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落后不是贵州固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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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是“十二五”的起点。这一年,贵州克服了特大干旱、通胀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大步向前,几个重要经济指标增速在全国的位次大幅前移。这一年,贵州成功承办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民营企业助推贵州发展大会等系列大型活动,开放创新、团结奋进的贵州正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谈到了充满自觉自信因子的贵州文化。他表示,贵州正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姿态打开山门迎接八方来客,同时就“十二五”贵州发展的主基调、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重要问题谈了看法。
  
  “夜郎自大”是历史误读
  《财经国家周刊》:谈起贵州,我们会想到优美的风光、良好的生态、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但也会想到“夜郎自大”这样的成语。您如何看待外界对贵州的这一“印象”?
  赵克志:说到贵州“印象”,大家的确很容易联想到“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我到贵州后调研发现,实际上“夜郎自大”是一种历史误读,在这一成语背后,反映的恰恰是夜郎人自觉自信的精神和积极开放的心态。据《史记》记载,秦汉时期,“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当时夜郎王之所以自大,是因为在西南地区,他的国家最大,有精兵十万余人,已经进入“耕田、有邑聚”的农耕阶段,代表了西南地区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在山路阻隔、与外界联系较少的情况下,夜郎王不知道汉朝与夜郎国哪个大,是可以理解的。当夜郎王获知汉朝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夜郎仅相当于汉朝103个郡中的一个后,主动接受了汉朝的招抚,成为汉朝的一个附属国,在周边其他国家灭亡后又延续了80多年,共存在了271年。他的主动融入,是一种开放。从这两点看,他并不是真的自大,自大是历史加给他的误会。
  《财经国家周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您在不久前的调研中提到,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振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从您刚才为贵州文化“正名”可以看出,贵州实际上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应该怎样盘活一个文化资源大省的存量?
  赵克志: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继承优秀的文化、弘扬先进的文化,即“盘活文化存量”,不仅是党和政府对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还是一个地方注重凝炼、提升精气神的表现。盘活一个地方的文化“存量”,首先要理清这个地方的文化“存量”。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全国各地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加力提速,发展日新月异。而贵州因为交通阻隔、工程性缺水,加上教育、科技滞后,经济发展缓慢,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干部群众精神不振、信心不足,不是“自大”,而是“自小”、“自卑”。
  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贵州历史长河中始终闪耀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光芒。明朝正德年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后形成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提出要致良知、立良德、践良行,成为贵州历史上重要的人文坐标。
  辛亥革命爆发后,贵州立即响应,是全国第七个宣布独立的省份。
  长征时期,红军激战娄山关,召开遵义会议,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危难关头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形成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工作时期,强调贵州的同志要树立摆脱贫困的志气、自立自强的精神、求实务实的作风,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加快发展的路子。总书记在贵州工作期间,还亲自倡导建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试验区三大主题的核心就是发展是第一要务、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称之为“科学发展观”的雏形。
  由此可见,贵州文化中向来饱含着自觉自信的因子,这些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值得深入挖掘提炼,不仅是用于提高人的文明素质,更重要的是用于培育一种顺应时代要求、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意识,提振干部群众的精气神,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干事创业,实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
  《财经国家周刊》:一个地方的思维惯性、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多少年来形成的,改变起来也并不容易。但我们注意到,最近贵州成功举办了国际酒类博览会等一系列对外开放活动,贵州是如何谋划塑造自己的新形象的?
