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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区域生态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独特重庆文化也正是在重庆这片土地上通过人与自然的互动而形成。本文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论述了重庆的三峡文化、巴文化、码头文化等与重庆地理环境的关系。
关键词：重庆文化;地理环境;文化生态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四川盆地东部，跨东经10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重庆整个城市依山而建，建筑高低错落，弯多坡陡，具有很强的层次感，因此有着“山城”之称。就全世界而言，被称为山城的城市仅有三个，中国的重庆就是其中之一。同时重庆所辖的县市绝大多数也是山水之城，整个重庆可以说就是一个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城群落，这在全世界都是独具特色的。除了山城之外，重庆还有雾都、火炉等称谓，这都体现了重庆地理环境的独特所在，进而形成了该区域自身的独特文化。
一、三峡巫文化到巴文化
重慶文化历史悠久。根据现有的文献和考古可知，重庆三峡巫文化是重庆文化的源头，也是世界最早的人类和文化发源地之一。重庆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冬暖春早，空气湿润，降水丰沛，太阳辐射弱，日照时间短，多云雾，少霜雪光温水同季等特点。从历史上看同样如此，三峡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有一定灌丛和草地存在，并且长江流经此处，这为三峡原始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狩猎和渔业资源。因此早期三峡先民们形成了采集和渔猎的生计方式。
不难看出，重庆文化从其源头开始，就呈现出独特的“河谷文明”的特征。三峡巫文化之后，重庆早期居民巴人曾建立巴国，形成巴文化。从都城选址来看，巴文化的聚集与分布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相关，巴国的五个都城都是沿江而建，位于江河交汇处的都城有三个。巴人主要活动区域则主要分布在山地和河谷组成的平行峡谷当中，重要的城市则位于河谷地带，这样的城市选址原则和分布形态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
同时，重庆长江三峡地区拥有丰富的盐和丹砂，这两种特殊自然资源对三峡地区产生文化萌芽有着重要作用。在巴人的生产、生活与交往活动中，“盐”与“丹”是生产和交换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提出盐的存在对三峡地区形成早期人类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巴文化的形成，除受地形地貌制约以外，与盐的产地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由于盐业经济的支撑作用，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盐产业对巴地的城镇分布与行政区划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三峡地区形成了以盐为核心的县一镇格局。盐与巴人的紧密关系从川渝地区至今称盐为“盐巴”即可见一斑。并且巴人祖先起源的神话中，巴人始祖凛君自东向西迁移的重要因素就是为了夺取“鱼盐所出”之地。巴国与楚国间战争也始终围绕着三峡产盐的核心区进行。
丹砂同样是巴地重要的产物，以地名而言就有丹兴县（今黔江）、丹涪水（今乌江）、大丹山（今万州境内）。巴人很早就对丹砂进行了成熟的开发和利用。丹砂往往与“美颜”、“长生”等词汇联系，由于这些特殊功用，丹砂成为巴地历代的贡品。
