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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庄子与王尔德虽相距两千多年且来自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但其幽默有着相通之处。二者均从相对主义哲学思想出发，提出大量精妙悖论并通过与其他文本形成互文来构建独特的哲学幽默。除英国和爱尔兰幽默传统外，王尔德还采纳并吸收庄子的幽默及其思想，以英国人喜闻乐见的戏剧性方式将其带入英国社会。本文将通过对二者作品的比较研究与历史回溯，验证互为他者和看似对立的东西方文化间存在的共通性，探析东方元素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引入与融合过程，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关键词： 庄子 王尔德 幽默 相对主义 他者与融合
一、引言
“幽默”一词最早源于《九章· 怀沙》，有静默自然而又留有余韵之意。而现代意义上的“幽默”一词由林语堂根据“humor”音译而来，《辞海》在其基础上将其解释为“一种艺术手法，以轻松、戏谑但又含有深意为其主要审美特征，表现为意识对审美对象所采取的内庄外谐的态度”a。这虽与其汉语古意相距甚远，但仍有含蓄留韵的审美色彩。这被视为舶来品的“幽默”艺术手法其实在中国自古有之，被称之为 “诙谐”。东西方都不乏幽默大师，庄子被称为“中国幽默之始祖”b，其《庄子》一书文采瑰丽、境界奇幻、云谲波诡、寓庄于谐，在轻松诙谐中隐含寄寓，在嬉笑幽默中震撼人心。英国戏剧家王尔德，以四部风俗喜剧闻名遐迩，其精妙的警句和戏剧性的情节常让观众在嬉笑中陷入沉思。庄子与王尔德虽地处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但二者的幽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王尔德在《言者》杂志上发表的《一位中国圣哲》的庄子书评更是为二者的相似性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迄今，对于庄子和王尔德二者的关联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思想方面，着眼于唯美主义理论中的道家哲学，关注王尔德对“无为”思想的采纳吸收及其在社会批评与文艺批评中的运用，忽视了其背后的相对主义哲学根基，以及二者幽默创作上的相似性，更是缺少对这种哲学思想如何生成庄子作品中的幽默并进一步影响王尔德创作的探究。因此本文将从文学理论出发，通过对其思想、技法的对比分析来解释二者幽默构成上的共通之处，并以历史回溯的方式探究其共通之处的成因，为研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中西文化的对立、引介与融合提供新的视角。
二、庄子与王尔德幽默的构建方式——互文性和悖论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中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c此处的文本并不局限于文学作品，互文性既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作品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关系。读者和文本的双向互动是文本意义的产生来源：作者通过对现存文本的重新排列整合创作出新的文本，而读者则通过对先前相关文本的熟悉度和自身经历结合新文本中的含蓄引用或暗示对新文本进行解读。庄子和王尔德正是利用这种互文互动关系构建幽默效果。
《庄子》的互文性在于对孔子多面形象的塑造，以及借用、改造神话传说构建的寓言故事。庄子时常在作品中将孔子这一儒家代表人物变换为道家代言人，以孔子为反例批判以“仁义”为核心的礼制并阐述道家思想，与孔子学说形成照应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发展。最典型的例子是杂篇中的《盗跖》。该篇讲述了孔子劝说山贼盗跖改邪归正反被驳斥，最终落荒而逃的故事，这与传统中受人尊敬、始终保持正襟危坐的孔子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庄子》借盗跖之口批判周礼的巧伪矫饰，反对儒家恢复周礼的主张，指出真实自然的“道”才是人类存在的根基。此外，《庄子》还借用民间神话传说，并通过夸张手法加以改造、引申并重构寓言。据袁珂考证，《逍遥游》中鲲鹏寓言取材于《山海经》中海神禺疆演变为风神的神话。禺疆在作为海神时为鲲，是一种很小的动物，后幻化为鹏，成为风神，拥有巨大力量。但庄子开始就将鲲描绘成不知几千里的庞然大物，并将鹏夸饰渲染成为极大之物。庄子通过将民间神话故事夸张化，极尽鲲鹏之大来表达齐物思想。正是这种对前人作品的选择性吸收改造与传统文本所形成的互文性反差生成了独特的哲学幽默，让人在体会庄子哲学之时不禁惊奇感叹并会心一笑。
