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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杰的办公室有一个大书柜，书柜里分门别类地码放着各种书籍。其中一格，绯红一片，醒目异常，站在书架前的人常常不禁侧目。那些书是李士杰多年写作的丰硕成果，有剧本《神人天宝》《遁入空门的人》《京武春秋》等，还有长篇小说《非爱不可》。当然，最醒目的还是那些红封皮的书，都是关于政协委员的故事。例如报告文学，《政协委员建言选录》《聚焦政协委员》《聚焦学员生活》《政协委员和他们的提案》等，还有一本长篇纪实小说《政协委员》。我掰着手指算了一下，加上李士杰办公桌上即将出版的新书《践行北京精神的政协委员》，李士杰撰写宣传过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已有200多人了。
翻开即将出版的样书，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沈宝昌在“序”里这样写道：“我对士杰委员热心宣传委员、代表的义举表示赞赏和支持。我对士杰委员利用业余时间千方百计地宣传委员、代表的政治热情，表示深深的敬意……”我忽然想起李士杰的雅号——委员作家。暗里觉得这雅号起得巧妙双关：既可说作家本人是一位政协委员，也可说这位作家以写政协委员闻名于天下。进而想到这位笔下委员如云的委员，今日终于可以停笔作一回被访人，而我即将采访他，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知青群体中的“七十三行”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李士杰当知青的时候就有个绰号叫“七十三行”，这比三头六臂、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还多了一招。他不仅会理发，能写文章，还会木工、瓦工、蹬缝纫机补衣裳……最神的是，他居然能用锯树的油锯改装成一辆摩托车，他当年的“荒友”吴涛到现在对我说起来还兴奋不已。
而李士杰成为作家的原始动力竟然是——多赚稿费为知青改善生活。1967年，李士杰像所有的北京知青一样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并在天安门前“宣誓”到农村当一名农民。为了改善农村艰苦的生活，他养过鸡、养过兔儿，一到逢年过节就杀鸡烹兔，与众知青齐享“共产主义”。然而没多久，他就遭到了批判，“革委会”要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不让他养鸡、养兔，他就无法到集市上用鸡、兔换米和面；断了养鸡、养兔的“财路”，也就无法再为知青们改善生活了。苦闷了好几天之后的一天清晨，广播里传来毛泽东主席用自己的稿费援助知青家长李庆霖的消息。“我也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挣稿费为人民服务呀！” 1968年起，李士杰开始了文学创作，以“春蕾”的笔名给报纸杂志投稿，他撰写的四幕话剧《成长》、独幕话剧《一滴水》、相声《树新风》等作品的稿费，都为知青换了“吃喝”，为大家改善了生活。而正是这段经历，为他今后的作家生涯奠定了基础。
“好管闲事”的人大代表
自1967年，李士杰当知青、工人、海关关员、人民警察，至后来到杂志社当社长助理，一路走来，李士杰最终来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高级记者。同时担任兼职的北京市政协委员、朝阳区人大代表。
2009年5月18日，刚一上班，隶属于国家民委的民族团结杂志社领导就收到了朝阳区小红门街道恋日绿岛社区唐主任代表全体居民送来的感谢信和锦旗。旗上绣着：“沐国恩谱和谐实至名归，传民情达民意人大代表”。前不久，他们还收到了朝阳区朝外街道三丰里社区党委崔书记代表全体居民送来的感谢信和锦旗：“情系社区居民，关爱社区建设”。
其实，这样的情景经常发生。那时候李士杰的办公室里不仅有北京选民们送来的锦旗，还有来自外地群众的。2008年年初，天津塘沽区一对农民夫妇为李代表送来了“人民代表为人民，为民排忧办实事”的锦旗和感谢信。
信中说，“我们17岁的儿子于（2007年）10月30日走失，到11月6日时我们夫妇都快急疯了。11月5日，家里收到他从北京宣武区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让我们将5000元汇到江苏的一个私人账户里。我们到北京报案，但北京的公安部门让我们回天津报案，天津的公安部门又让我们到北京报案。焦急之时，我们冒昧地找到了素不相识的热心人李代表。李代表得知情况后，立即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我们，并同宣武区公安局刑警一起守了一夜，于11月8日清晨把我儿子从大海中‘捞’了出来。”李士杰解释说，其实这对夫妇的儿子陷入了传销组织，幸亏解救及时，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事实上，这类“闲事”李士杰完全可以不管，但他说：“只要能多为别人做一点事，我就很高兴。”
“爱挑刺”的明星委员
李士杰担任政协委员因为提案多、发言多，获得的掌声多、锦旗多，所以有个雅号——明星委员，同时也被有些人称为“爱挑刺”的委员。所谓“爱挑刺”，实际上是说，李士杰作为委员一贯认真履职，仗义执言。
2009年年底，北京市水价听证会现场，身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脖子上围着大红色围巾的李士杰委员尽管身体不适，但依然坚持带病参加了听证会。
“我想说的是不同意见。”在一连串支持调价的声音下，李士杰的反对之声立刻让全场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李士杰表示，自己在听证会前，走访了平谷、怀柔、通州的居民，走访了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和专家，走访了朝阳区最贫困的街道，走访了麦子店街道国际化社区，综合了有钱人和没钱人的意见。“我虽然是山东人，但是从小在北京长大。北京的老百姓非常注意节约用水，如果只是单纯地提高水价，那么打击的是节约用水的人，而浪费水的人反而没有得到惩治。因此我不同意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
