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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关研究发现，与经济学相关的限制主要是不可量度的、主观的因素，只有通过对这些因素做出更加精确的详细说明，我们才能够逐渐对经济现象有更好的理解。尽管情境分析不是用来重建经济学实践的唯一工具，但是如果能够以一个共同的参照点来讨论分歧，那么我们跨学科的理解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因此情境分析距离现实更近，同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为与当前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令人生畏的数学形式表述的现状与趋势相比，情境分析所具有的简洁性的优势显示尤为突出。当然，这并不是说情境分析法可以适用于经济学的全部，尽管标准微观经济学中很大一部分能够符合情境分析模型，但是从个体到达市场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在情境分析中没有明确说明。所以，情境分析也许只能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一个“起点”或者“入口”。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情境;实践指向;大科学观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期间产生的观点交锋与碰撞甚至成为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论争。如果我们坚持大科学观念的话，可以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看作是一个科学连续体，那么科学对于情境的依赖度的强弱或许可以准确描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科学连续体上的真实状态。
一、情境分析的基础：不确定的内在生成性
早在1836年，小穆勒就对经济学干扰因素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探讨，结论和研究成果体现在论文《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中。小穆勒认为，正是因为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干扰因素，成为导致政治经济学不确定性生成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按照自然科学的处理方式，比如像机械力学对摩擦力的处理方法，经济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近似的分析。于是，穆勒把经济规律弱化为趋向律，认为规律的陈述及干扰因素都具有相对性，要真实地反映出来，就需要诉诸环境与目的。经济学分析中经常提到的结论，其含义往往意味着“向着这种结果的趋势——这是向着这种结果的方向以一定的强度活动的力量。要考虑到例外;在任何还算是先进的科学中也许是没有像例外这种东西的。”①
在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布劳格直接从穆勒的干扰因素跳跃到现代经济学对干扰因素的回应，即这种干扰因素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形式出现在现代经济定律中。但从经济学说史来看，从穆勒到现代经济学的历史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过渡桥梁，即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对干扰因素和“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讨论，关于这一点在方法論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曾对经济理论的趋势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他指出，为了规避这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在经济理论中常以假设为限制条件来概括经济定律，因此，他主张对经济事实和数量分析的每一步都需要使用将时间带入的处理方式，这样就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这一普遍存在的前提假设找到了合适的内容和位置。马歇尔的判断是，对于经济学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条件的限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一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事实上，一切科学的学说无不是暗含地采用一定的约束条件的，这种条件暗含的假设因素在经济规律中尤为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学规律的假设并非经济学所独有，其他科学都有不同程度地预设了假设条件的存在。
马歇尔借鉴了瓦格纳和纽门关于规律的叙述，“一种社会科学的规律，即社会规律，是一种社会倾向的叙述;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的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情况下所有的某种活动的趋向的叙述。”② “经济规律，即经济倾向的叙述，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③ 马歇尔也认为规律是对于倾向的叙述，这与穆勒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马歇尔善于从物理学向经济学输入一些术语，比如均衡、静态和动态等术语的引入。他认为，由于人们的活动是如此多种多样和不确定，我们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时，所能做的关于倾向的叙述必然是不精确的和有缺陷的。内维尔·凯恩斯继承自己的老师马歇尔的观点，认为演绎的政治经济学可以概括为“第一点，他的规律只是趋势的陈述，并因此推出服从假设其余情况相同的限定条件。第二点，他的结论大部分依赖于一些特定条件的出现。”④ 因此其应用也必然依赖于环境。今天，在经济学中，“从概念上讲，风险相当于一个降低不确定性的尝试，这是通过尽量为不确定性的结果赋予可能性而实现的。风险是可以计算的，并且因此，在概率论能够企及的范围内，风险是不确定性这一汪洋大海中可以控制的岛屿。”⑤ 这里似乎是风险成为“可控”的，但事实上，却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不确定性”更为根本的特征：即作为知识生产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固有特点。
经济学方法论家经常把经济学与生物学作对比，“达尔文的研究受到马尔萨斯（T. Malthus）和道德哲学家休谟（D. Hume）和斯密（A. Smith）的启发，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反过来，很多经济学家从达尔文（和拉马克）的进化论中获得灵感。”⑥凡勃仑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认为现代科学是当前文化状况的反映，是我们日常所见的生命过程的一种特性。每一个有显著特征时期的文化都带有特有态度和基本倾向，知识的考察会包含在特有的兴趣范围内，就是说，“科学和科学观点将会明显地随着那些构成了文化发展序列的流行的思想习惯的变化而变化;通行的科学和通行的科学观点所寻求的知识以及寻求知识的方式，都是文化发展的产物。也许将其称为文化发展的副产品更为恰当。”⑦“这是一种像现代的任何力量一样没有包含到这样的环境中去的文化因素，这种环境是人们在遥远的过去做出的选择赋予了人类现在的人性的环境。”⑧
