！”“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张爱萍在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整顿，得到了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有力支持。
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洲际导弹）和东风4号（另一型号的洲际导弹）方案论证会。张爱萍意味深长地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时间抢回来。”
会议根据张爱萍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1977年就拿出东5、东4；1978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
之后，张爱萍又同钱学森等磋商论证，确定把实现这个目标，作为正式方案向中专委、中央军委、党中央汇报。
5月19日，张爱萍与陶鲁笳、汪洋、钱学森、马捷等国防科委领导人，来到军委办公驻地，向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陈锡联等汇报关于国防科委及七机部等有关情况。
邓小平问：“听说爱萍去七机部还有大字报？”
张爱萍回答：“不光有赶走我的大字报，还有攻击我们的匿名信哪！”
邓小平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有错误，这不要紧，做工作没有错误不可能，错了就改嘛！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我和叶帅负责……”说着，看了看坐在他旁边的叶剑英。
叶剑英说：“我完全同意。我们支持你们的工作，军委的同志都支持你们的工作。”
邓小平又问张爱萍：“你还在七机部吧？没有被撵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辫子。”接着把脸转向大家：“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姑娘，就是辫子多。”
钱学森汇报了前不久形成的国防科研、试验规划，特别强调1977年拿出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的任务，以及1978、1980年所实现的目标。
军委领导一致赞成。叶剑英、邓小平在充分肯定了他们工作和成绩后，又分别作了指示。
随后，张爱萍和国防委科委其他领导进行了简单的计划和分工后，先后在各个单位进行深入广泛的动员。在每一个动员大会上，张爱萍都结合叶剑英、邓小平的指示，再三强调：热衷于搞这派、那派、占山为王的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科技队伍，绝不准许资产阶级派性在这支队伍里生根、发展和膨胀。我们只有一个派——共产党派，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人多人少，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官大官小，都不允许继续抱着资产阶级派性这个僵尸。在“七一”之前，都必须转过来，回到我们共同参加的这个派中来。这个派就是共产党派，也可以称作“七一派”。
在每次会上，张爱萍都特别强调1977年前拿出洲际导弹任务的事情。一时间，在七机部“要做七一派，不当两面派”成了大家的口头禅；“抢时间，为1977年的任务而奋斗”成了群众的行动目标。
1975年11月，病中的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后，中央政治局组成“帮促小组”对支持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张爱萍进行批评帮助。不过，当时中央组织“帮促小组”批判张爱萍时，还只是这场运动的前奏。“帮促小组”成员大部分同志只是根据上边的指示，落实毛泽东的批示，就事论事地说上一遍。因此，张爱萍的心思和精力仍然放在他的既定目标上。在那段时间里，张爱萍常常是上午接受“帮促”，下午即到卫星发射指挥室了解前沿阵地的情况；白天接受“帮促”、写“检查”，就夜间与前沿阵地通话。
11月26日，张爱萍上报中央专委后下命令发射重约1800公斤的代号为“尖兵”的返回式卫星，29日胜利返回地面。“尖兵”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这项高科技的国家。
但是，倾注了张爱萍大量心血的“尖兵”的成功，并未使批判张爱萍的制造者感动，相反为他们倾注了批判的激情。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总政治部主任、人所共知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咬牙切齿：“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一时间，新闻媒体纷纷响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刮愈大，愈演愈烈。张爱萍在国防科委被批判得无法工作，而且病倒了，住进了301医院。301医院立即上报中央军委。叶剑英当晚即打电话询问张爱萍的病情，同时告诉他说：“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着气，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之后，叶剑英又给301医院下达了三条指示：1、对张爱萍的病要好好治疗、精心护理；2、不允许外人进医院干扰他的治疗；3、没有我的批准，张不能离开医院，一定要安心养病。
这些，无疑是叶剑英对他的真诚关爱和特殊保护，使他躲过了一劫。
三、叶剑英请张爱萍再次出山时谈话的话题，重点是洲际导弹
张爱萍出狱后遭受的这场沉重打击，使他的既定目标夭折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人民寄予厚望的邓小平又被打倒，国家就像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一样，正在剧烈的动荡中。谁有回天之力呢？怎样才能扶大厦于将倾呢？他深深地思考着。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对张爱萍的批判才宣告结束。在监牢囚室、破房闲宅及招待所辗转、漂泊了10年的张爱萍全家，终于在1977年春节前夕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扫地出门的那个家。
1977年3月9日，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才3天，便请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动员张爱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张爱萍未置可否，说：“代我谢谢他，不是他保护，我可能熬不到今天。”徐立清连续三次登门诚请张爱萍出山，均为张爱萍谢绝。