发言人5分钟的发言时间早就过了，但李士杰的话音仍然在会场中响起，整个会场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打断他。
除了在涨声一片的水价听证会上仗义执言，李士杰作为政协委员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提案。例如，2008年他提出《对法官、检察官、警察办错案实行终身问责》的提案，尤其是他在2009年提出的《城市绿化要多种树、少种草》中强调单位和个人要节约用水，要多建设蓄水池，既抗旱，又抗洪，使我们北京这个缺水的城市环境能够良性循环，树下既可以停放车辆实现惠民，又解决城市绿化问题。这个提案得到众多政协委员的支持和附议。 他说：“温总理说过‘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目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违法等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我的职责就是反映社情民意，促进法制建设。
关注养老问题，成立宜居协会
年过六旬的李士杰本来到了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时候，可他是个充满热情、闲不住的“永动机”。主要原因是他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朝阳区人大代表，他肩上还有担子，心里始终有撇不下的责任。最近几年，一些群众常向李士杰反映社会养老和居家养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早已引起李士杰的关注，并为此问题撰写过多次提案。“就拿我来说，上有89岁的老母亲，自己也马上面临养老的问题。”李士杰语重心长地说，“现今中国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两亿。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老龄化速度。解决老龄化的问题，迫在眉睫。”
在李士杰看来：“现实，政府在‘养老’上做的还不尽如人意，民间在‘养老’上贡献的力量又微乎其微。”为了帮政府多分一点忧，为了给老百姓多办一点事，李士杰和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商量，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有关“养老”的民间团体——北京老年宜居文化协会。
李士杰希望协会的专家、学者能够通过协会创办的论文集和《养老》杂志这个平台，引发不同的观点，百家争鸣，进行争论、辩解，从理论上对养老问题首先“破题”，希望会员对“9064”养老模式进行实践。推进养老事业的发展。
他认为副会长马仲良教授提出的“时间储蓄”方式应该对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志愿者的水平，鼓励会员们践行。因为善有善报的“时间储蓄”方式，符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理念。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
协会成立后，李士杰和协会的部分会员去大屯、潘家园、朝外等街道的托老所作了调研，发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很多街道原有的托老所因为资金问题早已关门歇业，勉强维持的托老所硬件设施不够完备。像潘家园街道的托老所，因为历史原因被安排在楼房的三层，托老所老人上下楼多有不便。还有的小区由于开发商改变了配套设施的用途，将规划中的托老所“变成”了公司。李士杰说，这些问题协会都已逐一记录在案，先通过协会的专家从理论上替政府想出办法，再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调研后向有关部门反映，通过协调，争取把问题解决。
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7月2日，有一支14人的队伍从韩国出发，专程来北京访问、调研。这些人来自韩国老人协会，此次调研，就是想看看北京的养老机构是怎么养老的。这些韩国朋友找到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希望通过他们在北京找一家有关养老的民间协会，协助他们进行调研。在北京，有关养老的协会本就凤毛麟角，而且还得是民间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发现，最后只有李士杰创办的北京老年宜居文化协会符合要求。于是，他们找到李士杰，希望他的协会能接待一下这些韩国朋友。李士杰爽快地答应了，他和协会的同事们陪同韩国朋友们边调研、边交流。韩国朋友的调研工作做得十分认真，调研时他们发现：虽然他们看到的北京的部分托老所的硬件设备还有待提高，但托老所里的老人们的微笑很真实，话语很实在。显然，老人们对现在的生活是心满意足的。
调研结束后，韩国朋友对李士杰十分感激，他们邀请李士杰参加明年在韩国举办的“世界老年宜居大会”，李士杰欣然接受邀请。
采访最后，李士杰对我说：“社区托老所和居家养老都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准备把协会的党员组织起来，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我们准备在社区建设一些小规模、多功能的托老所，我们要把自己的杂志办好，我们要培训许许多多持证上岗、有文化的养老服务员，我们还要培养更多的“时间储蓄”的养老志愿者，但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离不开政府更加‘给力’的扶持。”
