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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走向世界，还是被困一隅？中国主导的下一代通信标准TD-LTE的命运，在未来2年内将最终揭晓。
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很多人已经坐上回家过年的火车，谢飞波却仍远在万里之外。身为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局长，谢飞波此时正带领一个由政府、学界和企业代表组成的26人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正在举行的2012年无线电通信全会。
就在当天，经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创造”的TD-LTE-Advanced正式被国际电信联盟（ITU）确定为第四代移动通信（4G）三大国际标准之一。
会场掌声如潮而起，此景依稀恍如昨日。2000年5月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无线电信联盟大会上，中国主导的TD-SCDMA技术入选三大3G国际标准之一，也曾收获赞誉与憧憬。
但标准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产业的成功。由于产业化与商用步伐缓慢，错失发展的黄金时期，TD-SCDMA被其他国际标准牢牢压制，最终除中国自己外，鲜有国家采用该标准部署通信网络。
12年后，惨烈的通信国际标准搏杀再一次回到起跑线。这一次，中国需要学习，怎样在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发展、运营并推广一个国际标准。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正会同学界、企业界进行研究，考虑建立国家战略层面的协调机制，统一解决TD-LTE产业化、商用乃至国际化推广的问题，以及在政策、资金尤其是频率规划等关键问题上给予产业扶持，并将形成报告上报决策层。相关部委希望借此推动TD-LTE加速研发、产业化和商业化，站稳脚根走向世界，让中国真正拥有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的话语权。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同时独家获悉，主导中国产业政策的最高决策层，已给出坚定支持的明确信号。
中国创造引擎
“中国的TD-LTE已经站在机场跑道上”。闻库说。
作为工信部科技司司长，自中国提出TD-SCDMA，正式加入国际通信技术角逐开始，闻库一路参与其中。在他看来，TD-LTE正让中国在通信信息领域，获得了引领世界标准的重大历史机遇，将带动中国通信制造企业第一次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能力上，与国际一流企业站到相同水平线，依托技术优势而不是简单制作与低廉价格赢得国际市场。
作为血统相承于TD-SCDMA的下一代通信标准，TD-LTE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国家色彩。
“纵观世界历史，后进国家追赶上先进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都在产业更替，尤其是新兴产业更替时后来居上抓住了机遇。”2008年，在讨论支持TD-SCDMA商用时，国资委研究中心项目执行主任宇德海就曾向记者表示，“下一代通讯技术就有可能成为通信产业更替中承担国家后来居上的载体。”
在全球经济持续萎缩，各国纷纷以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占据信息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争夺未来全球经济至高点的情况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有望“走出去”的TD-LTE，已经成为带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一个重要引擎。
“TD-LTE对我国赢得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间竞争力有重要作用。”中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曾表示，目前，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方兴未艾，网络疆域的争夺日益激烈，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各国都在积极加速发展移动宽带网络这一基础设施，这将成为未来信息化竞争的重要制高点。
“在全球通信信息领域，TD-LTE带来了实现我国从制造到创造的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黄晓庆认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兴起，导致数据流量爆炸性增长，这推动了全球移动通信向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的加速变革。
在此过程中，一个“国家支持+中移动营销+本土设备制造商建设”的信息产业国家队战略已经逐渐成型。国泰君安2011年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国家通过政策、资金（对企业税收优惠，对国外出口信贷倾斜）予以支持；中移动依托6亿移动用户的全球最大用户资源，开展网络与业务全球合作；中国本土的通信设备制造商提供TD-LTE建网整体解决方案支持，这样的国家队战略符合信息时代的国家利益。
该报告认为，全球LTE大规模商用建网应该从2013年开始，在此之前对于通信设备商收入贡献有限；而从战略角度考虑，现有的LTE布局将决定未来LTE时代的产业竞争格局。
2011年11月，中兴通讯副总裁王守臣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中兴已经与全球6个国家29个全球领先运营商建设TD-LTE实验局和商用网络，遍布欧洲、印度、亚太、东南亚和美洲等区域，其中包含了7个TD-LTE规模商用局，共获得了28个LTE商用合同。
