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人世间的少年游
1924年9月30日，杜鲁门·卡波特落地在新奥尔良。生下他的那位女子才18岁。四年后，这位年轻妈妈与丈夫离婚，4岁的卡波特由亲戚抚养。到他9岁时，母亲改嫁，他有了另一个爸爸。本以为还能——有个相对完整的家庭，却不料母亲改嫁过去不久便选择了自杀。
草率出生，匆匆涉世，他把经历都记在心里，并为它们找了一个出口——写作。
他11岁开始写作，每天一放学，便回到家里写，一写就是近三个小时。
17岁开始发表作品。我只是意识到自己想当一个作家。但直到15岁左右时才有把握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那时我开始莽撞地向期刊投稿。当然，哪位作家都不会忘记自己作品第一次被采用的情景。可是，在我17岁那年，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同一天早晨的邮件中，我一连接到三个作品采用通知。噢，告诉你，我都激动得快要晕过去了，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那种心情！
五年后，卡波特拿下欧·亨利文学奖，从此成为文坛闪耀的新星。
在此之前，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将他与“闪耀”二字扯上任何关系。他长得如此矮小，举止那样怪异，谁能把这样的人与闪耀的明星作家想到一起呢？他只有一米六一，面目有女孩子的清秀与阴柔。他轻易引人好奇，也轻易招人厌恶。他成名前在《纽约客》打工，该杂志创始人之一哈罗德·罗斯第一次在走廊上看见他时，便惊呼：“老天啊！那是什么东西？”
可这都无损于他的成名，无碍于他做人世间的少年游。他从一开始对人间就有种游弋的态度，天宽地阔，我自横行。他纸醉金迷，纵情声色，语出惊人，四方树敌，他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曾这样云淡风轻地自述生平，就像是在谈论别人的事情：
我在1924年出生于新奥尔良，在南方的好几个地区长大——冬天在新奧尔良，夏天在亚拉巴马和新佐治亚。
我在学龄前就已开始读书，此后一直按照我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从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受的教育主要是自学。
直到今天，我都背不出字母表或乘法表。
我从14岁开始写短篇小说，其中有几篇还发表了。
我在15岁辍学，16岁到《纽约客》杂志社工作，这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正式工作。
二、自毁第一部长篇小说
年少成名，22岁就拿到的欧·亨利文学奖是对他短篇小说创作的肯定。而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却不是那么成功，至少，有两个对他而言很重要的人认为不是那么成功。这也决定了这部小说最终被卡波特抛弃的命运。它叫《Summer Crossing》。
卡波特完成这部小说的手稿后，就嘱咐保姆将手稿和其他废纸揉到一起拿去扔掉。感谢慧眼独具的保姆，她非但没有按卡波特嘱咐的去做，反而将手稿偷偷藏起来，直到去世也未曾透露。很久以后，保姆的亲戚发现了手稿，几经周折，于2004年得以出版。
关于《Summer Crossing》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卡波特本人不想出版它？
原因与这两个人有关。
一位是名叫罗伯特·林斯柯的编辑，负责卡波特的出版事宜。读完《Summer Crossing》后，这位编辑给卡波特的反馈是，故事不错，可惜随便一个作家都可以写出类似的长篇。
这还不是对这部小说最大的否定。最大的否定来自卡波特的同性情人杰克·登菲。
杰克·登菲读过卡波特的手稿后，直言这个故事太浅薄。是的，没什么比来自情人的否定更刺痛人心的了。卡波特随即告诉他的编辑林斯柯，他已经把《Summer Crossing》的手稿撕毁了。可他没想到，这部作品竟在他过世20年后的2004年“重见天日”。
《Summer Crossing》讲的是美丽的富家女Grady爱上了停车场看管员Clyde的故事。两人身份地位的悬殊导致这场狂热迷恋最终走向悲剧。
卡波特的编辑和情人没错，无论在内容还是技巧上，这部作品比起卡波特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确失之浅薄。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卡波特23岁时的代表作，有自传性质。写的是一位少年寻找自我的历程。有爱恨情仇，有孤独和恐惧，有对心灵的探问。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直戳人心：
头脑可以接受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不懂地理，所以不识边界。
小说华丽、璀璨、大胆而炫耀的写作技巧，非卡波特不能为之。他惊人的语言驾驭能力让这部小说被誉为“20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石”。
