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美国女歌手Billie Eilish在迈阿密的演唱会现场中，播放了一段自己慢慢脱掉衣服的视频。她将一直以来大众眼中“中性风格”的宽松衣服一件件脱下，最终露出姣好的身材，用来回应大众对自己的“身体羞辱”（Body Shame）。同一时期，男演员Ezra Miller在某男刊的春夏号中，穿上了一件看不出性别的、缀着亮片的镂空长上衣，呈现着他雌雄莫辨的气息。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不难发现，以这些公众人物为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披上一层“无性别”的外衣：他们有意无意地穿上没有任何性别特征的衣服，不仅将其用来包裹生理上的身体，也同时用来展现内心的真实自己——这就好像是一场猜谜游戏，当我们抛开传统的二元性别概念时，该如何去剖析眼前对象，以及又该如何定义他们。
　　弗洛伊德在性别角色社会论的研究上提出过“性一元论”，他认为男女两性的性别认同的根本假设在于女性对男性的阳具崇拜。他觉得“当你遇上一个人时，你会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对对方的性别作出‘是男还是女’的判断”。显然，弗洛伊德并未预料到如今的这番“去性别化”的现象。在他生活的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对性别规范和男女二元性别有着根深蒂固印象的时代：大多数公众的性别判断都是通过着装和个人仪容的选择来实现的，而当他生活在当下，他一定不会如此武断地作出这样的结论。
　　当然，我们并非是要简单地将“去性别化”或“无性别”的风潮简单地概括为“男装女穿”以及“女装男穿”，在本文中它更像是指代我们抛开对性别的固有刻板印象，主张无论什么性别、甚至二元性别外的群体能够共存于某一个穿衣方式下，就像是我们所有人回归到婴幼儿时期，不用刻意突出性别特征，也不必顾及在文化范式下的着装规则，而是以自由为导向，从着装的自我表态上去寻找自主的权利，并且倡导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美学——这是一种最为“政治正确”的解释方式。对于这一观念，我们自然不会反对，但“去性别化”真的止步于此吗？

“无性别主义”的诞生与文化

　　在马里兰大学教授Jo Paoletti的著作《性别与中性：时尚、女性主义和性革命》（Sex and Unisex：Fashion，Feminism，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中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无性别主义开始逐渐成型。年轻设计师为新一代年轻人制作服装，这些服装受到了民权运动和性革命的启发。从巴黎（PierreCardin）到好莱坞（《星际迷航》中的制服），设计师们设想了一个平等和雌雄同体的未来——当然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的限制之内。彼时，在《公民权利法》中平等就业机会条例的推动下，妇女进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这股趋势与女性工作服的兴起几乎是同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重新被公众进行讨论美国宪法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其历史与“无性别”服装的流行程度相当。1972年，国会通过了该法案，当时“无性别”服装的流行开始达到顶峰。当然，这种着装趋势并不是高端时尚的衍生品，而是源于工人阶级的敏感性。
　　另外，Paoletti提到“无性别”服装的流行是婴儿潮一代对20世纪50年代僵化的性别刻板印象的矫正——这种刻板印象的存在有迹可循，彼时经历了战争时期对男女的社会职业分工有了定式，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性别与义务之间的关系，这是特殊时代背景强加给男女的时代任务。在接下来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上述我们知道的流行文化和社会政策推动的原因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无性别主义”着装的风潮，则是与彼时的亚文化影响下所带来的颠覆时尚有着密切的关系。
　　某種时尚趋势能够在某一个时间段盛行，往往与彼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这意味着我们要分析“无性别”风潮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巍然成风的原因时，我们就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探讨，前提是暂且抛开后续商业市场的运作，而是单纯从最初的本源开始谈起。
　　60年代时嬉皮士浪潮崛起的时候，这股浪潮本就是出于对当时陈旧的社会角色和阶级社会进行的反传统主流文化的运动。嬉皮士们无论男女都会留着长头发，穿着色彩艳丽的波西米亚主义衣饰，戴着鲜花——在当时的主流社会概念中，花哨的服装和长发、鲜花都代表着是一种女性化的倾向。
　　同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受Beatnik（披头族）和TeddyBoys（泰迪男孩）的影响，Mods族群体诞生，他们被形容为“一群对时尚着迷，崇拜个人享乐主义的年轻人”，大多出身工人阶级，所以他们渴望离开原有的阶层，打破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着装的态度上经常选择量身剪裁的套装，并且线条简洁鲜明，即便是女孩也会在连衣裙外套上一件极其中性风的外套，会是M-51与M-65美军外套，或者是哈灵顿夹克外套，留着一头雌雄莫辨的短发。
　　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孔雀革命”（the Peacock Revolution），指的是男性穿上鲜艳色彩、花俏样式的时尚风潮，也是指男性时尚重回色彩与炫耀的一段时期。彼时的这股浪潮对抗的是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男装的“简约印象”——英国心理学家JohnCarlFlügel认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政治革命期间，男子气概发生了重组，并且以牺牲男装的装饰性为代价——即现代男装的风格，它比以往的历史时期少了装饰性色彩，并且款式更加一致，Flügel将其称为“男性大弃绝”（the Great Male Renunciation）。“孔雀革命”恰巧就是要让男性们拾回男装的自由色彩的权利。Paoletti认为这是男性身份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与重构，也是男性将拥有自身身体是可以被展示的自由权利的夺回。 　　有趣的是，尽管20世纪80年代用来强调女性身体性感曲线的着装蔚然成风，但依然上有近似男士垫肩大西装的“权利套装”——它诞生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主张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的职业权利和事业空间，下有街头嘻哈群体不分男女的宽松运动服——来自特定群体的共同性。
　　如果我们结合上述所提到的这些事例会发现，尽管在不同时代的“无性别化”的表象都有着出奇的一致性，大多用于模糊了性别角色的传统印象，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发现这些历史上的雌雄同体风格是文化反抗的一个因素，而并非单纯是在建构性别、定义性别。