王尔德的喜剧幽默更多在于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现实与主流文化形成互文，通过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映射和暗讽制造戏剧效果。当时的英国充满矛盾：一方面社会规则严格僵化，传统的清教道德奉行于世；另一方面是娼妓、童工横行，上层社会的男士私生活糜烂，表里不一。王尔德的戏剧充满了对这种僵化虚伪的社会风气的巧妙讽刺与批判。丹蒂d是王尔德戏剧中的特色形象，他们注重形式美，蔑视实用主义，彬彬有礼又放荡不羁。这种类似花花公子的形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呼应，更被认为是对莎士比亚小丑角色的一种继承。有学者指出王尔德的花花公子和莎士比亚的小丑在语言艺术、评论者角色和哲学潜能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善于运用双关、悖论和隐喻等修辞手法玩弄文字和世界，机智精明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上层及婚姻制度，但各自都過着矛盾、表里不一的避世生活。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的费斯特，总能站在与其地位不相称的高度看清复杂的人世关系，发出“我身上虽然穿着愚人的彩衣，可我不一定连头脑里也穿着它呀”的感慨。在王尔德的《不可儿戏》中，与之类似的丹蒂代表杰克构建双重身份并说道：“一个人进城，是自己寻开心。下乡嘛，是让别人寻开心。”e这与当时维多利亚时期的禁欲主张形成强烈反差，社会表面上的自制、责任、忠诚之下是贵族子弟理所当然的寻欢作乐之举，既滑稽可笑又发人深省。
在互文性结构主义视域下，庄子和王尔德还通过构建悖论增添作品的幽默色彩。悖论，即与常识相违的命题、推论或自相矛盾的话语。在文本创作中，作者打破词汇原有的稳定性，用相互对立的词语来相互修饰，虽破坏了词汇本意，却能取得反讽惊异的效果。
庄子在《杂篇·外物》中，将两个对立的词汇放在一起，以“用”修饰“无用”，并最终论证了“无用之为用”f的道理。无用有用之论初看不明就里，存在矛盾，但细想就能领悟其中的道理：并非眼前能看到、把握的东西才是有用的，今日无用的或许在将来有用。有用也是因无用的存在才获得肯定，无用自有其价值。庄子用充满辩证的悖论传达其出人意料的观点，达到解构和嘲讽传统价值的喜剧效果。 与社会文本的互文关系有时也借助悖论实现。“这年头呀所有已婚的男人日子都过得像单身汉，而单身汉呢都过得像已婚男人。”g在《一个不要紧的女人》中，王尔德通过“已婚男人”与“单身汉”这对矛盾互相修饰影射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生活：人们将家庭幸福美满称作社会道德基础和价值取向，丑陋的社会现实却是婚外恋层出不穷。作为幽默讽刺大师，王尔德常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说出一个个看似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却直指社会现实的悖论，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形成互文，用风趣机智的方式产生颠覆性的力量，使观众在解读时开怀一笑后陷入沉思。此种幽默语言的运用产生了和庄子寓言的亲近性。张隆溪就曾谈到二者间的语言亲和力：“庄子机智诙谐，似是而非的语言和王尔德警句之间有文体亲和力。”h
三、庄子与王尔德幽默的哲学根基——相对主义
庄子与王尔德都不赞同现实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判断，认为不应该由单一的衡量标准评判事物的对错好坏，这体现出哲学上的相对主义，也是二者幽默思想相似的主要根源。二者对互文性手法和悖论语言的应用实则都建立在相对主义的思想内涵之上。
相对主义思想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它基于庄子对于“道”的思考，于“齐物”得到集中体现。“道”是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庄子把道看成绝对的精神本体，而由道衍生出来的万事万物则是相对的外在形象。万物的外在差异相较于绝对意义上的“道”都是相对的。基于此理论，庄子主张 “齐物”，要求人们明万物之本，转变世界观，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等量齐观地看待万物。《庄子·秋水》中的“濠梁之辩”是该思想的风趣呈现。i在辩论中，庄子超脱逻辑，将“安知”理解成“哪里知道”，于是就有了“我知之濠上也”的精彩回答。庄子幽默的回答背后是其基于相对主义的齐物思想：“子安知鱼之乐”是放弃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人与鱼的等量齐观是齐万物的根本，齐言论与是非体现知与不知的相对性。
王尔德的相对主义思想则蕴含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当时的英国社会被市侩作风和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他则以相对主义思想为支撑，通过戏剧创作来讽刺维多利亚社会的道德体系及价值观念，揭示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现象来论述单一价值体系的荒谬性。《温夫人的扇子》中充满了王尔德对当时道德律例严苛的社会的讽刺。剧中，达大人在恭维温夫人时声称“什么东西我都能抵抗，除了诱惑”j，邓比则总结道：“每个人犯了错，都自称是经验。”k王尔德在此借二人之口，幽默地讽刺了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虚伪，和其价值评判标准的扭曲与绝对化，似乎只有节制、自律、贞洁才能称之为好人。而剧中对于淑女和荡妇之间的界线划分问题不仅暗讽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伪道德，更是发出了无所谓绝对好坏的相对主义宣言。“好女人”温夫人和“坏女人”欧琳太太的角色换位和情感对移既是全剧最具幽默讽刺之处，又直击主题，冲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划分标准。
