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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笑：“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
习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去延安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瘦瘦高高：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
王宪平是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他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他回忆道：习近平这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当时，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我们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
爱看书：每天对着煤油灯看书看到大半夜
王宪平回忆，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每天下地干活回来，近平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
不服输：和人摔跤不服输，一有机会就要“切磋切磋”
王宪平还回忆说，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近平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本意是偷懒）。
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
对党忠诚：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
王宪平说，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1970-1975任延川县委书记）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纯朴：“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可把我吃香了！”
王宪平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让母亲把白米饭蒸好，并盛了一碗给习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說：“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习近平有一次跟王宪平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
会唱歌：甩开大粗嗓子“吼歌”
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的戴明回忆：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到依洛河村去。这个村的知青分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住在对面的男生就和她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只会唱《两只老虎》。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
那天，我们六个去支援这些男知青。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也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沉稳：从来不诉苦，更不抱怨什么
戴明还谈到：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新京报》2016.11.28等）
习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去延安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瘦瘦高高：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
王宪平是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他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他回忆道：习近平这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当时，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我们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
爱看书：每天对着煤油灯看书看到大半夜
王宪平回忆，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每天下地干活回来，近平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
不服输：和人摔跤不服输，一有机会就要“切磋切磋”
王宪平还回忆说，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近平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本意是偷懒）。
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
对党忠诚：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
王宪平说，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1970-1975任延川县委书记）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纯朴：“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可把我吃香了！”
王宪平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让母亲把白米饭蒸好，并盛了一碗给习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說：“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习近平有一次跟王宪平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
会唱歌：甩开大粗嗓子“吼歌”
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的戴明回忆：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到依洛河村去。这个村的知青分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住在对面的男生就和她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只会唱《两只老虎》。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
那天，我们六个去支援这些男知青。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也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沉稳：从来不诉苦，更不抱怨什么
戴明还谈到：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新京报》2016.11.2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