高山夹河流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以水运为主的交通运输方，通过盐与丹的外运，形成了以清江一乌江一长江一嘉陵江为核心的巴文化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等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的文化经济走廊，即“盐丹走廊”。盐丹走廊对重庆地区的文化生成、交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走廊地带成为与外来文化交融最为频繁和彻底的地区，是重庆最为重要的地方性文化生成空间。如今盐与丹的生产逐渐消亡，但受其影响的城市格局和文化分布一直影响到当下的重庆，相关地区如今成为重庆文化经济的主要繁荣区。也正是由于空间分布的同一性，使得重庆当代城市具有了古巴人的文化印记，旧与新的前后重叠和共时呈现则使城市的历史性和厚重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对重庆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
重庆山高而陡，河谷交错，形成山高水艰险、丘陵密布的地貌景观，加之历史上战争频繁，遂形成当地居民尚武的性格。史料记载：“无论老幼皆执戈以自卫，集期赴挥市，身无利器者举目难觏，甚至耕获时，都各佩利刃……冠、婚、丧、祭通晋谒，必集多人，带枪刀，至少以百人为度，如出吊贺，不满百人者不为角色。将抵贺吊家，必施放排枪以惊主人，主出接客亦放排枪作接见礼。”《重庆志》记载：“巴民族自古就有征战传统，精敏轻疾，尚武好勇。”在古代巴人活动区域出土的陪葬品中，多数为武器。白虎在巴人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看来白虎是武神。秦以后，巴人丧失了独立地位，汉初刘邦依靠巴人的英勇，最终打进关中，史书记载：“汉高帝灭汉中未几，反其锋以向关中，足迹虽未尝至蜀，然所漕者巴蜀之军粮，陷阵者巴渝之劲勇，由故道而战陈仓，定雍地而王业成矣，孰谓由蜀出师而不可取中原哉！”相关记载还有很多，这些战役不仅说明了巴蜀的地理优势，还有当地居民一直延续的尚武好勇。
尚武文化还体现在战歌战舞的形成和其风格上，其战歌、战舞孔武有力，殷周时就有记载。西汉时期“巴渝舞”曾经作为一种宫廷歌舞，唐朝时候被编入清商乐后，从此不再独立出现，如今一些民间艺术样式中，如木洞山歌、土家哆儿调、南溪号子、五句子山，秀山花灯、摆手舞等还可见巴渝舞的遗存。
二、从古至今的码头文化
重庆境内河谷众多，水路发达，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天然港口，大量沿江来往的各种货物都在这里集散，是西南地区水路的交通枢纽。独特的山城环境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闻名的重庆码头文化，其中例如人力水运产生的劳动号子，也就是川江号子。重庆当今的饮食名片—火锅的产生据说也与这码头和水运有关，传闻当时，纤夫们为了生计无论严寒酷暑都在江边拉纤，为了果腹，他们捡拾江边被人丢弃的内脏如：毛肚、鸭肠、鸭血等，然后用石头支起炉灶，混合加入容易获得而又便于携带的辣椒、花椒等调料，一锅混煮，不仅美味而且驱寒祛湿，毛肚火锅由此诞生。而毛肚火锅也是现代火锅的来源。同样由于去寒祛湿的作用，对辣的偏好，最终也形成了川渝一带食辣的饮食文化。
当今重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棒棒”，也源于码头挑夫。重庆依山傍水建城，建筑街道顺应地势环山而成，爬坡上坎路难走，在城市交通尚不发达的曾经，对搬运挑抬的需求形成了一个行业。特别19世纪末开埠以来，各种物资增加，对人力需求也随之增加，在这种水陆条件的双重需求之下，棒棒职业蓬勃发展。车站、码头以及商场超市的出口处，常常可见他们的声影。这个群体里，小到十余岁上到七十岁，主体为青壮年，甚至女性在其中占到不少比例，她们有的是单门独户，也有“夫妻棒棒”。女性棒棒在整个群体里起码也得有3%的样子。人们口语中带上儿化音，唤其为“棒棒儿”，这一群体也就是“棒棒军”。在重庆“棒棒军”规模庞大的时候，还形成了许多“棒棒军”局、号等行帮组织。“棒棒”的称谓开始于何时已经无法考证，但他们是重庆城独特地貌的产物却是不争的事实。有民俗学者推断，自重庆有人类活动以来，就有“棒棒军”的存在了，他们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如同埋藏在这座城市当中的一条暗河。然而如今重庆市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重庆市的交通运输系统、邮电通讯系统更加完善，劳力的需求减少，叫上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职业岗位的增多，以及农村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使劳动者对职业有了更多的选择以及要求等因素，棒棒逐渐成了没落的职业。一种地域特色文化消失难免令人感慨。
