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喜福会》(1989)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沉默和打破沉默是《喜福会》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本文试图运对该书中反复出现的压迫性沉默加以分析，以此来揭示《喜福会》的沉默主题以及在沉默中所体现出来的勇气与力量。
[关键词]谭恩美 压迫性沉默《喜福会》
一、谭恩美和《喜福会》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AmyTan)是继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之后美国华裔文坛上的又一颗新星。1989年，她的处女作《喜福会》一经推出，就在美国主流文化内引起强烈反响，跃居美国畅销书的榜首达9个月之久。同汤亭亭一样，她也是根据自身的经历，选取移民母亲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写作素材。这可以说是华裔女性文学继《女勇士》之后的又一个热点。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谭恩美及《喜福会》的研究成果众多，大多从文化、身份认同、母女关系、叙事策略、中国文化等方面入手对《喜福会》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运对该书中反复出现的压迫性沉默加以分析，以此来揭示《喜福会》的沉默主题以及在沉默中所体现出来的勇气与力量。
小说《喜福会》所讲述的是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之间的故事。母亲们是第一代中国移民，在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受尽生活磨难，最终迫不得已离开故土远赴美国求得一份生的权利。而女儿们则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的新一代。在封建的旧中国，在“生来平等”的美国，两代女性上演了各自人生的悲喜剧。
二、男权体制压迫下的喜福会母亲们
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男权体制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中俯拾皆是。在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女性始终处于被动地下的配角地位，她们没有自己的声音，她们习惯于接受常识、成见和被告知的现实。几千年来，女人们如同影子一样沉默和被视而不见。在男权社会里，支配群体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女性的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状态。
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母亲起初都认同于男尊女卑的男权意识，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成为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孝女”、“贤妻”，充当着家庭奴隶、男人玩物的角色。但是这些深受父权压迫的女性最终都毅然决然地奋起反抗，成功地成为自己或他人赢得了自由和权利。
林东，两岁时被许配给黄家作童养媳。后来由于水患、饥荒及贫穷，家里无力也不愿再养这个会“赔钱”的女儿，于是在12岁那一年，她被送到丈夫家里，但这并没有改变她的生活，她受到丈夫家人的无情虐待，过着奴仆办的生活。身为女人，她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唯一能做的是遵从父命，不要给家族丢脸。她屈从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古训，试图成为一个温顺尽责的妻子，并“逐渐把天余奉若神明，他的意志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她给未来丈夫和婆婆当牛做马，过着备受凌辱的婚姻生活，同时还必须努力学习做一个驯服的妻子，尽心尽力地讨好公婆，伺候丈夫。
苏安梅的母亲在丈夫死后被骗失身于一个天津富商而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她被不问青红皂白地赶出家门。但事实上，她是受害者，她的家庭非但没有对她进行保护，反而认为她使家族蒙羞将她推向另一个深渊。后来被迫嫁作四姨太，被剥夺了抚养儿子的权力。她曾想以自己的肉体和姿色去换得苟延余生，但却也不得不在中国最盛大的农历新年的前夕，服毒自尽。
数千年来，封建道德体系从思想上对女性进行奴化教育，使“男尊女卑”成为普遍的社会观念，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使女性必然处于边缘地位，甚至女性自己都认为她们天生就劣于男子，男子是她们的主人和救星。小说中写道：“女人属阴，心底黑如墨，隐藏私欲无穷多。男人属阳，心思一团火，照亮正道通银河。”
三、性别歧视下的喜福会女儿们
无论古今中外，女性都处于“第二性”和“弱者”的边缘地位，她们普遍受到男性权威的压迫，并且大多无奈地在压迫中沉默隐忍。在号称“生而平等”的美国，新一代华人妇女又有怎样的命运呢?通过对美国新女性的描写，谭恩美揭示出新时代的美国女性依然处于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的包围中，虽然女儿们在美国所遭受的性别歧视远不如母亲在中国遭受的压迫那般残忍酷烈，但她们始终走不出“第二性”和“弱者”的边缘地位，仍然受到性别不平等社会现实的压迫，变得沉默。只是，这种压迫性沉默已不再是赤裸裸的，而是更具虚伪性和隐蔽性罢了。