依据现代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人并非只是一团被放置在环境力量运行的路线中，从中获得满足的欲望，而是一个在演变的活动中寻求实现和表达的习性和习惯的连贯结构。……活动本身就是这个过程本质上的事实，引导行为得以发生的欲望是个人性情的一些具体表现（circumstances of temperament），它们决定着给定情况下活动自身演变的具体方向。”⑨ 因此，凡勃仑指出个体经济生活的历史是一个累积变化着的过程，是目的与方法、手段等彼此不断作出调整的生成过程，“他今天的生活方式受到从昨天留传下来的生活习惯的强制，也受到作为昨天生活的机械性残余的环境的强制。……为达到特定物质目标而产生的一种特定发明成为影响思想习惯程序上的习惯方法——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环境，从而成为达到这些所追求的目标的方法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起点，以及所追求的目的进一步变化的一个起点。对于一种阐述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来说，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不存在完全适当的生活方法，也没有最终的或者绝对值得的行为目的。其中固定不变的东西是指向某种客观目的的活动。”⑩ 所以，凡勃仑也认可一种趋势论观点，“为了寻找一种趋势，我们必须对自己要寻找的一种明确目标有某种概念，或者说是要对事件的合理趋势有某种概念。”其中的经济利益是自始至终地贯穿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个进程，采取着伴随、弥漫和渗透的方式，“它影响着文化结构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任何制度都是经济制度，情况必然是这样，因为过程中任何一步行动的起点即出发点——都是由那些由过去的过程所塑造的思想习惯的整个有机联合体。”因此，“一种进化的经济学一定是一种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文化发展的过程理论，一定是一种由过程本身来说明的经济制度的累积性序列理论。”{11} 诺思则把这一背景的描述以制度的方式进行表达，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把制度因素视为内生变量。他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的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12} “了解这些制度如何运行，为什么有些环境里运行良好，而在另一些环境里运行则差强人意，实际上是国家财富的关键”，“制度是构成人的相互交往的社会规则……制度是所有人相互交往——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借以进行的框架”{13}。“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组织的经济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4} 波普尔晚期强调了制度可以作为情境分析的重要维度，他指出制度构成了社会的先决条件，“这些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社会环境的特定社会特征。它们由社会世界的所有社会现实所组成，即由与物质世界的事物相一致的现实所组成。”{15} 构成客观情境的重要架构，情境逻辑在内容上是对相关事态必然性的分析，优于心理学要素。
二、观察荷载理论的经济学分析
“观察荷载理论”是由波普尔、汉森以及库恩等科学哲学家主张并论证的，主要是就研究过程而言，主体的背景知识会渗透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包括在观察、实验的起点上，对象的确定需要理论指导;在观察、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渗透着主体的知识体系;在陈述观察、实验结果时，这种陈述本身就是一系列的概念框架的展开。观察之所以渗透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首先，观察不仅是大脑接受信息的过程，也是加工信息的过程。观察的过程一定存在两个环节，一是感觉成像，即大脑接受信息的过程;二是大脑按照一定的组织方式对大脑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即加工信息的过程。这种加工的过程是大脑依照自己的科学思维风格（理论知识、经验知识、思维方式等）的框架来加工感觉图像的过程。所以，人在观察过程中必然要对外界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翻译或重组，这与人的背景知识相关。
对于这一观点，从实证角度进行实证且系统性分析的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皮亚杰的实验证明，人类的学习是同化和自我调节或建构的过程，认知结构既不是在客体中预先形成的，也不是在必须不断地进行重新组织的主体中预先形成的。我们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状态。同时，客观性是作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种状态开始的，客观性是通过逐步接近而困难地达到的，它“必须满足下面两个要求，第一，因为主体只有通过自己的活动（不仅仅是通过知觉）来认识现实的，达到客观性以解除自身中心化……，因此客体本身是被主体建构成的。第二，通过逐步接近而这样建构客体。”{16} 当然我们对皮亚杰的成就要作辩证分析，正如冯契先生所说，皮亚杰关于逻辑—数学的框架是行动模式内化的学说，包含了深刻、合理的因素。皮亚杰强调人们的知觉描述和实验科学都要以逻辑—数学框架为前提，这是正确的。但皮亚杰认为逻辑—数学的知识不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知觉，而是来源于动作的图式，而这种图式有其内在的根源即主体本身有逻辑建构的能力，这就引导到唯心论去了。皮亚杰没有社会实践的观点，他不是把实践理解为感性活动，而是把感觉和行动截然割裂开来。所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有见亦有蔽{17}。从马克思实践观来看，主体的认识是通过后天的社会实践逐步形成的，并非完全先天具有，也不是完全由后天得到的，是主体与客体在具备先天条件的基础上于后天环境中经由相互作用而艰苦地形成的。换言之，这种“哲学本体规定上的主体参与性”恰恰是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其间的客观规律是应当着力把握的{18}。由此可获得对“观察渗透理论”命题的更为科学的把握。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只是介绍科学哲学各个代表人物的观点时，曾经涉及到观察渗透理论的问题，提到了汉森的“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 这一观点，但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沿着布劳格的传统走下来的当代西方经济方法论研究，也未给该命题以应有的重视，因而未能发挥该理论的应有作用。
