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南方周末》曾经有个栏目叫“秘密书架”，每期有一位作家或学人介绍影响了自己精神生活和学术生命的几本书，我看到的是结集出版的书《我书架上的神明》。从那以后，经常留意这种话题，编“名作”以来，更是近水楼台，在编校过程中就先于读者获悉了作者们的“神明”。因此，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一边编校一遍下单，杂志还没出，某位作者的“神明”已到我书架上了。
　　本期，陈国和老师在《佛心·诗心·文心：樊星先生印象》一文中提到，读博期间樊星先生多次向他推荐李健吾先生的文学批评范式，要求他认真研读《咀华集》。之前，只知道李健吾先生是位作家，没想到他还是一位“对文学批评有独到的认识”的批评家，尤其是一位“推崇文学性，那种西方的‘寻美的批评’和中国的诗文批评的结合，那种‘以印象和比喻为核心的整体、综合、直接的体味和关照’”的自由的文学批评家，这就更坚定了我拥有《咀华集》的决心。
　　陈老师这一提醒，让我想起了这几年编发过的几篇樊老师的文章，好像也散发着李健吾先生那种批评味道。这一提醒，还让我想到自己这两年陆续接触并喜欢上的另两位前辈学人李长之和梁宗岱，他们的批评观也与李健吾先生接近，是一种在今天已远离我们的“寻美的批评”“自由的批评”。这几天，当我翻开梁宗岱先生的《诗与真续编》时发现，梁宗岱与李长之、李健吾和朱光潜等先生还都是好友，他们互相欣赏对方的批评，比如李长之先生在评价梁宗岱《屈原》一文时说：
　　高头讲章式的著述过去了，饾饤考证式的篇章也让人厌弃了，我们难得有这样好的批评文字。对过去任何伟大诗人，我们似乎都应该由具这样艺术素养的人去表彰一番。（李长之：《评梁宗岱〈屈原〉》）
　　但更可贵的是，他们之间从口头到书面的严肃批评。梁宗岱先生曾不留情面地对李健吾和朱光潜两位先生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
　　光潜与建吾都是我们现今特别成功的散文家，并且兩者都是标榜着“艺术”，“匠心”和“风格”的。他们对于名词的运用竟这样疏忽，这样苟且：源头既已如此，流弊可想而知了。（梁宗岱：《从滥用名词说起》）
　　这种好友间基于学理的、真诚的批评，在今天已十分罕见，因此格外新鲜。请让我再不厌其烦地引用一段，借此表达一位编辑对一种理想文学批评的期待：
　　朱光潜先生是我底畏友，可是我们底意见永远是纷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及表现”……（梁宗岱：《论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