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概论新编》在学科的自足性、内涵的包容性、逻辑的严密性、思想的前沿性、表述的学理性等方面堪称典范，是一部兼具现代性、综合性、创新性等知识形态特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是一部富有理论建树与现实意义的教材，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的重要成果之一。
　　【关键词】文学理论 现代性 综合性 创新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一般项目“《文学概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协同创新机制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3JSJG26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012-02
　　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范围内出版了约300种文学理论教材（含再版、修订等情况），其中只有不到20部是由个人独立编撰出版的，很多教材都有拼凑之嫌，缺乏写作个性和情感、学者的写作机锋和思想火花。同一时期的教材似曾相识、缺少著作、创作，是这些年来“文概”最大的不足和尴尬。但是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推出的张孝评先生全新修订的《文学概论新编》（第四版）可以弥补或减少这种不足与尴尬。我有幸先睹为快，该书新意纷呈，在学科的自足性、内涵的包容性、逻辑的严密性、思想的前沿性、表述的学理性等方面堪称典范，是一部兼具现代性、综合性、创新性等知识形态特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的重要成果之一。
　　首先《文学概论新编》（以下简称《新编》）是一本具有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教材。
　　我国过去的文艺学教材存在三种模式：中国传统理论模式、俄苏理论模式和西方理论模式，其中又以俄苏模式影响为大。建国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前苏联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等教材成为我国高校文艺学教学的主要依据和权威教材版本，对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一些由我国学者编写的教材也从体系上、观念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学理论教学中长期存在的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等不良倾向，和上述教材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判庸俗社会学，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有益成份，使得文艺学研究以及文艺学教材的建设出现了可喜的进步。《新编》就是这一时期成功转型的教材之一，是一部富有理论建树与现实意义的教材。《新编》从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的“文学四要素”引出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学活动，文学活动是一个动态系统结构，它以社会生活为基础，以作家与读者为主体，以作品为核心因素和中心环节。《新编》以文学活动作为全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学理论是一种寻求并发现文学的基本规律的纯理论，是立足和服务于文学实践的纯理论，具有逻辑性严密、概括度深广、现实感强烈的特点；在考察了模仿论、表现论、实用论、文本-形式论等四种类型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以后认为，它们都不具备建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品格。《新编》创造性地提出以“文学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为线索来建构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认为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是由一条线索（文学与人的关系）和五个层面（文学本体论、文学价值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接受论、文学发展论）有机组合而成的整体。该书以文学本体论开篇，以往的文学理论教材大都以文学本质论开篇，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理论教学的重点、难点，由于缺乏文学活动这一具体生动的言说客体，因此教师讲解难度较大，不易被学生理解接受。而《新编》以文学活动作为逻辑起点，紧密联系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条分缕析地得出“文学是一种用语言表达的情感化、形象化的人文意识”，为文学的审美人学本质建构了一个多维、开放与富于包孕性的平台。
　　该书相对于2005年的第3版而言，融入了作者对文学新观念、新方法的理解与思考。虽然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南帆的《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都在对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在学术及理论上都表现出突破原有思维方式束缚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创造性。《新编》也不例外，该书在主要观点及论述方式方面，都有迥异于以往文学理论教材的新特点，是一本具有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教材。
　　其次，《文学概论新编》是一本具有综合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教材。