李士杰说起养老的话题，滔滔不绝，他显然为此倾注了很多。不管是当年知青群体中的“七十三行”，还是热心的李代表、仗义执言的李委员，抑或如今为老年宜居事业鞠躬尽瘁的李会长——我始终能从他身上感到一种不倦的热情——如同火焰一般炙热地燃烧着，这火焰给人温暖，也给人能量。我因此笃信，北京的养老事业会因李士杰和他的协会，越来越好。
编辑/韩 旭 hanxu716@126.com
翻开即将出版的样书，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沈宝昌在“序”里这样写道：“我对士杰委员热心宣传委员、代表的义举表示赞赏和支持。我对士杰委员利用业余时间千方百计地宣传委员、代表的政治热情，表示深深的敬意……”我忽然想起李士杰的雅号——委员作家。暗里觉得这雅号起得巧妙双关：既可说作家本人是一位政协委员，也可说这位作家以写政协委员闻名于天下。进而想到这位笔下委员如云的委员，今日终于可以停笔作一回被访人，而我即将采访他，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知青群体中的“七十三行”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李士杰当知青的时候就有个绰号叫“七十三行”，这比三头六臂、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还多了一招。他不仅会理发，能写文章，还会木工、瓦工、蹬缝纫机补衣裳……最神的是，他居然能用锯树的油锯改装成一辆摩托车，他当年的“荒友”吴涛到现在对我说起来还兴奋不已。
而李士杰成为作家的原始动力竟然是——多赚稿费为知青改善生活。1967年，李士杰像所有的北京知青一样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并在天安门前“宣誓”到农村当一名农民。为了改善农村艰苦的生活，他养过鸡、养过兔儿，一到逢年过节就杀鸡烹兔，与众知青齐享“共产主义”。然而没多久，他就遭到了批判，“革委会”要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不让他养鸡、养兔，他就无法到集市上用鸡、兔换米和面；断了养鸡、养兔的“财路”，也就无法再为知青们改善生活了。苦闷了好几天之后的一天清晨，广播里传来毛泽东主席用自己的稿费援助知青家长李庆霖的消息。“我也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挣稿费为人民服务呀！” 1968年起，李士杰开始了文学创作，以“春蕾”的笔名给报纸杂志投稿，他撰写的四幕话剧《成长》、独幕话剧《一滴水》、相声《树新风》等作品的稿费，都为知青换了“吃喝”，为大家改善了生活。而正是这段经历，为他今后的作家生涯奠定了基础。
“好管闲事”的人大代表
自1967年，李士杰当知青、工人、海关关员、人民警察，至后来到杂志社当社长助理，一路走来，李士杰最终来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高级记者。同时担任兼职的北京市政协委员、朝阳区人大代表。
2009年5月18日，刚一上班，隶属于国家民委的民族团结杂志社领导就收到了朝阳区小红门街道恋日绿岛社区唐主任代表全体居民送来的感谢信和锦旗。旗上绣着：“沐国恩谱和谐实至名归，传民情达民意人大代表”。前不久，他们还收到了朝阳区朝外街道三丰里社区党委崔书记代表全体居民送来的感谢信和锦旗：“情系社区居民，关爱社区建设”。
其实，这样的情景经常发生。那时候李士杰的办公室里不仅有北京选民们送来的锦旗，还有来自外地群众的。2008年年初，天津塘沽区一对农民夫妇为李代表送来了“人民代表为人民，为民排忧办实事”的锦旗和感谢信。
信中说，“我们17岁的儿子于（2007年）10月30日走失，到11月6日时我们夫妇都快急疯了。11月5日，家里收到他从北京宣武区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让我们将5000元汇到江苏的一个私人账户里。我们到北京报案，但北京的公安部门让我们回天津报案，天津的公安部门又让我们到北京报案。焦急之时，我们冒昧地找到了素不相识的热心人李代表。李代表得知情况后，立即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我们，并同宣武区公安局刑警一起守了一夜，于11月8日清晨把我儿子从大海中‘捞’了出来。”李士杰解释说，其实这对夫妇的儿子陷入了传销组织，幸亏解救及时，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事实上，这类“闲事”李士杰完全可以不管，但他说：“只要能多为别人做一点事，我就很高兴。”
“爱挑刺”的明星委员
李士杰担任政协委员因为提案多、发言多，获得的掌声多、锦旗多，所以有个雅号——明星委员，同时也被有些人称为“爱挑刺”的委员。所谓“爱挑刺”，实际上是说，李士杰作为委员一贯认真履职，仗义执言。
2009年年底，北京市水价听证会现场，身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脖子上围着大红色围巾的李士杰委员尽管身体不适，但依然坚持带病参加了听证会。
“我想说的是不同意见。”在一连串支持调价的声音下，李士杰的反对之声立刻让全场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李士杰表示，自己在听证会前，走访了平谷、怀柔、通州的居民，走访了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和专家，走访了朝阳区最贫困的街道，走访了麦子店街道国际化社区，综合了有钱人和没钱人的意见。“我虽然是山东人，但是从小在北京长大。北京的老百姓非常注意节约用水，如果只是单纯地提高水价，那么打击的是节约用水的人，而浪费水的人反而没有得到惩治。因此我不同意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
发言人5分钟的发言时间早就过了，但李士杰的话音仍然在会场中响起，整个会场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打断他。