求才心切的叶剑英又把张爱萍请到了西山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怎么了你，反反复复地请你都不干，这么不支持我的工作！”
张爱萍说：“不是我不支持您的工作，是这个单位的领导现状让我无法工作，加上我的心脏不太好。”
“怎么个不好法？”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连续批判，给批‘劈’了。”
“劈了”就是裂开的意思。叶剑英为张爱萍的调侃带着心痛和辛酸笑了：“我了解你，只要你想干，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指当时国防科委的领导——笔者）的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最近就清查他，让他回地方去。中央也准备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拨乱反正，还是很需要把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好好地整顿一下的，抓紧建设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接着，叶剑英谈了国际形势和国防现代化问题。他说：“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我们落后已经不止一二十年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没有核反击能力，就不能拥有和平。”
叶剑英还说，“还是老话，75年谈的你还记得吧？因为‘文革’，尖兵2号拖了6年，就是因为这个才让你回的国防科委。本来两弹结合作洲际飞行，70年代中期就应该实现的。”
当叶剑英说到为了发展我国的洲际道弹，需要张爱萍出来工作时，张爱萍便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叶剑英笑了，这次笑得很满意、欣慰和开心，又说出了15个月前的那句话：“这才是你张爱萍，我知道你会出山的，你有什么要求吗？”
张爱萍想了一下说：“回科委工作，需要给我配个好政委。”
叶剑英说：“你挑吧，你挑谁给谁。”
张爱萍回到了家里，把叶剑英与他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李又兰及子女们。他们问：“要你什么时候上任？”张爱萍说：“当然是越快越好喽。叶帅追着屁股打。”
1977年9月16日，经华国锋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恢复了张爱萍副总谋长的职务，兼任国防科委主任。
张爱萍的长子、原第二炮兵副司令员张翔将军回忆说：“1977年3月叶剑英请张爱萍再次出山时谈话的话题，重点是洲际导弹。”
洲际导弹到底为何如此重要？张翔说：“没有洲际导弹，我们的原子弹无法打到当时对我国安全威胁最大的敌国——前苏联的要害地区。因此，尽管我国原子弹在1964年就已爆炸成功，但在70年代的中苏对抗中，我国在战略上仍处于劣势。表面上看双方都有核武器，又是百万大军相互对峙，势均力敌。但在核打击能力上，我们只能够得上苏联的亚洲目标，而我国所有的城市和战略目标，都在对方的核打击范围内，战略态势对我十分不利。”张翔还特别说到：“我看一个采访航天专家王永志的节目，王永志说他们听过传达，洲际导弹搞不出来，毛主席睡不着觉。”
张翔认为，叶剑英执意请张爱萍出山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一触即发的国际形势压力。他说：“叶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又担负着主持军委工作的重任，系国家安危于一身。他对战略核武器，尤其是洲际导弹在两军对抗，在扭转我被动战略态势上举足轻重的作用，看得非常清楚。同时，他对父亲的为人，以及在国防科技事业上的领导能力也了如指掌。所以，他坚持父亲必须再次出山，尽快拿出制敌命脉的洲际核导弹武器。”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叶剑英的判断与决策：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掉过头向西，洲际导弹覆盖的就是莫斯科。这意味着，苏联在中国边境上部署的百万大军已失去了战略价值。不出所料，不到两年，勃列日涅夫即在塔什干发表公开讲话，主动向中国示好。随后，中苏的国家关系逐步回归正常轨道。
张翔说：“两弹一星，邓小平一语中的，拿到了它，中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国。随着中国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海域的降落，80年代初，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战略格局形成了。”
四、叶剑英极力支持由张爱萍建议、中央批准的“718”工程
早在1965年我国第二次核武器试验成功之后，决定洲际导弹上马时，张爱萍就向当时的中央专委主任周恩来提出了研制远洋测量船的建议。在这一年召开的第十三、十四次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要求国防科委进一步研究提出方案，张爱萍即组织总参有关部门及二、四、六、七机部研究并由六机部、中国科学院、西北导弹试验基地等单位论证。当时，钱学森就这样说过：“我国的原子弹已爆炸成功，导弹技术也取得了突破，下一步就该向洲际导弹技术进军了。但是，我们的国土东西南北纵横最多只有5500公里，而洲际导弹的射程要在10000公里左右，我们要搞洲际导弹，就要有海上测量船。”中央专委在讨论时，有领导同志提出，你们的这个方案有把握吗？张爱萍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我们当初对第一颗原子弹的预测是在1964年，它果然不就炸响了吗？周恩来听完后说，中央批准了。
后来，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的初期，张爱萍就陷入冤狱之中了。直到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才确定了这一科研尖端项目，故称为“718”工程。远洋测量船是集高、精、尖测量通讯技术于一体，具有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海上航天测控城”。当时承接这一工程的单位的领导、专家一度信心百倍、竭尽全力地投入工作。但是，“文革大革命”的动乱致使一些领导和专家们惨遭迫害，有些承接单位陷入瘫痪状态，“718”工程犹如雾海巨浪上的扁舟，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
