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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不仅直接体现在不同的衣食住行上，也广泛地渗透在各种文学、文化艺术中。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作用于文学，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而以“神道”为主和有选择地融合佛教的宗教精神的日本文化则使日本文学更突出个人表达和内心告白。本文拟以《史记》和《十训抄》为例，从中日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比中日两国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故事的不同解读，并分析导致不同解读的原因。
关键词 司马相如 卓文君 中日文化差异 《十训抄》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1 先行研究及论文问题的提起
1.1 先行研究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3000年）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此文是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传记。作者采用“以文传人”的写法，简练地记述了司马相如一生游粱、娶卓文君、通西南夷等几件事，并全文收录了与此有关的文和赋。“连篇累牍，不厌其繁”，文字之多，远超司马迁自己的记述，足见作者“特爱其文赋”，“心折长卿之至”。后来该故事又被收入到班固的《汉书》，《西京杂记》中又增添了“茂陵女”和“白头吟”的情节。由于这个故事产生的时间很早，且主人公形象又具有典型性，因此在后世一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就连日本的古书《十训抄》中也有收入。
《十训抄》共3卷，编者不详，成书于1252年，是日本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集。该书针对青少年，以“教训”为主题，将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传说故事按“朋友”、“思虑”、“忍耐”等列为10项，佛教色彩浓厚。①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被收入在该书的第五项——“朋友”中。
1.2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对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司马迁采用的是积极肯定的态度进行记述。尽管后世对该故事有不同的解读，但基本上也无外乎两种：一种认为，相如和文君的爱情折射出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另一种则认为，所谓的“凤求凰”实际上是劫财劫色的骗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实际上是体现了后人对爱情故事主人公或褒誉或贬斥不同态度和评价，也反映出读者背后的文化心态。
与《史记》不同，日本古书《十训抄》中引入该故事却引用了惟乔亲王的诗句来评述：“相如昔挑文君得，莫使簾中子细听”，②以此教育读者夫妻关系平等的道理，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夫妻关系对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性。
本文拟以《史记》和《十训抄》为例，从中日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比中日两国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故事的不同解读，并分析导致不同解读的原因。
2 《史记》中的解读及其原因
2.1 故事的解讀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取材于司马相如《自叙》，司马迁采用“以文传人”的写法，简练地记述了相如一生游粱、娶文君、通西南夷等几件事，而将与此有关的文和赋却全文收录。相如、文君的故事不但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是整个《史记》中文学性最强的部分。从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故事梗概是：卓王孙慕相如名声，将他与县令请到家中做客，相如弹琴（以琴声挑逗文君），卓文君偷听偷看，“心悦而好之”，便与相如私奔至成都。
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琴挑”、“夜奔”乃儿女情事，非关社稷。但司马迁却以极大的文学兴趣来叙述这一故事，并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使用倒叙、插叙、曲笔等手法，把“托喻凤凰”、“曲传心声”、“以琴为媒”等韵事，写得引人入胜。并在其描述之中流露出对此故事所持的欣赏与肯定的态度。
2.2 原因分析
中国文学的基本功能和观念是载道、治世、教化、讽喻，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指出：“在以儒学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中，由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性因素与政治性因素的交融合一，使‘修身’与‘治平’、‘ 正心诚意’与‘齐家治国’、‘内圣’与‘外王’呈现出两极化的歧义关系。”③而以“内圣外王”思想、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为重要内容的儒家文化精神作用在文学上，使得中国文学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注重社会功利性的特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司马相如事迹有三：一是他仕于武帝前的经历，二是通西南夷，三是其文赋创作于作品。仕前经历才主要写相如与文君的婚姻，生动地描画了相如落拓不羁的才子性格。但这并不是司马迁为相如立传的主要原因，相如的辞赋创作才是立传的基点所在，这一点不仅《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确的说明，从传中所载相如作品之多，所占篇幅之大，以及文中议论都可表明司马迁的着眼所在。实际上司马迁是借传主之文来反映自己的思想，相如文赋的思想都是司马迁赞成的，对相如及其文赋的评价，皆寓于相如的文章之中。他肯定《子虚赋》、《上林赋》倡言节俭的主旨，高度评价相如作品的讽谏作用与《诗经》无异，反映了作者重视作品教化作用的文学观念。正所谓“驱相如之文以为己文，而不露其痕迹”。④由此可见，用文学改造社会、启蒙民众是中国作家的自觉意识，从而使文学与政治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这也就成为《史记》中对司马相如持褒赏态度的主要原因。
3 《十训抄》中的解读及其原因
3.1 故事的解读
