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半百，怀旧的心理如一条毛毛虫，时不时就爬出来。最近，北京电视台刚播完的电视剧《北京青年》，那几个跳出“平凡”生活，试图“重走一回青春”的年轻人，激起人们对自己青春岁月的回忆。又比如中央台播过的电视剧《知青》，让我们想起了上世纪的火红年代。熟悉的人生，六○、七○、八○，九○，简单的数字，40多年的时间跨度，没想明白的生活往事已渐渐开始模糊。
　　说自己，大概是3岁从福建来的，50多岁的姥姥带着我先到上海，再转车到北京。1968年又回福建，这时有了3岁的弟弟同行。火车直达福州，可是到了长江时要坐火车轮渡，当时南京长江大桥正在修。火车走两天两夜，蒸汽火车，慢，绿皮车厢开着车窗，煤烟混合水气卷进来。一个老人，两个孩子，硬座。现在总是想，当年怎么就能受得了？姥姥后来又带三弟到北京，66岁返乡，都是硬座。那年头穷，老百姓差不多能省就省。看看现在的京沪高铁，简直是在天上了。
　　说住，虎坊桥附近的福州馆前街15号，前苏联式的红砖5层大楼，筒子楼带地下室和一个大食堂。深刻记忆有“文革”的一些事，大教授被戴高帽挂牌子批斗，接着就赶到地下室，后来在房间上吊；住集体宿舍的红卫兵去天安门见伟大领袖跑丢鞋，找不着回家的路；全楼的人在一起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夫妻因分属两派而反目。当时，一家三代几口住在20平方米的房间里很是常见，家家户户门对门，没有可瞒的事。住户来自五湖四海，比如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儿子和孙子，虽然是极左时期，但由于邵力子的孙子是二弟的小学同学，因此走得近。邻居是上海过来的梨园世家，不知怎么会在医院工作。还有前国民党军官，女儿外号“大小妹”，当年楼里的一枝花，现在应该是60出头的老太太。
　　因为友谊医院是前苏联援助的，由毛主席和斯大林决定、周总理亲自执行，所以早年的院领导都是高干，后来的一批也是留苏的学生。医院里有苏联专家，这里的特点就是俄语翻译多、保卫干部多。五六十年代，医生里要查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居多，不是地主、资本家，就是海外华侨。想起儿时的玩伴，游新红、范小天，当年的父辈都有点“资”，现在都还好吧？
　　父亲念北京医学院时是调干生，属于年龄偏大学习刻苦的另类。因为是中农，又是党员，虽然只是个看病的大夫，可一生的命运就体现了两个字：忠诚。我们老潘家的谱系是这几年才听说的，网上有据可查，但不一定“靠谱”。潘姓是西周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四子季孙公之后，世居河南荥阳，到了56世祖潘源，系唐东齐太守，居住河南光州固始，差不多现在的河南信阳地区。63世祖潘佑，南唐翰林学士、太师，因直言进谏，被李后主赐死。宋太祖赵匡胤平定江南，敬重潘佑人品，封他的4个儿子大小官位。长子潘文焕叫金紫光禄大夫，次子潘文振叫银青光禄大夫，这两个儿子后来辞官归隐，去了福建。大儿子文焕在福州义序，二儿子文振在福州南通（古称瓜山），现在都属于福州闽侯县。这文振公就是咱的直系先祖，千年繁衍，再没动过地方。另外两个儿子，三子文节、四子文壮本来在江西饶州，后来不知怎么就迁移到了高丽，成了韩国和朝鲜的潘姓开祖。在韩国巨济郡存有文节祠，繁衍30余代，10多万人，现在最有名的后代据说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所谓耕读传家，到了我爷爷这辈，下决心要出个读书人。解放前是举全家之力供我父亲读大学，学航海。解放后，解放军征兵海军，爷爷思想有点保守，没让去。过了几年，父亲又去学医，从中专一直念到大学，还是跟党走了，多少年也回不了一趟家。我从来没见过爷爷奶奶，出生就跟着姥姥。姥姥姓陈，福建福州连江人氏，祖上也是来自河南固始。龙门陈氏，舜帝后裔，陈家祖训是：祖宗由勤俭而置家业，子孙承家业当思勤俭。祖宗由诗书而得富贵，子孙享富贵勿忘诗书。或许因此，在姥姥年轻时，既过的是大家闺秀的好日子，又有“五四”新青年的精神。陈家老一辈是秀才改中医兼开中药房，生意做到香港、台湾，在县城也算是大产业，子承父业，几代人都靠此养家。解放后，这个叫作“春源堂”的大药房先是公私合营，接着变成国有。姥爷死在日本侵略福建沦陷的时候，他经营美孚的煤油，日本飞机来怕爆炸，把货全部分送给乡亲，自己赔得精光。临终交代一句话：不能再买地了。姥爷姓卢，祠堂里现在还挂着先祖卢植的画像，郡望是河北范阳。卢家老一辈是挑着货郎担起家，靠蛋孵鸭、鸭生蛋成了县城的大地主和富豪。可姥爷在不到40岁去世时，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社会要大变革了。临解放，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地了，都卖了糊口。解放后没几年，姥姥又把房产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政府，等于白送；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了青海玉树，参加革命工作。老人家一生乐善好施，在家族中、在乡里无人敢说她个不字。1968年，我随姥姥回福建连江老家，只得住在她娘家的老宅，不到两年的家乡生活影响了我几十年。