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21岁时的一次林中漫步。那时他正在构思一部小说，但他担心它会是“空洞、肤浅、淡漠”的。这天下午，他沿着亚拉巴马州乡下的一条小溪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荒废的磨坊前，这个磨坊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思维开始飞转，他被灵感击中，陷入了“创作昏迷”当中。天黑后，他回到家中，连晚饭都来不及吃，急忙爬上床，手握铅笔，在一叠纸的第一张上写下：Other Voices ， Other Rooms.（《别的声音，别的房间》）。
整本书的写作行云流水，仿佛有人在他耳畔亲自指导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而卡波特不过是负责把他说的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而已。《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也因此成为卡波特作品清单上无可替代的一部。后来他回忆说：
我重读自己的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这是八年前出版后第一次重读，我感觉仿佛是在读一个陌生人写的东西。其实，对那本书来说我就是一个陌生人，写那本书的人跟现在的我自己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内在气质已完全不同。那书虽然显得笨拙，但却有一种惊人的张力，有一种真正的冲击感。我很欣慰自己在能写出这部作品的时候写了它，否则恐怕永远写不出那种感觉来。
三、纯洁而放荡，是她的羽翼
真正奠定卡波特文学大师地位并让他声名大噪的是1958年问世的《蒂凡尼的早餐》。 他从1955年就开始写这部小说，但由于各种事情穿插进行，直到1957年才得到在家里静静书写的机会。直到1958年春天，《蒂凡尼的早餐》大功告成。一经出版，很快成了时尚都市人追捧的对象，瞬间俘获了无数读者的心。
小说主人公郝莉·戈莱特拜金、追逐名利，可就是不惹人讨厌。相反，她充满了无穷魅力，是男人们争抢的对象。她从不按常理出牌，她在自己想象的国度自由自在。纯洁而放荡，是她的羽翼。
她从小失去家人，是一个“野东西”。14岁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中年人，原因是“我还没结过婚呢”。她就是如此直率而单纯，任性而为，不问结果。
几年后，她从深爱她的中年丈夫那里逃出来，不断寻找混入上流社会的机会，一心想嫁入豪门。她辗转于富家公子和社会名流之间，成了有名的头牌交际花。当丈夫来找她时，她依旧给他拥吻，但也深知自己变了，回不去了。她这样劝告丈夫：
“千万别爱上野东西，贝尔先生，”郝莉劝告他，“大夫错就错在这里。他总是把野东西带回家。一只伤了翅膀的秃鹰。有一次是断了一条腿的大山猫。但是你不能把心掏给野东西：你越是那样，他们恢复得越快。总有一天他们有了力气可以逃到树林里去了。或者飞上了树。接着又飞到更高的一棵树。最后飞上了天。这就是你好心得到的好报，贝尔先生。要是你爱野东西，你最后只有抬头望着天空的份儿。”（《蒂凡尼的早餐》）
小说里的郝莉·戈莱特充满生命力，无论身处何种境况，她都能以激情相拥。她想过纸醉金迷的生活，她的追求如此简单纯粹，以至于没人忍心指责她的这种追求。相反，面对死水一潭的生活，人人都想做郝莉·戈莱特，虽然放荡，却仍然保有纯洁——“我希望有一天早上醒来在蒂凡尼吃早饭时，我仍旧是我”。
纽约社交界里，那些聚集在卡波特身边的女性，读完《蒂凡尼的早餐》后，一个个争着宣布“我才是郝莉·戈莱特的原型”。评论家们也纷纷对这部作品表示好感。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如是评价：
与我同辈的作家当中，卡波特是最接近完美的。他遴选一个个词语，节奏之间环环相扣，创造出美妙的句子。《蒂凡尼的早餐》没有一处用词可以替换，它应该会作为一部绝妙的经典留存下去。
小说原计划发表在女性杂志《时尚芭莎》上，但由于书中有涉及同性恋的笔墨，且怕读者误会郝莉是个高级娼妇而有损杂志形象，因此转而刊登在男性杂志《时尚先生》上。最终，小说为该杂志创造出压倒性的巨大销量。紧随其后，1961年由派拉蒙公司拍摄的同名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大获成功，这更是将卡波特推上了时代浪潮之尖。
电影女主角由奥黛丽·赫本饰演。据说卡波特本人并不满意，因为郝莉这个人物有着惊世骇俗的奔逸，还有对性无限制的开放。他认为郝莉身上纯洁的放荡感在奥黛丽·赫本这位女演员身上是看不到的。卡波特甚至坦言，玛丽莲·梦露才是他心中的郝莉。
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郝莉这个人物形象究竟如何，只能由每一位读者到小说中去探求，她就像是一个谜，有着永远解读不完的谜面。
四、不再少年，有了更深的积淀
小说和电影的成功，让卡波特名利双收。纽约社交界持续不退的高温热情环绕着37岁的卡波特。他本人则一面恣意享受身为名流的繁华生活至死方休，一面对这个世界表达着激烈的爱憎。赞美与厌恶，光鲜与丑闻，在他身上同时存在，交替出现，同样激烈。
毕竟不再是少年。
种种激烈并没有激荡出他更多的创作灵感。他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能自然而然写作的年轻人”了。继《蒂凡尼的早餐》所创下的巨大成功而来的，是痛苦延绵的日子，他领受过上帝的赏赐，也要领受上帝的鞭子：
