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使用的数据是有缺陷的，而是说，任何指标都会不可避免地歪曲像现代经济这样复杂的体系。
　　美国人因为失业率在国会内辩论，日本人根据财政赤字决定首相的去留，中国人对通货膨胀率的确切数字争论不休。经济数据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了国家的政治方针，商业决策和投资选择，然而正如扎卡里·卡拉贝尔在《领先指标》中指出的，当前被人们奉为神物的经济数据，常常被重点强调的大字标题，是相对新出现的事物，而且我们经常受制于自己创造物。
　　扎卡里·卡拉贝尔是位作家、基金专家，也经常出现在《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的经济版面上。在《领先指标》一书中，卡拉贝尔说，尝试计量一个国家规模的努力，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甚至更之前，不过卡拉贝尔先生以1086年征服者威廉的《末日审判书》作为故事的开端，不过他认为，启蒙时代人们才开始更认真的以精确的方式来衡量国家资源，以便更科学的为政府服务。
　　“政治算法”的早期热情信奉者是17世纪的英国人威廉·配第。这位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相信国民财富等同于国家权力，因此他着手计数英格兰的资产。配第的工作与其说是计算不如说是猜测，但卡拉贝尔先生指出，配第成功地确立了“统治者只有在衡量了国家的实际财富之后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的原则。
　　英文的统计（statistics）一词大约首先在1749年由德国学者戈特弗里德·安晨沃（Gottfried Achenwal）所创造，这个词是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合成词，意思是对国家的资料进行分析的学问，也就是“研究国家的科学”。如果说配第和安晨沃这样的理论家看到了数据收集和国家治理之间的直接联系，那美国的建国者们则是该理论的实践者，他们确立了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的政策，这是为了更好的实施投票和选举制度，让政府更加有效率。
　　在美国建国早期，当收集大量的数据非常困难，而且缺乏分析大量数据的有效方法，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解决，而且，随着进步主义理念的流行，需要大量的数据指标来为推行机械化和有效管理提供支持。
　　卡拉贝尔认为美国进步主义者的野心推动了新经济学计量方法的发展。在1931年举行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商务部的弗雷德里克·杜赫斯特说，人们经常要求他提供商业方面的信息，但是他却根本不知道这些数据。为解决这个问题，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提议在1932年通过立法，建立新的国民收入记录，以帮助 “国会来决定政策”。
　　卡拉贝尔把领先指标描述为现代政府的核心工作，计算出国民生产总值，理论上可以发现实际的出口量和潜在的出口量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一个数百亿美元的政府刺激计划就出台了。消费价格通货膨胀率给人一种错觉：流通的纸币应该能够像金属货币那样保值。经济指标还是政客手里的底牌，在1936年的总统选举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就用经济数字说话，为自己的赤字消费政策辩护。
　　在书中，卡拉贝尔细数了经济大数据的缺陷，美国的GDP统计，直到最近才把知识产权创造的价值包括进来。而其失业率的统计根本没有包括已经放弃找工作和就业不足的人员。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就更好操纵了，可以把随意什么方面排除其外，例如在核心消费指数上， 竟然不包括食物和汽油。
　　在现代社会，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是：人们是否真的愿意接受一个“数字驱动经济”的世界？卡拉贝尔先生提供了一个综合考虑经济指标的历史，为弥补经济数据的缺点，卡拉贝尔先生提出以“定制指标”的方式，来衡量相关的具体个人或公司的微观趋势，或者为回答特殊政治问题而收集数据，从而让我们从不合时宜的，大而无当的数据暴政下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