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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推出《老课本新阅读》的深圳作家邓康延最近携拍摄完成的十集纪录片《先生》，出现在公众视野。老课本、老先生，由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引发的“打捞历史”的热潮，还在继续延伸。
出版界的“民国潮”
辛亥革命百年，与民国历史有关的各种报道、专题，纷纷在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上涌现，充斥着人们的视线。民国风在这一年掀起高潮，出版界更是如此，其中民国老课本的相继出版尤为引人关注。从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已出版的各类民国老课本有四五十种百余册，主要包括国文教科书、国语教科书、修身课本、幼儿读物等。
影响较大的有开明出版社的《开明国语课本》，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国文老课本》《修身老课本》《国语老读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开明幼童国语读本》《开明儿童国语读本》《开明少年国语读本》，新星出版社的《共和国教科书?初小》《共和国教科书?高小》，海豚出版社的《幼稚园读本》《幼童文库》系列，等等。
民国老课本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之后，首次出现在当代读者面前是在2005年，一套由叶圣陶编纂、丰子恺绘图，首次出版于1932年的《开明国语课本》悄然面世，但没有引起更大的反响。如今，这套课本已被多家出版社整理翻印。
缘何近百年前出版的老课本重出“江湖”时会掀起如此大的浪潮呢？辛亥革命百年是一个契机，但也与当下的社会背景有着极大关联。一方面是国学热的回归，从易中天的“三国”到于丹的“论语”，从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到少儿国学班的兴起，信仰渐失的现代人开始对传统文化愈加重视。另一方面，当下的语文教科书引发了诸多质疑和批判，有人将其总结为“四个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影响，再加上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的掣肘，语文教科书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主义”的烙印，多专注于方法技巧，而少于对品性的塑造。尽管近年来的语文课本在内容上做了一些调整改革，也允许各地自行编写教科书，但是应付考试的初衷并未改变，也就有些治标不治本的意味了。
相比较而言，民国老课本自有其独特优越的地方。当时的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民间编写教科书，只要最后通过审查即可，而各个学校也有自主选择教科书的权利。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出版市场，各个出版社都铆足全力编写高质量的教科书。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教科书领域一直都是出版市场最大的一份“蛋糕”，人人都想挤占。而且，当时众多出版社在编写教科书时，都遵循着这样的编辑理念：符合儿童的需求，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注重人格的培养和价值观的构建。这对教科书的品质有了一个大的前提把控。
对比一下当今的语文课本，民国老课本在内容选材上，注意契合儿童心理，与生活常识相联系，力求浅显活泼，并将传统道德观念寄寓其中；在语言文字上，用楷体字书写，文字精炼，说理亲切，朗朗上口，易于儿童记诵；在教授方法上，多引领、启发思考，而不是刻意地说教。此外，当时的老课本大多是由著名的文人、学者、教育家共同参与编写，如张元济、高梦旦、陆费逵、沈颐、蒋维乔、戴克敦、庄俞、叶圣陶、王云五、丰子恺、魏冰心、黎锦晖等人。他们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潮。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教科书的质量。
民国老课本集合了中国文学之美、书法之美和绘画之美，蕴涵了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分享、谦让、孝义等理念，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家长对国学读物的期盼，既能作为儿童的国学读物，也是很有用的课外读物。老课本古朴的装帧及其浓厚的文化底蕴，也吸引了一部分成年人的关注。
出版推动了国文主科的确立
对近百年来中国教科书的发展变迁稍有些了解的读者，不免对一些老课本将“国语”和“国文”混用的情形提出质疑。比如，较早重出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其原书为1912年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当时根本没有“国语”的提法，而且“国文”是以文言文为书写语言，“国语”则是以白话文为书写语言，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演进。新中国成立后，“语文”取代了“国语”，一直沿用至今。
众所周知，语文课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都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科地位，事实上这种地位是百余年前人为赋予的。1904年1月清廷颁布了提倡新式教育的“癸卯学制”，当时只设置了“中国文字”科目，并没有“国文”和“中国文学”科。当该法令在18天后传到上海时，商务印书馆已经开始编辑新的教科书。与股东们商量之后，商务印书馆决定抛开这个新的学制，而全力投入到新教科书的编写中，两个月之后《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随着该套书十册全部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国文”一词也由此深入人心。此时，进步人士也纷纷斥责、反对朝廷统一教科书。由于出版界的推动，清廷不得不在1909年承认国文科的合理和合法地位。国文作为主科的地位得以确定，其一直是各类教科书出版中最重要的部分。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颁布了我国第一个课程标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出版领域也涌现出新的势头。中华书局以黑马姿态横空出世，这年1月刚成立就率先推出了宣称合乎共和体制、全套完整的《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比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还要早两个月。这一举动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的主导地位。随后十年，这两套国文课本一直都很风行。