有一天，我开始写小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将被一位高贵却无情的主人用锁链囚禁。上帝在赐予你才能的同时，也给了你鞭子。鞭子是用来狠狠地抽打自己的……现在，我独自待在黑暗的疯狂之中。孤单一人，手里握著一把卡片……当然，这里也放着上帝赐予的鞭子。
作为一个宅在家里写作的人，卡波特有着属于自己的写作“怪癖”：
我完全是一个平躺着工作的作者。如果不能躺下，我就不会思考。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平摊在沙发上，手里拿一支香烟，咖啡近在身旁。我老得吹着、啜着。下午渐渐过去，我的咖啡也换成了薄荷茶、雪利、马提尼。我不用打字机。从一开始就不用。我用铅笔写出第一稿，然后再彻底修改一番，也是用铅笔。我基本上认为自己是一个文体家，而文体家会变得连一个逗号的位置和分号的分量都让他困扰不已，这种困扰以及我在其中投入的时间搞得我简直不堪忍受。
可惜完成《蒂凡尼的早餐》之后，很长时间内，他的任何一个写作“怪癖”都无法帮助他完成创作。题材一旦用尽，写作的痛苦就随之而来。这个天赋异禀的讲述者，手握卡片，鞭打自己，渴望催生更好的作品。世间繁华，却似荒原，无能提供给他一株可以救命的稻草。他成了自己编织的囚笼里的囚徒。就像他在《蒂凡尼的早餐》里描述的郝莉的处境一样：“其实你已经身在笼子里了，这是你亲手建起来的，不管你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它都会一直紧随着你，不管你往哪去，你总受困于自己。”
必须走出去！走到外面去！这似乎是上帝给他的第二次指引。
他勇敢地离开了虚构世界，将视线转向现实生活。
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堪萨斯州一家人被杀的报道，突发激情，想要对此次杀人事件进行彻底调查。这一调查长达六年，最终使他完成了《冷血》这一享誉世界的杰出的非虚构作品。
卡波特在《冷血》中讲述的这一凶杀案发生在1959年美国中部堪萨斯州贺甘村。
村里的吉特先生是一个基督教徒，很受他人尊重。他从经营一个小农场起家，雇用了十八个农工。他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大的已搬出父母家，并开始他们的成人生活。另外两个孩子是高中生，仍然住在家里。吉特的妻子有抑郁症，已丧失工作能力。 1959年11月15日，两名堪萨斯州立监狱的前假释罪犯，找到吉特一家，犯下抢劫和谋杀罪。犯罪动机是，罪犯之一曾在狱中吹嘘说自己认识吉特先生，说他家很有钱，在家里某个地方有个放着大量现金的保险箱。两人商量拿到现金后，就到墨西哥开始新生活。
事实上，吉特先生手头根本没有现金，他的农场只用支票交易。那个吹嘘出来的“装满美元的保险箱”让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罪犯走到了一起，犯下罪行。整个事件颇具荒诞性。
卡波特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是与儿时伙伴、女作家哈珀·李（《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一起完成的。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写了6000多页笔记。
其间，卡波特常与那个已经被定罪并被判绞刑的杀人犯佩里·史密斯深入交谈，这让卡波特对佩里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深层的了解。甚至，卡波特想到自己也有着被父母抛弃的相似经历，从而对眼前的杀人犯生出怜悯和同情：
我和佩里就像在一所房子里长大的孩子，不同的只是他从后门出去而我从前门走。
甚至，有人怀疑同性恋卡波特爱上了佩里。普利策奖获得者奈德·罗伦，在1963年的一次午餐会上说：“卡波特和佩里显然坠入了爱河。”还有人记录下了堪萨斯监狱管理员说的话：“他们在监狱里相爱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但他们确实一直在一起，卡波特甚至常常偷偷塞钱给守卫，让他走远点儿，你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同性恋。”
不可否认，卡波特对佩里充满同情，至于是否相爱，不得而知。佩里更是把卡波特视为知己，一次次把减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卡波特也曾想为佩里寻求减刑机会，但最终还是决定“牺牲”佩里以完成创作。他目睹了佩里的绞刑。而佩里成了他笔下最具个性的人物之一。这一切，绝非他坐在书房手握卡片冥思苦想所能得到的。
历经六年，《冷血》问世，轰动全美。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纪实文体，他被公认为非虚构小说鼻祖及新新闻主义先驱。时效性、可读性、文学性，方方面面，堪称完美。与这一次成功相伴相生的，是卡波特对“牺牲”佩里的自责，以至于终生无法对自己的残忍释怀。
《冷血》毫无疑问地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现象级作品，随后几年，卡波特都被认为是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作家。根据这部作品拍摄而成的电影也被划入经典之列。
