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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杀人
这只是个发泄性的意愿。似乎受到某种不平的对待，不明的压抑或者别的原因，突然兽性大发似的想：我要杀人。通常是在头脑中完成这一过程（却不在乎他是男是女，高矮胖瘦，随便盯着某人），从中体验到一种毁灭性的快感。但很快这一过程则退化成了一种表演，变成了一个日常事件。既没有刚开始的快感体验，也没有在理智恢复后的一种自责。他如同每天在报纸头条看到的杀人案件，电影中灭人无数的英雄和新闻中远方的种族大屠杀。我们惊历了无数的惊颤体验，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我要杀人一旦实现，而且精彩，则会进入电视，进入报纸，带到你的面前，但只是为了让你漠视它，遗忘它。通过描述的方式，培养你对这类耸人听闻事件的一种猎奇的态度，就如同我们热衷的、神秘的西藏，只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道平面的风景。
我什么也不相信？
我没有信仰，因为信仰容易让思想失去活力。我不信老子、孔子、佛、道，这是早已在社会中被肢解了的东西，除了道德、礼教的残渣；我也不信仰其他什么主义的理想社会，因为那离我太远，而我却正在市场经济中孤零零的一个人挣扎；我不相信科学，因为似乎会破坏环境，也不会对价值有用；我不相信哲学，因为那只是一堆不确定的语言游戏；我不相信艺术——这里也没谁对真正的艺术有兴趣；我不相信历史，因为我们没有历史，只有历史观赏园；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只是先天不足，被各种权力踢来踢去的玩偶；我也不太相信钱，因为我知道这应该不会给人真正的幸福；甚至我连我不相信也不相信，因为我凭什么不相信？我发现自己的头埋在地里，身子在天花板上游荡，脚印在隔壁玩着穿墙而过的游戏，而墙上则写着：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你信还是不信？
我觉得我们生活得挺好，没什么问题
我在各种环境中（在浴室、在私密的房间、在床上、在酒吧、在鞋店、在热闹的花市）反复说：我觉得我们生活得挺好，没什么问题。但对某种事物采取反复肯定的方式，却（根据经验）往往透露出否定的信息。一切媒体的言谈，他们叙述的潜台词就是：避开问题，让一切相安无事。这种方式就像一个人反复强调他的正直与高尚，走向了他的反面，张开了一个更为夸张的大口，陈列着其中的腐败。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在一个知识分子全面放下武器的年代里，成为某种需要的同谋。鲁迅说有一个铁屋里，都是熟睡的人们；崔健说有一块红布蒙着我的眼好舒服；而我们则躺在席梦思上，觉得：我们生活得挺好，没什么问题。然而危机就在这时，悄然增长。
这只是个发泄性的意愿。似乎受到某种不平的对待，不明的压抑或者别的原因，突然兽性大发似的想：我要杀人。通常是在头脑中完成这一过程（却不在乎他是男是女，高矮胖瘦，随便盯着某人），从中体验到一种毁灭性的快感。但很快这一过程则退化成了一种表演，变成了一个日常事件。既没有刚开始的快感体验，也没有在理智恢复后的一种自责。他如同每天在报纸头条看到的杀人案件，电影中灭人无数的英雄和新闻中远方的种族大屠杀。我们惊历了无数的惊颤体验，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我要杀人一旦实现，而且精彩，则会进入电视，进入报纸，带到你的面前，但只是为了让你漠视它，遗忘它。通过描述的方式，培养你对这类耸人听闻事件的一种猎奇的态度，就如同我们热衷的、神秘的西藏，只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道平面的风景。
我什么也不相信？
我没有信仰，因为信仰容易让思想失去活力。我不信老子、孔子、佛、道，这是早已在社会中被肢解了的东西，除了道德、礼教的残渣；我也不信仰其他什么主义的理想社会，因为那离我太远，而我却正在市场经济中孤零零的一个人挣扎；我不相信科学，因为似乎会破坏环境，也不会对价值有用；我不相信哲学，因为那只是一堆不确定的语言游戏；我不相信艺术——这里也没谁对真正的艺术有兴趣；我不相信历史，因为我们没有历史，只有历史观赏园；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只是先天不足，被各种权力踢来踢去的玩偶；我也不太相信钱，因为我知道这应该不会给人真正的幸福；甚至我连我不相信也不相信，因为我凭什么不相信？我发现自己的头埋在地里，身子在天花板上游荡，脚印在隔壁玩着穿墙而过的游戏，而墙上则写着：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你信还是不信？
我觉得我们生活得挺好，没什么问题
我在各种环境中（在浴室、在私密的房间、在床上、在酒吧、在鞋店、在热闹的花市）反复说：我觉得我们生活得挺好，没什么问题。但对某种事物采取反复肯定的方式，却（根据经验）往往透露出否定的信息。一切媒体的言谈，他们叙述的潜台词就是：避开问题，让一切相安无事。这种方式就像一个人反复强调他的正直与高尚，走向了他的反面，张开了一个更为夸张的大口，陈列着其中的腐败。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在一个知识分子全面放下武器的年代里，成为某种需要的同谋。鲁迅说有一个铁屋里，都是熟睡的人们；崔健说有一块红布蒙着我的眼好舒服；而我们则躺在席梦思上，觉得：我们生活得挺好，没什么问题。然而危机就在这时，悄然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