重庆码头文化中最被津津乐道的当属袍哥文化。“袍哥”是指四川哥老会的成员，对“袍哥”称谓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一是说根据《诗经》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另一种解释据说是袍哥们自己说的，“炮哥”是根据《三国演义》中关羽被逼投降曹操后，对曹操给与的金银财帛一概不收，只收了一件红色战袍子，平时很少穿着，穿时还将旧的袍罩在外面，曹操不解遂问关羽，答说：旧袍是我大哥玄德赐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因此，这个袍哥组织，老名称又叫“汉留”，含义就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节。清末民国期，四川人以成为袍哥为荣，据说当时全省人口的70%都有袍哥身份，并且对那一时代的护国运动、抗日战争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袍哥不仅仅是指“江湖人士”，不少的官员、士兵也是袍哥的一员，无论血缘皆为兄弟，无高低贵贱，唯有义气长存。长期以来，在“袍哥文化”的影响下，讲义气、共团结也似乎成了川渝人一股潜在的精神气质。抗战前四川及长江流域各码头被袍哥所左右。现在川渝地区人们日常说话词汇中还带有一些所谓的“袍哥黑话”，如结下仇家，产生矛盾称“结梁子”，“扎起”用以指鼎力帮助等等。
三、小结
当今重庆文化已经不是曾经本土纯粹的巴文化。历史上由于战争或政策因素导致的大规模移民，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本土的巴文化受到冲击，在如今重庆文化的构成中，传统的巴文化成为了弱势的、急需保护的一部分。但经由多种文化碰撞融合的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重庆的本土文化也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出现新的变化中积极的方面也是不可否定的，这也正是当今我们看到的重庆文化。
参考文献
[1]赵修渝，杨静.重庆文化的特点[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40-145.
[2]刘壮.重庆文化新论：谱系、生态与分区[J]重庆社会科学，2008（6）：89-98.
[3]宋尾.“棒棒军”的前世今生[J].中国山峡，2012（4）：44-48.
作者简介：
何苗（1994.8-）女，汉族，籍贯：四川资阳，学历：在读硕士研究生，单位：青海民族大学，研究方向：民族学（方向：影视人类学方向）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关键词：重庆文化;地理环境;文化生态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四川盆地东部，跨东经10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重庆整个城市依山而建，建筑高低错落，弯多坡陡，具有很强的层次感，因此有着“山城”之称。就全世界而言，被称为山城的城市仅有三个，中国的重庆就是其中之一。同时重庆所辖的县市绝大多数也是山水之城，整个重庆可以说就是一个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城群落，这在全世界都是独具特色的。除了山城之外，重庆还有雾都、火炉等称谓，这都体现了重庆地理环境的独特所在，进而形成了该区域自身的独特文化。
一、三峡巫文化到巴文化
重慶文化历史悠久。根据现有的文献和考古可知，重庆三峡巫文化是重庆文化的源头，也是世界最早的人类和文化发源地之一。重庆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冬暖春早，空气湿润，降水丰沛，太阳辐射弱，日照时间短，多云雾，少霜雪光温水同季等特点。从历史上看同样如此，三峡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有一定灌丛和草地存在，并且长江流经此处，这为三峡原始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狩猎和渔业资源。因此早期三峡先民们形成了采集和渔猎的生计方式。
不难看出，重庆文化从其源头开始，就呈现出独特的“河谷文明”的特征。三峡巫文化之后，重庆早期居民巴人曾建立巴国，形成巴文化。从都城选址来看，巴文化的聚集与分布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相关，巴国的五个都城都是沿江而建，位于江河交汇处的都城有三个。巴人主要活动区域则主要分布在山地和河谷组成的平行峡谷当中，重要的城市则位于河谷地带，这样的城市选址原则和分布形态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