后来，卡波特对这一案件的调查以及《冷血》的创作过程，均在影片《卡波特》中得到重现。这部影片深入到卡波特敏感而又残酷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人性的多面。
主演菲利普·塞莫尔·霍夫曼借此拿到了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影片另外还获得多项世界级奖项提名：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提名，第5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
毫无疑问，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卡波特通过自己的行动完成了几个世界性的不朽创作，收获了名望与金钱。甚至，他自己还参演了电影《怪宴》。
此后，他更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举办盛大的化装舞会，在电视上频频露脸，不停地透露自己下一步写作计划，却始终没写出东西来。这时他已无力举起上帝赐予的鞭子，更不想搜肠刮肚地寻词觅句。他把更多力气用在抓住世俗名誉上。他想取悦的，不再是上帝，而是世俗之人。可惜，他的言行举止都让他渐渐不为上流社会所容。酗酒、吸毒、荒淫纵欲，他被万人唾弃。
1975年，他用了好几年创作的《得到回应的祈祷》中的一段节选被刊登在了《君子》杂志上，本以为能因此赢回已经丧失的名誉，没想到此举相当于宣告了这本书的死亡。因为文中暴露了一些名流的隐私，得罪了他的很多富贵朋友，他被那个以他为核心的圈子抛弃在外，再也没能回去。
晚年的卡波特，只发表了两部小说散文集《犬吠》和《变色龙的音乐》。而在吸毒和酗酒方面，并未有所悔改，甚至更加不知节制。最终在1984年，因用药过度，猝死于友人家中，享年59岁。
五、盛宴易散
“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卡波特的一生，不算长，来得草率，去得匆匆。他的到来似乎是为了诠释“这就是我”。在大家都不敢活出自己的时候，他选择勇敢。他对这个世界敞开一切，毫不遮掩。他是他笔下的郝莉·戈莱特，纯洁而放荡。
他在喧哗与骚动中活着，极爱热闹，又有无尽的寂寞。孤独无依时，他对一封信的渴望都万分强烈。在给林登的信中，他说：“今天我觉得对你充满了爱，一醒来就想起你，并希望今天不是星期天，那么起码还渴望有封信。”
他时刻渴望交流，所以经常给友人去信。他甚至可以为了督促友人写信而写一封信，信中会说：“给我写信吧！”“再给我写一封有趣的八卦信吧！”“喂！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啊？”“给我写信吧，因为爱你的这位朋友在对你日思夜想。”
纷纷扬扬的信件，繁华一片，却也像易散的盛宴。
他极擅长给自己喜欢的朋友取昵称，既有老套的“宝贝”“心肝”，还有“亲亲小羊”“我美丽的玉兰”“称心梅”等。他像个时刻渴望被宠爱的孩子，一秒钟的孤独对他来说都是莫大的折磨。
孤独的卡波特找到了一個自己擅长的领域来缓解孤独感。他在文学创作中，用“爱”来抵抗孤独。孤独和爱，这两个永恒主题成为他的小说的主旋律：
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伦道夫堂弟说：“任何存于人的天性中的爱都是自然、美丽的，只有伪君子才会追究一个人所爱为何。”
在《蒂凡尼的早餐》中，有人对郝莉说：“是的，生活就是这样。人们相爱，互相属于对方，因为这是获得真正快乐的唯一机会。”
在《花房》中，奥蒂莉问：“恋爱时你是什么感觉？……啊，罗西塔眼神迷醉地说，你感觉好像辣椒撒在了心口，小鱼仔在你的血管中游弋。”
在《草竖琴》中，库尔法官把爱当成某个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一片叶子，一把种子，一阵骤雨，然后，一个能接受你从叶子那儿学到的东西、降雨催熟了的东西的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知道吗？它能占去一辈子的时间……爱是一条长链，就像自然是一条生命之链一样。”
孤独的人对爱尤其渴望，而人类又无往而不在孤独之中。
在别人眼中，卡波特是“怪胎”，也是天才。
他有那么多毛病和怪癖：
从不给某些人打电话，因为他们的电话号码加起来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不会住某个宾馆的房间，因为房间号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看不得黄玫瑰，因为黄玫瑰是他最喜欢的花；
不允许同一个烟灰缸里摆着三根烟把儿；
不跟两个修女乘飞机旅行；
不喜欢在星期五结束或者开始一件事；
他自称自己不能做以及不喜欢的事情简直无穷无尽……
他因为一篇未完成的小说涉及某些名流隐私，而失宠于上流社会；又因为长期吸毒酗酒而于1984年8月25日这一天死去。他离开了，但恋着世界。他把足迹留下，他通过文学作品把足迹留下。
时至他去世34年后的今天，人们一想起他，就想起《蒂凡尼的早餐》，想起《冷血》，想起《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想起与他相关的一切。我们也会在提到郝莉·戈莱特，提到玛丽莲·梦露的时候，用一瞬间想念这个叫作杜鲁门·卡波特的小个子男人。