从根本上说，庄子与王尔德都想要借助幽默的表达方式宣传自身的相对主义价值观，与丑陋阴暗的社会现实割裂，渴求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以相对主义为根基，庄子看似荒诞幽默的言论背后是其 “齐物”主张，蕴含了万物平等的思想；王尔德通过幽默喜剧反对二元化女性评价是对社会单一道德评判标准的反抗，也表现出对社会平等的诉求，在这一点上二者高度契合。在受控于某些教条式的特定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之下，庄子和王尔德都从被普遍“接受”的道德的反面切入，以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去倡导一种看似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因立场不同、条件差异而看似的相互对立。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是两者共有且相通中极为宝贵的一点。
四、庄子与王尔德幽默的融合过程——文化的对立、引介与融合
东方最早作为繁盛和神秘的存在，其文化是伴随着大量的贸易活动以及物质文化的形式进入欧洲的。在此基础上，前往过东方的商人、使节、传教士及一些有识之士撰写的关于东方的书籍以及对中国古籍的译本也开始不断被引入欧洲。工业革命之后，与欧洲代表英国的国力同时增强的还有欧洲种族的优越心态和殖民主义观念。在这些逐渐狭隘的视角的支配下，东方文化受到贬损，甚至完全成为西方文化的反面。在当时欧洲的东方学家眼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 l。按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构建的框架来理解，这是西方“根据东方在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的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m。这种对立，源自西方对二者文化差异性的想象与夸大、将殖民主义合理化的话语构建和东方自我表述的缺失。但是看似对立的“他者”是可以共通的。克里斯蒂娃曾在《陌生的自我》中指出“他者”存在于我们自己当中，是我们身份中隐藏的一面。当我们意识到差异和不同时，“他者”概念便出现，但当我们都承认自己是陌生人的时候，它便会消失。在“他者”概念中，通过接触和了解，陌生感和差异感最终可以被消除，作为彼此“他者”的两者可以达到共通。这为解释东方文化中的庄子幽默及其背后的思想能够走进西方，并被王尔德采纳吸收提供了理论基础。
维多利亚时期掀起的道家思想翻译热，打开了庄子思想传入西方的大门，成为王尔德接触到庄子的必要客观条件。1788年拉丁文版《道德经》的发表标志着道家思想进入欧洲。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欧洲陆续出现了大量有关道家哲学作品的翻译。翟理斯于1882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巴尔福先生的庄子》的文章，批评巴福尔对庄子著作中一些核心概念的翻译很拙劣；随后他在1889年翻译出版了《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与社会改革家》一书。这是《庄子》在西方世界的第一个英语全译本。正是通过这一本书，王尔德接触到了庄子，被其精妙的哲学思想和寓言式讲述深深吸引，并于1890年2月8日，在《言者》上发表了名为《一位中国圣哲》的书评，表达了对庄子的喜爱。《庄子》英译本的引入是王尔德选擇学习庄子的前提条件，而更为重要的条件是时代背景以及相应背景下王尔德产生的艺术观、道德观和社会观。王尔德和庄子相较于各自所处的时代而言均非最正统的主流思想家，同对所处时代的厌恶与批判是二者产生共鸣共通的重要原因。 王尔德身处的维多利亚时期正值工业革命的巨变阶段。资本主义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拉大了贫富差距，动摇了许多传统观念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包括王尔德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思想源泉。传统艺术观主张艺术应该为道德服务，而王尔德认为艺术应该超越政治和伦理，除了表现艺术本身之外别无他求。王尔德还在道德价值观上持相对主义的态度。早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希腊早期思辨哲学家的对立统一思想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矛盾律就在他心中扎根。由此他不屑于维多利亚社会受欢迎的道貌岸然的“体面人”，蔑视维多利亚传统对伦理道德的约束，致力于批判当时社会上的新贵以及盛行的博爱主义和夸张畸形的利他主义，俨然成为当时社会的边缘人物。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同样身处社会转型的巨变时期，在百家争鸣、各政治人物竞逐的战国时代中逆流而行。与法家、纵横家等主张加强君权，儒家主张恢复周礼等思想不同，庄子主张顺其自然不妄为，提倡“道”和相对主义，反对人为干预，支持个人自由。这与当时盛行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庄子也成为相对于当时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同样的边缘人身份以及对“道”的共同追求，使得王尔德在庄子思想的相对主义思辨性、个人自由性、社会批判性，以及怀疑精神的反叛性等方面，找到了契合点并将共鸣之处以相似的风趣表述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王尔德作品创作的时间可进一步验证庄子对王尔德的影响。王尔德接触庄子的作品是在1890年，而他的代表作品如《道林·格雷的画像》及其四部代表性风俗喜剧均创作于1891年至1896年之间。创作的时间结合上文对王尔德和庄子作品的共通性分析，我们发现王尔德在通过互文并借助悖论与庄子的寓言产生亲近性，糅合是非、美丑、善恶、真假等对立元素，来表达万事没有绝对标准的相对主义思想。至此，庄子的幽默乘东方文化之风进入西方视野，并依托相对主义哲学思想被王尔德采纳并内化入自己的幽默的过程最终完成。
