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程韡,一只河豚的社会学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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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8日,王程韡在北京清华大学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韡,音同伟,意思是光明、丰盛。《诗经·棠棣》里有这么一句“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翻译成当代白话歌词,大概是:棠棣花儿开成片,花萼花蒂多娇艳。世上何物最珍贵,山高水长兄弟情。
  上世纪90年代,家住吉林省公主岭市的初中生王宇,并不知道这些。那个年代,速算风靡全国,身处东北偏远小县城,教学资源匮乏,想学就得考试。王宇顺利杀出重围,进入当时罕见的30人小班。
  考试更直接的刺激是重新发明了自我。“王宇”这个名字,横扫一大片,以至要在后面备注上父亲的名字,才能分清谁是谁。他决定改个名,翻遍《新华字典》,选了“程”“韡”两个字,“前途光明”。父母开明且心大,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然后就陷入无穷的麻烦中。高考涂卡、银行开户,第一步填姓名,就会遭遇“王程□”“王程*”“王程wei”等诡异搭配;直到现在,他的身份证上,“韡”是简体的“韦 华”,学位证、工作证上则是繁体,“这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世界上存在两个‘老王’”。
  2021年,是王程韡在清华教书的第九个年头。5年前,他开了一门通识课“舌尖上的社会学”,后来获得“清华大学精品课程”称号,每次一两百页的学术文献、至少60分钟的影像资料,扎实硬核;但仍难掩“网红”气质,选课和选上的比例,大概10:1。
  “舌尖”上到3.0版本,王程韡决定写一本书,给普通读者,也给儿子小菘。这就是《正是河豚欲上时》。
王程韡新作:《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

  河豚,大概是最让人纠结的生物。大诗人兼“吃货”苏轼视之为人间美味,做过东坡先生考官的梅尧臣却以其肝、子、眼睛、脊血都有剧毒为由,劝大家别吃。“社会也是如此。它无与伦比的复杂决定了我们很难用好—坏、善—恶去做一个单纯的二分。”王程韡在序言中说,但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我们还是要去“冒险”认识它,就像当年老饕们“河豚入市思拼命”一般好奇、认真。

一场饮食与社会的“冒险”


  写这本书,王程韡给了两个理由,一个是长久以来对“科学技术学”理论,特别是法国哲学家拉图尔思想的关注;另一个更接地气也更“触及灵魂”——来自一次ICU里的人生反思。
  嗜铬细胞瘤,“得了会压迫肾上腺,血压奇高”。在体育锻炼蔚成风气的清华,作为一名园中“青椒”(大学青年教师别称),王程韡常年游泳,偶尔血压高一点,以为是运动过了量。
  等被查出得了这种名字奇怪的凶险疾病,医院的床位还要等号排队。王程韡决定回老家做手术。手术是全麻,推出来后,要在ICU里留观48小时。那一天是2014年12月31日,在所有人欢欣跨年的时刻,他旁边是正在抢救的病人,头顶是长明的灯,每一秒都是煎熬。
  在可怕的清醒中,王程韡开始思考人生:“原来的研究还要不要继续?如果上人生中最后一门课,还要不要讲以前的东西?我是谁?我为什么会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他的家乡公主岭,一个距离长春40公里的“十八线小县城”,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王程韡考上了清华电子系,胡吃海塞了一暑假,以95公斤的体重迈入大学时代。
  在ICU病床上,王程韡回顾自己的前半生,发现“每次打开记忆的闸门,流出来的全都是吃的东西”——作为一个10岁就开始做饭的厨子,食物,是他建构自我、发现社会、理解时代的一面透镜。
  《正是河豚欲上时》(下文简称《河豚》)描写的就是这一场饮食与社会的“冒险”。王程韡用“一鱼两吃”来形容这本书的两种不同读法。
  先看正文,就是一个个通俗故事,贯穿着他自己从“小王”到“老王”一路与吃相伴的成长史:从家门口小卖店的“无花果”“蜜桃精”,到长春姥姥家的红肠、白菜卷和粉鸽子;从“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里一碗并不正宗的牛肉面,到“必胜客”里一叠高高的沙拉塔;从在波士顿用鱼片、豆腐片、西红柿和柠檬胡椒鼓捣出一锅美国版酸汤鱼,到升级“奶爸”后焦虑不安地给儿子小崧选奶粉、做輔食;从在深圳夜市里放飞自我地点一锅砂锅粥,到躺在病床上虚弱无力地吃着各种病号饭……
  再看尾注,几乎与正文等长,延展出饮食背后的时代症结,关乎文化秩序、世界体系、资本逻辑、民族国家、全球化……于是,一杯喜茶就是一个世界,在它的两端,一边是排起长龙、追逐网红的消费者,一边是在阿萨姆的茶园里捉虫或是在非洲的大山里背咖啡豆的小孩;就像一间麦当劳,从象征着美国生活方式的正宗洋快餐,到被愤怒市民抵制的“国际超级铁公鸡”,再到收容城市流浪汉、拾荒者的避风港,金拱门依旧,它的涵义变迁,却是整个中国的变迁。