成书于1252年的《十训抄》是日本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集。“教训”为主题，将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传说故事按“朋友”、“思虑”、“忍耐”等列为10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被收入在该书的第五项——“朋友”中。 书中对“琴挑”与“夜奔”等故事也进行了如实的叙述，但在其后却引入惟乔亲王的诗句对词故事进行了评述：“相如昔挑文君得，莫使簾中子细听”。惟乔亲王认为，虽然相如弹琴并以琴声挑逗文君，但并没有要躲在帘后的文君一定要听自己的琴声，文君听琴后情向相如是其自身的主观行为，与相如的挑逗无关。并以此评述来教育读者夫妻关系平等、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重要性。进而指出和谐、平等的夫妻关系正是维护家庭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
3.2 原因分析
传统的日本文学观是非功利性的，其特点是远离政治现实，这与中国载道济世的文学传统正好相反。《十训抄》的编者不详，无法从作者的身份、官职等因素来分析编者将中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编入该书的目的或意图。但从其后引入惟乔亲王的诗句和编者的评述可以看出，编者并未像司马迁那样将自己的情感偏好代入书中，只是如实地转载了历史事件，并客观地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进行了评价，从而得出了夫妻间应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结论。
被称为“知日派大家”的周作人认为，“汉、佛、西洋的影响，只构成日本文化的表层，而深层的核心部分仍是‘神道’的宗教精神。”⑤日本虽然吸取了中国的儒学，但基本上并未接受中国儒学的理性化的天道观或天理观，儒学的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外在执行性。由此可见，儒学并非日本文学的主干或核心，其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神道教”。而神道教的教义本身十分简单，没有抽象繁琐的思辨，将重点放在祭祀自然神灵上，这些深深影响了日本文化。加之日本岛国多山的特殊地理环境，自然灾害频繁，更加深、加重了日本文学的人生无常的感伤和无奈。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中日不同文化精神的规定下，形成了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学审美现象，进而形成了中日两国文学不同的宏观文学特质。中日作家在建构自己的作品时，有着明显的审美差异：中国作家多沉浸在已知的认知世界里，在文学主题上多追求“明志载道”，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讲究“经国大业”的教化作用，注重社会批判、启蒙民众；而日本作家则往往凝视个人世界，在文学主题上比较讲究“人情况味”，侧重自我审视和情感宣泄。这也使得如《史记》与《十训抄》这样警示后人的书籍针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却得出了不同的解读。
注释
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6534828.htm.
② 十训抄.日本.庆应义孰大学:1988.
③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267.
④ 李景星.史记评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⑤ 周作人.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55.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 萬光治.文君、相如故事的文化解读[J].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5).
[4] 刘伟.比较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与文学[J].桂林:社会科学家,2009(11).
[5] 蒋方,张忠智.司马迁和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J].武汉:湖北大学学报,2003(5).
关键词 司马相如 卓文君 中日文化差异 《十训抄》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1 先行研究及论文问题的提起
1.1 先行研究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3000年）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此文是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传记。作者采用“以文传人”的写法，简练地记述了司马相如一生游粱、娶卓文君、通西南夷等几件事，并全文收录了与此有关的文和赋。“连篇累牍，不厌其繁”，文字之多，远超司马迁自己的记述，足见作者“特爱其文赋”，“心折长卿之至”。后来该故事又被收入到班固的《汉书》，《西京杂记》中又增添了“茂陵女”和“白头吟”的情节。由于这个故事产生的时间很早，且主人公形象又具有典型性，因此在后世一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就连日本的古书《十训抄》中也有收入。
《十训抄》共3卷，编者不详，成书于1252年，是日本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集。该书针对青少年，以“教训”为主题，将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传说故事按“朋友”、“思虑”、“忍耐”等列为10项，佛教色彩浓厚。①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被收入在该书的第五项——“朋友”中。
1.2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对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司马迁采用的是积极肯定的态度进行记述。尽管后世对该故事有不同的解读，但基本上也无外乎两种：一种认为，相如和文君的爱情折射出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另一种则认为，所谓的“凤求凰”实际上是劫财劫色的骗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实际上是体现了后人对爱情故事主人公或褒誉或贬斥不同态度和评价，也反映出读者背后的文化心态。
与《史记》不同，日本古书《十训抄》中引入该故事却引用了惟乔亲王的诗句来评述：“相如昔挑文君得，莫使簾中子细听”，②以此教育读者夫妻关系平等的道理，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夫妻关系对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性。
本文拟以《史记》和《十训抄》为例，从中日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比中日两国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故事的不同解读，并分析导致不同解读的原因。
2 《史记》中的解读及其原因