王尔德借用庄子的力量去反抗维多利亚时期的种种束缚与虚伪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西方现代主义是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相关传统有意、彻底的决裂。伴随着东方物品和典籍在欧洲的广泛传播，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有意识地主动汲取东方文化作为反抗自身社会的传统力量。“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n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道家思想是当时愤懑不满、想要抨击社会的知识分子可寻求的新力量。王尔德正是借用道家文化中相对主义价值观的力量去与维多利亚传统决裂，解构西方社会，批判其弊病，改变其思考方式。这样的联系比单纯的文化物件带来的对文化的了解更加严肃深入。
回顾整个文化交融的过程，我们发现，看似不同的文化追溯本根有其相通之处，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需要中介式人物的存在与贡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有着相互学习交融的选择亲和力，有着作为彼此“他者”的共通性。即使是相距两千年，横跨东西方的庄子和王尔德也能彼此相通，找到共鸣。二者幽默的共通之处体现了文化上的相通，见证了一定程度的东西方幽默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王尔德对庄子的学习与吸收则昭示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并走进来的一种新途径，即除了客观物品的贸易流通和直接的文化输入外，通过文化中介式人物采纳、吸收和转述东方故事和智慧，使其以更为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进他国人民的生活。中介式人物作为打通文化对立与隔阂的一个“缺口”，站在两种互为“他者”的文化之间。他会在看到文化间的共通之处，并在了解认同并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的语言环境及方式习惯，用自身的话语体系转述外来的思想文化，推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王尔德作为这样一个“缺口”因其对艺术的纯粹追求、独立不羁的精神以及作为爱尔兰人的敏感性与庄子产生共鸣共通，采纳其相对主义的思想和互文性悖论等幽默方式，用自己的戏剧语言向大众传播了庄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共通与融合。
五、结语
庄子和王尔德身处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但其文学作品中的幽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均从相对主义的哲学思想出发，在互文性视域下结合精妙的悖论来讽刺社会现实和当时的主流文化，以幽默风趣的方式表达自己认为没有单一衡量标准存在的价值观念，引人发笑的同时也发人深省。庄子通过改造孔子形象及民间神话传说，传递“齐物”思想；王尔德通过对莎士比亚小丑形象的继承再造与社会现实的互动，表达对社会单一道德标准的反抗。两者的相似性比较结合历史回溯可以确定庄子对王尔德的影响，而王尔德这种突破“东方主义”和“他者”的禁锢，转而主动了解并吸收东方文化的做法逐步影响了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越来越多的作家从东方文化中汲取力量，与传统“决裂”。
庄子与王尔德的幽默共通背后是东西方文化对立、引介与融合的过程。看似对立的文化实则有其相似相通之处，有着相互学习交融的可能。文化的融合需要中介式人物的引介，即在了解和认同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用自身所处文化的话语体系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和转述，使其更好地为当地大众所接受，促成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王尔德就是这样一位使者。
（指导老师：周雪滢，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a 夏征农， 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6页。
b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c KRISTEVA J. Word，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M].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371.