“文革”进行了7个年头的1972年4月一个下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北京西山小会议厅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讨论“718”工程是否上马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海军副司令员、“718”工程领导小组的周希汉等。张爱萍因还未获“解放”没有参加。
叶剑英坐在长条会议桌的顶头，想着即将研究的问题，不禁有些愤懑。美国有“阿诺德将军”号和“艾登堡将军”号，苏联有“德斯纳”号和“加加林”号，他们依靠这些远洋测量船在公海频繁地进行洲际导弹试验。而我国，从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决定研制远洋测量船到如今，快8年了，计划仍停留在纸上，甚至“上”与“下”还扯不清。
叶剑英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与会者都到齐后，他首先说：“周总理决定由我主持这次军委办公会议，专门讨论一下远洋测量船……现在，我们首先请钱学森同志介绍关于造船的必要性。”
在叶剑英和与会者目光的注视下，钱学森从专家的角度汇报说：“远程洲际导弹射程远，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导弹试验，前面虽然已经进行了多次高弹道和低弹道短射程的飞行试验，但如果不经过全射程试验，是不足以完全检验它们的技术性能的，我们的导弹必须搞全程试验，没有远洋测量船是无法进行的。”
坐在与叶剑英对立位置——长条桌另一头的张春桥持对立的态度，没待钱学森讲完，突然插话说：“我对造船的说过，我是大陆派。”
叶剑英压下对张春桥插话产生的怒火，对钱学森的汇报表示赞许。钱学森继续汇报道：“搞全程试验这是导弹的必由之路。……我们的导弹需要船，我们的国家也需要这样的船！”
李先念接过话头，挥了一下手说：“远洋测量船的问题，不是讲下马，而是要研究一下，要不要这么多，要不要这么快？”
独臂将军余秋里站起来说：“我们计委的意见还是上。尽管国家经济有困难，但还有这个财力。”
也是独臂将军的彭绍辉也站起来语带双关地说：“我也是一只胳膊，我们总参的意见是支持的。”
张春桥又说：“我们一出航，美帝、苏修跟着跑怎么办？”
肖劲光回答说：“我们有护航舰队！”
张春桥心生一计又说：“测量船要搞，放在上海是不是很合适？上海任务太重了，船，我看就不要在上海造了吧。”随后话锋一转，“我还在想，是不是要搞这个工程？”
这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叶剑英。叶剑英走到墙上挂着的巨幅世界地图前，向钱学森问清了洲际导弹的降落海域后，严肃而激动地说：“从总理批准到如今，快8年了！难道还要再来一个‘抗战’不成！……中国正年轻，此时不造，更待何时！”
叶剑英走到周希汉面前说：“周希汉！你挺起腰杆干！过去李作鹏当工程领导组长，没干过一件实事，他垮台了，你挺起腰杆抓这件事，不要弹出来了，船还没有出来！”
最后，会议决定测量船队的研制工作要坚持下去，并将第一期工程的规模调整为5个型号6艘船，大部分仍在上海地区建造。后来考虑到试验海区落点测量方案的变化以及保证在航率，又增加了6艘船。
叶剑英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使中国的远洋测量船在乱世中顽强艰难地萌生了胚胎！
1973年3月张爱萍复出以后很重视远洋测量船的研制工作，但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刮愈大，愈刮愈烈，张爱萍再次被打倒，远洋测量船的研制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扰。
1977年9月，张爱萍再次复出之后，把研制洲际导弹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中央专委批准洲际导弹1980年发射。
当时，洲际导弹已先后进行了陆上低弹道、高弹道和卫星弹道三种成功试验，导弹的各部件正在测试之中，只待远洋测量船建造成功，便可安装投入全程定型试验。而远洋测量船，其船体刚刚完备，也已下水，但船上的一切测控设备正在研制之中，有的重要部件甚至还杳无踪影。
为了尽快把远洋测量船建造出来，1977年9月21日，张爱萍在上海召集了与远洋测量船有关的各单位——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国家30多个部委、总局、中国科学院以及二十几个省市的近150代表，共商攻堡妙计。
上午，张爱萍亲自率领与会代表参观“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建造基地——江南造船厂，在听了该船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说：“远洋测量船是国防尖端项目，是全国大力协作的产物。党中央要求我们要有准备打仗的思想。我们的战略导弹就是一弹要打到敌人心脏地方去。”他还强调说：“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允许将远点测量地球站建在别国土地上，所以要把远望（远洋测量船的船名）号船建好，质量搞上去。武器质量不好是要死人的！必须要贯彻质量第一的思想，不合格的产品我们不验收。”
在下午的开幕式大会上，张爱萍又作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的洲际导弹能不能按期全程试验，测量船是关键。现在离党中央给我们的时限，不到三年了。大家说怎么办？”在充分调动起与会者的警觉与智慧后，他郑重宣布：“1979年12月31日24时前，各系统必须完成东5洲际导弹发射的一切准备。谁超了这个时限，对不起，我们只好学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张爱萍对东风5号洲际导弹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几次详尽具体的检查，确认万事俱备后，于1980年3月9日，以他和国防科委政委李耀文的名义发布了《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动员令》，国防科委政治部发出《关于580政治工作指示》，同时报请中央专委批准。确定1980年5月18日进行东风5号洲际导弹第1发全程飞行试验。
4月20日，驶向南太平洋的以“远望”号领首的远洋测量船混合编队出发时，已经83岁高龄的叶剑英，与张爱萍等亲临上海黄埔江码头送行。当完成这次试验驶向南太平洋的远洋测量船混合编队胜利归来时，正在上海的叶剑英特意赶到吴淞口欢迎。他高兴地与编队的人员合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战胜酷热、台风、巨浪，胜利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祝贺你们！”之后，他又邀请编队负责人到他的住地详细汇报情况。他说，“这是第一次出去，很成功，海军有很大的发展，要好好总结经验，把它作为今后海军建设的宝贵财富。”
主要参考文献：
1、东方鹤著：《张爱萍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5月版。