除了在涨声一片的水价听证会上仗义执言，李士杰作为政协委员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提案。例如，2008年他提出《对法官、检察官、警察办错案实行终身问责》的提案，尤其是他在2009年提出的《城市绿化要多种树、少种草》中强调单位和个人要节约用水，要多建设蓄水池，既抗旱，又抗洪，使我们北京这个缺水的城市环境能够良性循环，树下既可以停放车辆实现惠民，又解决城市绿化问题。这个提案得到众多政协委员的支持和附议。 他说：“温总理说过‘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目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违法等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我的职责就是反映社情民意，促进法制建设。
关注养老问题，成立宜居协会
年过六旬的李士杰本来到了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时候，可他是个充满热情、闲不住的“永动机”。主要原因是他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朝阳区人大代表，他肩上还有担子，心里始终有撇不下的责任。最近几年，一些群众常向李士杰反映社会养老和居家养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早已引起李士杰的关注，并为此问题撰写过多次提案。“就拿我来说，上有89岁的老母亲，自己也马上面临养老的问题。”李士杰语重心长地说，“现今中国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两亿。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老龄化速度。解决老龄化的问题，迫在眉睫。”
在李士杰看来：“现实，政府在‘养老’上做的还不尽如人意，民间在‘养老’上贡献的力量又微乎其微。”为了帮政府多分一点忧，为了给老百姓多办一点事，李士杰和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商量，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有关“养老”的民间团体——北京老年宜居文化协会。
李士杰希望协会的专家、学者能够通过协会创办的论文集和《养老》杂志这个平台，引发不同的观点，百家争鸣，进行争论、辩解，从理论上对养老问题首先“破题”，希望会员对“9064”养老模式进行实践。推进养老事业的发展。
他认为副会长马仲良教授提出的“时间储蓄”方式应该对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志愿者的水平，鼓励会员们践行。因为善有善报的“时间储蓄”方式，符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理念。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
协会成立后，李士杰和协会的部分会员去大屯、潘家园、朝外等街道的托老所作了调研，发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很多街道原有的托老所因为资金问题早已关门歇业，勉强维持的托老所硬件设施不够完备。像潘家园街道的托老所，因为历史原因被安排在楼房的三层，托老所老人上下楼多有不便。还有的小区由于开发商改变了配套设施的用途，将规划中的托老所“变成”了公司。李士杰说，这些问题协会都已逐一记录在案，先通过协会的专家从理论上替政府想出办法，再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调研后向有关部门反映，通过协调，争取把问题解决。
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7月2日，有一支14人的队伍从韩国出发，专程来北京访问、调研。这些人来自韩国老人协会，此次调研，就是想看看北京的养老机构是怎么养老的。这些韩国朋友找到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希望通过他们在北京找一家有关养老的民间协会，协助他们进行调研。在北京，有关养老的协会本就凤毛麟角，而且还得是民间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发现，最后只有李士杰创办的北京老年宜居文化协会符合要求。于是，他们找到李士杰，希望他的协会能接待一下这些韩国朋友。李士杰爽快地答应了，他和协会的同事们陪同韩国朋友们边调研、边交流。韩国朋友的调研工作做得十分认真，调研时他们发现：虽然他们看到的北京的部分托老所的硬件设备还有待提高，但托老所里的老人们的微笑很真实，话语很实在。显然，老人们对现在的生活是心满意足的。
调研结束后，韩国朋友对李士杰十分感激，他们邀请李士杰参加明年在韩国举办的“世界老年宜居大会”，李士杰欣然接受邀请。
采访最后，李士杰对我说：“社区托老所和居家养老都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准备把协会的党员组织起来，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我们准备在社区建设一些小规模、多功能的托老所，我们要把自己的杂志办好，我们要培训许许多多持证上岗、有文化的养老服务员，我们还要培养更多的“时间储蓄”的养老志愿者，但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离不开政府更加‘给力’的扶持。”
李士杰说起养老的话题，滔滔不绝，他显然为此倾注了很多。不管是当年知青群体中的“七十三行”，还是热心的李代表、仗义执言的李委员，抑或如今为老年宜居事业鞠躬尽瘁的李会长——我始终能从他身上感到一种不倦的热情——如同火焰一般炙热地燃烧着，这火焰给人温暖，也给人能量。我因此笃信，北京的养老事业会因李士杰和他的协会，越来越好。
编辑/韩 旭 hanxu7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