而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场，正是中国通信产业下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强大后方。一个例子是，在3G时代，TD-SCDMA的网络建设过程中，中国本地通信设备厂商获得了最主要的份额。
国际大竞争
正如其他所有领域的跨国商业竞争一样，TD-LTE同样遭遇了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排挤和攻击。
目前，TD-LTE有两个主要的竞争标准：美国主导的WiMAX和欧洲主导的FDD -LTE。因为美国标准产业链弱小、发展前景不明朗等因素制约，其运营商近期已纷纷转向TD-LTE。因此，TD-LTE主要的竞争者是欧洲的标准FDD- LTE。
虽然在频率利用率上弱于中国标准，但欧洲标准由于具有先发优势，在产业成熟度和国际支持度上目前都占据领先优势。到2011年11月底，欧洲标准在全球已经有33张商用网络，逾200款终端。业内人士说，预计到2012年底，该标准预计将建设超过100个商用网络，而且在最重要的市场指标：终端的成熟度上，欧洲标准也已经领先TD-LTE 1年以上。
此前，在中国产业界推动下，国际设备商和运营商已普遍认可，在全球下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过程中，TD-LTE与欧洲标准可在同一个芯片、设备及网络中同时共存，用户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但在欧洲标准阵营看来，只有一个标准才是最美妙的。
“一些欧洲的政府和企业，在私下里推动的一件事，就是将TD-LTE排挤出4G市场。”一位工信部官员私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一位海外运营商负责人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欧洲标准阵营一直在游说设备商和运营商，希望厂商部署网络选择欧洲标准而不是同时使用两个标准。
上述官员说，工信部内部曾经开会讨论过如何应对，最终还是认为，市场的事情让市场机制去解决。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员会秘书长周宝信透露，目前全球范围的30个TD-LTE试验网，有29个都使用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周宝信认为，要促进TD-LTE国际化，首先应该鼓励和支持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大设备制造商的出口，“鼓励他们和国外的投资者运营商合资运行TD-LTE网络，现在我们的制造商也有经验，也有在国外跟人家参与运营的，国际化就是有更多的人用TD-LTE网络。”
在推动TD-SCDMA发展之初，曾采取过“一中一外”的合资模式，而在TD-SCDMA商用之前，就已经失败。例如华为和西门子通信合资的鼎桥通信、大唐电信和北电网络合资的联合实验室、中兴通讯和爱立信联手通过战略合作协议争取中国移动订单。因为结果不甚理想，鼎桥通信被外方完全甩给了华为，爱立信则取消了和中兴通讯的战略合作。
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从合作双方的关系演变看，也可见一斑——爱立信于2011年4月在欧洲对中兴通讯提起诉讼，起诉中兴通讯侵犯其2G和3G部分专利，而中兴通讯则在国内反诉，起诉爱立信侵犯其4G技术专利。2012年初，双方达成和解。
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很多人已经坐上回家过年的火车，谢飞波却仍远在万里之外。身为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局长，谢飞波此时正带领一个由政府、学界和企业代表组成的26人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正在举行的2012年无线电通信全会。
就在当天，经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创造”的TD-LTE-Advanced正式被国际电信联盟（ITU）确定为第四代移动通信（4G）三大国际标准之一。
会场掌声如潮而起，此景依稀恍如昨日。2000年5月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无线电信联盟大会上，中国主导的TD-SCDMA技术入选三大3G国际标准之一，也曾收获赞誉与憧憬。
但标准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产业的成功。由于产业化与商用步伐缓慢，错失发展的黄金时期，TD-SCDMA被其他国际标准牢牢压制，最终除中国自己外，鲜有国家采用该标准部署通信网络。
12年后，惨烈的通信国际标准搏杀再一次回到起跑线。这一次，中国需要学习，怎样在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发展、运营并推广一个国际标准。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正会同学界、企业界进行研究，考虑建立国家战略层面的协调机制，统一解决TD-LTE产业化、商用乃至国际化推广的问题，以及在政策、资金尤其是频率规划等关键问题上给予产业扶持，并将形成报告上报决策层。相关部委希望借此推动TD-LTE加速研发、产业化和商业化，站稳脚根走向世界，让中国真正拥有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的话语权。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同时独家获悉，主导中国产业政策的最高决策层，已给出坚定支持的明确信号。
中国创造引擎
“中国的TD-LTE已经站在机场跑道上”。闻库说。
作为工信部科技司司长，自中国提出TD-SCDMA，正式加入国际通信技术角逐开始，闻库一路参与其中。在他看来，TD-LTE正让中国在通信信息领域，获得了引领世界标准的重大历史机遇，将带动中国通信制造企业第一次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能力上，与国际一流企业站到相同水平线，依托技术优势而不是简单制作与低廉价格赢得国际市场。
作为血统相承于TD-SCDMA的下一代通信标准，TD-LTE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国家色彩。
