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中国宏观经济的两项重要指标——GDP与CPI增速将在2012呈现平缓双降格局，这是国内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出口增速将放缓，这源于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全球金融危机从银行业债务危机进入到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阶段，不同经济体协同合作共同应对的难度加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俄、德、法等多个主要经济体将面临政府换届选举，政治周期与商业周期的叠加也为全球经济复苏再增变数。
　　投资增速也将放缓。出口增速的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产业投资增长，国内房地产的持续调控，会带动房地产及相关投资的持续走低，而保障房建设一时还难以完全弥补因地产投资下滑带来的缺口。
　　消费会继续保持基本稳定的增长。尽管楼市低迷带来的相关消费放缓会对指标产生向下拉力，但中国消费有其既有惯性，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大幅攀升可能带来2012年消费的反弹；处于低谷期的汽车消费亦可能企稳回升，这些将让消费增速保持基本稳定，并对来年GDP产生正面影响。
　　从历史经验和一般规律来看，中国的CPI走势一般落后GDP走势2~3季度，GDP的放缓在CPI上的滞后效应将在2012年得到延续。而同时，国内农产品供给的增长、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的阶段性下行，也对明年防控通胀有正面效应。
　　平缓双降格局的出现，符合决策层既定的宏调目标。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综合各方面预判，2012年经济增速平稳放缓，但仍将保持在8.5%以上。事实上，这样的经济增速可能是今后的常态：随着经济体量的日益庞大，加入WTO 的全球化红利逐渐减低，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提高效率的空间缩小，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再保持两位数的增幅，殊为不易。
　　中国经济自然需要未雨绸缪，高度关注并提前防范可能出现的叠加风险：必须防范实体经济空心化趋势进一步蔓延的风险；投融资平台进入集中还款高峰可能出现的偿付风险；增长放缓、产能过剩可能引发的企业亏损风险；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和泡沫经济结合可能造成的资金链断裂风险；乃至房地产深度下调后可能带给银行及地方政府的资金风险。
　　2012的发展，或将遵循以下逻辑与轨道推进：
　　宏观调控，应在保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同时，更加注重政策的前瞻性及中期效果；在保持弹性和可预见性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释放市场主体的发展潜能，努力化解各种风险。
　　调整税收释放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已成共识，应以结构性减税提升经济活力，应对总需求收缩。企业税费重已成为制约经济内生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应追求税制结构上的调整优化，加快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解决现行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促进房地产税及财产税征收，抑制楼市泡沫及收入差距拉大；降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促进专业化细分与结构升级。
　　货币政策方面，应加快完善货币政策微观机制，更加重视价格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双轨”利率价格逐步并轨。在维持贷款利率不变前提下，小幅提高存款利率，适当缩小利差，以减轻长期负利率对居民消费影响，也有利于增强银行业竞争、提高效率。同时，可以考虑通过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减轻其可能带来的经济主体行为的扭曲。此外，应大力发展小、微型金融机构，并逐步使省级政府成为这些机构的管理主体。
　　在抑制资产泡沫的同时，着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同时，着力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近年来油荒、气荒、电荒等现象频繁发生，预计明年电力供应仍会紧张，要进一步加快能源供给体系改革。在经济增速下调的背景下，研究经济速度与就业的关系，着力改善民生和稳定就业，确保国内政治与经济稳定。
　　而上述主张的核心则在于，中国经济的平稳放缓，恰好为中国的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应顺势而为，以改革为市场释放空间，为未来发展积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