“无性别主义”在时尚语境下的解构

　　抛开文化层面的“无性别主义”是如何与亚文化之间产生的关联，在时尚语境中，“无性别主义”在这一领域中的渗透或许会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深入——不仅仅是如今我们大众广义上所了解的穿衣风格，更是组成了时装的结构本源。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马克·奥福雷赫蒂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念，他提到面料是有性别之分，“蕾丝、印花丝绸、织绵、天鹅绒等装饰性强的奢华面料以前被认为是女装专用的，但如今被广泛用在时髦男装上。”其中，时尚历史学家及作家Judith Watt提到：“面料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有性别之分，那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从那以后，装饰性面料（透孔织品、天鹅绒、织锦之类的编织类面料，一切漂亮的面料）就严禁用于制作男装。法国人沿用了英国运动装界定的男装风格。但如今这一时装运行周期行将结束。现在女装面料运用于男装已无关紧要。男女装之间已没有界限。”
　　引用奥福雷赫蒂和Watt的理论，面料奢华度是时装性别差异日趋模糊化的一个主因：透孔织品、印花丝绸、薄绸以及仿羔羊呢这些材料因为常被使用在女装服装设计中，因此容易被认为附带了一定的性别属性，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一旦我们剥离对“无性别”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特别是在衣服风格和款式的探讨上），就会发现从最初组成服装的基础——面料上，就早已有了“去性别化”的进化。
　　Gabrielle Chanel在20世纪20年代从情人西敏公爵的斜纹软呢外套中获得灵感，将那原本常见于男装的运动外套和狩猎装中的材料“斜纹软呢”（Tweed）拿来作为女装设计语言的基础元素，她热衷于将这种富有粗粒感的面料结合与她心目中的理想女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向异性谄媚，宛如无性别般的坚韧无比，同时独立自由。自那时起，斜纹软呢在女装设计领域蔚然成风，并得以进军主流时尚领域。另外，Dries Van Noten在男装设计中常见的织锦料亮丽短夹克（腰部和袖口带有松紧带），上面满满的尽是巧夺天工的刺绣设计，以及在Sarah Burton掌舵下的Alexander McQueen男装都有着金银线的滚边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蛾箔刺绣图案......这些都证明了“无性别”的现象早已在时尚界中存有一片天地。
　　色彩艳丽的装饰性男装在当下的时尚界并不算得上是什么稀罕事儿，就连剪裁上都会有些许雌雄难辨的痕迹。Gucci的Alessandro Michele在最初决定将男女装合并办秀（虽现在又分开进行）的一个原因正是因为他认为男女装的灵感来自同宗同脉，彼此相辅相成，能在女装设计上见到的类似、刺绣和亮点等元素，也同样常见于男装的系列中。在刚结束的Gucci2020秋冬男装秀中，能够发现Michele干脆将灵感回归到婴幼儿时期——那是一个不过度讲究性别的时期。他借此挑战父权制度下的传统“男子气概”，没有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只有从个人气质出发组成的新面貌：男模穿上了玛丽珍皮鞋，又套着可爱的A字“连衣裙上装”（对男性来说，那的确更像是一件上装而不是裙子）......Michele的态度非常明确，他打破的不仅仅是对男子气概的刻板印象，更是对年龄桎梏的穿衣范例。