琳娜·圣克莱尔，她生于美国，长于美国，自认为在学业、智力、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能与丈夫平分秋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胜他一筹。她一直以为她和哈罗德之间是平等的，他们各付各的花销，买房按各自挣钱的比例付款，双方平摊度假费用等等。她以为“这样能够消除依赖……平等……没有包袱地去爱”。但现实是残酷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她无法实现同丈夫的真正平等。而且虽然如同她所说：“我对他言听计从，毫无保留，根本不在乎回报”，但是后来她的婚姻生活还是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她的婚姻，以至于她的整个生活都在“美国式的‘账目均摊’的貌似平等的游戏规则下悄无声息地松动着、瓦解着”。琳娜只是在心里抗议着这所谓的平等。她为公司出谋划策，竭尽智囊，为什么都得不到承认?仅仅因为是他的妻子，她就不能受到提拔，工资就只能是丈夫的七分之一吗?锱铢必纠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隐蔽、更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维定式和人们早已习焉不察的男权观念。琳娜对这令她有苦难言的男权观念的沉默与忍让把她推入了一个无言、无奈、无望的境地。她的沉默让她变得像个幽灵，沉默得让她丈夫看不见她。
而另一位女儿罗丝的婚姻也陷入困境。她和丈夫就像她自己想象中的悲剧的男女主角，一个是勇敢的拯救者，一个是孱弱的被拯救者。在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甚至在婚前恋爱时，丧失了主体性的罗丝总是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你决定。”所有的事情总是泰德来决定。当泰德向她提出离婚，并想用一万美金将她扫地出门时，一向以丈夫的喜好为喜好的罗丝突然间不知所措，精神几乎崩溃，她选择去心理医生那里寻求安慰和解决办法。然而朋友的劝慰、心理医生的治疗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她不知道离开了她苦心经营的家、离开与她生活十五年的丈夫、离开这个婚姻她该做什么?她还幻想着泰德送给她一万美元是“因为他是真心爱我的，他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告诉我，我在他心中的位置”。
喜福会的母亲们不仅在中国遭受男权的压迫和蹂躏，在美国她们也难有喘息之机。映映的经历能充分说明男性权威的无所不在。在旧中国，她第一个丈夫对她不忠并最终遗弃她，使她时常陷入极度的痛苦、憎恨与绝望之中，并以打掉腹中胎儿的方式表达了她对 夫权的不满与抗争。在第二次婚姻中，圣克莱尔赋予她新的姓名、新的生日，并且通过改变她的身份及编造她过去的经历的方法给予她另一个“自我”。映映在美国的自我更显得沉默隐忍，而不想在中国那般有生气。在同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映映又一次迷失了自我。
四、压迫性沉默中的力量
这些被束缚在跨越空间，无所不在的男权文化对她们压迫性沉默中的女性，是否就一味沉默，甘心“认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谭恩美笔下的这些备受欺凌的女性，往往既是弱小的，又是强大的。她们不选择逃避和臣服于命运；她们坚持抗争。
不甘于为性玩物的安梅的母亲，为了使自己摆脱被压迫的命运，以悲壮却不盲目的自主性行为，精心策划了自己的自杀事件，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男权的愤怒。她清醒地分析了保障女儿将来的生活的唯一出路，为之，毅然献出了自己的唯一所有——生命。她故意选定小年夜自杀，因为吴庆怕鬼，所以安梅母亲知道，她的死可以使安梅的地位和舒适生活更有保障。所以死对她，变成了一种武器。这位勇敢的母亲最后绝望而悲壮的行为是对自己软弱与隐忍的彻底否定，是对旧有体制的藐视和不公命运的公然抗争，同时也点燃了女儿的抗争精神，让女儿学会了大声反抗。
还有那不断寻找自己我、努力确立自我、终于以自己的智慧摆脱包办婚姻的林东，虽然也受传统妇德规范，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但在新婚之夜，就暗下决心一定不能就此沉沦，她一再反问“……为什么我就这么命苦，而别人却能够幸福快乐。”(P50)正是在这自问与反问间，林东意识到“……我很强壮，很纯洁的。我有深藏于内心的坦诚的想法，别人无法看到，更无法从我身上夺走……”她对自己许下诺言：“我会永远记住父母的希望，但永远也不忘记我自己。”这个诺言表明了她决不会为了诺言而牺牲自己。她从困惑到觉醒，从觉醒到反抗，终于机智地利用夫家的迷信思想解除了束缚自己的无爱婚姻，冲出封建家庭的压迫，寻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林东的机智不仅使她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还策略性地颠覆了压迫她的男权体制。后来她把这一使其生存下来的破坏性策略视为“无形的力量”教给了女儿。