责编：梁红
1924年9月30日，杜鲁门·卡波特落地在新奥尔良。生下他的那位女子才18岁。四年后，这位年轻妈妈与丈夫离婚，4岁的卡波特由亲戚抚养。到他9岁时，母亲改嫁，他有了另一个爸爸。本以为还能——有个相对完整的家庭，却不料母亲改嫁过去不久便选择了自杀。
草率出生，匆匆涉世，他把经历都记在心里，并为它们找了一个出口——写作。
他11岁开始写作，每天一放学，便回到家里写，一写就是近三个小时。
17岁开始发表作品。我只是意识到自己想当一个作家。但直到15岁左右时才有把握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那时我开始莽撞地向期刊投稿。当然，哪位作家都不会忘记自己作品第一次被采用的情景。可是，在我17岁那年，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同一天早晨的邮件中，我一连接到三个作品采用通知。噢，告诉你，我都激动得快要晕过去了，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那种心情！
五年后，卡波特拿下欧·亨利文学奖，从此成为文坛闪耀的新星。
在此之前，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将他与“闪耀”二字扯上任何关系。他长得如此矮小，举止那样怪异，谁能把这样的人与闪耀的明星作家想到一起呢？他只有一米六一，面目有女孩子的清秀与阴柔。他轻易引人好奇，也轻易招人厌恶。他成名前在《纽约客》打工，该杂志创始人之一哈罗德·罗斯第一次在走廊上看见他时，便惊呼：“老天啊！那是什么东西？”
可这都无损于他的成名，无碍于他做人世间的少年游。他从一开始对人间就有种游弋的态度，天宽地阔，我自横行。他纸醉金迷，纵情声色，语出惊人，四方树敌，他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曾这样云淡风轻地自述生平，就像是在谈论别人的事情：
我在1924年出生于新奥尔良，在南方的好几个地区长大——冬天在新奧尔良，夏天在亚拉巴马和新佐治亚。
我在学龄前就已开始读书，此后一直按照我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从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受的教育主要是自学。
直到今天，我都背不出字母表或乘法表。
我从14岁开始写短篇小说，其中有几篇还发表了。
我在15岁辍学，16岁到《纽约客》杂志社工作，这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正式工作。
二、自毁第一部长篇小说
年少成名，22岁就拿到的欧·亨利文学奖是对他短篇小说创作的肯定。而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却不是那么成功，至少，有两个对他而言很重要的人认为不是那么成功。这也决定了这部小说最终被卡波特抛弃的命运。它叫《Summer Crossing》。
卡波特完成这部小说的手稿后，就嘱咐保姆将手稿和其他废纸揉到一起拿去扔掉。感谢慧眼独具的保姆，她非但没有按卡波特嘱咐的去做，反而将手稿偷偷藏起来，直到去世也未曾透露。很久以后，保姆的亲戚发现了手稿，几经周折，于2004年得以出版。
关于《Summer Crossing》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卡波特本人不想出版它？
原因与这两个人有关。
一位是名叫罗伯特·林斯柯的编辑，负责卡波特的出版事宜。读完《Summer Crossing》后，这位编辑给卡波特的反馈是，故事不错，可惜随便一个作家都可以写出类似的长篇。
这还不是对这部小说最大的否定。最大的否定来自卡波特的同性情人杰克·登菲。
杰克·登菲读过卡波特的手稿后，直言这个故事太浅薄。是的，没什么比来自情人的否定更刺痛人心的了。卡波特随即告诉他的编辑林斯柯，他已经把《Summer Crossing》的手稿撕毁了。可他没想到，这部作品竟在他过世20年后的2004年“重见天日”。
《Summer Crossing》讲的是美丽的富家女Grady爱上了停车场看管员Clyde的故事。两人身份地位的悬殊导致这场狂热迷恋最终走向悲剧。
卡波特的编辑和情人没错，无论在内容还是技巧上，这部作品比起卡波特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确失之浅薄。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卡波特23岁时的代表作，有自传性质。写的是一位少年寻找自我的历程。有爱恨情仇，有孤独和恐惧，有对心灵的探问。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直戳人心：
头脑可以接受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不懂地理，所以不识边界。
小说华丽、璀璨、大胆而炫耀的写作技巧，非卡波特不能为之。他惊人的语言驾驭能力让这部小说被誉为“20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石”。