  赵克志:封闭,必然造成眼界不宽、思路不宽、胸襟不宽,什么事也干不成。开放,才能打开眼界、拓宽思路,思路一变天地宽。贵州现在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全方位扩大开放,借助外力加快发展。
  过去的贵州是在不断开放中前进的。明朝初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20万大军和6万匠户、商户入黔常驻,加快了贵州历史进程。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一些工厂、银行和学校纷纷搬入后方省份贵州;“三线建设”时期,“好人好马上三线”,这些都撑起了贵州的发展。现在的贵州也要“打开山门走出去”,借助外力加快发展。
  借助外力加快发展,就是以更宽阔的胸怀、更积极的姿态对接中国、拥抱世界。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我们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对外开放和大型招商引资活动。第一次是2010年12月央企招商,第二次是2011年5月香港招商,之后又赴粤沪川学习考察。接下来相继举办了2011生态文明贵阳会议、首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暨中国•贵阳投资贸易洽谈会,承办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工商联十届五次执委会和全国民营企业助推贵州发展大会等活动,成功引进了一大批项目,签署了一大批合作协议,开放的力度、开放的效果多年没有。
  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树立多彩、开放、奋进的贵州新形象,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姿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宣传贵州声音,增进外界对贵州了解,增强贵州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2012年是贵州的“改革开放年”。我们将在全面加强与兄弟省区市合作,积极承接海内外产业转移的基础上,把融入成渝、对接珠三角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成渝地区与我省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通,近年来这一地区发展势头迅猛,到2020年将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以粤港澳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和三大经济引擎之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贵阳至广州两条陆路快速通道的建设,为我们加快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将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化资源配置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支持微型企业发展的“3个15万元”政策,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积极推进扩权强县,逐步将省市两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县级政府,拓展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空间,提高县域经济比重。
  
  新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财经国家周刊》:您在山东、江苏这两个东部省份工作过,现在来到西部的贵州,怎样看待当前贵州所处的发展阶段,又如何为贵州的未来设计蓝图?
  赵克志: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经历过“以粮为纲”的年代,经历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商品经济致富农民的阶段,经历过走工业化路子的阶段,经历过农村向城市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的城镇化过程,也经历过市场化、国际化的过程。
  当前,贵州还处在工业化初期,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滞后,县域经济实力弱,市场主体发育慢,干部思想不解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后,贵州省委按照中央精神,根据贵州实际,明确了“十二五”要重点抓好四件事。
  第一,高举“发展、团结、奋斗”的旗帜,建设“团结、务实、勤奋、廉洁”的领导班子,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使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发展上、心思集中到发展上、力量凝聚到发展上。
  第二,确定了“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贵州作为欠发达省份,面临既要“赶”、又要“转”的双重压力、双重任务。不解决“慢”的问题,不仅无法落实中央对加快贵州发展的要求,无法满足贵州各族人民的期盼,而且还会拖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后腿。不解决“转”的问题,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不仅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而且会痛失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与周边省份的差距。为此,我们贯彻中央精神,结合贵州实际,确定了这一主基调,千方百计加快发展、科学发展。
  第三,明确重点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贵州不可能越过工业化、城镇化直接进入现代化。在充分调研、统一思想的基础上,2010年10月26日,省委召开了全省工业发展大会,对推进工业化进行了系统部署。之后,又召开了全省城镇化发展大会。
  第四,开展了“三个建设年”和“四帮四促”等活动,组织万名干部下乡蹲点,了解农村真实状况,帮助基层和农民解决实际困难。
  《财经国家周刊》:此前对“中西部地区是否要工业化”曾有过较大争论。您刚才谈到,去年栗战书同志和您到贵州没多久,贵州就很明确地提出了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您是如何思考贵州工业发展的,在推进工业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赵克志:过去有的同志认识不太全面,确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提工业就意味着高污染、高耗能,就涉及“开矿”、“事故”、“破坏”,把工业“妖魔化”。事实证明,工业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不矛盾。相反,在工业不发达、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匮乏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过度垦殖,才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只要多出去走走看看就会发现,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都保护得非常好,青山常在,碧水长流。
  工业是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没有工业带来的大量人口和要素聚集,就没有城镇化。没有工业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理念,就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工业带来的生产性需求和生活性需求,第三产业和旅游业就很难发展起来。没有工业带来的税收和工作岗位,地方财力和群众就业、改善民生也很难保障。没有工业经济的加速发展、加快转型,就没有全省的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就无法真正实现历史性跨越。在贵州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抓工业就抓住了发展的牛鼻子。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第一,立足资源优势发展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重点推进煤电钢、煤电铝、煤电化、煤电磷“四个一体化”,并对资源配置进行系统改革,建立和完善矿产、土地等资源配置招投标机制,促进资源优先配置到发展深加工和“一体化”的企业。