安梅鼓励她的女儿：“你不必要求精神病医生来帮你。”曾经没有主见的姑娘罗丝，最终相信了“母亲的话语的力量”，并积聚了足够的勇气去还击她那霸道的丈夫：“你别指望把我从你的生活中拔出来，轻而易举地扔掉。”罗丝如此表达了自己的反抗，走出了祖母辈的女性们的悲惨命运，她不再对自己的丈夫保持沉默：“我终于看到我想看到的一切：他的神情迷惑不解，他的眼睛充满了恐惧，他hulihudu(糊里糊涂)了。我的话竟这么有神。”罗丝最终说出了自己的感觉和想法，打破了多年的沉默，显示了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成熟，并为以后寻求自我和幸福奠定了基础。
而母亲映映一直对自己的过去保持缄默，但在女儿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她毅然决定打破沉默，告诉女儿自己过去的所有经历，从而促使女儿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不依靠别人也不再生活在任何人的阴影下。她认为“这样才能打动她的心，让她得救。”我们不知道琳娜和哈罗德的关系是否因此而有所改变，然而琳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为什么自己如此烦躁和不安，她决定要采取行动，“无论怎样也要和他吵”。她对哈罗德大吼：“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每件事……我们斤斤计较每件事情。我们分担什么，我们不分担什么。我讨厌这样，加上多少，减去什么，然后平衡结果，我烦透了。”)在她的话语里，我们可以想象的到，琳娜一定会从她母亲那里得到更大的力量，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来处理她的感情生活，来为她的婚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五、结论
对于一个被沉默所困的人，表达自我，以言辞与行动的炮火发起进攻则变成了一种英雄行为。正像评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Hooks)所说：大义凛然的反驳本身就是一种女性自我辩护的方式。这种反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抗争，它还是一种抗争的行动，是一种向男性霸权体制抗争的政治姿态，这一男权体制使女性处于一种社会地位低下和丧失了话语权的边缘处境。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它向男性权威发出了挑战。喜福会的母亲通过重忆和重达过去愈合了心灵的创伤，同时积累了反抗男权中心主义压迫和宣扬自我主体性的勇气，让深受男权中心主义压迫而沉默的母亲和女儿们最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找回了自我。从这些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她们在男权压迫下赖以生存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对生活，才能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关键词]谭恩美 压迫性沉默《喜福会》
一、谭恩美和《喜福会》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AmyTan)是继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之后美国华裔文坛上的又一颗新星。1989年，她的处女作《喜福会》一经推出，就在美国主流文化内引起强烈反响，跃居美国畅销书的榜首达9个月之久。同汤亭亭一样，她也是根据自身的经历，选取移民母亲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写作素材。这可以说是华裔女性文学继《女勇士》之后的又一个热点。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谭恩美及《喜福会》的研究成果众多，大多从文化、身份认同、母女关系、叙事策略、中国文化等方面入手对《喜福会》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运对该书中反复出现的压迫性沉默加以分析，以此来揭示《喜福会》的沉默主题以及在沉默中所体现出来的勇气与力量。
小说《喜福会》所讲述的是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之间的故事。母亲们是第一代中国移民，在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受尽生活磨难，最终迫不得已离开故土远赴美国求得一份生的权利。而女儿们则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的新一代。在封建的旧中国，在“生来平等”的美国，两代女性上演了各自人生的悲喜剧。
二、男权体制压迫下的喜福会母亲们
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男权体制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中俯拾皆是。在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女性始终处于被动地下的配角地位，她们没有自己的声音，她们习惯于接受常识、成见和被告知的现实。几千年来，女人们如同影子一样沉默和被视而不见。在男权社会里，支配群体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女性的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状态。