与实验经济学家史密斯一起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卡尼曼（D. Kahneman），他的突出贡献是行为经济学的创立，即把心理学研究引入到经济学之中。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研究人的行为过程中各司其职，一个研究个人行为，另一个研究市场行为。行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决策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受到诸如个人的外在感知、内在情感，或态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且长期决策也会构成特定的认知模式，从而左右未来决策的导向。另外，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结论，即人们对外部环境相对变化的敏感程度大于绝对水平的变化敏感度。以某一参照物为准，人们面对结构不同的问题，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这个结论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有的译成视界理论、预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决策问题的新研究视角，在他们看来，人们在决策时总是以总结的角度或参考标准来衡量，并据此决定决策方案。后来他们二人又对前景理论加以扩充，这种扩充对原有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弱化了的理论称为累积的前景理论，考虑到了对大量的结果的预期，这与随机支配的原则相符，从而更为真实地反映和描述了处于风险环境下的个体行为的决策{19}。
基于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们也按照分析自然科学的起点、过程与陈述等方面来分析经济学中的“观察荷载理论”问题。首先，经济学研究不仅在确定对象的过程中存在着“观察荷载理论”的状况，而且研究对象本身也会与研究者发生相互作用，同时存在适应机制，并且通过反馈来调整行为。其次，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除了自然科学所包括的主观因素之外，参与者也有相互学习机制，正如实验经济学所得到的结论那样。第三，在结论的陈述中，除了像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中同样存在着背景知识的制约之外，还需要考虑价值判断和取向对于决策的干预和影响等，因而经济学理论不仅仅有“真”“假”“对”“错”的区分与判断，还包括“好”“坏”“善”“恶”的权衡及程度的估量，以决定最终取舍与否。因此，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区别只是在量上，即受到主体和情境的影響有多少，或者说相关度不同。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经济学比自然科学存在着更多的主客体间的“互动”。 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看，正是每一个人知识背景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看到的或观察到的现象的区别，背景知识中的思维风格又决定、选择和重组着所观察到的内容与材料的不同迭加方式，因此，主体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可以看作是由背景知识所组成的认知函数，去汲取现实情境中的若干要素。行为经济学的这些分析既是“观察荷载理论”观点的确证，同时说明这种荷载的“规律”并不是不可把握的。
三、情境指标：社会科学生成发展的内在尺度
美国的科学哲学家内格尔关于社会科学独特本质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他指出通常人们认为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具体表现在两方面{20}：一方面，实验本身就影响了实验数据的准确性，但这不仅仅是社会科学所独有，自然科学中也一样存在{21}。但是在自然科学中是可以大致估计出这种干扰的，况且有一些规律可以遵循，而在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干扰甚至有时会导致研究问题的性质的改变，而有规律可循的却不多;另一方面，研究自然科学包括生物学的遗传机制不会对结论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人们知道这些，对本身的机制也无能为力{22}。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果对于社会规律的认识一旦成为社会共识，并被付诸实践的话，对于这些规律而言将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会出现“悖论式”的结局而陷入两难境地。
因此，内格尔界定社会科学的两类预言：一类预言是所谓的“自取灭亡”型，也就是说由于预言成为公众知识可能招致最终被否证的命运;第二类是“自我履行”型，也就是提出这个预言时，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但由于它成为公众知识，公众出于一些目的或者利益考虑，可能纷纷履行预言，于是公众对预言的践行，使得原本没出现的预言的情势反而变成真的了。所以，由于人类关于事物的信念会使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发生关键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恰恰是那些信念的材料，按照有关某些社会行为模式的知识采取的行动，可以经常改变那些模式，这是事实。但是，内格尔指出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排除确立普遍社会规律的可能性。因为：首先，科学规律是条件命题，要弄清楚科学规律被反驳的真正基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规律起作用的条件，而不是离开条件孤立地考察科学规律。其次，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量也是社会规律的研究主题，社会规律并不排除“变”;第三，社会行为的意图与结果之间时常是不和谐的，“以社会过程的知识为依据的行为会改变那些过程的特征，但由于这种行为一般并不激烈改变整个的习惯的社会行为模式，故常常可忽略这种可能性。”{23}
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过程会随着它们的制度情境而发生变化，在一个文化中被发现具有的特殊的一致性，不一定在一切社会都适用或流行，这个事实并不排除如下可能性，即这些特殊的一致性就是对于一切文化来说都保持不变的关系结构的特殊化。因为不同社会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在这些社会中出现的各种行为方式的差异，可能不是那些社会中不可公度的不相似的社会关系模式的结果，而不过是在某一组变量（这些变量构成了一切社会共有的关系结构的基本成分）的特殊值上存在的差异。
这就与制度经济学所概括的“制度”这样一个一致的、抽象的、宽泛的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相类似。虽然内格尔这里并未明确肯定这一点，但他提醒人们如果忽视这一点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观念。进一步的，必须认识与过去提出来的跨文化规律采纳的概念相比，建立综合性的社会理论所需要的概念，可能必须更加“抽象”，由于一种更大的“逻辑差距”，可能需要把这些概念与日常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熟悉概念分离开来，而且为了处理实际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概念，可能有必要掌握更为复杂的技术。因而，正如内格尔所总结的“自我灭亡”和“自我履行”情况，证明了经济学对情境构成较强依赖，情境之于经济学构成较强情境的局面，或许可以认为文化情境是内在和根植于经济研究的生产过程之中的。
四、强情境与弱情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连续体的测度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观点，实践论中主体与客体借助于中介是互为改造的，无论是主体、客体还是中介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情境之中，并造就着情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是一致的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4}