用写段子的劲头备课

“舌尖上的社会学”课堂上。

  这样的写法,自然是一场“冒险”。王程韡拉来人类学“大神”列维—施特劳斯来壮胆。后者在《热带的忧郁》里絮絮叨叨地记录下年轻时在亚马孙丛林的探险经历,而这部看起来毫不“学术”的散漫游记,已成为人类学的不朽经典。   但在中国学术界,很少有人这么写,这只“河豚”的诞生自然一路坎坷。一波三折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欣然接手。王程韡决定将版税捐赠给一所贫困地区的小学,用作一年的营养餐费用。他和学生坦陈,《河豚》注定不会是畅销书,也许首印的8000册就是极限。但一本小书也有自己的力量,比如给一所学校一年的好时光。
  这也正是《河豚》试图表达的:小人物依然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和改变周遭的小世界。舌尖上的社会学,也是每个普通人的社会学。“我讲了这么多我的故事,你有没有一种冲动,写写自己的故事呢?”2020年秋天,“舌尖”开到第四个年头,按照王程韡对自己的要求——一门课最多开5年,到了该落幕的时刻。这一次,他决定“任性一把”,要每位同学提交一份不多于3000字的生命历程叙事报告。
  对王程韡来说,教育是一件严肃且私人的事情,为此要勤奋备课,“15分钟必须爆个梗,要不同学就溜号了”。他拿出写脱口秀段子的劲头,为此不断从《脱口秀大会》的李雪琴那里“上货”,甚至对她半决赛的稿子进行了详细批注。
  “隔壁(北大)能培养出李雪琴,确实比清华强。”王程韡感叹,“她的稿子有社会科学的学术底子,又能把深刻變成段子和笑料。”相比而言,大多数学术写作则“惨不忍睹”,处于“写书—出书—送书—销毁”的内循环中。即便是标榜通俗的写作,也是炒作媒体炒作过的话题,隔着窗户纸点拨一下,“听一听,貌似有道理,缓解了心中焦虑,然后随即忘了”。
  他在图书统计系统“开卷”上搜索“像××一样思考”的书名,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学家,没有不能“思考”的。“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图式,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也不可能像你一样思考。你能做的,是像每个普通人一样思考,然后用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讲出来。”
  《河豚》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舌尖上的社会学”落幕后,接档的新课是“二次元医学社会史”,同样来自王程韡对个人生命的追问。课程大纲已出了一版,涉及《鬼灭之刃》《火影忍者》《哪吒闹海》《邋遢大王》等,看题目,中二与学术之魂都熊熊燃烧。他的少年时代在《哆啦A梦》《圣斗士星矢》《七龙珠》“老三本”的陪伴下度过,长大后除了打磨厨艺,最大的爱好就是“追番”。开这门课的目的,“一来是让医学史变得有趣,二来是刺激一下渐渐滑入玄幻套路的国漫,敢不敢正视一下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
  春节前,王程韡在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副新对联:“菘芥笔羹献岁新,瑄玉不琢侍祠频。”“瑄”是女儿瑄瑄,2021年1月1日凌晨出生;“菘”是儿子小菘,今年3岁。他说,女儿要像古代的玉璧,璀璨明丽;儿子则可以低调一点,就像被誉为“诸蔬之冠”的菘,清清白白,不染功利心,民间俗称大白菜。
  几年前,他开了个公号“苏菲的脑洞”,即智慧(Sophie)的脑洞。网友用“前途光明”的包袱送他网名“苏潜光”,他欣然接受。公号上除了一些正经或不正经的学术探讨,还记录下一个名校“青椒”在学术与带娃间钟摆般摇荡的真实生活。
接档“舌尖”的新课“二次元医学社会史”,涉及《鬼灭之刃》《火影忍者》《哪吒闹海》《邋遢大王》等中外动漫。