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母亲起初都认同于男尊女卑的男权意识，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成为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孝女”、“贤妻”，充当着家庭奴隶、男人玩物的角色。但是这些深受父权压迫的女性最终都毅然决然地奋起反抗，成功地成为自己或他人赢得了自由和权利。
林东，两岁时被许配给黄家作童养媳。后来由于水患、饥荒及贫穷，家里无力也不愿再养这个会“赔钱”的女儿，于是在12岁那一年，她被送到丈夫家里，但这并没有改变她的生活，她受到丈夫家人的无情虐待，过着奴仆办的生活。身为女人，她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唯一能做的是遵从父命，不要给家族丢脸。她屈从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古训，试图成为一个温顺尽责的妻子，并“逐渐把天余奉若神明，他的意志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她给未来丈夫和婆婆当牛做马，过着备受凌辱的婚姻生活，同时还必须努力学习做一个驯服的妻子，尽心尽力地讨好公婆，伺候丈夫。
苏安梅的母亲在丈夫死后被骗失身于一个天津富商而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她被不问青红皂白地赶出家门。但事实上，她是受害者，她的家庭非但没有对她进行保护，反而认为她使家族蒙羞将她推向另一个深渊。后来被迫嫁作四姨太，被剥夺了抚养儿子的权力。她曾想以自己的肉体和姿色去换得苟延余生，但却也不得不在中国最盛大的农历新年的前夕，服毒自尽。
数千年来，封建道德体系从思想上对女性进行奴化教育，使“男尊女卑”成为普遍的社会观念，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使女性必然处于边缘地位，甚至女性自己都认为她们天生就劣于男子，男子是她们的主人和救星。小说中写道：“女人属阴，心底黑如墨，隐藏私欲无穷多。男人属阳，心思一团火，照亮正道通银河。”
三、性别歧视下的喜福会女儿们
无论古今中外，女性都处于“第二性”和“弱者”的边缘地位，她们普遍受到男性权威的压迫，并且大多无奈地在压迫中沉默隐忍。在号称“生而平等”的美国，新一代华人妇女又有怎样的命运呢?通过对美国新女性的描写，谭恩美揭示出新时代的美国女性依然处于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的包围中，虽然女儿们在美国所遭受的性别歧视远不如母亲在中国遭受的压迫那般残忍酷烈，但她们始终走不出“第二性”和“弱者”的边缘地位，仍然受到性别不平等社会现实的压迫，变得沉默。只是，这种压迫性沉默已不再是赤裸裸的，而是更具虚伪性和隐蔽性罢了。
琳娜·圣克莱尔，她生于美国，长于美国，自认为在学业、智力、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能与丈夫平分秋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胜他一筹。她一直以为她和哈罗德之间是平等的，他们各付各的花销，买房按各自挣钱的比例付款，双方平摊度假费用等等。她以为“这样能够消除依赖……平等……没有包袱地去爱”。但现实是残酷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她无法实现同丈夫的真正平等。而且虽然如同她所说：“我对他言听计从，毫无保留，根本不在乎回报”，但是后来她的婚姻生活还是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她的婚姻，以至于她的整个生活都在“美国式的‘账目均摊’的貌似平等的游戏规则下悄无声息地松动着、瓦解着”。琳娜只是在心里抗议着这所谓的平等。她为公司出谋划策，竭尽智囊，为什么都得不到承认?仅仅因为是他的妻子，她就不能受到提拔，工资就只能是丈夫的七分之一吗?锱铢必纠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隐蔽、更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维定式和人们早已习焉不察的男权观念。琳娜对这令她有苦难言的男权观念的沉默与忍让把她推入了一个无言、无奈、无望的境地。她的沉默让她变得像个幽灵，沉默得让她丈夫看不见她。
而另一位女儿罗丝的婚姻也陷入困境。她和丈夫就像她自己想象中的悲剧的男女主角，一个是勇敢的拯救者，一个是孱弱的被拯救者。在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甚至在婚前恋爱时，丧失了主体性的罗丝总是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你决定。”所有的事情总是泰德来决定。当泰德向她提出离婚，并想用一万美金将她扫地出门时，一向以丈夫的喜好为喜好的罗丝突然间不知所措，精神几乎崩溃，她选择去心理医生那里寻求安慰和解决办法。然而朋友的劝慰、心理医生的治疗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她不知道离开了她苦心经营的家、离开与她生活十五年的丈夫、离开这个婚姻她该做什么?她还幻想着泰德送给她一万美元是“因为他是真心爱我的，他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告诉我，我在他心中的位置”。