众所周知，马克思著名的经典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 解释世界是重要的步骤，但目标是要改造世界。人类的活动可以分为两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即是这两类活动的集中体现，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解释世界是为了明晰世界的本质规律，任何规律的实现都是存在着初始条件和过程要求的，这是由实践来考量的，实践因素是本质性地镶嵌于认识论之中。因而，马克思的认识论强调认知主体是处于现实的历史实践中的人，主体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通过选择、建构和重组条件来实现其目标，从而表明人类对创造自身历史能力可能性的肯定。张建军先生通过“逻辑点”概念提出主体通过实践来获得对事物的认知，人类的认知是在实践中对情境集合选择的结果，“首先要把面对的对象与其他对象分离开来，从逻辑上视为之‘原子对象’，这样才会进一步深刻地把握事物。……在人们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经典逻辑的过程中，将什么视为对象即‘逻辑点’是相对的。”{26} 在他看来，情境语义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其所规定情境中的所有“对象”都是通过认知主体的“选择”加以确定的。这样看来，社会实践论与情境语义学是合拍的，都包含了主体选择因素，因而都本质地包含了情境因素。由本质地包含主体选择性的实践理论所引入的情境因素，非但不会排斥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客观性的有力保障。马克思正是把这一点作为他的新唯物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特质，即“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為客观的活动”，人们能够“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27}。 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特点，社会科学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正如内格尔所分析的，二者不存在实质的差别。布劳格也曾指出：“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可以看作是连续区间，一端是某种‘硬的’自然科学，另一端是艺术类……。”{28} 由此布劳格给经济学以如下定位：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要用人的行为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原由，这一点与物理学不同;同时，经济学致力于提供关于人类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不同。于是，布劳格把经济学家的解释看作是科学解释大类里的一个特别的种，因此这种解释也就呈现出某些特有的方面。
如上所述，经济学的情境因素是内在镶嵌于经济学生成过程之中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内格尔所界定社会科学的“自取灭亡”型和“自我履行”型两类预言。于是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的预言危机源于“情境因素”的客观植入，而情境的主体是“人”，情境是一个动态的情势，即“人的进入”的过程，也就是“实践”活动构成情境的重要充分条件，于是，不確定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地必然出现。关于科学建构主义的观点有很多，甚至有不断地被实证和强化的趋势，《反思科学：不确定时代的知识与公众》一书就指出，科学应该是情境化的，尤其是就当代的科学而言，情境化的涵义包括参与者数量的增加，科研机构和学科的从属关系，以及各自经验、利益和人际网络，都会对科学研究以及理论的生成产生不容忽视甚至是内在的影响。“但是，情境化正在发生的最明显的标志是，人在知识过程中被赋予的地位。”{29} “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论及知识的情境化，在这种知识中就必然存在着某个场所，是人已经进入的。”{30} 而且作者还定义了“广场”的概念，认为“广场是‘科学与公众相遇’的公共空间，也是公众回应科学的空间。广场是情境化发生的空间。”对此，我也持类似观点。
如果坚持大科学观，可以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人类文明的智慧成果，都应属于科学的范畴，是属于一个科学连续体，只是他们分处于科学连续体上不同方位。无疑，既然是“连续体”，那么“连续”就意味着是持续的、无间断的，即其上一定存在着连续的区间，由此观之，处于这一连续区间上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界限也就不是泾渭分明的，应该存在着中间的过渡地带，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应该是存在着模糊地带，如果环境或者情境是不需要考虑的话，那么在科学连续体的一端也许是弱情境的，中间是介于从弱度、中度到强度的情境依赖的过渡地带，另一端则是强情境。在科学连续体上，由于认识过程中受主体因素影响以及对情境的依赖程度不同。可以依据情境的依赖度来确定其位置，可以用强情境或者弱情境来表达，或许可以简称为“情境测度”，这一情境指标可以真实地刻画出人们在认知实践中，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深度和广度中的情境或环境中客观变化的影响力。认识实践活动的过程，应该成为拓展人们对科学认识系统的内在指标和关键要素，其在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最后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和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情境的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的优势也许值得充分挖掘与借鉴。比如，汉学家安乐哲、郝大维曾运用“焦点与场域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focus and field），提出了“焦点—区域”模式理论，他们认为中国式思维中的语言“假定了一种由有关各种过程和事件彼此相互作用的场域所构成的世界。在那样的场域中，并不存在一个最终的因素，只有在现象场域之中不断变化的焦点，并且，每一个焦点都从各自有限的角度出发聚焦整个场域。”{31} 焦点与区域之间没有永远的固定的范围，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的动态过程。简单地说，个人成就社会情境，社会情境成就个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家庭和社会、政治、自然秩序是内在地关联着，相互依存需要，这与柯布的“共同体中的个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32}。所以，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在关联，以及情境测度的作用，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深耕，或许我们会得到更为有价值的启示与发现。
注释：
① J. S. Mill， The Collected Work， Essay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p.333.
