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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镇（顺城关）农民甘国田，身怀绝技，育花有术。一九八一年，他带领全家七口大干一冬，填平了城墙脚下的一个大坑，投资二百元，盖起了两个温室，一九八二年开始养花，一九八三年收入七千多元，去年秋季扩种月季花四亩六分地，八万多株……今年头七月他已出售各种月季花三万多株，收入一万五千余元……”
1984年8月23日，《河北日报》二版头条报道《花开富贵》，这样记录了一个“养花万元户”的诞生。
时隔30年，一本由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签章颁发的“率先致富奖”证书现身正定，引起众人的广泛关注，证书的主人正是甘国田。
甘语录，甘国田的大儿子，面对媒体接踵而至的采访，有点招架不住。那本不足巴掌大的“红本本”，在他眼里一直是很普通的，“村里人都知道，没什么特别的。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到走，父亲都是这么说的，平平淡淡过日子，不一定非得让外人知道。”
这本证书，被媒体称为见证改革35年风云的“纸化石”，在甘国田生前始终被他当宝贝一样珍藏着。红色的塑料封皮上方印着“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下方印着“中共正定县委、正定县人民政府”，泛黄的内页左边，有钢笔写的“甘国田，42岁，正定镇顺城关农民”的字样，以及他作为“种花专业户，一九八四年纯收入14000多元”的事迹，在内页的右边，赫然写明“率先致富奖”，批准人签章是习近平（印）、刘树章（印），落款日期“85年1月20日”。
其实，甘国田的不同寻常，远不止这个“红本本”。
“我要参加本村村主任竞选，为了使广大选民清楚的了解我的过去，现将我的简历公布于众……1961年，我响应国家号召，从高中肄业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当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2009年，正值正定县顺城关村村委换届选举，曾两次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共15年的甘国田，精心准备了一份“竞选词”， 他在该“竞选词”中写道。
“高中没毕业，乡里的中学就留他在那里当老师，被他一口回绝了，他说，‘我不当老师，我要回村里当新型农民去，想吃啥可以种啥，还能养活一家子人！’”甘国田的老伴刘小果回忆说，“啥是新型农民，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爱看书，爱关心国家大事，也能写东西，说的总是一套一套的。”
回村后，甘国田在大队磨过面，当过浇地机手，当过大队电工。1964～1965年，甘国田任大队会计兼团支部书记，1966年入党，1966～1967年，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并被选为城关镇党委委员，后因工作需要，1977～1980年，甘国田在县民政局协助工作。
翻开甘国田的工作记录：各种手绘的表格，整整齐齐，清清楚楚，记录着顺城关村的经济发展。“七四年种植计划统计表”，横排写着，一队、二队、三队，竖列写着，小麦、大麦玉米、高粱、骨子、山药、棉花等，标红记录、备注说明，都很齐全。对比之后的“一九七四年种植落实统计表”，计划与落实的情况出入不大，可见，甘国田对村庄的规划是下过苦功夫的。
还有他手写的“速成珠算讲义”（上下两册），钢笔字迹，正反两面抄写得工工整整，封面写着“无师自通”的字样。“9乘任何数时，只要后退一位，减被乘数的本身数，就对了。”讲义上，不仅写着珠算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甘国田还将学到的定律运用到大队工作的实际，分析其优劣和重点难点，然后点出注意事项。“××公社××大队62年夏收每个劳动日分2.108元，张三全家挣3854.6分，李四家挣8893.7分……这个算法最重要的是要把流法做好，最好多重复地打几遍，一定要弄得准确，保证不错时，再去演算，不然，一不小心就会算错很多数字，而前功尽弃。”