  2020年,王程韡38岁。这一年,经历了疫情下的隔离、网课的手忙脚乱、物价的节节飙升,他在公号上定下未来的目标:做一点真正喜欢的研究,开一些名字不那么讨喜的课,时不时给自己和家人包顿饺子。还有,趁着延过一次的海洋馆年卡没过期,再多去看看被困在小房子里的企鹅。

每个人都有一扇任意门


  《环球人物》:你在书中提到了“无花果”、“蜜桃精”、跳跳糖,都是很鲜明的80年代食物,这算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王程韡:弗里德曼当年说“世界是平的”,但根本不是。世界分为中心和边缘,中心可能是北京、上海、纽约、伦敦,但公主岭肯定是边缘的边缘,所以我们才会吃到用萝卜丝制成的假无花果,而且吃得很开心。这个世界的不均质从零食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在北京看到可比克,你会觉得这个超市档次好低,但在很多县城,可比克是最高端的薯片品牌,放在最现眼的位置,哪儿有乐事呀?
  《环球人物》:书中讲到当代人为了吃得健康,从养生老汤到低温慢煮、轻断食,不断鼓捣新花样,为什么现在保健、养生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
  王程韡:现代化转型中,个人的商品化在所难免。准备生孩子了,女性要吃点叶酸,男性要戒烟戒酒,胎教还要听点古典音乐。每个人很早就明白,我是一个商品,应该让自己具有更多的价值。于是从考大学到找工作,每一个能写到简历、展露在酒桌上的东西,都应该马上积累。所以才会有养生的焦虑,因为如果命都没了,价值就直接归零了。年轻人不去思考整个社会结构带来的压迫,而是想通过一些可控的手段,比如喝点枸杞菊花,来实现更好的改变,因为身体是很多人生活中硕果仅存的、能控制住的东西。
  但我不想批判,相反,这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在过去,马克思告诉你,资本家欺负你,你要冲到他的工厂,把机器都捣毁;斯科特告诉你,你就磨洋工,使用弱者的武器。但现在,对抗和逃避都是不现实的。我们要找到一种与世界和解的方式,改变不了大社会,还不能改变小世界吗?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式,整个大环境说不定就改变了呢?
  《环球人物》:你与世界和解的方式是什么?
王程韡一家合影。《河豚》一书中多次提及妻子大花与儿子小菘。(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王程韡:知识。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我很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大部分家长的育儿焦虑。我老婆怀小崧的时候,我就把8年制的妇产科教材看了一遍,之后几乎所有东西就没“坑”了。
  《环球人物》:书中写到王小波,你很喜欢他?
在个人公号“苏菲的脑洞”里,王程韡记录下一个名校“青椒”在学术、做饭、带娃之间穿梭忙碌的日常生活。

  王程韡:我的文学素养极差,高中时看过的只有金庸小说和韩寒的《三重门》。读王小波已经是念研究生了,但真的很喜欢。你想做一个社会的傀儡,还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个问题一直在。
  如果小波还在,我想告诉他,我们活得很好。无论我们选择请客吃饭,让一辈子没上台讲话机会的自己,在乡亲面前露一把脸、提一口气;还是选择在夜市吃卫生堪忧的路边摊,卸下伪装,逃离内卷化的996、007,都可以找到一种突破秩序、重获自由的方式。每个人都有一扇任意门,让我们从社会中脱嵌,先去里边待会儿,从一个商品活回一个人,然后带着一份开心重回现实。《河豚》写的也是这个过程:我们从社会结构的束缚下走出,打开一扇门,透出一点光。
  《环球人物》:苏潜光?
  王程韡:哈哈哈。
  王程韡:1982年生于吉林公主岭。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食爱好者。2016年在清华大学开设“舌尖上的社会学”课程。近期出版《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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