②③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3、53页。
④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⑤ 海尔格·诺沃特尼等：《反思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⑥ 杰克·J·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⑦⑧⑨⑩{11} 托尔斯坦·凡勃仑：《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28、65、66、67—68页。
{12} 道格拉思·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3} 迈克尔·帕金：《走近经济学大师》，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第12页。
{14}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5} 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16}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3页。
{17}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18} 张一兵：《论列宁深化唯物辩证法过程的认识飞跃》，《哲学研究》1992年第5期。
{19} 张燕晖：《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0}{23}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58、560—561页。
{21} 其实，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可以作为这一干扰的重要理论依据。
{22} 内格尔的时代是这样的，在今天的生命科学的背景下或许是可以改变的。
{24}{25}{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9、16页。
{26} 张建军：《科学的难题——悖论》，浙江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207页。
{28}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29}{30} [瑞]海尔格·诺沃特尼等：《反思科学：不确定时代的知识与公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6、287页。
{31} 安乐哲、郝大维：《切中伦常〈中庸〉的新诠与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32} 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情境;实践指向;大科学观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期间产生的观点交锋与碰撞甚至成为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论争。如果我们坚持大科学观念的话，可以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看作是一个科学连续体，那么科学对于情境的依赖度的强弱或许可以准确描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科学连续体上的真实状态。
一、情境分析的基础：不确定的内在生成性
早在1836年，小穆勒就对经济学干扰因素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探讨，结论和研究成果体现在论文《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中。小穆勒认为，正是因为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干扰因素，成为导致政治经济学不确定性生成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按照自然科学的处理方式，比如像机械力学对摩擦力的处理方法，经济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近似的分析。于是，穆勒把经济规律弱化为趋向律，认为规律的陈述及干扰因素都具有相对性，要真实地反映出来，就需要诉诸环境与目的。经济学分析中经常提到的结论，其含义往往意味着“向着这种结果的趋势——这是向着这种结果的方向以一定的强度活动的力量。要考虑到例外;在任何还算是先进的科学中也许是没有像例外这种东西的。”①
在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布劳格直接从穆勒的干扰因素跳跃到现代经济学对干扰因素的回应，即这种干扰因素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形式出现在现代经济定律中。但从经济学说史来看，从穆勒到现代经济学的历史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过渡桥梁，即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对干扰因素和“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讨论，关于这一点在方法論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曾对经济理论的趋势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他指出，为了规避这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在经济理论中常以假设为限制条件来概括经济定律，因此，他主张对经济事实和数量分析的每一步都需要使用将时间带入的处理方式，这样就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这一普遍存在的前提假设找到了合适的内容和位置。马歇尔的判断是，对于经济学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条件的限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一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事实上，一切科学的学说无不是暗含地采用一定的约束条件的，这种条件暗含的假设因素在经济规律中尤为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学规律的假设并非经济学所独有，其他科学都有不同程度地预设了假设条件的存在。
马歇尔借鉴了瓦格纳和纽门关于规律的叙述，“一种社会科学的规律，即社会规律，是一种社会倾向的叙述;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的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情况下所有的某种活动的趋向的叙述。”② “经济规律，即经济倾向的叙述，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③ 马歇尔也认为规律是对于倾向的叙述，这与穆勒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马歇尔善于从物理学向经济学输入一些术语，比如均衡、静态和动态等术语的引入。他认为，由于人们的活动是如此多种多样和不确定，我们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时，所能做的关于倾向的叙述必然是不精确的和有缺陷的。内维尔·凯恩斯继承自己的老师马歇尔的观点，认为演绎的政治经济学可以概括为“第一点，他的规律只是趋势的陈述，并因此推出服从假设其余情况相同的限定条件。第二点，他的结论大部分依赖于一些特定条件的出现。”④ 因此其应用也必然依赖于环境。今天，在经济学中，“从概念上讲，风险相当于一个降低不确定性的尝试，这是通过尽量为不确定性的结果赋予可能性而实现的。风险是可以计算的，并且因此，在概率论能够企及的范围内，风险是不确定性这一汪洋大海中可以控制的岛屿。”⑤ 这里似乎是风险成为“可控”的，但事实上，却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不确定性”更为根本的特征：即作为知识生产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固有特点。
经济学方法论家经常把经济学与生物学作对比，“达尔文的研究受到马尔萨斯（T. Malthus）和道德哲学家休谟（D. Hume）和斯密（A. Smith）的启发，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反过来，很多经济学家从达尔文（和拉马克）的进化论中获得灵感。”⑥凡勃仑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认为现代科学是当前文化状况的反映，是我们日常所见的生命过程的一种特性。每一个有显著特征时期的文化都带有特有态度和基本倾向，知识的考察会包含在特有的兴趣范围内，就是说，“科学和科学观点将会明显地随着那些构成了文化发展序列的流行的思想习惯的变化而变化;通行的科学和通行的科学观点所寻求的知识以及寻求知识的方式，都是文化发展的产物。也许将其称为文化发展的副产品更为恰当。”⑦“这是一种像现代的任何力量一样没有包含到这样的环境中去的文化因素，这种环境是人们在遥远的过去做出的选择赋予了人类现在的人性的环境。”⑧
