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前的短篇小说《塑料发卡》没有让故事在其间滑行，所以有些难懂。读第一遍，毫无印象，再次细读，略略懂了一点，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我而言，是有些痛苦。苦思冥想之余，上网搜索关于此文的评论，大大地“失望”！有人说此文什么也没有说，可这不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么？多处“空白”留给读者的就是无穷的想象空间，正如《小说选刊》2014年第5期稿签所述：“好的小说是难以一言道尽的。能够被轻易概括并提炼主旨的小说在艺术品质上应该是可疑的。同样，好的小说是不易阐释的。仿佛一说就错，一说就言不及义，甚至离题万里。”
　　 “我”这个叙述者生活得可以，至少衣食无忧，因为“我一般下酒的主菜是糖醋小排”。随着文字的铺开，我们还发现他的生活非常悠闲，譬如买了心仪的鸭子之后，并不急于张口果腹充饥，或径直回家享用，而是“走到路旁绿地里的一张石凳前坐下，把鸭子和菜放在身边，掏出了一根烟点上”。一边抽烟，还一边打量行人、观察斑点狗、想着卖鸭子的老板娘。
　　 此文本节奏与“我”的生活节奏一样徐缓，读者不必急于探究人物的命运走向。其实也没有什么主人公可言，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人物散布其中，不显山露水，更无棱无角，也就是说没有“这一个”人物形象。于是可以读一会儿，思考一会儿，再接着读。在这个浮躁功利的当下，快餐文学盛行的今天，此小说的确没有“与时俱进”。然而，她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无穷的。
　　 文本伊始是“我”喜欢糖醋小排，后来改为吃烤鸭。如“两口这样的鸭子之间，夹口酒，吱——。美不胜收。一吃就上了瘾，隔三岔五便去买。糖醋小排就让它歇着去了”。糖醋小排吃腻了，自然会想到换口味。这是人的本能使然。吃了可口的烤鸭之后，“我”仍不满足，又想男女之事，“她明白无误地向我抛了一个湿漉漉、五彩缤纷的媚眼。千真万确，那样的媚眼，是我平生所未曾见过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像她这么一个厚重的、踏实的、温暖人心的妇人，还有这么惊艳的一手。”人是欲望的动物，欲望又可分为权欲、物欲与情欲。此作与权欲无关，只顾及物欲与情欲。吃饱了喝足了，物欲满足了，就向情欲进发了。“饱暖思淫欲”，人性使然、本能造就，与道德无关。因此，趁“我”歇口气的当口，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皆与情欲有关，诸如“一对身材高挑的青年男女从我面前走过，男的身边还牵着一只肉滚滚的斑点狗。那狗走起来慢条斯理地扭动着屁股，一根肉棍子似的尾巴翘得老高，下面堂而皇之地挂着一副淡粉色的狗卵子”，窃以为，这一段叙述都是在为情欲营造氛围。无怪乎“我”看到躺在地上那个不明身份的物件时，还幻想着与烤鸭店老板娘交欢做爱的情景，这是潜意识的流露，与人性有关，与主旋律无关。
　　 “我”亲眼目睹“那家伙开始蠕动着身体，然后一只手慢慢伸进怀去，掏出了什么东西。只见在一只瘦骨嶙峋的肮脏手里，躺着一只紫色的塑料发卡”。此后，“我”再也不到那个“少见的、大面积的好看”的老板娘店里买鸭子了。原因何在？这是一个谜，是读者普遍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也是解读此文的难点和重点。
　　 卖鸭子的老板娘“个子中等，身材粗壮结实，胸部丰满得出奇，那么圆滚滚高耸的两大坨，看着让人晕眩”，让“我”迷恋，让“我”想入非非。可是，躺在地上这个肮脏的女人却大倒胃口，激不起“我”的任何欲望。从那只紫色的塑料发卡，“我”想象得到她曾经富有诗意地生活过，也曾经较为精心地打扮过自己。如今，诗意的生活已荡然无存，她已不具人样、不辨男女，这是这个女人的悲哀，是她生活的悲剧。此前，“我”对那个看着舒服的老板娘有过非分之念，却被躺在地上的这个女人打碎了“我”记忆中美好的女性形象，从此不再光顾那家鸭店。
　　 另一种解读则与道德有关。小说是一门处理“正在怎样生活”与“应该怎样生活”关系问题的艺术。“怎样生活，这问题本身就是个道德观念”，“我”不再光顾老鸭店，我认为是道德自律在起作用。躺在地上的女人衣食都没有着落，而“我”吃饱喝足了还在打老板娘的主意，“我”犹如太平南路上的那家烤鸭老板那样，“确实有点不太地道”，“我”必须扼制邪念、转换门庭。果真如此，道德关怀能润物无声地滋养着读者，也算是此文本的功德。
　　 张友文，文学评论家。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现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已出版四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和《回望公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