3、范硕等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4、张廷栋著：《叶剑英的伟大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
5、张晓蕾：《张爱萍：“两弹一星”大会战的领导者》，载《中华英才》2010年第24期。
6、《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3月版。
叶剑英元帅和张爱萍上将都是十分重视发展“两弹一星”的革命家、军事家。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他们的每次交往，大都直接或间接与“两弹一星”有关，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两弹一星”。可以这样说，“两弹一星”事业，把叶剑英与张爱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连续三次受命为核试验爆炸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身陷囹圄后，叶剑英为张爱萍夫人李又兰转信、捎话给周恩来，后来还在李又兰的求助信上批示：“请才千同志阅，拟同意。”
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子弹、导弹、火箭等新式武器的不断出现，极大地改变着战争的样式和进程，这就给世界各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为适应这一新形势，1955年，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搞“两弹”的决策，开会研究原子弹和导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并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但在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叶剑英态度鲜明，极力支持并赞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主张搞“两弹”，并逐步用之于加强部队装备和训练。此后，叶剑英就“两弹”和人造卫星研制、发射等问题多次配合聂荣臻，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作指示、批示，并就有关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报告。
1960年3月18日，周恩来批准，国防部任命，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负责“两弹一星”发射基地的组织领导工作。
1965年5月中旬，作为第三次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组织爆炸试验成功，心情是十分激动的。他连续三次受命为现场总指挥。核爆炸连续三次成功。这对国家来说，其胜利和影响是空前的。但这一切，到1966年10月27日就戛然而止了。当张爱萍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现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张爱萍的心在作痛：“想到第一发成功时，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都落泪了。为什么同志间一下子变得如此冷漠呢？”
随之而来是5年的监禁与非人折磨。
张爱萍含冤入狱，儿女们也无辜受到牵连。在哈尔滨“军工大”上学的大儿子张翔，在张爱萍被抓走之后，正等着毕业分配，就被关进监狱。一关就是一年半，出狱后被监视劳动改造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北京。在广州军区当兵被评为所在军标兵的二儿子张胜，也因为老子的关系，被开除现役遣送回家。老三张品在延边农村插队，因当地政府把他当成盲流而拒绝接受，所以户口未转成，就回京在一家工厂干活。女儿小艾在父亲被抓走后，就被赶到山西下乡插队去了。因患慢性病，也回到了北京。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时摔死在蒙古尔汗的沙丘上。林彪集团垮台，使得“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矛盾一下子尖锐了起来。既然林彪是反党反毛泽东的，那被林彪整倒的干部应该算是什么呢？平反的要求获得了道义的支持。
仍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的周恩来，成了众多被冤屈的人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救星。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及其子女想给他写信申述冤情。张胜回忆说：“像我们这样戴罪之人，又怎样才能与最高层沟通呢？我们想到叶帅。林彪垮台后，叶帅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张爱萍子女写好申述信后，通过王震转交给叶剑英。
一直重视、关注和支持“两弹一星”事业的叶剑英，对于张爱萍为发展“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很清楚和关心的，对于张爱萍遭受折磨是很痛心的。所以他接到李又兰写的申述信后立即转交周恩来，并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情况告诉他。
1972年3月31日，周恩来在这封申述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4月，张爱萍获准会见了亲人。由于囚室潮湿，张爱萍的关节炎愈来愈严重，经常是疼得无法入睡。在他获准会见亲人后几天，就被转到阜外医院接受关节炎的治疗。
一天下午，张爱萍双腿疼痛难忍，摔倒在水泥地上，左股颈骨骨折。阜外医院把这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立即送张爱萍到301医院治疗。经过两次手术，近半年的金属牵引，均告失败。只能依靠双拐练习行走。这期间不准家属探视。
李又兰心急如焚，再三要求，直到张爱萍动完手术实施牵引了，才获准去探视一次。可是她一人探视，竟有11人跟着监视。并且，专案组明确告诉她：什么时间让你来，再通知你。
又是遥遥无期！李又兰怎么能放得下心呢？这同在监狱里有什么区别呢？她又给叶剑英写了封信，要求允许她和孩子们经常去医院探视、照顾。
叶剑英在接到李又兰的求助信后，立即批示：“请才千同志阅，拟同意。”
“才千”是不久前调来的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他接到信后当即批道：“请遵照叶副主席批示办。”但专案组把李又兰要求的“经常”定为“两周一次”，而且每次探视，依旧有人监视。并限制时间，还不时地审问。