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21岁时的一次林中漫步。那时他正在构思一部小说，但他担心它会是“空洞、肤浅、淡漠”的。这天下午，他沿着亚拉巴马州乡下的一条小溪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荒废的磨坊前，这个磨坊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思维开始飞转，他被灵感击中，陷入了“创作昏迷”当中。天黑后，他回到家中，连晚饭都来不及吃，急忙爬上床，手握铅笔，在一叠纸的第一张上写下：Other Voices ， Other Rooms.（《别的声音，别的房间》）。
整本书的写作行云流水，仿佛有人在他耳畔亲自指导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而卡波特不过是负责把他说的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而已。《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也因此成为卡波特作品清单上无可替代的一部。后来他回忆说：
我重读自己的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这是八年前出版后第一次重读，我感觉仿佛是在读一个陌生人写的东西。其实，对那本书来说我就是一个陌生人，写那本书的人跟现在的我自己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内在气质已完全不同。那书虽然显得笨拙，但却有一种惊人的张力，有一种真正的冲击感。我很欣慰自己在能写出这部作品的时候写了它，否则恐怕永远写不出那种感觉来。
三、纯洁而放荡，是她的羽翼
真正奠定卡波特文学大师地位并让他声名大噪的是1958年问世的《蒂凡尼的早餐》。 他从1955年就开始写这部小说，但由于各种事情穿插进行，直到1957年才得到在家里静静书写的机会。直到1958年春天，《蒂凡尼的早餐》大功告成。一经出版，很快成了时尚都市人追捧的对象，瞬间俘获了无数读者的心。
小说主人公郝莉·戈莱特拜金、追逐名利，可就是不惹人讨厌。相反，她充满了无穷魅力，是男人们争抢的对象。她从不按常理出牌，她在自己想象的国度自由自在。纯洁而放荡，是她的羽翼。
她从小失去家人，是一个“野东西”。14岁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中年人，原因是“我还没结过婚呢”。她就是如此直率而单纯，任性而为，不问结果。
几年后，她从深爱她的中年丈夫那里逃出来，不断寻找混入上流社会的机会，一心想嫁入豪门。她辗转于富家公子和社会名流之间，成了有名的头牌交际花。当丈夫来找她时，她依旧给他拥吻，但也深知自己变了，回不去了。她这样劝告丈夫：
“千万别爱上野东西，贝尔先生，”郝莉劝告他，“大夫错就错在这里。他总是把野东西带回家。一只伤了翅膀的秃鹰。有一次是断了一条腿的大山猫。但是你不能把心掏给野东西：你越是那样，他们恢复得越快。总有一天他们有了力气可以逃到树林里去了。或者飞上了树。接着又飞到更高的一棵树。最后飞上了天。这就是你好心得到的好报，贝尔先生。要是你爱野东西，你最后只有抬头望着天空的份儿。”（《蒂凡尼的早餐》）
小说里的郝莉·戈莱特充满生命力，无论身处何种境况，她都能以激情相拥。她想过纸醉金迷的生活，她的追求如此简单纯粹，以至于没人忍心指责她的这种追求。相反，面对死水一潭的生活，人人都想做郝莉·戈莱特，虽然放荡，却仍然保有纯洁——“我希望有一天早上醒来在蒂凡尼吃早饭时，我仍旧是我”。
纽约社交界里，那些聚集在卡波特身边的女性，读完《蒂凡尼的早餐》后，一个个争着宣布“我才是郝莉·戈莱特的原型”。评论家们也纷纷对这部作品表示好感。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如是评价：
与我同辈的作家当中，卡波特是最接近完美的。他遴选一个个词语，节奏之间环环相扣，创造出美妙的句子。《蒂凡尼的早餐》没有一处用词可以替换，它应该会作为一部绝妙的经典留存下去。
小说原计划发表在女性杂志《时尚芭莎》上，但由于书中有涉及同性恋的笔墨，且怕读者误会郝莉是个高级娼妇而有损杂志形象，因此转而刊登在男性杂志《时尚先生》上。最终，小说为该杂志创造出压倒性的巨大销量。紧随其后，1961年由派拉蒙公司拍摄的同名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大获成功，这更是将卡波特推上了时代浪潮之尖。
电影女主角由奥黛丽·赫本饰演。据说卡波特本人并不满意，因为郝莉这个人物有着惊世骇俗的奔逸，还有对性无限制的开放。他认为郝莉身上纯洁的放荡感在奥黛丽·赫本这位女演员身上是看不到的。卡波特甚至坦言，玛丽莲·梦露才是他心中的郝莉。
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郝莉这个人物形象究竟如何，只能由每一位读者到小说中去探求，她就像是一个谜，有着永远解读不完的谜面。
四、不再少年，有了更深的积淀
小说和电影的成功，让卡波特名利双收。纽约社交界持续不退的高温热情环绕着37岁的卡波特。他本人则一面恣意享受身为名流的繁华生活至死方休，一面对这个世界表达着激烈的爱憎。赞美与厌恶，光鲜与丑闻，在他身上同时存在，交替出现，同样激烈。
毕竟不再是少年。
种种激烈并没有激荡出他更多的创作灵感。他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能自然而然写作的年轻人”了。继《蒂凡尼的早餐》所创下的巨大成功而来的，是痛苦延绵的日子，他领受过上帝的赏赐，也要领受上帝的鞭子：