喜福会的母亲们不仅在中国遭受男权的压迫和蹂躏，在美国她们也难有喘息之机。映映的经历能充分说明男性权威的无所不在。在旧中国，她第一个丈夫对她不忠并最终遗弃她，使她时常陷入极度的痛苦、憎恨与绝望之中，并以打掉腹中胎儿的方式表达了她对 夫权的不满与抗争。在第二次婚姻中，圣克莱尔赋予她新的姓名、新的生日，并且通过改变她的身份及编造她过去的经历的方法给予她另一个“自我”。映映在美国的自我更显得沉默隐忍，而不想在中国那般有生气。在同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映映又一次迷失了自我。
四、压迫性沉默中的力量
这些被束缚在跨越空间，无所不在的男权文化对她们压迫性沉默中的女性，是否就一味沉默，甘心“认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谭恩美笔下的这些备受欺凌的女性，往往既是弱小的，又是强大的。她们不选择逃避和臣服于命运；她们坚持抗争。
不甘于为性玩物的安梅的母亲，为了使自己摆脱被压迫的命运，以悲壮却不盲目的自主性行为，精心策划了自己的自杀事件，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男权的愤怒。她清醒地分析了保障女儿将来的生活的唯一出路，为之，毅然献出了自己的唯一所有——生命。她故意选定小年夜自杀，因为吴庆怕鬼，所以安梅母亲知道，她的死可以使安梅的地位和舒适生活更有保障。所以死对她，变成了一种武器。这位勇敢的母亲最后绝望而悲壮的行为是对自己软弱与隐忍的彻底否定，是对旧有体制的藐视和不公命运的公然抗争，同时也点燃了女儿的抗争精神，让女儿学会了大声反抗。
还有那不断寻找自己我、努力确立自我、终于以自己的智慧摆脱包办婚姻的林东，虽然也受传统妇德规范，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但在新婚之夜，就暗下决心一定不能就此沉沦，她一再反问“……为什么我就这么命苦，而别人却能够幸福快乐。”(P50)正是在这自问与反问间，林东意识到“……我很强壮，很纯洁的。我有深藏于内心的坦诚的想法，别人无法看到，更无法从我身上夺走……”她对自己许下诺言：“我会永远记住父母的希望，但永远也不忘记我自己。”这个诺言表明了她决不会为了诺言而牺牲自己。她从困惑到觉醒，从觉醒到反抗，终于机智地利用夫家的迷信思想解除了束缚自己的无爱婚姻，冲出封建家庭的压迫，寻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林东的机智不仅使她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还策略性地颠覆了压迫她的男权体制。后来她把这一使其生存下来的破坏性策略视为“无形的力量”教给了女儿。
安梅鼓励她的女儿：“你不必要求精神病医生来帮你。”曾经没有主见的姑娘罗丝，最终相信了“母亲的话语的力量”，并积聚了足够的勇气去还击她那霸道的丈夫：“你别指望把我从你的生活中拔出来，轻而易举地扔掉。”罗丝如此表达了自己的反抗，走出了祖母辈的女性们的悲惨命运，她不再对自己的丈夫保持沉默：“我终于看到我想看到的一切：他的神情迷惑不解，他的眼睛充满了恐惧，他hulihudu(糊里糊涂)了。我的话竟这么有神。”罗丝最终说出了自己的感觉和想法，打破了多年的沉默，显示了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成熟，并为以后寻求自我和幸福奠定了基础。
而母亲映映一直对自己的过去保持缄默，但在女儿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她毅然决定打破沉默，告诉女儿自己过去的所有经历，从而促使女儿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不依靠别人也不再生活在任何人的阴影下。她认为“这样才能打动她的心，让她得救。”我们不知道琳娜和哈罗德的关系是否因此而有所改变，然而琳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为什么自己如此烦躁和不安，她决定要采取行动，“无论怎样也要和他吵”。她对哈罗德大吼：“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每件事……我们斤斤计较每件事情。我们分担什么，我们不分担什么。我讨厌这样，加上多少，减去什么，然后平衡结果，我烦透了。”)在她的话语里，我们可以想象的到，琳娜一定会从她母亲那里得到更大的力量，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来处理她的感情生活，来为她的婚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五、结论
对于一个被沉默所困的人，表达自我，以言辞与行动的炮火发起进攻则变成了一种英雄行为。正像评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Hooks)所说：大义凛然的反驳本身就是一种女性自我辩护的方式。这种反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抗争，它还是一种抗争的行动，是一种向男性霸权体制抗争的政治姿态，这一男权体制使女性处于一种社会地位低下和丧失了话语权的边缘处境。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它向男性权威发出了挑战。喜福会的母亲通过重忆和重达过去愈合了心灵的创伤，同时积累了反抗男权中心主义压迫和宣扬自我主体性的勇气，让深受男权中心主义压迫而沉默的母亲和女儿们最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找回了自我。从这些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她们在男权压迫下赖以生存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对生活，才能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