李又兰想到经受了5年监禁之苦，又长期卧床难起的张爱萍，实在需要亲人的爱抚和照顾了，便又写了一封求助信。张才千看到李又兰的求助信，当即批示：“今后家属探视可不限制次数，专案组也不要派人去陪同。”从此，病床前的禁锢解除了，家里人可以天天陪伴他了。
二、叶剑英对张爱萍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后就坠毁了。”“还是你来抓科委的工作吧。”
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对张爱萍的监护。年底，张爱萍出院了，不过腋下多了拐杖。经过精心治疗，张爱萍的腿伤有了明显的好转。1974年国庆，张爱萍在国庆招待会“亮相”。过后不久，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将军就专门设宴为张爱萍接风洗尘，动员张爱萍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席间，宋时轮说：“我听叶帅讲了，军委已决定让你出来工作。我明天就向他要你。”
果然，之后的第三天，已经78岁高龄、正处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忙碌之中的叶剑英，亲自到张爱萍的临时住所京西宾馆看望他。张爱萍不胜感动。叶剑英询问了张爱萍治腿的情况后说：“宋时轮想要你到军科去，我们想让你回国防科委，你愿意到哪里去？”
张爱萍说：“我的腿还在治疗中，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我暂时还是不工作为好。”
叶剑英说：“不单是因为腿的缘故吧？我知道这几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但又有什么法子呢？贺老总不是被他们整死了吗？彭老总被他们整得多惨啊！林秃子（指林彪）要不是自我暴露，他造成的灾难还要大。你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现在成什么样子了？”稍停片刻又说：“还是出来工作吧。我们考虑，国防科委更需要你。现在那里很乱，你们原来制订的计划基本上都没实现。国防科委管两摊儿，地方这摊儿，七机部和二机部，他们管不了，乱得很。”
张爱萍说：“我去了也干不好……”
最后，叶剑英说：“你再考虑考虑吧。如果腿还没有完全好，上半天班也行，或者一天待两个小时也行嘛！”
一个月后，即11月6日，叶剑英邀请张爱萍去西山住处，仍然是谈出来工作的问题。
叶剑英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后就坠毁了。”
张爱萍问：“什么原因？”
“说是一根导线没有接好。”
“胡闹，真是胡闹！”
此时，叶剑英已接替周恩来担任负责“两弹一星”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颗卫星是10月22日叶剑英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射的。发射的失利，作为中央专委会主任的他，无异于打了一次败仗。他问张爱萍：“还记得当年你搞的规划吧？”
张爱萍回答：“原计划是1969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记得，1965年10月，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论证完成，除发射东方红卫星外，还应具备发射一系列科学探测卫星和应用卫星的能力。
叶剑英说：“还是你来抓科委工作吧。小平同志也认为你最适合，尽快把这一摊抓起来。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张爱萍许久没有说话，没有拒绝，也没有表示同意，但整个思绪沉浸在叶剑英焦急而又深沉的话语中了。
叶剑英说：“军委已决定，并同陶鲁笳谈了，你任国防科委主任，陶鲁笳改任政委，同时恢复你副总长职务。”张爱萍没有再拒绝。
因为交谈中谈及了前不久（10月）被毛泽东提议任命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张爱萍就去看望了临时住在西山的邓小平。在同邓小平的交谈中，张爱萍讲了叶剑英动员他出来工作的事，邓小平说：“人家让你工作就工作嘛，工作总比不工作好。”
之后，张爱萍特地向叶剑英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叶剑英高兴地说：“这才是你张爱萍。”叶剑英还说：“给你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卫星送上天。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
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后，并没有到科委机关去上班，而是直接到了研制生产导弹的专业部——七机部蹲点。他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与会者反映，整个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他们对张爱萍说：您1965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两年了，连影儿还没有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判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唯生产力论”、“为错误路线服务”，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
张爱萍听了，提了两个问题：关键性的卡脖子环节在哪个单位？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答案是，都在七机部所属的230厂。
张爱萍说：“好，就拿230厂开刀。”第三天，张爱萍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他后来被人戏称为“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张爱萍说：“我才不去纠缠那些乌七八糟的历史呢！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给我恢复生产。以前怎么样我不管，谁要是再捣乱，就给我撵出去！革命，革命，喊什么？不把武器拿出来，不为国家出力，看着苏修美帝讹诈我们，这种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嘛！”“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张爱萍在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整顿，得到了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有力支持。