　　如果从“‘无性别’是重定义‘男子气概’”的理论出发讨论，无独有偶，Thom Browne在2018春夏男装发布会的压轴造型是一套合并了新郎装和婚纱的设计，穿在了一位踩着高跟鞋的男模身上。有趣的是，這个造型与1987年于纽约时装技术学院举行的“时尚与超现实主义”展览中的某件作品的概念如初一辙，都是由一人同时承担了男性与女性的化身。当时，Browne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答：“我希望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希望的任何穿衣方式。” 　　如果说上述的角度是我们站在“男装女性化”或“男装去男性化”的角度进行的衍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来谈一谈由女装设计出发的探讨。
　　曾经有一段时间，时尚界以时任Céline（现更改标识为Celine）创意总监PhoebePhilo的“性冷淡”（Normcore）风格马首是瞻，人人都倡导极简主义、去繁求简的时装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以按照最初传统的女装概念（此处特指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女装）——华丽和凸显女性曲线作为对比，Phoebe Philo的极简主义未尝不是另一种方式的“去性别化”的方式：将原本附着于女装上的华丽元素一一化解，只留下基本的廓形和款式，停留在衣服的本质，而非过度“装饰性”的层面，从这一角度而言，Phoebe Philo的设计是真正的“无性别”，没有鲜明的女性特征，自然也没有男性特征，因此也有许多身材合适的男士愿意将彼时的Céline加入衣柜选择。
　　同理，像是Rick Owens和山本耀司两位设计师在发挥擅长剥离了性别属性的设计时，将他们的男装线和女装线如果同台类比，事实上也极难进行一个鲜明的区分。他们在做设计概念的初期时显然就已经抛开了脑子中拥有“性别属性”的模特概念，而是以“理想身型”作为设计的“人型台”——这种“人型台”是没有具体的生理结构，只有身体形状的区别，也正如山本耀司本人多年前在自传中提到，他并非有意凸显女性身材，而是希望突出女性的坚强和力量——毫不逊色于男性。
　　值得注意的是，川久保玲奉上的Comme des Garcons Homme Plus 2020春夏系列（男装）从另一维度为我们描绘了“无性别”的衍生意义。该男装系列被命名为“Act.1”，即戏剧中“第一幕”的含义，此名灵感来源于她在去年为歌剧《奥兰多》设计的舞台演出服。彼时，川久保玲收到编剧Olga Neuwirth的邀请，希望她为演员打造戏服。川久保玲同意了Neuwirth的工作邀约，但提出要将自己正在进行中的两个系列（分别是男女装2020春夏系列）一并纳入自己的设计灵感版图中，“当时有36个主要角色的服装和106个其他角色的戏服。我同意了Olag的邀请，但是条件是她同意我将《奥兰多》的主题作为正在进行的两个服装系列的主题，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川久保玲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道，于是就有了2020春夏男装的主题为“Act.1”，同一季女装系列为“Act.2”，歌剧《奥兰多》是她的“Act.3”。
　　众所周知，《奥兰多》是一部以性别流动为主题的奇幻故事，剧中主人公奥兰多横跨百年，即拥有过男性的身份，又以女性的身份生活、生子，作者刻画了一个存在于同一躯体（奥兰多）中的多种性别，男性与女性，二元融为一体的人物形象，并借主人公的视角牵扯出与不同时代之间的千丝万缕，也是一部常被用来探讨跨越性别的文学巨作。川久保玲虽未直接提出自己对于“性别化”的具体主张，只是以“三幕剧”的形式分别为男女装系列以及《奥兰多》命名，实际上也更像是作品中主人公的自我身份认知的层层递进。值得一提的是，当2020春夏男装秀场上展示的Comme des Gar?ons X Mikimoto（川久保玲的第一个高级珠宝系列）珍珠项链公开时，它们被放在了几具性别模糊的人形雕塑上。显而易见的，该联名系列是川久保玲将“男女合二为一”或者说是“（气质）性别可转换”的概念的延伸。正如她自己在公开新闻稿提到的：“如果我们谈论女性的珠宝，通常会想到珍珠。但是最近，我注意到男人戴珍珠时看起来也很漂亮。”——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是在打破珍珠的“性别”属性，但换个角度来想，未尝不是在主张男性同样可以拥有“女性特质”。