依据现代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人并非只是一团被放置在环境力量运行的路线中，从中获得满足的欲望，而是一个在演变的活动中寻求实现和表达的习性和习惯的连贯结构。……活动本身就是这个过程本质上的事实，引导行为得以发生的欲望是个人性情的一些具体表现（circumstances of temperament），它们决定着给定情况下活动自身演变的具体方向。”⑨ 因此，凡勃仑指出个体经济生活的历史是一个累积变化着的过程，是目的与方法、手段等彼此不断作出调整的生成过程，“他今天的生活方式受到从昨天留传下来的生活习惯的强制，也受到作为昨天生活的机械性残余的环境的强制。……为达到特定物质目标而产生的一种特定发明成为影响思想习惯程序上的习惯方法——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环境，从而成为达到这些所追求的目标的方法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起点，以及所追求的目的进一步变化的一个起点。对于一种阐述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来说，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不存在完全适当的生活方法，也没有最终的或者绝对值得的行为目的。其中固定不变的东西是指向某种客观目的的活动。”⑩ 所以，凡勃仑也认可一种趋势论观点，“为了寻找一种趋势，我们必须对自己要寻找的一种明确目标有某种概念，或者说是要对事件的合理趋势有某种概念。”其中的经济利益是自始至终地贯穿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个进程，采取着伴随、弥漫和渗透的方式，“它影响着文化结构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任何制度都是经济制度，情况必然是这样，因为过程中任何一步行动的起点即出发点——都是由那些由过去的过程所塑造的思想习惯的整个有机联合体。”因此，“一种进化的经济学一定是一种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文化发展的过程理论，一定是一种由过程本身来说明的经济制度的累积性序列理论。”{11} 诺思则把这一背景的描述以制度的方式进行表达，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把制度因素视为内生变量。他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的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12} “了解这些制度如何运行，为什么有些环境里运行良好，而在另一些环境里运行则差强人意，实际上是国家财富的关键”，“制度是构成人的相互交往的社会规则……制度是所有人相互交往——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借以进行的框架”{13}。“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组织的经济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4} 波普尔晚期强调了制度可以作为情境分析的重要维度，他指出制度构成了社会的先决条件，“这些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社会环境的特定社会特征。它们由社会世界的所有社会现实所组成，即由与物质世界的事物相一致的现实所组成。”{15} 构成客观情境的重要架构，情境逻辑在内容上是对相关事态必然性的分析，优于心理学要素。
二、观察荷载理论的经济学分析
“观察荷载理论”是由波普尔、汉森以及库恩等科学哲学家主张并论证的，主要是就研究过程而言，主体的背景知识会渗透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包括在观察、实验的起点上，对象的确定需要理论指导;在观察、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渗透着主体的知识体系;在陈述观察、实验结果时，这种陈述本身就是一系列的概念框架的展开。观察之所以渗透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首先，观察不仅是大脑接受信息的过程，也是加工信息的过程。观察的过程一定存在两个环节，一是感觉成像，即大脑接受信息的过程;二是大脑按照一定的组织方式对大脑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即加工信息的过程。这种加工的过程是大脑依照自己的科学思维风格（理论知识、经验知识、思维方式等）的框架来加工感觉图像的过程。所以，人在观察过程中必然要对外界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翻译或重组，这与人的背景知识相关。
对于这一观点，从实证角度进行实证且系统性分析的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皮亚杰的实验证明，人类的学习是同化和自我调节或建构的过程，认知结构既不是在客体中预先形成的，也不是在必须不断地进行重新组织的主体中预先形成的。我们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状态。同时，客观性是作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种状态开始的，客观性是通过逐步接近而困难地达到的，它“必须满足下面两个要求，第一，因为主体只有通过自己的活动（不仅仅是通过知觉）来认识现实的，达到客观性以解除自身中心化……，因此客体本身是被主体建构成的。第二，通过逐步接近而这样建构客体。”{16} 当然我们对皮亚杰的成就要作辩证分析，正如冯契先生所说，皮亚杰关于逻辑—数学的框架是行动模式内化的学说，包含了深刻、合理的因素。皮亚杰强调人们的知觉描述和实验科学都要以逻辑—数学框架为前提，这是正确的。但皮亚杰认为逻辑—数学的知识不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知觉，而是来源于动作的图式，而这种图式有其内在的根源即主体本身有逻辑建构的能力，这就引导到唯心论去了。皮亚杰没有社会实践的观点，他不是把实践理解为感性活动，而是把感觉和行动截然割裂开来。所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有见亦有蔽{17}。从马克思实践观来看，主体的认识是通过后天的社会实践逐步形成的，并非完全先天具有，也不是完全由后天得到的，是主体与客体在具备先天条件的基础上于后天环境中经由相互作用而艰苦地形成的。换言之，这种“哲学本体规定上的主体参与性”恰恰是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其间的客观规律是应当着力把握的{18}。由此可获得对“观察渗透理论”命题的更为科学的把握。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只是介绍科学哲学各个代表人物的观点时，曾经涉及到观察渗透理论的问题，提到了汉森的“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 这一观点，但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沿着布劳格的传统走下来的当代西方经济方法论研究，也未给该命题以应有的重视，因而未能发挥该理论的应有作用。
与实验经济学家史密斯一起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卡尼曼（D. Kahneman），他的突出贡献是行为经济学的创立，即把心理学研究引入到经济学之中。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研究人的行为过程中各司其职，一个研究个人行为，另一个研究市场行为。行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决策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受到诸如个人的外在感知、内在情感，或态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且长期决策也会构成特定的认知模式，从而左右未来决策的导向。另外，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结论，即人们对外部环境相对变化的敏感程度大于绝对水平的变化敏感度。以某一参照物为准，人们面对结构不同的问题，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这个结论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有的译成视界理论、预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决策问题的新研究视角，在他们看来，人们在决策时总是以总结的角度或参考标准来衡量，并据此决定决策方案。后来他们二人又对前景理论加以扩充，这种扩充对原有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弱化了的理论称为累积的前景理论，考虑到了对大量的结果的预期，这与随机支配的原则相符，从而更为真实地反映和描述了处于风险环境下的个体行为的决策{19}。