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洲际导弹）和东风4号（另一型号的洲际导弹）方案论证会。张爱萍意味深长地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时间抢回来。”
会议根据张爱萍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1977年就拿出东5、东4；1978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
之后，张爱萍又同钱学森等磋商论证，确定把实现这个目标，作为正式方案向中专委、中央军委、党中央汇报。
5月19日，张爱萍与陶鲁笳、汪洋、钱学森、马捷等国防科委领导人，来到军委办公驻地，向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陈锡联等汇报关于国防科委及七机部等有关情况。
邓小平问：“听说爱萍去七机部还有大字报？”
张爱萍回答：“不光有赶走我的大字报，还有攻击我们的匿名信哪！”
邓小平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有错误，这不要紧，做工作没有错误不可能，错了就改嘛！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我和叶帅负责……”说着，看了看坐在他旁边的叶剑英。
叶剑英说：“我完全同意。我们支持你们的工作，军委的同志都支持你们的工作。”
邓小平又问张爱萍：“你还在七机部吧？没有被撵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辫子。”接着把脸转向大家：“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姑娘，就是辫子多。”
钱学森汇报了前不久形成的国防科研、试验规划，特别强调1977年拿出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的任务，以及1978、1980年所实现的目标。
军委领导一致赞成。叶剑英、邓小平在充分肯定了他们工作和成绩后，又分别作了指示。
随后，张爱萍和国防委科委其他领导进行了简单的计划和分工后，先后在各个单位进行深入广泛的动员。在每一个动员大会上，张爱萍都结合叶剑英、邓小平的指示，再三强调：热衷于搞这派、那派、占山为王的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科技队伍，绝不准许资产阶级派性在这支队伍里生根、发展和膨胀。我们只有一个派——共产党派，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人多人少，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官大官小，都不允许继续抱着资产阶级派性这个僵尸。在“七一”之前，都必须转过来，回到我们共同参加的这个派中来。这个派就是共产党派，也可以称作“七一派”。
在每次会上，张爱萍都特别强调1977年前拿出洲际导弹任务的事情。一时间，在七机部“要做七一派，不当两面派”成了大家的口头禅；“抢时间，为1977年的任务而奋斗”成了群众的行动目标。
1975年11月，病中的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后，中央政治局组成“帮促小组”对支持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张爱萍进行批评帮助。不过，当时中央组织“帮促小组”批判张爱萍时，还只是这场运动的前奏。“帮促小组”成员大部分同志只是根据上边的指示，落实毛泽东的批示，就事论事地说上一遍。因此，张爱萍的心思和精力仍然放在他的既定目标上。在那段时间里，张爱萍常常是上午接受“帮促”，下午即到卫星发射指挥室了解前沿阵地的情况；白天接受“帮促”、写“检查”，就夜间与前沿阵地通话。
11月26日，张爱萍上报中央专委后下命令发射重约1800公斤的代号为“尖兵”的返回式卫星，29日胜利返回地面。“尖兵”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这项高科技的国家。
但是，倾注了张爱萍大量心血的“尖兵”的成功，并未使批判张爱萍的制造者感动，相反为他们倾注了批判的激情。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总政治部主任、人所共知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咬牙切齿：“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一时间，新闻媒体纷纷响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刮愈大，愈演愈烈。张爱萍在国防科委被批判得无法工作，而且病倒了，住进了301医院。301医院立即上报中央军委。叶剑英当晚即打电话询问张爱萍的病情，同时告诉他说：“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着气，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之后，叶剑英又给301医院下达了三条指示：1、对张爱萍的病要好好治疗、精心护理；2、不允许外人进医院干扰他的治疗；3、没有我的批准，张不能离开医院，一定要安心养病。
这些，无疑是叶剑英对他的真诚关爱和特殊保护，使他躲过了一劫。
三、叶剑英请张爱萍再次出山时谈话的话题，重点是洲际导弹
张爱萍出狱后遭受的这场沉重打击，使他的既定目标夭折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人民寄予厚望的邓小平又被打倒，国家就像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一样，正在剧烈的动荡中。谁有回天之力呢？怎样才能扶大厦于将倾呢？他深深地思考着。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对张爱萍的批判才宣告结束。在监牢囚室、破房闲宅及招待所辗转、漂泊了10年的张爱萍全家，终于在1977年春节前夕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扫地出门的那个家。
1977年3月9日，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才3天，便请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动员张爱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张爱萍未置可否，说：“代我谢谢他，不是他保护，我可能熬不到今天。”徐立清连续三次登门诚请张爱萍出山，均为张爱萍谢绝。
求才心切的叶剑英又把张爱萍请到了西山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怎么了你，反反复复地请你都不干，这么不支持我的工作！”
张爱萍说：“不是我不支持您的工作，是这个单位的领导现状让我无法工作，加上我的心脏不太好。”
