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两岸学者初次遇见居然是在美国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长期处在对立状态，学界也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两岸近代史学界的交流，最初始于1987年蒋经国的“解严”。当时两岸学者的交流既不是在台湾，也不是在内地，而是在美国。
那是在1982年，还是在台湾“解严”之前，美国学者邀请两岸各自组团，参加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亚洲研究年会”有关辛亥革命的专场学术讨论会，因为两岸都尊崇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所以那时也就这个话题还可以将两岸学者聚在一起。大陆学者由著名历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带队，台湾学者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带队，有意思的是，两岸的带队人都是当时两岸有关各自执政党历史研究的最高主管。
因为彼此不了解，据说两岸学者行前都有内部讨论，对于会议期间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预案。会议开始时，两岸学者都比较严肃谨慎，除了学术讨论，基本没有其他交往，但是等到会议结束时，情况就有了变化，双方也有了一些学术之外的往来和话题，毕竟大家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而且都好吃中国菜，都能喝点也愿意喝点中国白酒。
当然，双方的学术观点还是有许多不同，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大陆学者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台湾学者则定义为全民革命，围绕这个话题，大家有许多的争论。两岸学术的交往便是这样起步的，或许当年那些两岸学术交流的先行者也不会想到，二三十年之后，两岸学术交流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广度和深度。
分歧归分歧，朋友归朋友
90年代初，两岸关系刚出现破冰的趋势，很多配套政策包括思想还没跟上，所以当学者到对方所在地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往往面临着一些具体的“考验”。
张海鹏是最早由官方正式批准去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的大陆学者之一，早在1992年5月就到台湾参加“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期间的经历颇为周折。不过，到了台湾后张海鹏发现，两岸虽然隔绝许多年，初次见面并不觉得隔膜，言谈礼节、行事作风，处处能感受到彼此同根同源。起初可能抱有的某种敌意，随即烟消云散了。分歧归分歧，朋友归朋友。两岸一家亲，算是切身体会到了。
在台期间，接待方专门安排张海鹏一行人到海基会拜访了副秘书长陈荣杰。寒暄过后，陈荣杰忽然问张海鹏：“张先生，你是共产党员吗？”对这个问题，张海鹏正在考虑应该怎么回答，陈荣杰接着说：“你不需要回答我。我知道，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我是考虑到你们在台湾期间，可能有人会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我建议你不要正面回答，打个哈哈，顾左右而言他，用别的话题带过去。如果你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按照我们这边的法律，我们可以抓你。但你是我们邀请的客人，抓你不妥。我们不抓你，民进党又可能前来提告，我们也很麻烦。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又不承认的话，说明你不诚实，这对你也不好。”陈荣杰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讲。他的这番话，驱散了张海鹏到台湾来的紧张感。张海鹏对他说：“陈先生，您讲的很好，我会参考您的说法。”事实上，在台湾没有人向张海鹏提过这个问题。然而，筹办学术会议的博士班学生仍私下跟张海鹏讲：“张教授，你在台湾的一言一行我们都是要记录的，每天往上报。”当时的氛围可见一斑。
国民党戏剧化的上下级关系
第一次赴台交流，张海鹏还见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一天上午，张海鹏一行人赴阳明山参观了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又在胡春惠教授的陪同下赶往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山路不好走，所以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半个小时。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是秦孝仪，他是蒋介石最后一位贴身秘书，在国民党的地位很高。一走进接待大厅，张海鹏一行就看到秦孝仪坐着，身后站着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二三十人。见他们进门，秦孝仪起身迎接。胡春惠忙上前介绍，秦孝仪不高兴地问他：“怎么晚了30分钟？”胡春惠连声道歉，说明原因。
宾主坐下后，秦孝仪致欢迎词，张海鹏致答词。主客寒暄了几分钟后，秦孝仪便指着胡春惠說：“你们召开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很好啊！黄兴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哪，我不仅可以去参加你们的会议，还可以去做你们会议的主席呀，为什么不邀请我？”胡春惠听后，神情颇为紧张。秦孝仪曾担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春惠当时也在党史会，是秦孝仪的手下。突然，胡春惠像影视剧里国民党军人对待蒋介石那样，双手迅速“啪”地紧贴大腿外侧，笔直地立正回答说：“筹备会议期间我一直在香港教书，不在台湾，会务都是博士班的学生在筹备。”接下来胡春惠有一句话没有说好，引发了秦孝仪更大的脾气：“有关会务的一些小事他们也没问我。”秦孝仪把桌子一拍：“请我去是小事吗？！”胡春惠一迭连声：“秦主任委员对不起，秦主任委员对不起，我说错了。”