基于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们也按照分析自然科学的起点、过程与陈述等方面来分析经济学中的“观察荷载理论”问题。首先，经济学研究不仅在确定对象的过程中存在着“观察荷载理论”的状况，而且研究对象本身也会与研究者发生相互作用，同时存在适应机制，并且通过反馈来调整行为。其次，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除了自然科学所包括的主观因素之外，参与者也有相互学习机制，正如实验经济学所得到的结论那样。第三，在结论的陈述中，除了像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中同样存在着背景知识的制约之外，还需要考虑价值判断和取向对于决策的干预和影响等，因而经济学理论不仅仅有“真”“假”“对”“错”的区分与判断，还包括“好”“坏”“善”“恶”的权衡及程度的估量，以决定最终取舍与否。因此，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区别只是在量上，即受到主体和情境的影響有多少，或者说相关度不同。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经济学比自然科学存在着更多的主客体间的“互动”。 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看，正是每一个人知识背景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看到的或观察到的现象的区别，背景知识中的思维风格又决定、选择和重组着所观察到的内容与材料的不同迭加方式，因此，主体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可以看作是由背景知识所组成的认知函数，去汲取现实情境中的若干要素。行为经济学的这些分析既是“观察荷载理论”观点的确证，同时说明这种荷载的“规律”并不是不可把握的。
三、情境指标：社会科学生成发展的内在尺度
美国的科学哲学家内格尔关于社会科学独特本质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他指出通常人们认为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具体表现在两方面{20}：一方面，实验本身就影响了实验数据的准确性，但这不仅仅是社会科学所独有，自然科学中也一样存在{21}。但是在自然科学中是可以大致估计出这种干扰的，况且有一些规律可以遵循，而在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干扰甚至有时会导致研究问题的性质的改变，而有规律可循的却不多;另一方面，研究自然科学包括生物学的遗传机制不会对结论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人们知道这些，对本身的机制也无能为力{22}。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果对于社会规律的认识一旦成为社会共识，并被付诸实践的话，对于这些规律而言将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会出现“悖论式”的结局而陷入两难境地。
因此，内格尔界定社会科学的两类预言：一类预言是所谓的“自取灭亡”型，也就是说由于预言成为公众知识可能招致最终被否证的命运;第二类是“自我履行”型，也就是提出这个预言时，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但由于它成为公众知识，公众出于一些目的或者利益考虑，可能纷纷履行预言，于是公众对预言的践行，使得原本没出现的预言的情势反而变成真的了。所以，由于人类关于事物的信念会使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发生关键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恰恰是那些信念的材料，按照有关某些社会行为模式的知识采取的行动，可以经常改变那些模式，这是事实。但是，内格尔指出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排除确立普遍社会规律的可能性。因为：首先，科学规律是条件命题，要弄清楚科学规律被反驳的真正基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规律起作用的条件，而不是离开条件孤立地考察科学规律。其次，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量也是社会规律的研究主题，社会规律并不排除“变”;第三，社会行为的意图与结果之间时常是不和谐的，“以社会过程的知识为依据的行为会改变那些过程的特征，但由于这种行为一般并不激烈改变整个的习惯的社会行为模式，故常常可忽略这种可能性。”{23}
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过程会随着它们的制度情境而发生变化，在一个文化中被发现具有的特殊的一致性，不一定在一切社会都适用或流行，这个事实并不排除如下可能性，即这些特殊的一致性就是对于一切文化来说都保持不变的关系结构的特殊化。因为不同社会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在这些社会中出现的各种行为方式的差异，可能不是那些社会中不可公度的不相似的社会关系模式的结果，而不过是在某一组变量（这些变量构成了一切社会共有的关系结构的基本成分）的特殊值上存在的差异。
这就与制度经济学所概括的“制度”这样一个一致的、抽象的、宽泛的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相类似。虽然内格尔这里并未明确肯定这一点，但他提醒人们如果忽视这一点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观念。进一步的，必须认识与过去提出来的跨文化规律采纳的概念相比，建立综合性的社会理论所需要的概念，可能必须更加“抽象”，由于一种更大的“逻辑差距”，可能需要把这些概念与日常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熟悉概念分离开来，而且为了处理实际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概念，可能有必要掌握更为复杂的技术。因而，正如内格尔所总结的“自我灭亡”和“自我履行”情况，证明了经济学对情境构成较强依赖，情境之于经济学构成较强情境的局面，或许可以认为文化情境是内在和根植于经济研究的生产过程之中的。
四、强情境与弱情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连续体的测度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观点，实践论中主体与客体借助于中介是互为改造的，无论是主体、客体还是中介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情境之中，并造就着情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是一致的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4}
众所周知，马克思著名的经典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 解释世界是重要的步骤，但目标是要改造世界。人类的活动可以分为两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即是这两类活动的集中体现，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解释世界是为了明晰世界的本质规律，任何规律的实现都是存在着初始条件和过程要求的，这是由实践来考量的，实践因素是本质性地镶嵌于认识论之中。因而，马克思的认识论强调认知主体是处于现实的历史实践中的人，主体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通过选择、建构和重组条件来实现其目标，从而表明人类对创造自身历史能力可能性的肯定。张建军先生通过“逻辑点”概念提出主体通过实践来获得对事物的认知，人类的认知是在实践中对情境集合选择的结果，“首先要把面对的对象与其他对象分离开来，从逻辑上视为之‘原子对象’，这样才会进一步深刻地把握事物。……在人们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经典逻辑的过程中，将什么视为对象即‘逻辑点’是相对的。”{26} 在他看来，情境语义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其所规定情境中的所有“对象”都是通过认知主体的“选择”加以确定的。这样看来，社会实践论与情境语义学是合拍的，都包含了主体选择因素，因而都本质地包含了情境因素。由本质地包含主体选择性的实践理论所引入的情境因素，非但不会排斥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客观性的有力保障。