“怎么个不好法？”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连续批判，给批‘劈’了。”
“劈了”就是裂开的意思。叶剑英为张爱萍的调侃带着心痛和辛酸笑了：“我了解你，只要你想干，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指当时国防科委的领导——笔者）的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最近就清查他，让他回地方去。中央也准备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拨乱反正，还是很需要把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好好地整顿一下的，抓紧建设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接着，叶剑英谈了国际形势和国防现代化问题。他说：“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我们落后已经不止一二十年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没有核反击能力，就不能拥有和平。”
叶剑英还说，“还是老话，75年谈的你还记得吧？因为‘文革’，尖兵2号拖了6年，就是因为这个才让你回的国防科委。本来两弹结合作洲际飞行，70年代中期就应该实现的。”
当叶剑英说到为了发展我国的洲际道弹，需要张爱萍出来工作时，张爱萍便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叶剑英笑了，这次笑得很满意、欣慰和开心，又说出了15个月前的那句话：“这才是你张爱萍，我知道你会出山的，你有什么要求吗？”
张爱萍想了一下说：“回科委工作，需要给我配个好政委。”
叶剑英说：“你挑吧，你挑谁给谁。”
张爱萍回到了家里，把叶剑英与他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李又兰及子女们。他们问：“要你什么时候上任？”张爱萍说：“当然是越快越好喽。叶帅追着屁股打。”
1977年9月16日，经华国锋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恢复了张爱萍副总谋长的职务，兼任国防科委主任。
张爱萍的长子、原第二炮兵副司令员张翔将军回忆说：“1977年3月叶剑英请张爱萍再次出山时谈话的话题，重点是洲际导弹。”
洲际导弹到底为何如此重要？张翔说：“没有洲际导弹，我们的原子弹无法打到当时对我国安全威胁最大的敌国——前苏联的要害地区。因此，尽管我国原子弹在1964年就已爆炸成功，但在70年代的中苏对抗中，我国在战略上仍处于劣势。表面上看双方都有核武器，又是百万大军相互对峙，势均力敌。但在核打击能力上，我们只能够得上苏联的亚洲目标，而我国所有的城市和战略目标，都在对方的核打击范围内，战略态势对我十分不利。”张翔还特别说到：“我看一个采访航天专家王永志的节目，王永志说他们听过传达，洲际导弹搞不出来，毛主席睡不着觉。”
张翔认为，叶剑英执意请张爱萍出山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一触即发的国际形势压力。他说：“叶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又担负着主持军委工作的重任，系国家安危于一身。他对战略核武器，尤其是洲际导弹在两军对抗，在扭转我被动战略态势上举足轻重的作用，看得非常清楚。同时，他对父亲的为人，以及在国防科技事业上的领导能力也了如指掌。所以，他坚持父亲必须再次出山，尽快拿出制敌命脉的洲际核导弹武器。”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叶剑英的判断与决策：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掉过头向西，洲际导弹覆盖的就是莫斯科。这意味着，苏联在中国边境上部署的百万大军已失去了战略价值。不出所料，不到两年，勃列日涅夫即在塔什干发表公开讲话，主动向中国示好。随后，中苏的国家关系逐步回归正常轨道。
张翔说：“两弹一星，邓小平一语中的，拿到了它，中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国。随着中国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海域的降落，80年代初，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战略格局形成了。”
四、叶剑英极力支持由张爱萍建议、中央批准的“718”工程
早在1965年我国第二次核武器试验成功之后，决定洲际导弹上马时，张爱萍就向当时的中央专委主任周恩来提出了研制远洋测量船的建议。在这一年召开的第十三、十四次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要求国防科委进一步研究提出方案，张爱萍即组织总参有关部门及二、四、六、七机部研究并由六机部、中国科学院、西北导弹试验基地等单位论证。当时，钱学森就这样说过：“我国的原子弹已爆炸成功，导弹技术也取得了突破，下一步就该向洲际导弹技术进军了。但是，我们的国土东西南北纵横最多只有5500公里，而洲际导弹的射程要在10000公里左右，我们要搞洲际导弹，就要有海上测量船。”中央专委在讨论时，有领导同志提出，你们的这个方案有把握吗？张爱萍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我们当初对第一颗原子弹的预测是在1964年，它果然不就炸响了吗？周恩来听完后说，中央批准了。
后来，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的初期，张爱萍就陷入冤狱之中了。直到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才确定了这一科研尖端项目，故称为“718”工程。远洋测量船是集高、精、尖测量通讯技术于一体，具有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海上航天测控城”。当时承接这一工程的单位的领导、专家一度信心百倍、竭尽全力地投入工作。但是，“文革大革命”的动乱致使一些领导和专家们惨遭迫害，有些承接单位陷入瘫痪状态，“718”工程犹如雾海巨浪上的扁舟，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
“文革”进行了7个年头的1972年4月一个下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北京西山小会议厅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讨论“718”工程是否上马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海军副司令员、“718”工程领导小组的周希汉等。张爱萍因还未获“解放”没有参加。
