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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当户籍和公共服务歧视这些问题逐渐减弱，很多今天在农村出现的现象，包括人口结构，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一些报道称，中国农村现在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城市出现招工难，农村出现空心村，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似乎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但统计局的数据又告诉我们，2014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4%。那么，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消失”的劳动力
对一个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国家，未来还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劳动力流动过程当中，举家迁移的比率只有20%左右。如果一个家庭要决定把哪一个成员送到城市去工作，在未能举家迁移的情况下，当然是年轻男性进城打工，这便造成，中国仍然有5000万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的留守女性。
那么，当前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是否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其实不然。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同时，经济发展也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女性仍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在发达国家，60多岁的人在餐馆做服务员或在航空公司做乘务员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劳动力总量的枯竭，而是未来城市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如果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就必然会在农村出现人口减少。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已经出现机器替代劳动的现象，而这恰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大规模的农场将逐渐出现。要知道，当前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四百分之一、欧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积小，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难以提高。而为了让农业人口的收入不至于太低，政府必然对农产品的价格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未来农场面积可以不断扩大，那么，农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大规模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反而可能下降，而政府需要给农业的补贴则相应减少，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当前，恰恰因为经营农业的收入低，所以现在农村的人口结构才是老年人和女性偏多。未来，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于年龄和技术要求将不断提高，这会使得年轻的男性劳动力，甚至接受过较好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当中去，以适应农业对于体力和技能更高的要求。
当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当户籍和公共服务歧视这些问题逐渐减弱，很多今天在农村出现的现象，包括人口结构，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城市化受阻而不是过度
人们往往把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扭曲造成的问题误以为是城市化的错，实际上，这往往是中国当下的制度造成的。
如果中国真的到了劳动力枯竭的阶段，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农村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出现了，甚至应该看到，一些年轻男性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应该看到农民已经富有了，城乡差距也由此不断缩小，国家也不需要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全面的保护了。同时，未来在城市里的服务业，将不断出现年龄较大和女性劳动力，补充其劳动供给。
不管当前中国正在出现什么状况，这里所说的二元经济迈向现代化的过程是经济的普遍发展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会是人类发展的例外。恰恰相反，特大城市把减少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机会当作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绩，倒反而会让这些城市成为全人类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违反经济规律来办事，只会让自己受损。当前，在特大城市招农民工比招大学生还难。一方面上级领导要求减少外来人口，另一方面基层官员陪着企业偷偷地到外地去招工。
有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东部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劉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而中西部却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的研究恰恰说明，中国不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的问题，而是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因为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里，根本就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根本不会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方，在不同时点上出现刘易斯拐点。
城市化为何没有吸纳留守人群
贵州毕节4名儿童自杀的惨剧，一下子把城市化进程中不堪的一面暴露出来。一般而言，城市化进程中家人分隔两地是正常的现象。随着进城一方在城里扎根落脚，其他的家庭成员随之迁移，大规模留守妇女儿童不会持续存在。
那么何以在中国却出现了不同的景象呢？一方面是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另一方面是持续存在规模巨大的留守人群。城市化为何没有吸纳这些留守人群？
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城乡发展不公平的时候，往往会注意到历史上的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农业补贴工业产品。但在新的城市化背景下，也存在一个人力资本的剪刀差问题。城市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生息劳作交税，但只享受很少的城市福利甚至无法享受城市福利。这是用外来务工者的血汗补贴城市居民，是新时代的人力资本剪刀差。
不吸纳进城务工人员，不吸纳留守人群，存在人力资本城乡剪刀差，究其本质原因是因为当下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已经进城的或原来的城里人，不愿进一步放开城门容纳外来人。
因此，要实现决策者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或人的城市化，必然要改变当前的利益格局。在无法依靠城里既得利益者自觉的情况下，市场结构不存在，因此也无法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达成人的城市化。此时，从更高层面来调整利益格局就显得十分必要。
要避免农村继续出现各种惨烈的留守人群的悲剧，例如儿童意外死亡、被性侵等，就要破除目前的户籍制度对城市化的限制。公共政策的取向不应是把人留在农村，而是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例如卫生设置和教育服务等。财政拨款也要朝这个路子走。同时由于城市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改善，也会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