d 丹蒂（Dandy）一般译成“花花公子”“浪荡子”，但因其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前两者翻译无法表现其具体内涵，故本文采用刘北成《本雅明著作的风格与翻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21卷第88页中对“dandy”一词的翻译。 e 〔英〕王尔德：《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 余光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fi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6页，第475页。
g 〔英〕王尔德：《不要紧的女人》， 余光中译，九歌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h 张隆溪， 向玲玲：《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2期，第74页。
jk 〔英〕王尔德：《温夫人的扇子》，余光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第51页。
lm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9页，第 2页。
n 高奋：《“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特征与趋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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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基于北京化工大学2019年结项的校级重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作 者： 曹之妍、贾晨涵、朱倩，均系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英语系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 庄子 王尔德 幽默 相对主义 他者与融合
一、引言
“幽默”一词最早源于《九章· 怀沙》，有静默自然而又留有余韵之意。而现代意义上的“幽默”一词由林语堂根据“humor”音译而来，《辞海》在其基础上将其解释为“一种艺术手法，以轻松、戏谑但又含有深意为其主要审美特征，表现为意识对审美对象所采取的内庄外谐的态度”a。这虽与其汉语古意相距甚远，但仍有含蓄留韵的审美色彩。这被视为舶来品的“幽默”艺术手法其实在中国自古有之，被称之为 “诙谐”。东西方都不乏幽默大师，庄子被称为“中国幽默之始祖”b，其《庄子》一书文采瑰丽、境界奇幻、云谲波诡、寓庄于谐，在轻松诙谐中隐含寄寓，在嬉笑幽默中震撼人心。英国戏剧家王尔德，以四部风俗喜剧闻名遐迩，其精妙的警句和戏剧性的情节常让观众在嬉笑中陷入沉思。庄子与王尔德虽地处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但二者的幽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王尔德在《言者》杂志上发表的《一位中国圣哲》的庄子书评更是为二者的相似性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迄今，对于庄子和王尔德二者的关联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思想方面，着眼于唯美主义理论中的道家哲学，关注王尔德对“无为”思想的采纳吸收及其在社会批评与文艺批评中的运用，忽视了其背后的相对主义哲学根基，以及二者幽默创作上的相似性，更是缺少对这种哲学思想如何生成庄子作品中的幽默并进一步影响王尔德创作的探究。因此本文将从文学理论出发，通过对其思想、技法的对比分析来解释二者幽默构成上的共通之处，并以历史回溯的方式探究其共通之处的成因，为研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中西文化的对立、引介与融合提供新的视角。
二、庄子与王尔德幽默的构建方式——互文性和悖论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中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c此处的文本并不局限于文学作品，互文性既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作品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关系。读者和文本的双向互动是文本意义的产生来源：作者通过对现存文本的重新排列整合创作出新的文本，而读者则通过对先前相关文本的熟悉度和自身经历结合新文本中的含蓄引用或暗示对新文本进行解读。庄子和王尔德正是利用这种互文互动关系构建幽默效果。
《庄子》的互文性在于对孔子多面形象的塑造，以及借用、改造神话传说构建的寓言故事。庄子时常在作品中将孔子这一儒家代表人物变换为道家代言人，以孔子为反例批判以“仁义”为核心的礼制并阐述道家思想，与孔子学说形成照应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发展。最典型的例子是杂篇中的《盗跖》。该篇讲述了孔子劝说山贼盗跖改邪归正反被驳斥，最终落荒而逃的故事，这与传统中受人尊敬、始终保持正襟危坐的孔子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庄子》借盗跖之口批判周礼的巧伪矫饰，反对儒家恢复周礼的主张，指出真实自然的“道”才是人类存在的根基。此外，《庄子》还借用民间神话传说，并通过夸张手法加以改造、引申并重构寓言。据袁珂考证，《逍遥游》中鲲鹏寓言取材于《山海经》中海神禺疆演变为风神的神话。禺疆在作为海神时为鲲，是一种很小的动物，后幻化为鹏，成为风神，拥有巨大力量。但庄子开始就将鲲描绘成不知几千里的庞然大物，并将鹏夸饰渲染成为极大之物。庄子通过将民间神话故事夸张化，极尽鲲鹏之大来表达齐物思想。正是这种对前人作品的选择性吸收改造与传统文本所形成的互文性反差生成了独特的哲学幽默，让人在体会庄子哲学之时不禁惊奇感叹并会心一笑。