这是张海鹏第一次见到在客人在场的情况下国民党高官对待属下的态度，太戏剧化了，这是在大陆从未有过的。为了缓和气氛，张海鹏向秦孝仪提了个问题，秦孝仪回过头来和颜悦色地回答张海鹏，但等话一讲完，他又接着训斥胡春惠，所有人都不敢吭声。
下午参观过后，秦孝仪请张海鹏一行人在张大千书屋吃晚饭。在饭桌上，他讲：“今天下午我有点失态。”关于这件事，就说了这么一句。在张海鹏看来，这就是他在客人在场的情况下对胡春惠发脾气的一种“检讨”了。
两岸学界逐步走向“共识”
对台湾学者来说，到大陆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回京后，张海鹏邀请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秘书邵铭煌先生等三人来京交流。出于主人的礼节，张海鹏所在的研究所应负责安排他们的起居，但他们婉拒了，坚持自己联系住处。当张海鹏问起邵铭煌住在哪个饭店，他回答：“我们三个人住了一间房间。”张海鹏很诧异：“为什么不是每人一个房间？”邵铭煌悄悄跟张海鹏说：“我们有点儿怕。”为了能够三个人住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叫饭店在房间里多加了一张行军床。
1992年6月，张海鹏等学者和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在北京合办了一次孙中山研讨会。对方邀请了一位叫周阳山的学者，此人后来做过新党的新闻发言人及“立法委员”，他提交的论文第一句话就是：“大陆在中共领导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共穷兵黩武……”张海鹏找到周阳山，委婉但又坚决地对他说：“咱们都是中国人，要懂得为客之道。我邀请你到北京来，你就是我的客人，客人对主人总是要有一点尊重吧？你的论文一开篇就这么说，那不等于客人一进门便指着主人的鼻子骂一通嘛！再说，这并不是事实。”周阳山称：“你改，你改，你拿笔涂。”张海鹏把毛笔放在他面前说，你自己把它涂掉，不涂就不能上会。周阳山便马上拿笔划掉了。
两岸的学术研究，就其本质而言，秉承的都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当然，由于两岸的环境差异，学者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别，关注的问题和做学问的路数也有一定的区别。
现今，两岸学者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运用的史料、论证的过程、得出的结论，现在的共识越来越多，包括在过去认为是比较敏感的方面也都能客观看待。比如大陆学者会如实肯定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台湾学者也会注意到蒋介石的独裁专断、战略失策。分歧当然还是有，学术观点是不必也不能“舆论一律”的，但与过去政治意义的分歧有别，现在即便大家的看法有分歧，多半也是学术方面的分歧，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
（《北京青年报》2013.7.19、《纵横》）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长期处在对立状态，学界也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两岸近代史学界的交流，最初始于1987年蒋经国的“解严”。当时两岸学者的交流既不是在台湾，也不是在内地，而是在美国。
那是在1982年，还是在台湾“解严”之前，美国学者邀请两岸各自组团，参加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亚洲研究年会”有关辛亥革命的专场学术讨论会，因为两岸都尊崇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所以那时也就这个话题还可以将两岸学者聚在一起。大陆学者由著名历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带队，台湾学者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带队，有意思的是，两岸的带队人都是当时两岸有关各自执政党历史研究的最高主管。
因为彼此不了解，据说两岸学者行前都有内部讨论，对于会议期间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预案。会议开始时，两岸学者都比较严肃谨慎，除了学术讨论，基本没有其他交往，但是等到会议结束时，情况就有了变化，双方也有了一些学术之外的往来和话题，毕竟大家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而且都好吃中国菜，都能喝点也愿意喝点中国白酒。
当然，双方的学术观点还是有许多不同，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大陆学者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台湾学者则定义为全民革命，围绕这个话题，大家有许多的争论。两岸学术的交往便是这样起步的，或许当年那些两岸学术交流的先行者也不会想到，二三十年之后，两岸学术交流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广度和深度。
分歧归分歧，朋友归朋友
90年代初，两岸关系刚出现破冰的趋势，很多配套政策包括思想还没跟上，所以当学者到对方所在地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往往面临着一些具体的“考验”。
张海鹏是最早由官方正式批准去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的大陆学者之一，早在1992年5月就到台湾参加“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期间的经历颇为周折。不过，到了台湾后张海鹏发现，两岸虽然隔绝许多年，初次见面并不觉得隔膜，言谈礼节、行事作风，处处能感受到彼此同根同源。起初可能抱有的某种敌意，随即烟消云散了。分歧归分歧，朋友归朋友。两岸一家亲，算是切身体会到了。