五四期间，陈独秀、胡适等人掀起白话文运动，提倡言文一致。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公司为主导，通过出版教科书不遗余力地努力推广白话文。到1920年，国语课本书籍已经陆续出现了几十种，这种势不可当的趋势，促使当时的教育部不得不下令1922年的新学制就完全采用国语作小学教科书。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从“国文”向“国语”转变的临界点。
避免走日本的弯路
谈到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不能绕开日本的影响。自甲午战争后，中国有一个学习借鉴日本的高潮，但唯有在编纂教科书方面，避免了日本当初所犯的错误，所走弯路最少。明治维新后，日本盲目引进翻译欧美国家的教科书，直接拿给本国学生用，没有考虑本国的实际国情，浪费了十年时间才意识到这一问题。近代国内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其编辑方案和体例形式无疑都借鉴参考了日本早年较为完善的《明治小学国语读本》《大正小学国语读本》等书，如内容由浅到深、循序渐进，有丰富插图等做法。而且，印刷方面也从日本引进先进的印刷技术，像清末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每一册均有三四页彩图，采用的就是引进自日本的石印术。此外，日本人也直接参与到中国近代出版浪潮中，比如在教科书出版领域处于绝对龙头地位的商务印书馆，20世纪初年就吸收日资入股，并延请日本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长尾担任顾问。
纵观一年余来的老课本出版热潮，民国时期大部分重要的小学教科书基本上得到展现。虽然一部分出版物“跟风”痕迹明显，但也有不少精品出现。如由“读库”主编张立宪策划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海豚出版社着重于展现民国绘本童书的《幼童文库》《幼稚园读本》等系列。其中《幼童文库》从台北商务印书馆购买了简体版权，在国内出版的众多民国老课本版权不明的大趋势下，此种做法赢得了诸多关注。
出版界的这次民国老课本热潮，在社会上引起一片叫好声的同时，也有不少泼冷水的质疑。在《幼童文库》出版者俞晓群看来，“历史和现在的东西不适合放在一起比较，老课本和现在的教材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不应该把民国时期的好东西扔掉，而应该充分挖掘整理，把那个时期的好作品呈现给今人”。或许这正是当下面对老课本热潮所需秉持的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出版界的“民国潮”
辛亥革命百年，与民国历史有关的各种报道、专题，纷纷在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上涌现，充斥着人们的视线。民国风在这一年掀起高潮，出版界更是如此，其中民国老课本的相继出版尤为引人关注。从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已出版的各类民国老课本有四五十种百余册，主要包括国文教科书、国语教科书、修身课本、幼儿读物等。
影响较大的有开明出版社的《开明国语课本》，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国文老课本》《修身老课本》《国语老读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开明幼童国语读本》《开明儿童国语读本》《开明少年国语读本》，新星出版社的《共和国教科书?初小》《共和国教科书?高小》，海豚出版社的《幼稚园读本》《幼童文库》系列，等等。
民国老课本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之后，首次出现在当代读者面前是在2005年，一套由叶圣陶编纂、丰子恺绘图，首次出版于1932年的《开明国语课本》悄然面世，但没有引起更大的反响。如今，这套课本已被多家出版社整理翻印。
缘何近百年前出版的老课本重出“江湖”时会掀起如此大的浪潮呢？辛亥革命百年是一个契机，但也与当下的社会背景有着极大关联。一方面是国学热的回归，从易中天的“三国”到于丹的“论语”，从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到少儿国学班的兴起，信仰渐失的现代人开始对传统文化愈加重视。另一方面，当下的语文教科书引发了诸多质疑和批判，有人将其总结为“四个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影响，再加上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的掣肘，语文教科书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主义”的烙印，多专注于方法技巧，而少于对品性的塑造。尽管近年来的语文课本在内容上做了一些调整改革，也允许各地自行编写教科书，但是应付考试的初衷并未改变，也就有些治标不治本的意味了。
相比较而言，民国老课本自有其独特优越的地方。当时的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民间编写教科书，只要最后通过审查即可，而各个学校也有自主选择教科书的权利。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出版市场，各个出版社都铆足全力编写高质量的教科书。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教科书领域一直都是出版市场最大的一份“蛋糕”，人人都想挤占。而且，当时众多出版社在编写教科书时，都遵循着这样的编辑理念：符合儿童的需求，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注重人格的培养和价值观的构建。这对教科书的品质有了一个大的前提把控。