王尔德的喜剧幽默更多在于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现实与主流文化形成互文，通过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映射和暗讽制造戏剧效果。当时的英国充满矛盾：一方面社会规则严格僵化，传统的清教道德奉行于世；另一方面是娼妓、童工横行，上层社会的男士私生活糜烂，表里不一。王尔德的戏剧充满了对这种僵化虚伪的社会风气的巧妙讽刺与批判。丹蒂d是王尔德戏剧中的特色形象，他们注重形式美，蔑视实用主义，彬彬有礼又放荡不羁。这种类似花花公子的形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呼应，更被认为是对莎士比亚小丑角色的一种继承。有学者指出王尔德的花花公子和莎士比亚的小丑在语言艺术、评论者角色和哲学潜能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善于运用双关、悖论和隐喻等修辞手法玩弄文字和世界，机智精明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上层及婚姻制度，但各自都過着矛盾、表里不一的避世生活。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的费斯特，总能站在与其地位不相称的高度看清复杂的人世关系，发出“我身上虽然穿着愚人的彩衣，可我不一定连头脑里也穿着它呀”的感慨。在王尔德的《不可儿戏》中，与之类似的丹蒂代表杰克构建双重身份并说道：“一个人进城，是自己寻开心。下乡嘛，是让别人寻开心。”e这与当时维多利亚时期的禁欲主张形成强烈反差，社会表面上的自制、责任、忠诚之下是贵族子弟理所当然的寻欢作乐之举，既滑稽可笑又发人深省。
在互文性结构主义视域下，庄子和王尔德还通过构建悖论增添作品的幽默色彩。悖论，即与常识相违的命题、推论或自相矛盾的话语。在文本创作中，作者打破词汇原有的稳定性，用相互对立的词语来相互修饰，虽破坏了词汇本意，却能取得反讽惊异的效果。
庄子在《杂篇·外物》中，将两个对立的词汇放在一起，以“用”修饰“无用”，并最终论证了“无用之为用”f的道理。无用有用之论初看不明就里，存在矛盾，但细想就能领悟其中的道理：并非眼前能看到、把握的东西才是有用的，今日无用的或许在将来有用。有用也是因无用的存在才获得肯定，无用自有其价值。庄子用充满辩证的悖论传达其出人意料的观点，达到解构和嘲讽传统价值的喜剧效果。 与社会文本的互文关系有时也借助悖论实现。“这年头呀所有已婚的男人日子都过得像单身汉，而单身汉呢都过得像已婚男人。”g在《一个不要紧的女人》中，王尔德通过“已婚男人”与“单身汉”这对矛盾互相修饰影射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生活：人们将家庭幸福美满称作社会道德基础和价值取向，丑陋的社会现实却是婚外恋层出不穷。作为幽默讽刺大师，王尔德常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说出一个个看似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却直指社会现实的悖论，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形成互文，用风趣机智的方式产生颠覆性的力量，使观众在解读时开怀一笑后陷入沉思。此种幽默语言的运用产生了和庄子寓言的亲近性。张隆溪就曾谈到二者间的语言亲和力：“庄子机智诙谐，似是而非的语言和王尔德警句之间有文体亲和力。”h
三、庄子与王尔德幽默的哲学根基——相对主义
庄子与王尔德都不赞同现实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判断，认为不应该由单一的衡量标准评判事物的对错好坏，这体现出哲学上的相对主义，也是二者幽默思想相似的主要根源。二者对互文性手法和悖论语言的应用实则都建立在相对主义的思想内涵之上。
相对主义思想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它基于庄子对于“道”的思考，于“齐物”得到集中体现。“道”是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庄子把道看成绝对的精神本体，而由道衍生出来的万事万物则是相对的外在形象。万物的外在差异相较于绝对意义上的“道”都是相对的。基于此理论，庄子主张 “齐物”，要求人们明万物之本，转变世界观，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等量齐观地看待万物。《庄子·秋水》中的“濠梁之辩”是该思想的风趣呈现。i在辩论中，庄子超脱逻辑，将“安知”理解成“哪里知道”，于是就有了“我知之濠上也”的精彩回答。庄子幽默的回答背后是其基于相对主义的齐物思想：“子安知鱼之乐”是放弃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人与鱼的等量齐观是齐万物的根本，齐言论与是非体现知与不知的相对性。
王尔德的相对主义思想则蕴含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当时的英国社会被市侩作风和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他则以相对主义思想为支撑，通过戏剧创作来讽刺维多利亚社会的道德体系及价值观念，揭示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现象来论述单一价值体系的荒谬性。《温夫人的扇子》中充满了王尔德对当时道德律例严苛的社会的讽刺。剧中，达大人在恭维温夫人时声称“什么东西我都能抵抗，除了诱惑”j，邓比则总结道：“每个人犯了错，都自称是经验。”k王尔德在此借二人之口，幽默地讽刺了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虚伪，和其价值评判标准的扭曲与绝对化，似乎只有节制、自律、贞洁才能称之为好人。而剧中对于淑女和荡妇之间的界线划分问题不仅暗讽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伪道德，更是发出了无所谓绝对好坏的相对主义宣言。“好女人”温夫人和“坏女人”欧琳太太的角色换位和情感对移既是全剧最具幽默讽刺之处，又直击主题，冲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划分标准。
从根本上说，庄子与王尔德都想要借助幽默的表达方式宣传自身的相对主义价值观，与丑陋阴暗的社会现实割裂，渴求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以相对主义为根基，庄子看似荒诞幽默的言论背后是其 “齐物”主张，蕴含了万物平等的思想；王尔德通过幽默喜剧反对二元化女性评价是对社会单一道德评判标准的反抗，也表现出对社会平等的诉求，在这一点上二者高度契合。在受控于某些教条式的特定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之下，庄子和王尔德都从被普遍“接受”的道德的反面切入，以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去倡导一种看似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因立场不同、条件差异而看似的相互对立。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是两者共有且相通中极为宝贵的一点。