　　从性别化面料、模糊性别化的风格设计，以及灵感概念中的性别流动，对设计师们而言，“无性别主义”从实质到抽象化的理念表达，早已深入人心。

与时俱进的新需求

　　近年来，性别流动性越来越渗透到我们文化的集体意识中，人们开始拒绝二元性别认同的旧框架。
　　有相关产业报告提出，当下的Z世代对“中性风”的着装相当着迷，其中有原因分析到，Z世代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拥抱多元化，他们有意打破固有的与性别刻板印象有关的着装范式，他们质疑传统性别观念，积极宣言并拥抱身份的多样性。
　　从全球讯息传播的角度来说，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来自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特指2012年以来以社交媒体为平台）的浪潮。这波运动随着当下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让独立自信、自我主张的女性化形象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从自身的真正需求出发，而非为他人喜好着装，另一方面加上越来越多身体力行展现着女性主义、平权主义的偶像们层出不穷，譬如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Billie Eilish、Ezra Miller，以及如今越来越“放飞自我”的Harry Styles，在他们强大的影响下，喜欢追随偶像们的粉丝自然也是受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部分的人也开始逐渐探索自己对于表达自我的方式。
　　如果以市场分析而言，“无性别主义”在为市场开辟一个新“利基市场”。自2016年以来，有许多品牌都纷纷加入了男女装共同办秀的行列，即便是分开办秀的品牌，也能够时常在女装秀场上见到零星的几个男装造型。英国设计师Grace Wales Bonner在2016年接受《ELLE》采访的时候说：“我认为我的系列是一个整体——我不会把它们分成男装和女装。”这种趋势其实更像是一次试水，在终端市场早已有许多主打“无性别”的品牌/系列纷纷入市：去年，Chanel与歌手Pharrell Williams联合推出了“Chanel Pharrell”无性别联名系列;洛杉矶服装品牌Alternative Apparel在网站推出“Unisex”分区;Burberry在2018年与电商网站Matchesfashion合作推出了一个无性别联名系列;英国设计师品牌Toogood London推出的“中性外套”在FarFetch上賣得极好;加拿大设计师品牌Rad Hourani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对人体的细致研究，将中立性作为人体特征的定义”，并且受到了市场的好评......这些都足以见证了“无性别主义”的市场威力正在逐渐展现。 　　如今伴随着多元化包容性的不断倡导，备受热议的酷儿群体的消费画像拥有极高的消费能力和一定的良好教育背景，与许多时尚品牌的消费客群的侧写相似。对LGBTQ+消费者而言，他们认为“无性别主义”的服装对酷儿群体更为友好，身份认同是酷儿们寻求时尚的一个原因，他们通过合适的着装，能够告别曾经的自卑，并且与同类形成共鸣。
　　Radimo是一家主张性别流动的服装品牌，致力于挑战传统的时装标准。今年27岁的跨性别者Jordi是Radimo的模特兼设计师。她认为时尚是理解每个人的身份時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时尚的自由表达，才能够让我寻找到一种方式可以向外界表达自己。如果没有我的风格，那么别人不会了解我。”今年才刚二十出头的意大利男孩Nay Campbell所创立的品牌Lordele一直以来坚持不懈地以“酷儿审美”为主题。他认为拥抱酷儿美学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主动声明，“任何一种真正的声明都不该只是在T恤上贴上某句标签，而是应该思考这些身份的来源和创造的历史。”
　　换位思考，对品牌而言，“无性别”服装系列甚至是一种节省成本、开源节流的方式，尤其在当下可持续发展作为主流的环境下。纽约品牌Official Rebrand是一个无性别的服装品牌，致力于艺术探索和环保实践。每一件作品都是利用旧衣服升级循环后的再创作，装饰着品牌标志性的图案，没有任何性别的指向。Tomboyx是一家可持续发展的服装公司，致力于为各种体型和尺寸的人提供男女通用的内衣。该品牌希望重新定义“假小子”（tomboy）一词，让消费者享受更多“男性化”的剪裁。这家性别包容的公司生产的每一件产品都不含有害化学物质，包括使用水循环方案的水基方法，是将“无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结合完美的案例。