看过老伴儿的这些资料和自己写的简历后，刘小果庆幸自己当初没有一把火把这“竞选词”给烧了。
2012年，甘国田去世，刘小果夜里睡不着觉，就翻看老伴留下的这些纸和本，想看看这些年，甘国田当宝贝保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从小学的毕业证，到高中的肄业证，再到各种荣誉证书，都被甘国田保存着，甚至舍不得拿出来给儿女翻看，“他可爱惜他的这些东西了，生怕别人给他弄丢了，所以从来不给别人看，还自己用一个大塑料袋包好，上上拉锁，当宝贝呢。”
之前想烧掉的甘国田的“竞选词”，现在成了刘小果的“宝贝”，折了三折后，放在她的衣柜里，498个字，她数清楚了，在甘国田被查出肺癌前不久，他还想着发挥余热，为村民们做些什么。
“我在本村任职期间的功与过，乡亲们自有评说，我不再细述。如果大家还信任我，让我当上村委会主任，我有信心和决心，在上级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我任期内，带领村委会一班人，尽最大努力，处理好大棚遗留的事及本村道路畅通问题，把我们村美化好，建成一个村民更加和谐，回汉族更加团结、生活更加富裕的顺城关。”“竞选词”的结尾，甘国田写道。
“那会的基层干部，那可真是为村民尽心尽力啊，干好了是你应该的，干不好，就是你的责任了，还得在村民大会上检讨自己。”虽然记不清很多事了，但是当说到甘国田在村里当党支部书记的经历，刘小果还是很激动，“老甘年年在会上检讨自己，干好了检讨，干不好更要检讨，反正他就是不满足于现状”。
“那会我们村，是附近最富的一个村，小队里有小拖拉机，大队里有大拖拉机，我父亲还带领村民买了全县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还开着去北京呢，那牛气啊！那会父亲就知道，要带领村民搞多种经营，光种粮食不行，种到什么时候才能富起来啊，他就带领大家种蔬菜，还搞养殖，从外面买了一头牛回来，后来不停地下小牛，村里就有了40多头牛了，都是集体的！”甘语录说道。说起父亲，他会想到自己的名字，“我是1966年生的，父亲那年入的党，他政治觉悟高，吃饭、干活以前，都要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家里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给我起名字，也就叫‘语录’吧！”
上世纪70年代末，上过“半拉子”高中、“脑子好使”的甘国田，被大队派到旅游景点“大佛寺”里搞绿化，爱学习、爱琢磨事的甘国田，从老师傅手里学了不少养花技术，也接触了不少外界的专业信息。 “他爱想事情，爱尝试，看得多也就想得多了，胆子也大，看到哪有新鲜玩意，他就要自己亲手试验。”刘小果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花卉产业有了蓬勃发展。广东等沿海地区率先出现了一批因种植花卉而致富的典范。甘国田很受启发，他也要“变”了。
“父亲变得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总是跟母亲念叨着要在家里种月季。”甘语录说，“1979年一开春，他那会还在县里上班，白天上班，夜里2点起来，就去城墙附近填那两个五六米深的大坑，用小车一点一点地推啊，干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才把那两个大坑填平，这才有了试种月季的地！”刘小果说。之后，甘国田接连两年试种月季都取得成功，他看准了这条路。
1981年春，甘国田揣着从亲戚们那里凑来的300多元“巨款”，去了北京天坛，以3元一株的价格，用一个装苹果的柳条筐，坐着火车，背回来100棵月季苗。“一个品种一棵，一共100个品种，他说要回来培育品种。”
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甘语录，已经是标准的小花农了。“那会正是养花需要人的时候，我跟着父亲一起干。当时没人看好我们种花这件事，都说我们不好好种地，搞这个！”