同时，重庆长江三峡地区拥有丰富的盐和丹砂，这两种特殊自然资源对三峡地区产生文化萌芽有着重要作用。在巴人的生产、生活与交往活动中，“盐”与“丹”是生产和交换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提出盐的存在对三峡地区形成早期人类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巴文化的形成，除受地形地貌制约以外，与盐的产地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由于盐业经济的支撑作用，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盐产业对巴地的城镇分布与行政区划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三峡地区形成了以盐为核心的县一镇格局。盐与巴人的紧密关系从川渝地区至今称盐为“盐巴”即可见一斑。并且巴人祖先起源的神话中，巴人始祖凛君自东向西迁移的重要因素就是为了夺取“鱼盐所出”之地。巴国与楚国间战争也始终围绕着三峡产盐的核心区进行。
丹砂同样是巴地重要的产物，以地名而言就有丹兴县（今黔江）、丹涪水（今乌江）、大丹山（今万州境内）。巴人很早就对丹砂进行了成熟的开发和利用。丹砂往往与“美颜”、“长生”等词汇联系，由于这些特殊功用，丹砂成为巴地历代的贡品。
高山夹河流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以水运为主的交通运输方，通过盐与丹的外运，形成了以清江一乌江一长江一嘉陵江为核心的巴文化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等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的文化经济走廊，即“盐丹走廊”。盐丹走廊对重庆地区的文化生成、交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走廊地带成为与外来文化交融最为频繁和彻底的地区，是重庆最为重要的地方性文化生成空间。如今盐与丹的生产逐渐消亡，但受其影响的城市格局和文化分布一直影响到当下的重庆，相关地区如今成为重庆文化经济的主要繁荣区。也正是由于空间分布的同一性，使得重庆当代城市具有了古巴人的文化印记，旧与新的前后重叠和共时呈现则使城市的历史性和厚重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对重庆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
重庆山高而陡，河谷交错，形成山高水艰险、丘陵密布的地貌景观，加之历史上战争频繁，遂形成当地居民尚武的性格。史料记载：“无论老幼皆执戈以自卫，集期赴挥市，身无利器者举目难觏，甚至耕获时，都各佩利刃……冠、婚、丧、祭通晋谒，必集多人，带枪刀，至少以百人为度，如出吊贺，不满百人者不为角色。将抵贺吊家，必施放排枪以惊主人，主出接客亦放排枪作接见礼。”《重庆志》记载：“巴民族自古就有征战传统，精敏轻疾，尚武好勇。”在古代巴人活动区域出土的陪葬品中，多数为武器。白虎在巴人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看来白虎是武神。秦以后，巴人丧失了独立地位，汉初刘邦依靠巴人的英勇，最终打进关中，史书记载：“汉高帝灭汉中未几，反其锋以向关中，足迹虽未尝至蜀，然所漕者巴蜀之军粮，陷阵者巴渝之劲勇，由故道而战陈仓，定雍地而王业成矣，孰谓由蜀出师而不可取中原哉！”相关记载还有很多，这些战役不仅说明了巴蜀的地理优势，还有当地居民一直延续的尚武好勇。
尚武文化还体现在战歌战舞的形成和其风格上，其战歌、战舞孔武有力，殷周时就有记载。西汉时期“巴渝舞”曾经作为一种宫廷歌舞，唐朝时候被编入清商乐后，从此不再独立出现，如今一些民间艺术样式中，如木洞山歌、土家哆儿调、南溪号子、五句子山，秀山花灯、摆手舞等还可见巴渝舞的遗存。
二、从古至今的码头文化
重庆境内河谷众多，水路发达，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天然港口，大量沿江来往的各种货物都在这里集散，是西南地区水路的交通枢纽。独特的山城环境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闻名的重庆码头文化，其中例如人力水运产生的劳动号子，也就是川江号子。重庆当今的饮食名片—火锅的产生据说也与这码头和水运有关，传闻当时，纤夫们为了生计无论严寒酷暑都在江边拉纤，为了果腹，他们捡拾江边被人丢弃的内脏如：毛肚、鸭肠、鸭血等，然后用石头支起炉灶，混合加入容易获得而又便于携带的辣椒、花椒等调料，一锅混煮，不仅美味而且驱寒祛湿，毛肚火锅由此诞生。而毛肚火锅也是现代火锅的来源。同样由于去寒祛湿的作用，对辣的偏好，最终也形成了川渝一带食辣的饮食文化。