有一天，我开始写小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将被一位高贵却无情的主人用锁链囚禁。上帝在赐予你才能的同时，也给了你鞭子。鞭子是用来狠狠地抽打自己的……现在，我独自待在黑暗的疯狂之中。孤单一人，手里握著一把卡片……当然，这里也放着上帝赐予的鞭子。
作为一个宅在家里写作的人，卡波特有着属于自己的写作“怪癖”：
我完全是一个平躺着工作的作者。如果不能躺下，我就不会思考。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平摊在沙发上，手里拿一支香烟，咖啡近在身旁。我老得吹着、啜着。下午渐渐过去，我的咖啡也换成了薄荷茶、雪利、马提尼。我不用打字机。从一开始就不用。我用铅笔写出第一稿，然后再彻底修改一番，也是用铅笔。我基本上认为自己是一个文体家，而文体家会变得连一个逗号的位置和分号的分量都让他困扰不已，这种困扰以及我在其中投入的时间搞得我简直不堪忍受。
可惜完成《蒂凡尼的早餐》之后，很长时间内，他的任何一个写作“怪癖”都无法帮助他完成创作。题材一旦用尽，写作的痛苦就随之而来。这个天赋异禀的讲述者，手握卡片，鞭打自己，渴望催生更好的作品。世间繁华，却似荒原，无能提供给他一株可以救命的稻草。他成了自己编织的囚笼里的囚徒。就像他在《蒂凡尼的早餐》里描述的郝莉的处境一样：“其实你已经身在笼子里了，这是你亲手建起来的，不管你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它都会一直紧随着你，不管你往哪去，你总受困于自己。”
必须走出去！走到外面去！这似乎是上帝给他的第二次指引。
他勇敢地离开了虚构世界，将视线转向现实生活。
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堪萨斯州一家人被杀的报道，突发激情，想要对此次杀人事件进行彻底调查。这一调查长达六年，最终使他完成了《冷血》这一享誉世界的杰出的非虚构作品。
卡波特在《冷血》中讲述的这一凶杀案发生在1959年美国中部堪萨斯州贺甘村。
村里的吉特先生是一个基督教徒，很受他人尊重。他从经营一个小农场起家，雇用了十八个农工。他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大的已搬出父母家，并开始他们的成人生活。另外两个孩子是高中生，仍然住在家里。吉特的妻子有抑郁症，已丧失工作能力。 1959年11月15日，两名堪萨斯州立监狱的前假释罪犯，找到吉特一家，犯下抢劫和谋杀罪。犯罪动机是，罪犯之一曾在狱中吹嘘说自己认识吉特先生，说他家很有钱，在家里某个地方有个放着大量现金的保险箱。两人商量拿到现金后，就到墨西哥开始新生活。
事实上，吉特先生手头根本没有现金，他的农场只用支票交易。那个吹嘘出来的“装满美元的保险箱”让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罪犯走到了一起，犯下罪行。整个事件颇具荒诞性。
卡波特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是与儿时伙伴、女作家哈珀·李（《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一起完成的。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写了6000多页笔记。
其间，卡波特常与那个已经被定罪并被判绞刑的杀人犯佩里·史密斯深入交谈，这让卡波特对佩里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深层的了解。甚至，卡波特想到自己也有着被父母抛弃的相似经历，从而对眼前的杀人犯生出怜悯和同情：
我和佩里就像在一所房子里长大的孩子，不同的只是他从后门出去而我从前门走。
甚至，有人怀疑同性恋卡波特爱上了佩里。普利策奖获得者奈德·罗伦，在1963年的一次午餐会上说：“卡波特和佩里显然坠入了爱河。”还有人记录下了堪萨斯监狱管理员说的话：“他们在监狱里相爱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但他们确实一直在一起，卡波特甚至常常偷偷塞钱给守卫，让他走远点儿，你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同性恋。”
不可否认，卡波特对佩里充满同情，至于是否相爱，不得而知。佩里更是把卡波特视为知己，一次次把减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卡波特也曾想为佩里寻求减刑机会，但最终还是决定“牺牲”佩里以完成创作。他目睹了佩里的绞刑。而佩里成了他笔下最具个性的人物之一。这一切，绝非他坐在书房手握卡片冥思苦想所能得到的。
历经六年，《冷血》问世，轰动全美。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纪实文体，他被公认为非虚构小说鼻祖及新新闻主义先驱。时效性、可读性、文学性，方方面面，堪称完美。与这一次成功相伴相生的，是卡波特对“牺牲”佩里的自责，以至于终生无法对自己的残忍释怀。
《冷血》毫无疑问地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现象级作品，随后几年，卡波特都被认为是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作家。根据这部作品拍摄而成的电影也被划入经典之列。