1985年第7期的《中国花卉盆景》上，有一篇记述甘国田事迹的文章，作者是时任《农家乐》（《河北农民报》前身）的记者赵瑞泉，年过七旬的他，现在仍然记得当年在甘家月季棚里采访甘国田的情景，“他瘦瘦的，很精干。给人的印象是为人热情，脑子活，又踏实肯干。”赵瑞泉说道。
在周围种菜村民诧异的眼光里，甘语录和父亲“长”在了苗圃里，父子俩经常拿着笔记本蹲在地里伺候月季。一拃长的苗，一茬茬地试，从刚开始的两三分地，到最盛时候的17亩，3年时间，鲜艳的月季花终于在地里盛开，引得不少人过来看，就连照相馆的人都来这里拍照，甘国田也成了远近文明的“养花专业户”。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富民政策指引下，你们解放思想，开拓门路，勤劳致富，你们是全县人民学习的榜样，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率先落实党的富民政策的典型。”在甘国田精心装订的档案册里，躺着一纸《致万元户的一封信》，这是1984年9月15日正定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写给他的。
1985年，正定县颁发“率先致富奖”，与甘国田一同获得此奖的，还有正定镇城杨庄刘成永、西兆通乡南石家庄村候俊玲、二十里铺乡中仰陵村巩明、南村乡中塔口村韩小五、二十里铺乡小马村白新来，他们被认为是“正定首批万元户”。
72岁的时任正定县县长张五普说，甘国田是正定家喻户晓的致富能人，虽然当年表彰的万元户并非只有甘国田一人，但甘国田率先打破了传统的种粮、种菜及养猪的农村经济模式，积极尝试、大胆转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都争相向他学习。
“老甘因种花取得了很多荣誉，1984年至1986年他担任村大队长，被选为正定县第七届政协委员。他常常出去开会，回来后也会带回奖状或本、笔之类的奖品。
1985年初，那天天气特别冷，老甘从县里带回来一个大大的‘致富光荣’木质金匾，还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印着‘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字样的小红本。老甘把这个小红本拿给我看了一下，自豪地说：‘咱的辛苦没白费，咱是正定首批万元户，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表彰的。’老甘让我找来一块布，小心翼翼地将证书包起来，放到了他平时存放资料、证书的箱子底下。”刘小果回忆。
作为县里表彰的“典型”，十里八乡一拨又一拨人排队到地头来参观，越来越多的乡亲种起了月季。“父亲人好，谁问他都教。他常说，一人富不算什么，能带动乡亲们致富，值！”
在甘语录的记忆里，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就至少三次来家里和甘语录的父亲长聊，有时坐县里的吉普车，有时骑自行车就来了。
“老甘，你要是能赚够10万，我就到你家里来吃饭。”刘小果现在仍然记得习近平和甘国田说的话。之后，习近平到其他地方任职，有人开会回来还和他说，“书记还问呢，老甘干得怎么样了？赚够10万没有？”
“那是我们家族最辉煌的时候，相当出名啊，好多地方的媒体都来报道，我父亲天天接收信件，垒起来能几摞！”甘语录说。
所有的来信，大量曾经的资料、文件，都被非常专业地编订成了厚厚六七大本，前面有目录索引，其中不乏习近平1984年5月10日在正定县政协讲话的油印稿等众多珍贵资料。另外还有几大捆珍藏多年的书报杂志，这些，都被甘国田完好地保存着。
甘家兄弟的创业之路
“那个年代，觉得自己富裕并不光彩，要带动大家富才行，于是，我父亲现实带动了家里的兄弟姐妹等亲戚搞起了花卉的种植，之后，还带动了村里村外很多人致富。缺种苗的，他给种苗，销售无门路的，他给找门路，甚至自己掏腰包搜集花卉市场信息，协助大家搞活经济，搞好经营。”甘语录说，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甘国田就像是一个弄潮儿，随时调整思路，变换方法。种植绞股蓝，就是他的新尝试。