四、庄子与王尔德幽默的融合过程——文化的对立、引介与融合
东方最早作为繁盛和神秘的存在，其文化是伴随着大量的贸易活动以及物质文化的形式进入欧洲的。在此基础上，前往过东方的商人、使节、传教士及一些有识之士撰写的关于东方的书籍以及对中国古籍的译本也开始不断被引入欧洲。工业革命之后，与欧洲代表英国的国力同时增强的还有欧洲种族的优越心态和殖民主义观念。在这些逐渐狭隘的视角的支配下，东方文化受到贬损，甚至完全成为西方文化的反面。在当时欧洲的东方学家眼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 l。按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构建的框架来理解，这是西方“根据东方在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的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m。这种对立，源自西方对二者文化差异性的想象与夸大、将殖民主义合理化的话语构建和东方自我表述的缺失。但是看似对立的“他者”是可以共通的。克里斯蒂娃曾在《陌生的自我》中指出“他者”存在于我们自己当中，是我们身份中隐藏的一面。当我们意识到差异和不同时，“他者”概念便出现，但当我们都承认自己是陌生人的时候，它便会消失。在“他者”概念中，通过接触和了解，陌生感和差异感最终可以被消除，作为彼此“他者”的两者可以达到共通。这为解释东方文化中的庄子幽默及其背后的思想能够走进西方，并被王尔德采纳吸收提供了理论基础。
维多利亚时期掀起的道家思想翻译热，打开了庄子思想传入西方的大门，成为王尔德接触到庄子的必要客观条件。1788年拉丁文版《道德经》的发表标志着道家思想进入欧洲。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欧洲陆续出现了大量有关道家哲学作品的翻译。翟理斯于1882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巴尔福先生的庄子》的文章，批评巴福尔对庄子著作中一些核心概念的翻译很拙劣；随后他在1889年翻译出版了《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与社会改革家》一书。这是《庄子》在西方世界的第一个英语全译本。正是通过这一本书，王尔德接触到了庄子，被其精妙的哲学思想和寓言式讲述深深吸引，并于1890年2月8日，在《言者》上发表了名为《一位中国圣哲》的书评，表达了对庄子的喜爱。《庄子》英译本的引入是王尔德选擇学习庄子的前提条件，而更为重要的条件是时代背景以及相应背景下王尔德产生的艺术观、道德观和社会观。王尔德和庄子相较于各自所处的时代而言均非最正统的主流思想家，同对所处时代的厌恶与批判是二者产生共鸣共通的重要原因。 王尔德身处的维多利亚时期正值工业革命的巨变阶段。资本主义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拉大了贫富差距，动摇了许多传统观念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包括王尔德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思想源泉。传统艺术观主张艺术应该为道德服务，而王尔德认为艺术应该超越政治和伦理，除了表现艺术本身之外别无他求。王尔德还在道德价值观上持相对主义的态度。早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希腊早期思辨哲学家的对立统一思想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矛盾律就在他心中扎根。由此他不屑于维多利亚社会受欢迎的道貌岸然的“体面人”，蔑视维多利亚传统对伦理道德的约束，致力于批判当时社会上的新贵以及盛行的博爱主义和夸张畸形的利他主义，俨然成为当时社会的边缘人物。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同样身处社会转型的巨变时期，在百家争鸣、各政治人物竞逐的战国时代中逆流而行。与法家、纵横家等主张加强君权，儒家主张恢复周礼等思想不同，庄子主张顺其自然不妄为，提倡“道”和相对主义，反对人为干预，支持个人自由。这与当时盛行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庄子也成为相对于当时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同样的边缘人身份以及对“道”的共同追求，使得王尔德在庄子思想的相对主义思辨性、个人自由性、社会批判性，以及怀疑精神的反叛性等方面，找到了契合点并将共鸣之处以相似的风趣表述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王尔德作品创作的时间可进一步验证庄子对王尔德的影响。王尔德接触庄子的作品是在1890年，而他的代表作品如《道林·格雷的画像》及其四部代表性风俗喜剧均创作于1891年至1896年之间。创作的时间结合上文对王尔德和庄子作品的共通性分析，我们发现王尔德在通过互文并借助悖论与庄子的寓言产生亲近性，糅合是非、美丑、善恶、真假等对立元素，来表达万事没有绝对标准的相对主义思想。至此，庄子的幽默乘东方文化之风进入西方视野，并依托相对主义哲学思想被王尔德采纳并内化入自己的幽默的过程最终完成。
王尔德借用庄子的力量去反抗维多利亚时期的种种束缚与虚伪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西方现代主义是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相关传统有意、彻底的决裂。伴随着东方物品和典籍在欧洲的广泛传播，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有意识地主动汲取东方文化作为反抗自身社会的传统力量。“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n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道家思想是当时愤懑不满、想要抨击社会的知识分子可寻求的新力量。王尔德正是借用道家文化中相对主义价值观的力量去与维多利亚传统决裂，解构西方社会，批判其弊病，改变其思考方式。这样的联系比单纯的文化物件带来的对文化的了解更加严肃深入。