  第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打造五张名片。第一张是白酒。贵州是酱香型白酒的主产区,“国酒茅台”享誉中外。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酒茅台”的核心竞争力,加快把茅台酒打造成“世界蒸馏酒第一品牌”、把茅台镇打造成“中国国酒之心”、把仁怀市打造成“中国国酒文化之都”,到2015年,全省白酒工业总产值1500亿元,实现贵州白酒产业跨越式发展。第二张是烟。我们将提升“贵烟”品质,壮大品牌,扩大烟草行业整体竞争力。第三张是茶。“高山云雾出好茶”。贵州海拔高、空气净、污染少,茶叶质量非常好。我们准备打造500万亩茶园,培育壮大一批加工企业,打造一批贵茶知名品牌。第四张是民族医药。贵州是全国四大中药材产地之一,素有“夜郎无闲草,黔地多灵药”之称,打造西部地区重要的中药现代化生产基地大有希望。第五张是旅游。贵州山灵水秀,民族文化古朴多姿,红色文化积淀深厚,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旅游业开放开发力度,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第三,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煤基新材料、硅系列、LED全产业链、特种合金、高端化学品等原材料产业为基础,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以航空航天、配套零部件等现有军工装备技术为支撑,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以新脱硫脱硝技术及装备等为载体,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以电子元器件生产与研发比较优势为依托,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增强发展的后劲和竞争力。
  第四,建设产业园区。工业化不是空中楼阁,必须有载体和路径。我们在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每年安排10亿元支持工业发展,主要用于园区建设。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省份,山多地少。在园区建设过程中,我们从严控制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尽可能向低山、丘陵发展,同步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在谋划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考虑经济、税收等因素,更关注就业因素。对贵州这样一个近4000万户籍人口的省份来讲,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政府工作的优先目标。只讲转移就业、输出劳动力,把人口红利留在省外、社会矛盾留在本地是肯定不行的,必须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创业促进就业。一个不关心社会就业的干部,我认为在贵州不能算是称职的干部。
  《财经国家周刊》:去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您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背水一战”一词,应该说在政府文件里是很少见的。这“一战”现在“战果”如何?我们也提出了“贵州速度”,将如何继续实现“贵州速度”?
  赵克志:从2011年的情况来看,贵州年初确定的各项主要目标任务全面或超额完成,生产总值首次年增加10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净增1914亿元;财政总收入1330亿元,一般预算收入773亿元,分别增长37%和44.9%,一般预算支出2244亿元,比上年增加613亿元;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比年初净增加1400亿元和1124亿元。几个重要经济指标净增额同时突破1000亿元,这在贵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而且增速在全国的位次大幅前移,由过去的二十几位上升到十几位以至前十位,有的达到了前三位,在贵州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在经济增长提速进位的同时,调整转型明显加快,开放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全省干部群众精神面貌明显变化,呈现出团结干事、加快发展的良好局面,顺利实现了开好局、起好步,为“十二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2年,我们将把“稳中求进、提速转型”作为工作的总基调、总目标,坚定不移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着力调整经济结构,着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努力实现“稳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则快、又好又快”,努力创造一个高于过去、高于西部、高于全国的“贵州速度”。
  
  黔中地区是贵州区域经济发动机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全国各地区域经济竞相发展,但我们感觉,此前贵州一直缺乏一个区域发展带动区。您曾主持过《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的编制,担任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编制领导小组组长,关于贵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您有什么考虑?
  赵克志:贵州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但翻开地图不难发现,位于贵州腹地的黔中地区,近边、近海、近江,是西南连接华南、华东的重要陆路交通枢纽,随着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和民用航空等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的形成,未来还将成为通往东南亚的黄金通道。这一区域有低山、丘陵、湖泊和良好的植被,用地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供水有保障,发展潜力巨大。当前,黔中经济区已列入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12个重点经济区和国家规划的18个重点开发区之一,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历来把规划视作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政府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对黔中地区,我们请高手、聘名家,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初步完成了《黔中经济区核心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核心区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也正在抓紧编制。我们打算先启动实施黔中经济区发展规划、核心区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然后统筹核心区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统一修,管网统一铺,生态绿化统一建,水、电、气、通信配套上,打造一个独具特色和魅力的特大城市带,靠它辐射带动全省发展。
  在区域内部,准备构建一个由贵阳、遵义和毕节组成的“金三角”。从全省来看,贵阳是“火车头”、“发动机”,毕节以改革试验为动力,充满生机与活力,遵义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发展后劲正在显现。这三个地方已形成目前贵州发展活力最强的三角区域。三到五年以后,这个“金三角”会为贵州的发展撑起一片天。
  当然,贵州现在经济总量还比较小,区域经济发展刚刚起步。但明代刘伯温有句话:“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贵州终究是要发展起来的。
  
  科技创新是加速器
  《财经国家周刊》:“三线”建设以来,贵州在航空、航天、电子等领域积累了自身的科技优势。现阶段怎样发挥这些存量优势?