“他思想太超前了，这东西很名贵，也很难存活，我父亲用罐头瓶子把它从石家庄农科院装回来，夜里点着灯移植，怕时间长了耽误了，种了1亩多，那才叫辛苦呢！后来也活了，长势很好，可是当我们拿到药店去卖的时候，人家都不认识，都不知道是啥东西。没办法，我们就当茶叶送人了，还告诉人家，这是茶叶，尝尝吧。”甘语录回忆，“现在说起来，就跟讲笑话一样，但这都是真事，在农村，要生存怎么办？就得这么干，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往前冲。二十几年后，人们才意识到绞股蓝的价值，才开始推广种植，我父亲那会还笑着说，‘我比他们早了二十几年，说明我当初的想法是对的，我的眼光还是长远的，看书、看杂志，还是管用啊，能不停地知道新的品种、新的技术。’”
当时随着市场饱和以及南方花卉大量运往北方，月季市场逐渐萎缩，种植的月季花不好卖了。上世纪90年代，甘国田不再种月季花，就去开饭店，还当过铸造厂厂长。
“回忆起父亲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是宁肯自己吃亏，也别亏了别人。再一个就是他的创业精神，他常说我们是农民，要用自己的双手，拼出自己的生活。”甘语录说。
甘家三兄弟在父亲的带动和鼓励下，也都能干、敢干，爱琢磨，敢为人先。如今，年过四十的哥仨也都有自己的家业，日子也都过得宽裕、滋润。
长子甘语录独立经营着一家牛头宴饭店，独一无二的特色清真菜式曾被多家媒体的美食版面报道；二儿子甘语辉子承父业，在县城的旅游文化一条街——燕赵大街上开了一家花店，经营本地及南方的各种苗木花卉，回头客不少；三儿子甘录辉更是继承了父亲爱琢磨的劲儿，和妻子在县城开了一家全羊宴，一只羊能做出108道特色菜，远近闻名。
“父亲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卯足干劲儿，带领全家人及乡亲们在致富路上向前奔。这本证书父亲小心地珍藏了一生，我们会好好保管，她是一种荣誉和骄傲，也是一种鼓励。父亲的创业精神也会一直激励我们前行。” 甘语录说。
孙辈的孩子们也开始陆续长大成家，当问及爷爷对他们的影响时，现已是大厨的甘端说：“能不影响吗？！爷爷给我们上了多少年的政治课，几乎是天天上，给我们立规矩，讲知识，还让我们好好学习，从能给他端花盆、浇花开始，他就开始教育我们了！”
“家和万事兴”，临终前，甘国田用毛笔颤巍巍写下这五个字，在他看来，这比致富更加重要。
1984年8月23日，《河北日报》二版头条报道《花开富贵》，这样记录了一个“养花万元户”的诞生。
时隔30年，一本由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签章颁发的“率先致富奖”证书现身正定，引起众人的广泛关注，证书的主人正是甘国田。
甘语录，甘国田的大儿子，面对媒体接踵而至的采访，有点招架不住。那本不足巴掌大的“红本本”，在他眼里一直是很普通的，“村里人都知道，没什么特别的。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到走，父亲都是这么说的，平平淡淡过日子，不一定非得让外人知道。”
这本证书，被媒体称为见证改革35年风云的“纸化石”，在甘国田生前始终被他当宝贝一样珍藏着。红色的塑料封皮上方印着“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下方印着“中共正定县委、正定县人民政府”，泛黄的内页左边，有钢笔写的“甘国田，42岁，正定镇顺城关农民”的字样，以及他作为“种花专业户，一九八四年纯收入14000多元”的事迹，在内页的右边，赫然写明“率先致富奖”，批准人签章是习近平（印）、刘树章（印），落款日期“85年1月20日”。
其实，甘国田的不同寻常，远不止这个“红本本”。
“我要参加本村村主任竞选，为了使广大选民清楚的了解我的过去，现将我的简历公布于众……1961年，我响应国家号召，从高中肄业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当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2009年，正值正定县顺城关村村委换届选举，曾两次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共15年的甘国田，精心准备了一份“竞选词”， 他在该“竞选词”中写道。