让家庭整体自由迁移，这是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如果要靠牺牲儿童来实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丧失了未来。这是老调重弹，但又不得不弹。
（《财经》陆铭、李华芳/文）
一些报道称，中国农村现在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城市出现招工难，农村出现空心村，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似乎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但统计局的数据又告诉我们，2014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4%。那么，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消失”的劳动力
对一个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国家，未来还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劳动力流动过程当中，举家迁移的比率只有20%左右。如果一个家庭要决定把哪一个成员送到城市去工作，在未能举家迁移的情况下，当然是年轻男性进城打工，这便造成，中国仍然有5000万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的留守女性。
那么，当前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是否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其实不然。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同时，经济发展也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女性仍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在发达国家，60多岁的人在餐馆做服务员或在航空公司做乘务员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劳动力总量的枯竭，而是未来城市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如果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就必然会在农村出现人口减少。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已经出现机器替代劳动的现象，而这恰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大规模的农场将逐渐出现。要知道，当前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四百分之一、欧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积小，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难以提高。而为了让农业人口的收入不至于太低，政府必然对农产品的价格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未来农场面积可以不断扩大，那么，农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大规模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反而可能下降，而政府需要给农业的补贴则相应减少，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当前，恰恰因为经营农业的收入低，所以现在农村的人口结构才是老年人和女性偏多。未来，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于年龄和技术要求将不断提高，这会使得年轻的男性劳动力，甚至接受过较好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当中去，以适应农业对于体力和技能更高的要求。
当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当户籍和公共服务歧视这些问题逐渐减弱，很多今天在农村出现的现象，包括人口结构，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城市化受阻而不是过度
人们往往把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扭曲造成的问题误以为是城市化的错，实际上，这往往是中国当下的制度造成的。
如果中国真的到了劳动力枯竭的阶段，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农村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出现了，甚至应该看到，一些年轻男性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应该看到农民已经富有了，城乡差距也由此不断缩小，国家也不需要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全面的保护了。同时，未来在城市里的服务业，将不断出现年龄较大和女性劳动力，补充其劳动供给。
不管当前中国正在出现什么状况，这里所说的二元经济迈向现代化的过程是经济的普遍发展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会是人类发展的例外。恰恰相反，特大城市把减少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机会当作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绩，倒反而会让这些城市成为全人类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违反经济规律来办事，只会让自己受损。当前，在特大城市招农民工比招大学生还难。一方面上级领导要求减少外来人口，另一方面基层官员陪着企业偷偷地到外地去招工。
有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东部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劉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而中西部却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的研究恰恰说明，中国不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的问题，而是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因为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里，根本就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根本不会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方，在不同时点上出现刘易斯拐点。
城市化为何没有吸纳留守人群
贵州毕节4名儿童自杀的惨剧，一下子把城市化进程中不堪的一面暴露出来。一般而言，城市化进程中家人分隔两地是正常的现象。随着进城一方在城里扎根落脚，其他的家庭成员随之迁移，大规模留守妇女儿童不会持续存在。
那么何以在中国却出现了不同的景象呢？一方面是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另一方面是持续存在规模巨大的留守人群。城市化为何没有吸纳这些留守人群？
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城乡发展不公平的时候，往往会注意到历史上的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农业补贴工业产品。但在新的城市化背景下，也存在一个人力资本的剪刀差问题。城市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生息劳作交税，但只享受很少的城市福利甚至无法享受城市福利。这是用外来务工者的血汗补贴城市居民，是新时代的人力资本剪刀差。
不吸纳进城务工人员，不吸纳留守人群，存在人力资本城乡剪刀差，究其本质原因是因为当下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已经进城的或原来的城里人，不愿进一步放开城门容纳外来人。
因此，要实现决策者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或人的城市化，必然要改变当前的利益格局。在无法依靠城里既得利益者自觉的情况下，市场结构不存在，因此也无法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达成人的城市化。此时，从更高层面来调整利益格局就显得十分必要。
要避免农村继续出现各种惨烈的留守人群的悲剧，例如儿童意外死亡、被性侵等，就要破除目前的户籍制度对城市化的限制。公共政策的取向不应是把人留在农村，而是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例如卫生设置和教育服务等。财政拨款也要朝这个路子走。同时由于城市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改善，也会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
让家庭整体自由迁移，这是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如果要靠牺牲儿童来实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丧失了未来。这是老调重弹，但又不得不弹。
（《财经》陆铭、李华芳/文）