　　“文革”时在福建上小学，没见着什么像样的课本，仅一支铅笔和几个发黑发灰的本子，就开始读书识字了。其实，我5岁就开始写字，姥姥有文化，咱开蒙早啊。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大楼的女厕所发现“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有人举报是我写的。宣武南横街派出所的刘叔等人把我从午睡中叫醒，骗到地下室查线索，他们认为是有人指使我干的，要我说出是谁。先确认是不是我写的，让我在玻璃板上写“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拿到女厕所笔对无误后，问了我4个多小时。我妈下班，才知道我被民警带走了。片警刘叔吓唬我说要把我抓到公安局，我还挺高兴，心想是坐三轮摩托好，还是212吉普好。我妈跟老刘急，为了不让警察叔叔失望，我就瞎说是有一个人，这下好了，开始蹲守，我妈请假在大楼门口陪了我两天还是三天，真忘了。这事肯定没结果，不打不相识，后来这几个警察有病就找我爸。那年头“五一”“十一”去陶然亭公园游园会我不用票，叫声“刘叔”就进去。刘叔要健在的话也80岁高龄，比我爸小几岁。儿子出了这么大事，记忆里我爸好像也没管过。父亲长年在国外出差，我10岁之前和他共同的生活经历少得可怜。1970年，我妈带我回北京时，我爸还在非洲的坦桑尼亚。过了一年，我爸回国到福建，把二弟带回来。又过一段时间，姥姥带着1969年出生的老三来北京，一家人团聚。 　　上世纪70年代的宣武区南横街一带，拳头有时比说话快，是不得不出的。在福州馆小学我的几个最好同学，伊万生、何顺兴、歪鼻子、小金子，经常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二弟老实，被人欺负了，哥儿几个立马找上门去。那年头北京刚有液化气，友谊医院就把大楼后面的平房和院子租给石油公司，好处是我们全楼的人家都不用使蜂窝煤了。大楼前面是一个用古法榨豆油的工厂，门口就是煤山。看到工人用三轮平板车拉煤，我就趴在车后，因此被铁皮剐了胸口，现在肉里还有几粒煤粉。几天前，到通州台湖，路边看到煤场，觉得挺亲切。
　　那些能在液化气站工作的人都是石油公司的关系，住在东城区安德路一带的大院里。老三那年4岁多，没事淘气从楼上往下扔东西，被站里的人打了。我正好下学，带着一帮小兄弟冲到站里一顿暴揍，把事情闹大了。石油公司来人，友谊医院保卫科，派出所刘叔，全来解决，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所谓少不更事，也是人生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学校读书的事不规范，经常在操场边上开荒，种玉米、向日葵、蓖麻，养兔子，斗蛐蛐儿。两个同学为了找最开牙的蟋蟀，跑到永定门火车站的铁道去找，在躲一个方向的火车时，被另一个方向的火车撞死了。南城孩子野，学校就挖了几个沙坑，下课就摔跤。跤得最好的是伊万生，回民，老家是大兴采育。后来，我们一块上了北京139中学，学校外号“将军庙车站”，啥意思？看过老电影《南征北战》的人都明白。初中三年，学工、学农、学军的事就不说了，觉得上高中也没出路，一些人早早就准备插队当知青进工厂。
　　我爸那几年总是忙，医院出门诊病房值班，要不就是出差，近的地方就在友谊医院附近的前门饭店，去外地常常不说。我们住的大楼离医院有一段路，要经过永安路百货商场和光明日报社，或者虎坊路百货商场和北京口腔医院分院。2012年8月2日《新京报》商业版说起北京的老百货店，提到了这两家。加上北京工人俱乐部、北京劳动保护馆和天桥剧场、中华电影院、天桥商场，这一带是当年的新北京，好地方。现在友谊医院的主楼已经是纳入文物保护，其实这一片街区都该保护。
　　我十几岁有了读书的习惯，永安路有个新华书店可以租书，一次几分钱。“文革”有点左的小说，看过《沸腾的群山》《牛田洋》《胶林儿女》等，说的是东北、福建和海南的事。这个书店还在，叫标准书店。后来到处找书，看前苏联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从宣武区图书馆借希腊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偷看因为写林彪东北解放战争成了禁书的《高粱红了之战鼓催春》。跟着姥姥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向高级干部推荐的中国四大名著，根本就看不懂，姥姥一段一段地说，就像说评书。
　　日子过得真快，现在回忆起来就更快，如闪电，如梦。7岁多时在家乡山里的寺庙佛堂上，躺在神灵脚下，不知不觉睡着，好像遇见什么，可再也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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