叶剑英坐在长条会议桌的顶头，想着即将研究的问题，不禁有些愤懑。美国有“阿诺德将军”号和“艾登堡将军”号，苏联有“德斯纳”号和“加加林”号，他们依靠这些远洋测量船在公海频繁地进行洲际导弹试验。而我国，从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决定研制远洋测量船到如今，快8年了，计划仍停留在纸上，甚至“上”与“下”还扯不清。
叶剑英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与会者都到齐后，他首先说：“周总理决定由我主持这次军委办公会议，专门讨论一下远洋测量船……现在，我们首先请钱学森同志介绍关于造船的必要性。”
在叶剑英和与会者目光的注视下，钱学森从专家的角度汇报说：“远程洲际导弹射程远，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导弹试验，前面虽然已经进行了多次高弹道和低弹道短射程的飞行试验，但如果不经过全射程试验，是不足以完全检验它们的技术性能的，我们的导弹必须搞全程试验，没有远洋测量船是无法进行的。”
坐在与叶剑英对立位置——长条桌另一头的张春桥持对立的态度，没待钱学森讲完，突然插话说：“我对造船的说过，我是大陆派。”
叶剑英压下对张春桥插话产生的怒火，对钱学森的汇报表示赞许。钱学森继续汇报道：“搞全程试验这是导弹的必由之路。……我们的导弹需要船，我们的国家也需要这样的船！”
李先念接过话头，挥了一下手说：“远洋测量船的问题，不是讲下马，而是要研究一下，要不要这么多，要不要这么快？”
独臂将军余秋里站起来说：“我们计委的意见还是上。尽管国家经济有困难，但还有这个财力。”
也是独臂将军的彭绍辉也站起来语带双关地说：“我也是一只胳膊，我们总参的意见是支持的。”
张春桥又说：“我们一出航，美帝、苏修跟着跑怎么办？”
肖劲光回答说：“我们有护航舰队！”
张春桥心生一计又说：“测量船要搞，放在上海是不是很合适？上海任务太重了，船，我看就不要在上海造了吧。”随后话锋一转，“我还在想，是不是要搞这个工程？”
这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叶剑英。叶剑英走到墙上挂着的巨幅世界地图前，向钱学森问清了洲际导弹的降落海域后，严肃而激动地说：“从总理批准到如今，快8年了！难道还要再来一个‘抗战’不成！……中国正年轻，此时不造，更待何时！”
叶剑英走到周希汉面前说：“周希汉！你挺起腰杆干！过去李作鹏当工程领导组长，没干过一件实事，他垮台了，你挺起腰杆抓这件事，不要弹出来了，船还没有出来！”
最后，会议决定测量船队的研制工作要坚持下去，并将第一期工程的规模调整为5个型号6艘船，大部分仍在上海地区建造。后来考虑到试验海区落点测量方案的变化以及保证在航率，又增加了6艘船。
叶剑英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使中国的远洋测量船在乱世中顽强艰难地萌生了胚胎！
1973年3月张爱萍复出以后很重视远洋测量船的研制工作，但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刮愈大，愈刮愈烈，张爱萍再次被打倒，远洋测量船的研制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扰。
1977年9月，张爱萍再次复出之后，把研制洲际导弹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中央专委批准洲际导弹1980年发射。
当时，洲际导弹已先后进行了陆上低弹道、高弹道和卫星弹道三种成功试验，导弹的各部件正在测试之中，只待远洋测量船建造成功，便可安装投入全程定型试验。而远洋测量船，其船体刚刚完备，也已下水，但船上的一切测控设备正在研制之中，有的重要部件甚至还杳无踪影。
为了尽快把远洋测量船建造出来，1977年9月21日，张爱萍在上海召集了与远洋测量船有关的各单位——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国家30多个部委、总局、中国科学院以及二十几个省市的近150代表，共商攻堡妙计。
上午，张爱萍亲自率领与会代表参观“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建造基地——江南造船厂，在听了该船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说：“远洋测量船是国防尖端项目，是全国大力协作的产物。党中央要求我们要有准备打仗的思想。我们的战略导弹就是一弹要打到敌人心脏地方去。”他还强调说：“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允许将远点测量地球站建在别国土地上，所以要把远望（远洋测量船的船名）号船建好，质量搞上去。武器质量不好是要死人的！必须要贯彻质量第一的思想，不合格的产品我们不验收。”
在下午的开幕式大会上，张爱萍又作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的洲际导弹能不能按期全程试验，测量船是关键。现在离党中央给我们的时限，不到三年了。大家说怎么办？”在充分调动起与会者的警觉与智慧后，他郑重宣布：“1979年12月31日24时前，各系统必须完成东5洲际导弹发射的一切准备。谁超了这个时限，对不起，我们只好学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张爱萍对东风5号洲际导弹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几次详尽具体的检查，确认万事俱备后，于1980年3月9日，以他和国防科委政委李耀文的名义发布了《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动员令》，国防科委政治部发出《关于580政治工作指示》，同时报请中央专委批准。确定1980年5月18日进行东风5号洲际导弹第1发全程飞行试验。
4月20日，驶向南太平洋的以“远望”号领首的远洋测量船混合编队出发时，已经83岁高龄的叶剑英，与张爱萍等亲临上海黄埔江码头送行。当完成这次试验驶向南太平洋的远洋测量船混合编队胜利归来时，正在上海的叶剑英特意赶到吴淞口欢迎。他高兴地与编队的人员合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战胜酷热、台风、巨浪，胜利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祝贺你们！”之后，他又邀请编队负责人到他的住地详细汇报情况。他说，“这是第一次出去，很成功，海军有很大的发展，要好好总结经验，把它作为今后海军建设的宝贵财富。”
主要参考文献：
1、东方鹤著：《张爱萍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5月版。
3、范硕等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4、张廷栋著：《叶剑英的伟大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
5、张晓蕾：《张爱萍：“两弹一星”大会战的领导者》，载《中华英才》2010年第24期。
6、《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