当今重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棒棒”，也源于码头挑夫。重庆依山傍水建城，建筑街道顺应地势环山而成，爬坡上坎路难走，在城市交通尚不发达的曾经，对搬运挑抬的需求形成了一个行业。特别19世纪末开埠以来，各种物资增加，对人力需求也随之增加，在这种水陆条件的双重需求之下，棒棒职业蓬勃发展。车站、码头以及商场超市的出口处，常常可见他们的声影。这个群体里，小到十余岁上到七十岁，主体为青壮年，甚至女性在其中占到不少比例，她们有的是单门独户，也有“夫妻棒棒”。女性棒棒在整个群体里起码也得有3%的样子。人们口语中带上儿化音，唤其为“棒棒儿”，这一群体也就是“棒棒军”。在重庆“棒棒军”规模庞大的时候，还形成了许多“棒棒军”局、号等行帮组织。“棒棒”的称谓开始于何时已经无法考证，但他们是重庆城独特地貌的产物却是不争的事实。有民俗学者推断，自重庆有人类活动以来，就有“棒棒军”的存在了，他们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如同埋藏在这座城市当中的一条暗河。然而如今重庆市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重庆市的交通运输系统、邮电通讯系统更加完善，劳力的需求减少，叫上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职业岗位的增多，以及农村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使劳动者对职业有了更多的选择以及要求等因素，棒棒逐渐成了没落的职业。一种地域特色文化消失难免令人感慨。
重庆码头文化中最被津津乐道的当属袍哥文化。“袍哥”是指四川哥老会的成员，对“袍哥”称谓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一是说根据《诗经》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另一种解释据说是袍哥们自己说的，“炮哥”是根据《三国演义》中关羽被逼投降曹操后，对曹操给与的金银财帛一概不收，只收了一件红色战袍子，平时很少穿着，穿时还将旧的袍罩在外面，曹操不解遂问关羽，答说：旧袍是我大哥玄德赐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因此，这个袍哥组织，老名称又叫“汉留”，含义就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节。清末民国期，四川人以成为袍哥为荣，据说当时全省人口的70%都有袍哥身份，并且对那一时代的护国运动、抗日战争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袍哥不仅仅是指“江湖人士”，不少的官员、士兵也是袍哥的一员，无论血缘皆为兄弟，无高低贵贱，唯有义气长存。长期以来，在“袍哥文化”的影响下，讲义气、共团结也似乎成了川渝人一股潜在的精神气质。抗战前四川及长江流域各码头被袍哥所左右。现在川渝地区人们日常说话词汇中还带有一些所谓的“袍哥黑话”，如结下仇家，产生矛盾称“结梁子”，“扎起”用以指鼎力帮助等等。
三、小结
当今重庆文化已经不是曾经本土纯粹的巴文化。历史上由于战争或政策因素导致的大规模移民，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本土的巴文化受到冲击，在如今重庆文化的构成中，传统的巴文化成为了弱势的、急需保护的一部分。但经由多种文化碰撞融合的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重庆的本土文化也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出现新的变化中积极的方面也是不可否定的，这也正是当今我们看到的重庆文化。
参考文献
[1]赵修渝，杨静.重庆文化的特点[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40-145.
[2]刘壮.重庆文化新论：谱系、生态与分区[J]重庆社会科学，2008（6）：89-98.
[3]宋尾.“棒棒军”的前世今生[J].中国山峡，2012（4）：44-48.
作者简介：
何苗（1994.8-）女，汉族，籍贯：四川资阳，学历：在读硕士研究生，单位：青海民族大学，研究方向：民族学（方向：影视人类学方向）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