“纵观世界历史，后进国家追赶上先进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都在产业更替，尤其是新兴产业更替时后来居上抓住了机遇。”2008年，在讨论支持TD-SCDMA商用时，国资委研究中心项目执行主任宇德海就曾向记者表示，“下一代通讯技术就有可能成为通信产业更替中承担国家后来居上的载体。”
在全球经济持续萎缩，各国纷纷以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占据信息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争夺未来全球经济至高点的情况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有望“走出去”的TD-LTE，已经成为带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一个重要引擎。
“TD-LTE对我国赢得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间竞争力有重要作用。”中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曾表示，目前，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方兴未艾，网络疆域的争夺日益激烈，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各国都在积极加速发展移动宽带网络这一基础设施，这将成为未来信息化竞争的重要制高点。
“在全球通信信息领域，TD-LTE带来了实现我国从制造到创造的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黄晓庆认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兴起，导致数据流量爆炸性增长，这推动了全球移动通信向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的加速变革。
在此过程中，一个“国家支持+中移动营销+本土设备制造商建设”的信息产业国家队战略已经逐渐成型。国泰君安2011年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国家通过政策、资金（对企业税收优惠，对国外出口信贷倾斜）予以支持；中移动依托6亿移动用户的全球最大用户资源，开展网络与业务全球合作；中国本土的通信设备制造商提供TD-LTE建网整体解决方案支持，这样的国家队战略符合信息时代的国家利益。
该报告认为，全球LTE大规模商用建网应该从2013年开始，在此之前对于通信设备商收入贡献有限；而从战略角度考虑，现有的LTE布局将决定未来LTE时代的产业竞争格局。
2011年11月，中兴通讯副总裁王守臣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中兴已经与全球6个国家29个全球领先运营商建设TD-LTE实验局和商用网络，遍布欧洲、印度、亚太、东南亚和美洲等区域，其中包含了7个TD-LTE规模商用局，共获得了28个LTE商用合同。
而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场，正是中国通信产业下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强大后方。一个例子是，在3G时代，TD-SCDMA的网络建设过程中，中国本地通信设备厂商获得了最主要的份额。
国际大竞争
正如其他所有领域的跨国商业竞争一样，TD-LTE同样遭遇了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排挤和攻击。
目前，TD-LTE有两个主要的竞争标准：美国主导的WiMAX和欧洲主导的FDD -LTE。因为美国标准产业链弱小、发展前景不明朗等因素制约，其运营商近期已纷纷转向TD-LTE。因此，TD-LTE主要的竞争者是欧洲的标准FDD- LTE。
虽然在频率利用率上弱于中国标准，但欧洲标准由于具有先发优势，在产业成熟度和国际支持度上目前都占据领先优势。到2011年11月底，欧洲标准在全球已经有33张商用网络，逾200款终端。业内人士说，预计到2012年底，该标准预计将建设超过100个商用网络，而且在最重要的市场指标：终端的成熟度上，欧洲标准也已经领先TD-LTE 1年以上。
此前，在中国产业界推动下，国际设备商和运营商已普遍认可，在全球下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过程中，TD-LTE与欧洲标准可在同一个芯片、设备及网络中同时共存，用户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但在欧洲标准阵营看来，只有一个标准才是最美妙的。
“一些欧洲的政府和企业，在私下里推动的一件事，就是将TD-LTE排挤出4G市场。”一位工信部官员私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一位海外运营商负责人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欧洲标准阵营一直在游说设备商和运营商，希望厂商部署网络选择欧洲标准而不是同时使用两个标准。
上述官员说，工信部内部曾经开会讨论过如何应对，最终还是认为，市场的事情让市场机制去解决。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员会秘书长周宝信透露，目前全球范围的30个TD-LTE试验网，有29个都使用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周宝信认为，要促进TD-LTE国际化，首先应该鼓励和支持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大设备制造商的出口，“鼓励他们和国外的投资者运营商合资运行TD-LTE网络，现在我们的制造商也有经验，也有在国外跟人家参与运营的，国际化就是有更多的人用TD-LTE网络。”
在推动TD-SCDMA发展之初，曾采取过“一中一外”的合资模式，而在TD-SCDMA商用之前，就已经失败。例如华为和西门子通信合资的鼎桥通信、大唐电信和北电网络合资的联合实验室、中兴通讯和爱立信联手通过战略合作协议争取中国移动订单。因为结果不甚理想，鼎桥通信被外方完全甩给了华为，爱立信则取消了和中兴通讯的战略合作。
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从合作双方的关系演变看，也可见一斑——爱立信于2011年4月在欧洲对中兴通讯提起诉讼，起诉中兴通讯侵犯其2G和3G部分专利，而中兴通讯则在国内反诉，起诉爱立信侵犯其4G技术专利。2012年初，双方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