马克思正是把这一点作为他的新唯物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特质，即“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為客观的活动”，人们能够“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27}。 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特点，社会科学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正如内格尔所分析的，二者不存在实质的差别。布劳格也曾指出：“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可以看作是连续区间，一端是某种‘硬的’自然科学，另一端是艺术类……。”{28} 由此布劳格给经济学以如下定位：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要用人的行为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原由，这一点与物理学不同;同时，经济学致力于提供关于人类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不同。于是，布劳格把经济学家的解释看作是科学解释大类里的一个特别的种，因此这种解释也就呈现出某些特有的方面。
如上所述，经济学的情境因素是内在镶嵌于经济学生成过程之中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内格尔所界定社会科学的“自取灭亡”型和“自我履行”型两类预言。于是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的预言危机源于“情境因素”的客观植入，而情境的主体是“人”，情境是一个动态的情势，即“人的进入”的过程，也就是“实践”活动构成情境的重要充分条件，于是，不確定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地必然出现。关于科学建构主义的观点有很多，甚至有不断地被实证和强化的趋势，《反思科学：不确定时代的知识与公众》一书就指出，科学应该是情境化的，尤其是就当代的科学而言，情境化的涵义包括参与者数量的增加，科研机构和学科的从属关系，以及各自经验、利益和人际网络，都会对科学研究以及理论的生成产生不容忽视甚至是内在的影响。“但是，情境化正在发生的最明显的标志是，人在知识过程中被赋予的地位。”{29} “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论及知识的情境化，在这种知识中就必然存在着某个场所，是人已经进入的。”{30} 而且作者还定义了“广场”的概念，认为“广场是‘科学与公众相遇’的公共空间，也是公众回应科学的空间。广场是情境化发生的空间。”对此，我也持类似观点。
如果坚持大科学观，可以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人类文明的智慧成果，都应属于科学的范畴，是属于一个科学连续体，只是他们分处于科学连续体上不同方位。无疑，既然是“连续体”，那么“连续”就意味着是持续的、无间断的，即其上一定存在着连续的区间，由此观之，处于这一连续区间上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界限也就不是泾渭分明的，应该存在着中间的过渡地带，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应该是存在着模糊地带，如果环境或者情境是不需要考虑的话，那么在科学连续体的一端也许是弱情境的，中间是介于从弱度、中度到强度的情境依赖的过渡地带，另一端则是强情境。在科学连续体上，由于认识过程中受主体因素影响以及对情境的依赖程度不同。可以依据情境的依赖度来确定其位置，可以用强情境或者弱情境来表达，或许可以简称为“情境测度”，这一情境指标可以真实地刻画出人们在认知实践中，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深度和广度中的情境或环境中客观变化的影响力。认识实践活动的过程，应该成为拓展人们对科学认识系统的内在指标和关键要素，其在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最后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和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情境的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的优势也许值得充分挖掘与借鉴。比如，汉学家安乐哲、郝大维曾运用“焦点与场域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focus and field），提出了“焦点—区域”模式理论，他们认为中国式思维中的语言“假定了一种由有关各种过程和事件彼此相互作用的场域所构成的世界。在那样的场域中，并不存在一个最终的因素，只有在现象场域之中不断变化的焦点，并且，每一个焦点都从各自有限的角度出发聚焦整个场域。”{31} 焦点与区域之间没有永远的固定的范围，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的动态过程。简单地说，个人成就社会情境，社会情境成就个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家庭和社会、政治、自然秩序是内在地关联着，相互依存需要，这与柯布的“共同体中的个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32}。所以，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在关联，以及情境测度的作用，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深耕，或许我们会得到更为有价值的启示与发现。
注释：
① J. S. Mill， The Collected Work， Essay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p.333.
②③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3、53页。
④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⑤ 海尔格·诺沃特尼等：《反思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⑥ 杰克·J·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⑦⑧⑨⑩{11} 托尔斯坦·凡勃仑：《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28、65、66、67—68页。
{12} 道格拉思·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3} 迈克尔·帕金：《走近经济学大师》，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第12页。
{14}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5} 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16}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3页。
{17}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18} 张一兵：《论列宁深化唯物辩证法过程的认识飞跃》，《哲学研究》1992年第5期。
{19} 张燕晖：《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0}{23}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58、560—561页。
{21} 其实，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可以作为这一干扰的重要理论依据。
{22} 内格尔的时代是这样的，在今天的生命科学的背景下或许是可以改变的。
{24}{25}{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9、16页。
{26} 张建军：《科学的难题——悖论》，浙江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207页。
{28}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29}{30} [瑞]海尔格·诺沃特尼等：《反思科学：不确定时代的知识与公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6、287页。
{31} 安乐哲、郝大维：《切中伦常〈中庸〉的新诠与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32} 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