后来，卡波特对这一案件的调查以及《冷血》的创作过程，均在影片《卡波特》中得到重现。这部影片深入到卡波特敏感而又残酷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人性的多面。
主演菲利普·塞莫尔·霍夫曼借此拿到了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影片另外还获得多项世界级奖项提名：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提名，第5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
毫无疑问，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卡波特通过自己的行动完成了几个世界性的不朽创作，收获了名望与金钱。甚至，他自己还参演了电影《怪宴》。
此后，他更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举办盛大的化装舞会，在电视上频频露脸，不停地透露自己下一步写作计划，却始终没写出东西来。这时他已无力举起上帝赐予的鞭子，更不想搜肠刮肚地寻词觅句。他把更多力气用在抓住世俗名誉上。他想取悦的，不再是上帝，而是世俗之人。可惜，他的言行举止都让他渐渐不为上流社会所容。酗酒、吸毒、荒淫纵欲，他被万人唾弃。
1975年，他用了好几年创作的《得到回应的祈祷》中的一段节选被刊登在了《君子》杂志上，本以为能因此赢回已经丧失的名誉，没想到此举相当于宣告了这本书的死亡。因为文中暴露了一些名流的隐私，得罪了他的很多富贵朋友，他被那个以他为核心的圈子抛弃在外，再也没能回去。
晚年的卡波特，只发表了两部小说散文集《犬吠》和《变色龙的音乐》。而在吸毒和酗酒方面，并未有所悔改，甚至更加不知节制。最终在1984年，因用药过度，猝死于友人家中，享年59岁。
五、盛宴易散
“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卡波特的一生，不算长，来得草率，去得匆匆。他的到来似乎是为了诠释“这就是我”。在大家都不敢活出自己的时候，他选择勇敢。他对这个世界敞开一切，毫不遮掩。他是他笔下的郝莉·戈莱特，纯洁而放荡。
他在喧哗与骚动中活着，极爱热闹，又有无尽的寂寞。孤独无依时，他对一封信的渴望都万分强烈。在给林登的信中，他说：“今天我觉得对你充满了爱，一醒来就想起你，并希望今天不是星期天，那么起码还渴望有封信。”
他时刻渴望交流，所以经常给友人去信。他甚至可以为了督促友人写信而写一封信，信中会说：“给我写信吧！”“再给我写一封有趣的八卦信吧！”“喂！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啊？”“给我写信吧，因为爱你的这位朋友在对你日思夜想。”
纷纷扬扬的信件，繁华一片，却也像易散的盛宴。
他极擅长给自己喜欢的朋友取昵称，既有老套的“宝贝”“心肝”，还有“亲亲小羊”“我美丽的玉兰”“称心梅”等。他像个时刻渴望被宠爱的孩子，一秒钟的孤独对他来说都是莫大的折磨。
孤独的卡波特找到了一個自己擅长的领域来缓解孤独感。他在文学创作中，用“爱”来抵抗孤独。孤独和爱，这两个永恒主题成为他的小说的主旋律：
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伦道夫堂弟说：“任何存于人的天性中的爱都是自然、美丽的，只有伪君子才会追究一个人所爱为何。”
在《蒂凡尼的早餐》中，有人对郝莉说：“是的，生活就是这样。人们相爱，互相属于对方，因为这是获得真正快乐的唯一机会。”
在《花房》中，奥蒂莉问：“恋爱时你是什么感觉？……啊，罗西塔眼神迷醉地说，你感觉好像辣椒撒在了心口，小鱼仔在你的血管中游弋。”
在《草竖琴》中，库尔法官把爱当成某个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一片叶子，一把种子，一阵骤雨，然后，一个能接受你从叶子那儿学到的东西、降雨催熟了的东西的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知道吗？它能占去一辈子的时间……爱是一条长链，就像自然是一条生命之链一样。”
孤独的人对爱尤其渴望，而人类又无往而不在孤独之中。
在别人眼中，卡波特是“怪胎”，也是天才。
他有那么多毛病和怪癖：
从不给某些人打电话，因为他们的电话号码加起来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不会住某个宾馆的房间，因为房间号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看不得黄玫瑰，因为黄玫瑰是他最喜欢的花；
不允许同一个烟灰缸里摆着三根烟把儿；
不跟两个修女乘飞机旅行；
不喜欢在星期五结束或者开始一件事；
他自称自己不能做以及不喜欢的事情简直无穷无尽……
他因为一篇未完成的小说涉及某些名流隐私，而失宠于上流社会；又因为长期吸毒酗酒而于1984年8月25日这一天死去。他离开了，但恋着世界。他把足迹留下，他通过文学作品把足迹留下。
时至他去世34年后的今天，人们一想起他，就想起《蒂凡尼的早餐》，想起《冷血》，想起《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想起与他相关的一切。我们也会在提到郝莉·戈莱特，提到玛丽莲·梦露的时候，用一瞬间想念这个叫作杜鲁门·卡波特的小个子男人。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