“高中没毕业，乡里的中学就留他在那里当老师，被他一口回绝了，他说，‘我不当老师，我要回村里当新型农民去，想吃啥可以种啥，还能养活一家子人！’”甘国田的老伴刘小果回忆说，“啥是新型农民，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爱看书，爱关心国家大事，也能写东西，说的总是一套一套的。”
回村后，甘国田在大队磨过面，当过浇地机手，当过大队电工。1964～1965年，甘国田任大队会计兼团支部书记，1966年入党，1966～1967年，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并被选为城关镇党委委员，后因工作需要，1977～1980年，甘国田在县民政局协助工作。
翻开甘国田的工作记录：各种手绘的表格，整整齐齐，清清楚楚，记录着顺城关村的经济发展。“七四年种植计划统计表”，横排写着，一队、二队、三队，竖列写着，小麦、大麦玉米、高粱、骨子、山药、棉花等，标红记录、备注说明，都很齐全。对比之后的“一九七四年种植落实统计表”，计划与落实的情况出入不大，可见，甘国田对村庄的规划是下过苦功夫的。
还有他手写的“速成珠算讲义”（上下两册），钢笔字迹，正反两面抄写得工工整整，封面写着“无师自通”的字样。“9乘任何数时，只要后退一位，减被乘数的本身数，就对了。”讲义上，不仅写着珠算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甘国田还将学到的定律运用到大队工作的实际，分析其优劣和重点难点，然后点出注意事项。“××公社××大队62年夏收每个劳动日分2.108元，张三全家挣3854.6分，李四家挣8893.7分……这个算法最重要的是要把流法做好，最好多重复地打几遍，一定要弄得准确，保证不错时，再去演算，不然，一不小心就会算错很多数字，而前功尽弃。”
看过老伴儿的这些资料和自己写的简历后，刘小果庆幸自己当初没有一把火把这“竞选词”给烧了。
2012年，甘国田去世，刘小果夜里睡不着觉，就翻看老伴留下的这些纸和本，想看看这些年，甘国田当宝贝保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从小学的毕业证，到高中的肄业证，再到各种荣誉证书，都被甘国田保存着，甚至舍不得拿出来给儿女翻看，“他可爱惜他的这些东西了，生怕别人给他弄丢了，所以从来不给别人看，还自己用一个大塑料袋包好，上上拉锁，当宝贝呢。”
之前想烧掉的甘国田的“竞选词”，现在成了刘小果的“宝贝”，折了三折后，放在她的衣柜里，498个字，她数清楚了，在甘国田被查出肺癌前不久，他还想着发挥余热，为村民们做些什么。
“我在本村任职期间的功与过，乡亲们自有评说，我不再细述。如果大家还信任我，让我当上村委会主任，我有信心和决心，在上级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我任期内，带领村委会一班人，尽最大努力，处理好大棚遗留的事及本村道路畅通问题，把我们村美化好，建成一个村民更加和谐，回汉族更加团结、生活更加富裕的顺城关。”“竞选词”的结尾，甘国田写道。
“那会的基层干部，那可真是为村民尽心尽力啊，干好了是你应该的，干不好，就是你的责任了，还得在村民大会上检讨自己。”虽然记不清很多事了，但是当说到甘国田在村里当党支部书记的经历，刘小果还是很激动，“老甘年年在会上检讨自己，干好了检讨，干不好更要检讨，反正他就是不满足于现状”。
“那会我们村，是附近最富的一个村，小队里有小拖拉机，大队里有大拖拉机，我父亲还带领村民买了全县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还开着去北京呢，那牛气啊！那会父亲就知道，要带领村民搞多种经营，光种粮食不行，种到什么时候才能富起来啊，他就带领大家种蔬菜，还搞养殖，从外面买了一头牛回来，后来不停地下小牛，村里就有了40多头牛了，都是集体的！”甘语录说道。说起父亲，他会想到自己的名字，“我是1966年生的，父亲那年入的党，他政治觉悟高，吃饭、干活以前，都要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家里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给我起名字，也就叫‘语录’吧！”