性别平等的“政治正确”表态？

　　比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行为，衣服是我们向世界传达自己身份的方式。毫无疑问，在多元化和包容性浪潮及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无性别主义”成为了“政治正确”的一种表达手法。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公共数字人类科学研究助理教授Mary Rizzo在名为《天桥革命：我们能否将中性主义潮流与性别平等联系起来？》的文章中提出：“当我们在为一个后性别时尚的世界干杯之前，区分市场营销和性别平等的实际进展是很重要的。可以肯定的是，时尚可以提倡社会变革。但同样经常发生的是，时尚界也会利用社会运动，将它们美化为一种看起来前卫并获利的方式。”归根结底，时尚是一个利用异国情调和美学概念进行交易的行业，时尚界擅长喜欢从人文艺术领域撷取灵感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创作方式，既然如此，“政治正确”也未尝不会是其用来为自己的设计增添些许思想内涵的手法之一。所以，当我们在庆祝“无性别主义”在时装行业流行，并被冠以“政治正确”的招牌时，更需要警醒和秉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审视对方究竟是以身作则地在向世界传达它的意图，在庆祝和成为这个品牌的拥趸之前，了解它的动机、实践和局限性是很重要的。
　　有趣的是，在时尚风格类文章的语境中（不分中英文），“男友衬衫”（Boyfriend shirts）、“男友牛仔裤”（Boyfriend jeans）已然成为了形容“男装女穿”搭配的固定词汇，却鲜少有“女友牛仔裤”（Girlfriend jeans）之类的说法，即使是有，甚至都还带着些许戏谑的态度。
　　譬如在Wikipedia的“Mom jeans”的词条下，就有写到当Tina Fey在《周六夜现场》为一款名为“妈妈牛仔裤”（Mom Jeans）的牛仔裤创作了一段滑稽短剧，“Mom Jeans”就有了贬义的含义，它代表的是女性生完孩子身材变形所穿着的宽松高腰牛仔裤。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Barack Obama穿了一条类似的“Mom Jeans”，大众为此创造了一个相应的术语“Dad jeans”。这种不对等的风格谦词，其表面含义尽管是在谈论“中性化”风格，但事实上它仍然包含着一定的贬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并非只有穿着“无性别主义”风格的着装才能够表达性别平等。品牌和设计师必须把自己重新想象成一个引领文化对话的对象，跳脱传统概念，超越年龄，更要超越性别地围绕他们的客群进行思考。女性选择华丽装饰的设计、凸显身材的剪裁，将自己打扮得性感撩人，就意味着是向“男性凝视”屈服？男性喜欢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就代表他们不愿意拥抱认同酷儿文化吗？并非如此。多元化与包容性的意义，在于容纳多种审美、多种风格，而非单一拥护某种风格且排除异己。
　　当我们在谈论“无性别主义”是否是“政治正确”的一种表达方式时，请先正视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非二元性群体的权利是否已经获得平等。唯有当平等真正到来时，我们才会不再“主张平等”，也唯有真正达到平等，才能够真正贯彻“去性别化”。
　　“无性别主义”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表达，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