　　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的发展经历了引入、模仿、探索几个时期，虽然存在失误与不足，但的确在不断前行，对文艺学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有：教科书的僵化框架仍然难以突破，马列文论、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三个体系在学理上无法真正调和。许多文艺学教材缺乏一种现代思维和研究主体的意识烛照，所以无法真正显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味和价值，也无法实现西方现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通共生。而《新编》作者能够站在现代理论思维的高度，以现代的观念方法去融铸、统摄、观照中国古代文论、马列文论与西方文论。在具体的章节论述过程中有机地整合了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文论与马列文论的话语资源，在学科的自足性、内涵的包容性、逻辑的严密性方面堪称典范。如第三章对“最高度”概念的阐释，既借鉴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理解，又与严羽《沧浪诗话》的“入神”说进行对照互证。如第一章对“反映”这个范畴的辨析，既利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又综合了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对“反映”的阐释结果，并且联系当代经典文学文本进行实证研究。又如对黑格尔提出的“心灵化”概念，《新编》引用了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关于“文学的虚构性”与弗洛伊德的《作家与白日梦》关于“文学的想象与梦想”理论来阐释“心灵化”的内涵，认为“心灵化”可以切分为“事理化”与“情理化”两个层面，而后者正是《新编》融会中西文论思想之后得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范畴。此外，对“文学审美价值的形而下取向与形而上取向的辨析”与对“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二重性”等的精彩论析，不一而足。 　　难能可贵的是《新编》并不疏离文学创作实践，而是紧密结合当前文学实际来总结文学理论、探求文学规律，具有思想的前瞻性。不像有的《文学概论》教材很难看到它们对当前文学创作实践的关注和解释。作为一种理论，关心和解释当前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是其应有品格，但各种《文学概论》教材几乎都不提现在的作家、作品与现象，举例子都是已定性的“经典”，这固然应当，但理论如果没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能及时关注眼前文学实践，不能及时分析当前文学作品，不能给当下文学实践以一定指导，而只是对过去现象的分析、总结和评价，怎么能是“以一切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呢？那样的《文学概论》也将失去它作为理论的品质。而《新编》既征引经典的文学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如曹雪芹《红楼梦》、罗贯中《三国演义》、卡夫卡《变形记》等；也大量引用当代作家的文本作为分析的对象，如臧克家的《三代》、艾青的《镜子》、流沙河的《哄小儿》、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人生》、王蒙的《蝴蝶》、舒婷《致橡树》、电影《泰坦尼克号》等等。《新编》在剖析它们的文学价值的同时，也让读者诸君明白了如何运用文学理论知识去分析解决文学问题的道理。
　　再次，《文学概论新编》是一本具有创新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教材。
　　有学者认为，文学理论著作与教材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著作应具有创新性，新颖独创是学术著作的根本特性。教材应具有包容性，教材就没有学术著作这种创新性要求，即使要求创新，也是次要的要求，而主要的、基本的要求则是包容性。我认为创新性与包容性其实并不矛盾，二者可以且应该同时体现在文学理论教材中。文学理论教材固然应该全面、恰当、深入地把本学科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纳入教材之中，以基本理论和普遍知识的面貌呈现给学生，这是教材的精义。但如果在反映本学科学术成果上缺乏深度和广度，那就称不上是好教材。《新编》在处理知识的创新性与包容性关系方面比较成功，既注重思想的前瞻性又注意表述的学理性。《新编》的知识创新并不体现在体系架构上的标新立异，而是体现在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阐释与解读上。如第一章对文学基本特性的理解，《新编》超越前贤之处在于将文学的情感性与形象性都视为文学的基本特性，而不是偏重于某一方面，并且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情感必须由形象来激化和制约，情感必须由形象来表现，认为文学情感是一种形象化的情感；而形象必须由情感来推动和改造，形象必须由情感来灌注，认为文学形象是一种情感化的形象。而“形象化的情感”与“情感化的形象”正是《新编》对文学本体的精辟见解与创新理解。又如第三章对“文学典型”的理解，认为在当下的语境中，“典型”话语并未过时，对典型进行了合乎学理的创新理解，认为典型代表“最高度”，而且与大多数教材仅仅将典型片面理解为“典型形象”不同的是，《新编》认为“以情感为主的抒情作品，典型主要指典型情感，而以形象为主的叙事与戏剧作品，典型则主要指典型形象”。诸如此类的创新理解还有不少，比如“文学是审美人学”、“文学是语符化的审美人文意识”、“文学审美作用的心理机制”等等。
　　尽管作者追求尽善尽美，但《新编》似乎也有个别论述值得商榷，比如第一章把叙述主体区分为真实作者、隐含作者以及故事的叙述者是比较清晰的，而相对应的接受主体也区分为真实读者、隐含读者和故事的接受者三方面，隐含读者和故事的接受者的区分似乎不太明晰。以上当属抛砖引玉，敬祈方家指正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