  赵克志:去年11月,我用了6个半天到贵州22家科研单位、科技企业进行了调研,研究如何推进贵州科技创新、依靠科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研后增加了不少信心,贵州有一定科技基础。比如,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林泉电机厂作为我国航天微特电机研制的专业技术中心和检测中心,设计开发能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中国铝业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具实力的轻金属冶炼设计科研单位之一,平塘县还在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等等。
  对这些科技资源,我们将进行整合,理顺体制,增强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活力。同时,积极促进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对外开放,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走出去、引进来、本土化”,大力加强对外学术交流、技术合作和智力引进,主动融入以企业为主体、以应用研发为重点的创新活动中去,真正发挥科技创新生力军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科技创新需要创新型人才,但人才的培养具有长期性。而贵州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加速期,迫切需要人才。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
  赵克志: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无论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科技载体创建,还是科技开放交流,归根结底,都要靠人才来实施。
  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从长远看在于教育。贵州的大学数量少、实力弱,各方面条件距离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培养科技人才,首先要努力办好大学,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贵州的义务教育也十分薄弱。不少边远山区的学生中午吃不上热饭。今年开始,我们将启动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武陵山、乌蒙山、滇黔桂石漠化三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65个县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人吃午餐”。此外,还准备筹集资金解决寄宿制学校宿舍、食堂和教师周转房等问题。贵州深山区的贫困人口非常多,义务教育一定要加快,这既是为了今天的孩子,也是为了明天的贵州。
  贵州现在每年有23万初中毕业生不能继续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如果有人教育引导能成材;如果不能继续念书、流入社会,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启动实施了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突破工程,用四年时间,在每个县建设1所高中或是相同规模的职业中学,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的同时,注重加强人才引进。我们把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结合起来,在引进项目的同时引进团队,2010年就引进了皓天光电公司、马来西亚常青集团等企业的科技人才团队。通过引进人才团队,振兴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还准备实施“黔灵杰出人才培养引进行动计划”,把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吸引到我省创业,把先进技术、专利成果招引到我省来转化。不久前召开的贵州省科技大会,对科技创新创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刘丛强、宋宝安两位教授授予了“黔灵科技贡献奖”,并给予百万元奖励。相信不久会有更多的人才到我省创新创业。我们有一个理念,只要有理想、有才干、乐于在贵州干一番事业的人才,全都欢迎,为我所用。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中提到:建设以贵阳—安顺为核心,以遵义、毕节、都匀、凯里等城市为支撑的黔中经济区。推进贵阳—安顺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贵安新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资源深加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赵克志简历
  男,汉族,1953年12月出生,山东莱西人,1973年3月参加工作,197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党校干部专修科、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
  1973年3月至1975年3月,任山东省莱西县夏格庄联中民办教师;
  1975年3月至1976年10月,任山东省莱西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夏格庄公社团委副书记;
  1976年10月至1980年1月,任山东省莱西县夏格庄公社党委常委、姜山公社党委常委、宣传委员;
  1980年1月至1982年9月,任共青团山东省莱西县委副书记(其间:1980年9月至1982年7月在山东省委党校干部专修科学习);
  1982年9月至1983年3月,任共青团山东省莱西县委书记;
  1983年3月至1984年4月,任山东省莱西县南岚乡、水集镇党委书记;
  1984年4月至1987年3月,任山东省莱西县委副书记、县长;
  1987年3月至1989年9月,任山东省即墨市委副书记、市长;
  1989年9月至1991年8月,任山东省即墨市委书记;
  1991年8月至1994年8月,任山东省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994年8月至1997年12月,任山东省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其间: 1995年9月至1996年7月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年12月至2001年1月,任山东省德州市委书记(1996年7月至1998年7月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学习);
  2001年1月至2001年2月,任山东省政府党组成员;
  2001年2月至2006年3月,任山东省副省长;
  2006年3月至2006年4月,任江苏省委常委;
  2006年4月至2010年8月,任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2010年8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0年9月起,任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同志是省十一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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