上世纪70年代末，上过“半拉子”高中、“脑子好使”的甘国田，被大队派到旅游景点“大佛寺”里搞绿化，爱学习、爱琢磨事的甘国田，从老师傅手里学了不少养花技术，也接触了不少外界的专业信息。 “他爱想事情，爱尝试，看得多也就想得多了，胆子也大，看到哪有新鲜玩意，他就要自己亲手试验。”刘小果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花卉产业有了蓬勃发展。广东等沿海地区率先出现了一批因种植花卉而致富的典范。甘国田很受启发，他也要“变”了。
“父亲变得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总是跟母亲念叨着要在家里种月季。”甘语录说，“1979年一开春，他那会还在县里上班，白天上班，夜里2点起来，就去城墙附近填那两个五六米深的大坑，用小车一点一点地推啊，干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才把那两个大坑填平，这才有了试种月季的地！”刘小果说。之后，甘国田接连两年试种月季都取得成功，他看准了这条路。
1981年春，甘国田揣着从亲戚们那里凑来的300多元“巨款”，去了北京天坛，以3元一株的价格，用一个装苹果的柳条筐，坐着火车，背回来100棵月季苗。“一个品种一棵，一共100个品种，他说要回来培育品种。”
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甘语录，已经是标准的小花农了。“那会正是养花需要人的时候，我跟着父亲一起干。当时没人看好我们种花这件事，都说我们不好好种地，搞这个！”
1985年第7期的《中国花卉盆景》上，有一篇记述甘国田事迹的文章，作者是时任《农家乐》（《河北农民报》前身）的记者赵瑞泉，年过七旬的他，现在仍然记得当年在甘家月季棚里采访甘国田的情景，“他瘦瘦的，很精干。给人的印象是为人热情，脑子活，又踏实肯干。”赵瑞泉说道。
在周围种菜村民诧异的眼光里，甘语录和父亲“长”在了苗圃里，父子俩经常拿着笔记本蹲在地里伺候月季。一拃长的苗，一茬茬地试，从刚开始的两三分地，到最盛时候的17亩，3年时间，鲜艳的月季花终于在地里盛开，引得不少人过来看，就连照相馆的人都来这里拍照，甘国田也成了远近文明的“养花专业户”。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富民政策指引下，你们解放思想，开拓门路，勤劳致富，你们是全县人民学习的榜样，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率先落实党的富民政策的典型。”在甘国田精心装订的档案册里，躺着一纸《致万元户的一封信》，这是1984年9月15日正定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写给他的。
1985年，正定县颁发“率先致富奖”，与甘国田一同获得此奖的，还有正定镇城杨庄刘成永、西兆通乡南石家庄村候俊玲、二十里铺乡中仰陵村巩明、南村乡中塔口村韩小五、二十里铺乡小马村白新来，他们被认为是“正定首批万元户”。
72岁的时任正定县县长张五普说，甘国田是正定家喻户晓的致富能人，虽然当年表彰的万元户并非只有甘国田一人，但甘国田率先打破了传统的种粮、种菜及养猪的农村经济模式，积极尝试、大胆转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都争相向他学习。
“老甘因种花取得了很多荣誉，1984年至1986年他担任村大队长，被选为正定县第七届政协委员。他常常出去开会，回来后也会带回奖状或本、笔之类的奖品。
1985年初，那天天气特别冷，老甘从县里带回来一个大大的‘致富光荣’木质金匾，还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印着‘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字样的小红本。老甘把这个小红本拿给我看了一下，自豪地说：‘咱的辛苦没白费，咱是正定首批万元户，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表彰的。’老甘让我找来一块布，小心翼翼地将证书包起来，放到了他平时存放资料、证书的箱子底下。”刘小果回忆。