回顾整个文化交融的过程，我们发现，看似不同的文化追溯本根有其相通之处，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需要中介式人物的存在与贡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有着相互学习交融的选择亲和力，有着作为彼此“他者”的共通性。即使是相距两千年，横跨东西方的庄子和王尔德也能彼此相通，找到共鸣。二者幽默的共通之处体现了文化上的相通，见证了一定程度的东西方幽默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王尔德对庄子的学习与吸收则昭示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并走进来的一种新途径，即除了客观物品的贸易流通和直接的文化输入外，通过文化中介式人物采纳、吸收和转述东方故事和智慧，使其以更为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进他国人民的生活。中介式人物作为打通文化对立与隔阂的一个“缺口”，站在两种互为“他者”的文化之间。他会在看到文化间的共通之处，并在了解认同并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的语言环境及方式习惯，用自身的话语体系转述外来的思想文化，推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王尔德作为这样一个“缺口”因其对艺术的纯粹追求、独立不羁的精神以及作为爱尔兰人的敏感性与庄子产生共鸣共通，采纳其相对主义的思想和互文性悖论等幽默方式，用自己的戏剧语言向大众传播了庄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共通与融合。
五、结语
庄子和王尔德身处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但其文学作品中的幽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均从相对主义的哲学思想出发，在互文性视域下结合精妙的悖论来讽刺社会现实和当时的主流文化，以幽默风趣的方式表达自己认为没有单一衡量标准存在的价值观念，引人发笑的同时也发人深省。庄子通过改造孔子形象及民间神话传说，传递“齐物”思想；王尔德通过对莎士比亚小丑形象的继承再造与社会现实的互动，表达对社会单一道德标准的反抗。两者的相似性比较结合历史回溯可以确定庄子对王尔德的影响，而王尔德这种突破“东方主义”和“他者”的禁锢，转而主动了解并吸收东方文化的做法逐步影响了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越来越多的作家从东方文化中汲取力量，与传统“决裂”。
庄子与王尔德的幽默共通背后是东西方文化对立、引介与融合的过程。看似对立的文化实则有其相似相通之处，有着相互学习交融的可能。文化的融合需要中介式人物的引介，即在了解和认同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用自身所处文化的话语体系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和转述，使其更好地为当地大众所接受，促成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王尔德就是这样一位使者。
（指导老师：周雪滢，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a 夏征农， 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6页。
b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c KRISTEVA J. Word，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M].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371.
d 丹蒂（Dandy）一般译成“花花公子”“浪荡子”，但因其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前两者翻译无法表现其具体内涵，故本文采用刘北成《本雅明著作的风格与翻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21卷第88页中对“dandy”一词的翻译。 e 〔英〕王尔德：《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 余光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fi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6页，第475页。
g 〔英〕王尔德：《不要紧的女人》， 余光中译，九歌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h 张隆溪， 向玲玲：《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2期，第74页。
jk 〔英〕王尔德：《温夫人的扇子》，余光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第51页。
lm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9页，第 2页。
n 高奋：《“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特征与趋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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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基于北京化工大学2019年结项的校级重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作 者： 曹之妍、贾晨涵、朱倩，均系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英语系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