2.1 故事的解讀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取材于司马相如《自叙》，司马迁采用“以文传人”的写法，简练地记述了相如一生游粱、娶文君、通西南夷等几件事，而将与此有关的文和赋却全文收录。相如、文君的故事不但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是整个《史记》中文学性最强的部分。从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故事梗概是：卓王孙慕相如名声，将他与县令请到家中做客，相如弹琴（以琴声挑逗文君），卓文君偷听偷看，“心悦而好之”，便与相如私奔至成都。
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琴挑”、“夜奔”乃儿女情事，非关社稷。但司马迁却以极大的文学兴趣来叙述这一故事，并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使用倒叙、插叙、曲笔等手法，把“托喻凤凰”、“曲传心声”、“以琴为媒”等韵事，写得引人入胜。并在其描述之中流露出对此故事所持的欣赏与肯定的态度。
2.2 原因分析
中国文学的基本功能和观念是载道、治世、教化、讽喻，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指出：“在以儒学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中，由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性因素与政治性因素的交融合一，使‘修身’与‘治平’、‘ 正心诚意’与‘齐家治国’、‘内圣’与‘外王’呈现出两极化的歧义关系。”③而以“内圣外王”思想、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为重要内容的儒家文化精神作用在文学上，使得中国文学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注重社会功利性的特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司马相如事迹有三：一是他仕于武帝前的经历，二是通西南夷，三是其文赋创作于作品。仕前经历才主要写相如与文君的婚姻，生动地描画了相如落拓不羁的才子性格。但这并不是司马迁为相如立传的主要原因，相如的辞赋创作才是立传的基点所在，这一点不仅《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确的说明，从传中所载相如作品之多，所占篇幅之大，以及文中议论都可表明司马迁的着眼所在。实际上司马迁是借传主之文来反映自己的思想，相如文赋的思想都是司马迁赞成的，对相如及其文赋的评价，皆寓于相如的文章之中。他肯定《子虚赋》、《上林赋》倡言节俭的主旨，高度评价相如作品的讽谏作用与《诗经》无异，反映了作者重视作品教化作用的文学观念。正所谓“驱相如之文以为己文，而不露其痕迹”。④由此可见，用文学改造社会、启蒙民众是中国作家的自觉意识，从而使文学与政治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这也就成为《史记》中对司马相如持褒赏态度的主要原因。
3 《十训抄》中的解读及其原因
3.1 故事的解读
成书于1252年的《十训抄》是日本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集。“教训”为主题，将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传说故事按“朋友”、“思虑”、“忍耐”等列为10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被收入在该书的第五项——“朋友”中。 书中对“琴挑”与“夜奔”等故事也进行了如实的叙述，但在其后却引入惟乔亲王的诗句对词故事进行了评述：“相如昔挑文君得，莫使簾中子细听”。惟乔亲王认为，虽然相如弹琴并以琴声挑逗文君，但并没有要躲在帘后的文君一定要听自己的琴声，文君听琴后情向相如是其自身的主观行为，与相如的挑逗无关。并以此评述来教育读者夫妻关系平等、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重要性。进而指出和谐、平等的夫妻关系正是维护家庭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
3.2 原因分析
传统的日本文学观是非功利性的，其特点是远离政治现实，这与中国载道济世的文学传统正好相反。《十训抄》的编者不详，无法从作者的身份、官职等因素来分析编者将中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编入该书的目的或意图。但从其后引入惟乔亲王的诗句和编者的评述可以看出，编者并未像司马迁那样将自己的情感偏好代入书中，只是如实地转载了历史事件，并客观地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进行了评价，从而得出了夫妻间应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结论。
被称为“知日派大家”的周作人认为，“汉、佛、西洋的影响，只构成日本文化的表层，而深层的核心部分仍是‘神道’的宗教精神。”⑤日本虽然吸取了中国的儒学，但基本上并未接受中国儒学的理性化的天道观或天理观，儒学的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外在执行性。由此可见，儒学并非日本文学的主干或核心，其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神道教”。而神道教的教义本身十分简单，没有抽象繁琐的思辨，将重点放在祭祀自然神灵上，这些深深影响了日本文化。加之日本岛国多山的特殊地理环境，自然灾害频繁，更加深、加重了日本文学的人生无常的感伤和无奈。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中日不同文化精神的规定下，形成了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学审美现象，进而形成了中日两国文学不同的宏观文学特质。中日作家在建构自己的作品时，有着明显的审美差异：中国作家多沉浸在已知的认知世界里，在文学主题上多追求“明志载道”，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讲究“经国大业”的教化作用，注重社会批判、启蒙民众；而日本作家则往往凝视个人世界，在文学主题上比较讲究“人情况味”，侧重自我审视和情感宣泄。这也使得如《史记》与《十训抄》这样警示后人的书籍针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却得出了不同的解读。
注释
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6534828.htm.
② 十训抄.日本.庆应义孰大学:1988.
③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267.
④ 李景星.史记评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⑤ 周作人.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55.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 萬光治.文君、相如故事的文化解读[J].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5).
[4] 刘伟.比较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与文学[J].桂林:社会科学家,2009(11).
[5] 蒋方,张忠智.司马迁和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J].武汉:湖北大学学报,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