在台期间，接待方专门安排张海鹏一行人到海基会拜访了副秘书长陈荣杰。寒暄过后，陈荣杰忽然问张海鹏：“张先生，你是共产党员吗？”对这个问题，张海鹏正在考虑应该怎么回答，陈荣杰接着说：“你不需要回答我。我知道，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我是考虑到你们在台湾期间，可能有人会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我建议你不要正面回答，打个哈哈，顾左右而言他，用别的话题带过去。如果你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按照我们这边的法律，我们可以抓你。但你是我们邀请的客人，抓你不妥。我们不抓你，民进党又可能前来提告，我们也很麻烦。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又不承认的话，说明你不诚实，这对你也不好。”陈荣杰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讲。他的这番话，驱散了张海鹏到台湾来的紧张感。张海鹏对他说：“陈先生，您讲的很好，我会参考您的说法。”事实上，在台湾没有人向张海鹏提过这个问题。然而，筹办学术会议的博士班学生仍私下跟张海鹏讲：“张教授，你在台湾的一言一行我们都是要记录的，每天往上报。”当时的氛围可见一斑。
国民党戏剧化的上下级关系
第一次赴台交流，张海鹏还见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一天上午，张海鹏一行人赴阳明山参观了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又在胡春惠教授的陪同下赶往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山路不好走，所以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半个小时。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是秦孝仪，他是蒋介石最后一位贴身秘书，在国民党的地位很高。一走进接待大厅，张海鹏一行就看到秦孝仪坐着，身后站着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二三十人。见他们进门，秦孝仪起身迎接。胡春惠忙上前介绍，秦孝仪不高兴地问他：“怎么晚了30分钟？”胡春惠连声道歉，说明原因。
宾主坐下后，秦孝仪致欢迎词，张海鹏致答词。主客寒暄了几分钟后，秦孝仪便指着胡春惠說：“你们召开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很好啊！黄兴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哪，我不仅可以去参加你们的会议，还可以去做你们会议的主席呀，为什么不邀请我？”胡春惠听后，神情颇为紧张。秦孝仪曾担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春惠当时也在党史会，是秦孝仪的手下。突然，胡春惠像影视剧里国民党军人对待蒋介石那样，双手迅速“啪”地紧贴大腿外侧，笔直地立正回答说：“筹备会议期间我一直在香港教书，不在台湾，会务都是博士班的学生在筹备。”接下来胡春惠有一句话没有说好，引发了秦孝仪更大的脾气：“有关会务的一些小事他们也没问我。”秦孝仪把桌子一拍：“请我去是小事吗？！”胡春惠一迭连声：“秦主任委员对不起，秦主任委员对不起，我说错了。”
这是张海鹏第一次见到在客人在场的情况下国民党高官对待属下的态度，太戏剧化了，这是在大陆从未有过的。为了缓和气氛，张海鹏向秦孝仪提了个问题，秦孝仪回过头来和颜悦色地回答张海鹏，但等话一讲完，他又接着训斥胡春惠，所有人都不敢吭声。
下午参观过后，秦孝仪请张海鹏一行人在张大千书屋吃晚饭。在饭桌上，他讲：“今天下午我有点失态。”关于这件事，就说了这么一句。在张海鹏看来，这就是他在客人在场的情况下对胡春惠发脾气的一种“检讨”了。
两岸学界逐步走向“共识”
对台湾学者来说，到大陆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回京后，张海鹏邀请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秘书邵铭煌先生等三人来京交流。出于主人的礼节，张海鹏所在的研究所应负责安排他们的起居，但他们婉拒了，坚持自己联系住处。当张海鹏问起邵铭煌住在哪个饭店，他回答：“我们三个人住了一间房间。”张海鹏很诧异：“为什么不是每人一个房间？”邵铭煌悄悄跟张海鹏说：“我们有点儿怕。”为了能够三个人住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叫饭店在房间里多加了一张行军床。
1992年6月，张海鹏等学者和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在北京合办了一次孙中山研讨会。对方邀请了一位叫周阳山的学者，此人后来做过新党的新闻发言人及“立法委员”，他提交的论文第一句话就是：“大陆在中共领导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共穷兵黩武……”张海鹏找到周阳山，委婉但又坚决地对他说：“咱们都是中国人，要懂得为客之道。我邀请你到北京来，你就是我的客人，客人对主人总是要有一点尊重吧？你的论文一开篇就这么说，那不等于客人一进门便指着主人的鼻子骂一通嘛！再说，这并不是事实。”周阳山称：“你改，你改，你拿笔涂。”张海鹏把毛笔放在他面前说，你自己把它涂掉，不涂就不能上会。周阳山便马上拿笔划掉了。
两岸的学术研究，就其本质而言，秉承的都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当然，由于两岸的环境差异，学者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别，关注的问题和做学问的路数也有一定的区别。
现今，两岸学者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运用的史料、论证的过程、得出的结论，现在的共识越来越多，包括在过去认为是比较敏感的方面也都能客观看待。比如大陆学者会如实肯定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台湾学者也会注意到蒋介石的独裁专断、战略失策。分歧当然还是有，学术观点是不必也不能“舆论一律”的，但与过去政治意义的分歧有别，现在即便大家的看法有分歧，多半也是学术方面的分歧，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
（《北京青年报》2013.7.19、《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