作为县里表彰的“典型”，十里八乡一拨又一拨人排队到地头来参观，越来越多的乡亲种起了月季。“父亲人好，谁问他都教。他常说，一人富不算什么，能带动乡亲们致富，值！”
在甘语录的记忆里，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就至少三次来家里和甘语录的父亲长聊，有时坐县里的吉普车，有时骑自行车就来了。
“老甘，你要是能赚够10万，我就到你家里来吃饭。”刘小果现在仍然记得习近平和甘国田说的话。之后，习近平到其他地方任职，有人开会回来还和他说，“书记还问呢，老甘干得怎么样了？赚够10万没有？”
“那是我们家族最辉煌的时候，相当出名啊，好多地方的媒体都来报道，我父亲天天接收信件，垒起来能几摞！”甘语录说。
所有的来信，大量曾经的资料、文件，都被非常专业地编订成了厚厚六七大本，前面有目录索引，其中不乏习近平1984年5月10日在正定县政协讲话的油印稿等众多珍贵资料。另外还有几大捆珍藏多年的书报杂志，这些，都被甘国田完好地保存着。
甘家兄弟的创业之路
“那个年代，觉得自己富裕并不光彩，要带动大家富才行，于是，我父亲现实带动了家里的兄弟姐妹等亲戚搞起了花卉的种植，之后，还带动了村里村外很多人致富。缺种苗的，他给种苗，销售无门路的，他给找门路，甚至自己掏腰包搜集花卉市场信息，协助大家搞活经济，搞好经营。”甘语录说，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甘国田就像是一个弄潮儿，随时调整思路，变换方法。种植绞股蓝，就是他的新尝试。
“他思想太超前了，这东西很名贵，也很难存活，我父亲用罐头瓶子把它从石家庄农科院装回来，夜里点着灯移植，怕时间长了耽误了，种了1亩多，那才叫辛苦呢！后来也活了，长势很好，可是当我们拿到药店去卖的时候，人家都不认识，都不知道是啥东西。没办法，我们就当茶叶送人了，还告诉人家，这是茶叶，尝尝吧。”甘语录回忆，“现在说起来，就跟讲笑话一样，但这都是真事，在农村，要生存怎么办？就得这么干，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往前冲。二十几年后，人们才意识到绞股蓝的价值，才开始推广种植，我父亲那会还笑着说，‘我比他们早了二十几年，说明我当初的想法是对的，我的眼光还是长远的，看书、看杂志，还是管用啊，能不停地知道新的品种、新的技术。’”
当时随着市场饱和以及南方花卉大量运往北方，月季市场逐渐萎缩，种植的月季花不好卖了。上世纪90年代，甘国田不再种月季花，就去开饭店，还当过铸造厂厂长。
“回忆起父亲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是宁肯自己吃亏，也别亏了别人。再一个就是他的创业精神，他常说我们是农民，要用自己的双手，拼出自己的生活。”甘语录说。
甘家三兄弟在父亲的带动和鼓励下，也都能干、敢干，爱琢磨，敢为人先。如今，年过四十的哥仨也都有自己的家业，日子也都过得宽裕、滋润。
长子甘语录独立经营着一家牛头宴饭店，独一无二的特色清真菜式曾被多家媒体的美食版面报道；二儿子甘语辉子承父业，在县城的旅游文化一条街——燕赵大街上开了一家花店，经营本地及南方的各种苗木花卉，回头客不少；三儿子甘录辉更是继承了父亲爱琢磨的劲儿，和妻子在县城开了一家全羊宴，一只羊能做出108道特色菜，远近闻名。
“父亲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卯足干劲儿，带领全家人及乡亲们在致富路上向前奔。这本证书父亲小心地珍藏了一生，我们会好好保管，她是一种荣誉和骄傲，也是一种鼓励。父亲的创业精神也会一直激励我们前行。” 甘语录说。
孙辈的孩子们也开始陆续长大成家，当问及爷爷对他们的影响时，现已是大厨的甘端说：“能不影响吗？！爷爷给我们上了多少年的政治课，几乎是天天上，给我们立规矩，讲知识，还让我们好好学习，从能给他端花盆、浇花开始，他就开始教育我们了！”
“家和万事兴”，临终前，甘国田用毛笔颤巍巍写下这五个字，在他看来，这比致富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