对比一下当今的语文课本，民国老课本在内容选材上，注意契合儿童心理，与生活常识相联系，力求浅显活泼，并将传统道德观念寄寓其中；在语言文字上，用楷体字书写，文字精炼，说理亲切，朗朗上口，易于儿童记诵；在教授方法上，多引领、启发思考，而不是刻意地说教。此外，当时的老课本大多是由著名的文人、学者、教育家共同参与编写，如张元济、高梦旦、陆费逵、沈颐、蒋维乔、戴克敦、庄俞、叶圣陶、王云五、丰子恺、魏冰心、黎锦晖等人。他们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潮。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教科书的质量。
民国老课本集合了中国文学之美、书法之美和绘画之美，蕴涵了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分享、谦让、孝义等理念，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家长对国学读物的期盼，既能作为儿童的国学读物，也是很有用的课外读物。老课本古朴的装帧及其浓厚的文化底蕴，也吸引了一部分成年人的关注。
出版推动了国文主科的确立
对近百年来中国教科书的发展变迁稍有些了解的读者，不免对一些老课本将“国语”和“国文”混用的情形提出质疑。比如，较早重出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其原书为1912年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当时根本没有“国语”的提法，而且“国文”是以文言文为书写语言，“国语”则是以白话文为书写语言，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演进。新中国成立后，“语文”取代了“国语”，一直沿用至今。
众所周知，语文课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都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科地位，事实上这种地位是百余年前人为赋予的。1904年1月清廷颁布了提倡新式教育的“癸卯学制”，当时只设置了“中国文字”科目，并没有“国文”和“中国文学”科。当该法令在18天后传到上海时，商务印书馆已经开始编辑新的教科书。与股东们商量之后，商务印书馆决定抛开这个新的学制，而全力投入到新教科书的编写中，两个月之后《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随着该套书十册全部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国文”一词也由此深入人心。此时，进步人士也纷纷斥责、反对朝廷统一教科书。由于出版界的推动，清廷不得不在1909年承认国文科的合理和合法地位。国文作为主科的地位得以确定，其一直是各类教科书出版中最重要的部分。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颁布了我国第一个课程标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出版领域也涌现出新的势头。中华书局以黑马姿态横空出世，这年1月刚成立就率先推出了宣称合乎共和体制、全套完整的《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比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还要早两个月。这一举动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的主导地位。随后十年，这两套国文课本一直都很风行。
五四期间，陈独秀、胡适等人掀起白话文运动，提倡言文一致。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公司为主导，通过出版教科书不遗余力地努力推广白话文。到1920年，国语课本书籍已经陆续出现了几十种，这种势不可当的趋势，促使当时的教育部不得不下令1922年的新学制就完全采用国语作小学教科书。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从“国文”向“国语”转变的临界点。
避免走日本的弯路
谈到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不能绕开日本的影响。自甲午战争后，中国有一个学习借鉴日本的高潮，但唯有在编纂教科书方面，避免了日本当初所犯的错误，所走弯路最少。明治维新后，日本盲目引进翻译欧美国家的教科书，直接拿给本国学生用，没有考虑本国的实际国情，浪费了十年时间才意识到这一问题。近代国内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其编辑方案和体例形式无疑都借鉴参考了日本早年较为完善的《明治小学国语读本》《大正小学国语读本》等书，如内容由浅到深、循序渐进，有丰富插图等做法。而且，印刷方面也从日本引进先进的印刷技术，像清末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每一册均有三四页彩图，采用的就是引进自日本的石印术。此外，日本人也直接参与到中国近代出版浪潮中，比如在教科书出版领域处于绝对龙头地位的商务印书馆，20世纪初年就吸收日资入股，并延请日本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长尾担任顾问。
纵观一年余来的老课本出版热潮，民国时期大部分重要的小学教科书基本上得到展现。虽然一部分出版物“跟风”痕迹明显，但也有不少精品出现。如由“读库”主编张立宪策划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海豚出版社着重于展现民国绘本童书的《幼童文库》《幼稚园读本》等系列。其中《幼童文库》从台北商务印书馆购买了简体版权，在国内出版的众多民国老课本版权不明的大趋势下，此种做法赢得了诸多关注。
出版界的这次民国老课本热潮，在社会上引起一片叫好声的同时，也有不少泼冷水的质疑。在《幼童文库》出版者俞晓群看来，“历史和现在的东西不适合放在一起比较，老课本和现在的教材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不应该把民国时期的好东西扔掉，而应该充分挖掘整理，把那个时期的好作品呈现给今人”。或许这正是当下面对老课本热潮所需秉持的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